沒想到這個喬文亞在將我的軍，細想一下也不過是以攻為守。他是在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爭取我的支持和諒解。如果我在這裏和喬文亞展開爭辯，我可以寫一篇萬字長文回複他的“挑釁”，因為世上沒有絕對自由的東西，對於愛情的禁錮、愛情的專一、愛情的自由乃至性解放和杯水主義，並不是今天才爭論的課題。遠在“五·四”運動之前，早就爭論得沸沸揚揚，注定得不到完美的解決。誰也難以逃脫利弊互見的規律。毫無疑問，我是屬於感情服從理智、自由服從紀律的一派，如果援越部隊都像你喬文亞一樣，到越南來浪漫蒂克一番，那麼援越任務將很難完成。當安娜·卡列尼娜投身到火車輪下時，她應該想想她追求的愛情是真正的愛情嗎？她得到了什麼，她破壞了什麼。她向人世間提供的是榜樣還是教訓？她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她的行為有沒有侮辱和損害別人？不少評論家的同情是在卡列尼娜一邊，說她是以死來表示對上流社會冷酷、虛偽、狡詐的抗議；那麼下流社會有沒有愛情悲劇？那麼，你喬文亞，你蘇長寧絕對不是十八、十九世紀的貴族階級，你們的愛情悲劇的發生應該怪誰呢？
誰反對愛情至上？你們在中學裏就讀過裴多菲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詩，到底應該什麼至上？我不能不抑製住抗辯的激情繼續讀下去！
這也許是一種天意。本來，我是應該陪您去奠邊府的。可是，由於黎東輝親自陪您去，我就沒有去的必要了，既然用不到翻譯，張科長去比我去更好，奠邊府的高炮團裏他有熟人，安排你們的食宿他比我更有利。我的急腹疼不是真的，因為我必須和阿娟相見。因為她告訴我已經懷孕，我猶如當頭受了一下重擊，一時間手腳冰涼眼前發黑，身子一晃，險些兒跌倒。……我說得了急腹痛自然有人相信，當時我的樣子的確像是個得了重病的人。我和阿娟相約找個機會從長計議，隻有蘇軍醫能夠幫助我們。也許我和蘇軍醫是同病相憐，內心隱秘互不相瞞。
在您跟我深談過之後，我曾經下決心和阿娟斷掉。根植在心田上的愛苗若想連根拔除，必然帶著血肉，而且極其容易複萌。……同時，我也想到，如果此時我再回避不見，那就等於始亂終棄，使阿娟受到雙重打擊，我於心不忍，既違背我的本意，更違背為人的道德。……
住在醫療隊裏，我就獲得了自由，我和阿娟又回到了那所被廢棄的竹屋。我們兩個都像心誌精力俱已衰竭的人，互相偎抱著卻沒有任何快意，隻有絕望和悲傷，兩顆心緊貼在一起，就像釘在針下的蝴蝶翅膀簌簌顫抖，卻又覺得那個小生命在呼喚我們。
如果不是那個小生命緊揪住我們，我們有可能雙雙跳崖，做一個當代羅密歐和朱麗葉。我們的第一個決心就是把我們兩人愛情的結晶——嬰兒（不管是男是女）生下來；第二個決心，就是在不得已分手的情況下，等待相聚的日期。
我們考慮到目前我留在越南沒有可能，因為我們沒處躲藏，支隊必然會派人找我。
而且給中越友誼、給五個偉大的代表、給支隊本身帶來損傷；帶阿娟走也不可能，結果仍然和我留下一樣。
唯一的辦法是我們在合法的情況下重新結合，或者我當作華僑到越南來找她，或者她去中國找我。至於要等多少歲月，不得而知。但是，除此之外，我們找不到任何出路。
阿娟毅然揪下一縷柔發，打了個結，捺在我的手上：“喬！見發如見人，你帶上它，就像帶上我……”
那一幕的確帶有慘烈悲壯的色彩。我們立即計劃聯絡方法：我用什麼辦法找到她，她用什麼辦法找到我？而後又研究，孩子生下來怎樣養活？要不要公開她或他的爸爸是誰？這是兩個難題，一時間找不到妥善的辦法，隻好先解決最容易的：生男叫什麼名字？生女叫什麼名字？
這是最好解決的問題：是男，叫黎念喬；是女，叫喬思娟。
接著，我想起了最靠得住的聯絡方法，這方法來源於地下工作者如何接頭：我們相約，每年的單月第一天，各自到約定的地點碰頭；當時，中越邊境基本上有國無界，兩國邊民多有親友往來，要想見麵並不困難。
越北邊境和中國相通的有三關——友誼關、平而關、水口關。最後確定第一年的會麵地點在友誼關，第二年在平而關，第三年在水口關，周而複始，不見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