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鞠躬致謝。
她走之後，彼得·彼得羅維奇就講起她家的情況。據他說，這個姑娘是好人家出身，叫莉季婭·沃爾恰尼諾夫娜，她和母親、妹妹居住的莊園，連同池塘對岸的村子，都叫舍爾科夫卡。她的父親當年在莫斯科地位顯赫，去世時已是三品文官。盡管廣有資財，沃爾恰尼諾夫的家人一直住在鄉間，不論夏天冬天從不外出。莉季婭在舍爾科夫卡的地方自治會開辦的小學任教，每月領二十五盧布薪水。她自己的花銷就靠這筆收入，她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這是一個有趣的家庭，”別洛庫羅夫說，“好吧，我們哪天去看看她們。她們會歡迎您的。”
一個節日的午後，我們想起了沃爾恰尼諾夫一家人，便動身到舍爾科夫卡去看望她們。母親和兩個女兒都在家。母親葉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當初想必是個美人兒，不過現在身體虛胖，顯得比實際年齡要大，還害著哮喘病。她神色憂鬱，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為了引起我的興趣，盡量談些繪畫方麵的話題。她從女兒那裏得知，我可能會去舍爾科夫卡，她倉促間想起了在莫斯科的畫展上曾見過我的兩幅風景畫。現在她就問我，在這些畫裏我想表現什麼。莉季婭，家裏人都叫她麗達，大部分時間在跟別洛庫羅夫交談，很少跟我說話。她神態嚴肅，不苟言笑，問他為什麼不到地方自治機關任職，為什麼他至今一次也沒有參加過地方自治會的會議。
“這樣不好，彼得·彼得羅維奇，”她責備說，“不好。該慚愧啊。”
“說得對，麗達說得對，”母親附和道，“這樣不好。”
“我們全縣都掌握在巴拉金的手裏，”麗達轉向我接著說，“他本人是縣地方自治局執行委員會主席，他把縣裏的所有職位都分給了他的那些侄兒和女婿，自己一意孤行，為所欲為。應當鬥爭才是。青年人應當組成強有力的派別，可是您看到了，我們這兒的青年人是怎麼樣的。該慚愧啊，彼得·彼得羅維奇！”
大家談論地方自治局的時候，妹妹任妮亞一直默不作聲。她向來不參加嚴肅的談話。家裏人還不把她當作大人看待，由於她小，大家叫她蜜修斯，這是因為她小時候稱呼她的家庭女教師為蜜斯的緣故。她一直好奇地望著我，當我翻看照相本時，她不時為我說明：“這是叔叔……這是教父”，還用纖細的手指點著相片。這時她像孩子般把肩頭貼著我，我便在近處看到她那柔弱的尚未發育的胸脯，消瘦的肩膀，發辮和緊束著腰帶的苗條的身子。
我們玩槌球，打網球，在花園裏散步，喝茶，然後在晚餐時消磨了很長時間。在住慣了又大又空的圓柱大廳之後，來到這幢不大卻很舒適的房子裏一時還有點不適應。這裏的四壁沒有粗劣的石版畫，這裏對仆人以“您”相稱，這裏因為有了麗達和蜜修斯一切都顯得年輕而純潔，到處都呈現出上流社會的氛圍。晚餐桌上，麗達又跟別洛庫羅夫談起縣地方自治局、布拉金和學校圖書館的話題。這是一位富有朝氣的、真誠的、有主見的姑娘，聽她講話很有意思，盡管她說得大多，聲音響亮——這大概是她講課養成的習慣。可是我的那位彼得·彼得羅維奇，從上大學起，就有個把話題引向爭論的習慣，而且講起話來枯燥無味、拖遝冗長，總想炫耀自己是個有頭腦的進步人士。他做手勢的時候，袖子帶翻了一碗調味汁，弄得桌布上一灘油漬，可是除了我，好像誰也沒有看見。
我們動身回去的時候，天色已黑，四下裏一片寂靜。
“良好的教養不在於你不弄翻調味汁、弄髒桌布，而在於別人弄翻了你隻當沒看見，”別洛庫羅夫說完歎了一口氣，“是啊，這是個極好的、有教養的家庭。我跟這些高尚的人很少聯係了，真是很少聯係了！成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
他講到，如果你想把農業經營得極好，就必須付出許多辛勞。而我卻想：他這人多麼遲鈍、懶散！每當他談起什麼正經事，就故意拖長聲調，哎呀哎的，幹起事來，跟說話一樣——慢慢騰騰，總是拖拖拉拉，錯過了期限。我對他的辦事認真已經不大信服，因為我曾托他去郵局發幾封信，才知他一連幾個星期把信揣在自己的口袋裏。
“最難以忍受的是，”他跟我並排走著，嘟噥道，“最難以忍受的是，你辛辛苦苦地工作，卻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絲一毫的同情都沒有！”
二
從此我經常去沃爾恰尼諾夫家。通常我坐在涼台最下一級的台階上。我心情苦悶，對自己不滿，惋惜我的生活匆匆流逝，而且沒有趣味。我老想，我的心變得如此沉重，真該把它從胸腔裏挖出來才好。這時候涼台上有人說話，響起衣裙的窸窣聲，翻書聲。不久我就習慣了麗達的活動：白天她給病人看病，分發書本，經常不戴帽子、打著傘到村子裏去，晚上則大聲談論著地方自治局和學校的事。這個苗條而漂亮、神態永遠嚴肅、小嘴輪廓分明的姑娘，隻要一談起正經話題，總是冷冷地對我說：
“您對這種事是不會感興趣的。”
她對我沒有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歡我，是因為我是風景畫家，在我的那些畫裏不反映人民的困苦，而且她覺得，我對她堅信不疑的事業是漠不關心的。我不由得記起一件往事，一次我路過貝加爾湖畔，遇到一個騎在馬上、穿一身藍布褲褂的布裏亞特族姑娘。我問她，可否把她的煙袋賣給我。我們說話的時候，她一直輕蔑地看著我這張歐洲人的臉和我的帽子，不一會兒就懶得答理我。她一聲叱喝，便策馬而去。麗達也是這樣蔑視我，似乎把我當成了異族人。當然，她在外表上絕不表露出她對我的不滿，但我能感覺出來，因此，每當我坐在涼台最下一級的台階上，總是生著悶氣，數落道：自己不是醫生卻給農民看病，無異於欺騙他們，再者一個人擁有兩千俄畝土地，做個慈善家那還不容易。
她的妹妹蜜修斯，沒有任何要操心的事，跟我一樣，完全過著閑散的生活。早上起床後，她立即拿過一本書，坐在涼台上深深的圈椅裏讀起來，兩條腿剛夠著地。有時她帶著書躲到株樹林蔭道裏，或者幹脆跑出大門到田野裏去。她整天看書，全神貫注地閱讀著。有時她的眼睛看累了，目光變得呆滯，臉色十分蒼白，憑著這些跡象才能推測到，這種閱讀使她的腦子多麼疲勞。每逢我上她的家，她一看到我就有點臉紅，放下書，兩隻大眼睛盯著我的臉，興致勃勃地向我講起家裏發生的事，比如說下房裏的煙囪起火了，或是有個雇工在池塘裏捉到一條大魚。平時她總穿淺色的上衣和深色的裙子。我們一道散步，摘櫻桃做果醬用，劃船。每當她跳起來夠櫻桃或劃槳時，從她那寬大的袖口裏就露出她細弱的胳膊。有時我寫生，她則站在旁邊，看著我作畫，連聲讚揚。
七月末的一個星期日，早上九點多鍾我就來到沃爾恰尼諾夫家。我先在花園裏一邊散步，越走離正房越遠，一邊尋找白蘑菇。那年夏天這種蘑菇多極了，我在一旁插上標記，等著以後同任妮亞一道來采。和風習習。我看到任妮亞和她的母親身穿淺色的節日衣裙，從教堂裏回來，任妮亞一手壓著帽子，大概怕被風刮掉。後來我聽到她們在涼台上喝茶。
我這人無牽無掛，而且總想為自己的閑散生活找點借口，所以夏天我們莊園裏的節日早晨總是格外誘人。這時鬱鬱蔥蔥的花園裏空氣濕潤，露珠晶瑩，在晨曦的照耀下，萬物都熠熠生輝，顯得喜氣洋洋；這時房子附近彌漫著木樨花和夾竹桃的香味，年輕人剛從教堂裏歸來，在花園裏喝著茶；這時人人都穿得漂漂亮亮，個個都興高采烈；這時你再知道，所有這些健康、飽足、漂亮的人，在這漫長的夏日可以什麼事都不幹——在這種時刻，你不由得想到：但願一輩子都能過上這種生活。此刻我一邊這麼想著，一邊在花園裏漫步，準備照這樣無所事事地、毫無目的地走上一整天，走上一個夏季。
任妮亞提著籃子來了。看她臉上的那副表情，仿佛她早知道或者預感到會在花園裏找到我。我們一塊兒采蘑菇，聊天。當她想問我什麼時，就朝前走幾步，這樣好看清我的臉。
“昨天我們村裏出了奇跡，”她說，“瘸腿的佩拉吉婭病了整整一年，什麼樣的醫生和藥都不管事，可是昨天有個老太婆嘀咕了一陣，她病就好了。”
“這算不了什麼，”我說，“不應當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尋找奇跡。難道健康不是奇跡？難道生命本身不是奇跡？凡是不可理解的東西，都是奇跡。”
“可是，對那些不可理解的東西，您不覺得可怕嗎？”
“不怕。對那些我不理解的現象，我總是精神抖擻地迎上去，不向它們屈服。我比它們高明。人應當意識到，他比獅子、老虎、猩猩要高明，比自然界的一切生靈和萬物都要高明，甚至比那些不可理解、被奉為奇跡的東西還要高明，否則他就不能算人，而是那種見什麼都怕的老鼠。”
任妮亞以為，我既然是畫家，知道的東西一定很多，即使有些事情不知道，多半也能琢磨出來。她一心想讓我把她領進那個永恒而美妙的天地裏，領進那個崇高的世界，照她看來，在那個世界裏我是自己人，她可以跟我談上帝，談永生，談奇跡。而我不認為我和我的思想在我死後將不複存在，便回答說：“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我們將永生。”她聽著，相信了，並不要求什麼論證。
我們朝房子走去，她突然站住了，說：
“我們的麗達是個了不起的人，不是嗎？我熱烈地愛她，隨時都可以為她犧牲我的生命。可是請您告訴我，”任妮亞伸出手指碰碰我的袖子，“您說說為什麼老跟她爭論？為什麼您動不動就生氣？”
“因為她是不對的。”
任妮亞搖搖頭表示不同意，眼睛裏閃著淚花。
“真是不可理解！”她說。
這時，麗達剛好從什麼地方回來，手裏拿一根馬鞭站在台階附近，在陽光的照耀下更顯得苗條而漂亮。她正對雇工吩咐些什麼。她匆匆忙忙，大聲說話，接待了兩三個病人，之後一臉認真、操心的神色走遍所有的房間，一會兒打開這個立櫃，一會兒又打開另一個立櫃，最後到閣樓上去了。大家找了她好久，叫她吃午飯。等她來時，我們已經喝完湯了，所有這些細節不知為什麼我至今都記得清清楚楚。整個這一天雖然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回憶起來卻栩栩如生，令人歡欣。午飯後，任妮亞埋進深深的圈椅裏又看起書來，我又坐到台階的最下一級。大家都不說話。天空烏雲密布，下起稀疏的細雨。天氣悶熱，風早就停了，仿佛這一天永遠不會結束。葉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也到涼台上來了，她一副睡眼惺忪的樣子，手裏拿著扇子。
“啊，媽媽，”任妮亞說，吻她的手，“白天睡覺對你的健康是有害的。”
她倆相親相愛。一人去了花園，另一人必定站在涼台上，望著樹林呼喚：“喂，任妮亞！”或是“媽媽，你在哪兒呢？”她倆經常在一起祈禱，兩人同樣篤信上帝，即使不說話，彼此也能心領神會。她倆對人的態度也一樣。葉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很快就跟我處熟，喜歡我，隻要我兩三天不去，她就會打發人來探問，我是不是病了。跟蜜修斯一樣，她也讚賞地觀看我的畫稿，絮絮叨叨地、毫無顧忌地告訴我發生的事，甚至把一些家庭秘密也透露給我。
她崇拜自己的大女兒。麗達向來不對人表示親熱，隻說正經的事。她過著自己獨特的生活，在母親和妹妹的眼裏，是個神聖而又帶幾分神秘的人，誠如水兵們眼裏的海軍上將，總是坐在艦長室裏，叫人難以接近。
“我們的麗達是個了不起的人，”母親也常常這樣說，“不是嗎？”
這時下著細雨，我們談到了麗達。
“她是個了不起的人，”母親說，然後戰戰兢兢地四下裏看看，壓低嗓子，鬼鬼祟祟地補充說：“這種人白天打著燈籠也難找。不過，您知道嗎，我開始有點擔心了。學校啦，藥房啦，書本啦，這些都很好，可是何苦走極端呢？她都二十四歲啦，早該認真想想自己的事了。老這樣為書本和藥房的事忙忙碌碌，不知不覺中大好年華就要過去了……她該出嫁了。”
任妮亞看書看得臉色發白，頭發散亂，她抬起頭來，望著母親，像是自言自語地說：
“媽媽，一切有賴於上帝的旨意。”
說完，又埋頭看書去了。
別洛庫羅夫來了，他穿著緊腰長外衣和繡花襯衫。我們玩槌球，打網球。後來天黑了，大家吃晚飯，又消磨了很長時間。麗達又講起學校的事和那個把全縣都抓在手裏的拉巴金。這天晚上我離開沃爾恰尼諾夫家時，帶走了這漫長而又閑散的一天那美好的印象，同時又悲哀地意識到：這世上的一切，不管它多麼長久，總有結束的時候。任妮亞把我們送到大門口，也許是因為她從早到晚伴我度過了一天，這時我感到，離開她似乎有些寂寞，這可愛的一家人對我來說已十分親切。入夏以來我頭一次產生了作畫的願望。
“請告訴我，您為什麼生活得這麼枯燥，毫無色彩？”我和別洛庫羅夫一道回家時，問他，“我的生活枯燥，沉悶，單調，這是因為我是畫家，我是怪人，從少年時代起我在精神上就備受折磨：嫉妒別人，對自己不滿，對事業缺乏信心，我向來貧窮，到處漂泊；可是您呢，您是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老爺——您為什麼生活得這麼乏味？為什麼您從生活中獲取的東西那麼少？為什麼，比如說吧，您至今沒有愛上麗達或者任妮亞？”
“您忘了我愛著另一個女人。”別洛庫羅夫回答。
他這是指他的女友，和他一起住在廂房裏的柳博芙·伊凡諾夫娜。我每天都能見到這位女士在花園裏散步。她長得極其豐滿，肥胖，舉止傲慢，活像一隻養肥的母鵝，穿一套俄式衣裙，戴著項鏈，經常打一把小陽傘。仆人不時喊她回去吃飯或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間廂房當別墅，從此就在別洛庫羅夫家住下，看樣子永遠不會走了。她比他大十歲，把他管束得很嚴，以至他每次出門，都要征得她的許可。她經常扯著男人般的嗓子大哭大叫，遇到這種時候，我就打發人去對她說，如果她再哭下去，我就立即搬家，她這才止住了。
我們回到家裏，別洛庫羅夫坐到沙發上，皺起眉頭想著心事，我則在大廳裏來回踱步，像個墮入情網的人，感受著內心的激動和歡欣。我不由得想談談沃爾恰尼諾夫一家人。
“麗達隻會愛上地方議員，而且像她一樣，還得熱心辦醫院和學校，”我說，“啊，為了這樣的姑娘，不但可以參加地方自治會的工作，而且像童話裏說的那樣，穿破鐵鞋也心甘情願。還有那個蜜修斯，她是多麼可愛呀！”
別洛庫羅夫慢慢騰騰地大談時代病——悲觀主義。他說得振振有詞，那種口氣就好像我在跟他辯論似的。要是一個人坐在那裏，高談闊論，又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走，這時你的心情遠比穿過幾百俄裏荒涼、單調、幹枯的草原還要煩悶。
“問題不在悲觀主義還是樂觀主義，”我惱怒地說，“問題在於一百個人當中倒有九十九個沒有頭腦！”
別洛庫羅夫認為這話是說他的，一氣之下就走了。
三
“公爵在瑪洛焦莫沃村作客，他向你問候，”麗達不知從哪兒回來，脫著手套，對母親說，“他講到了許多有趣的事情……他答應在省地方自治局代表會議上再一次提出在瑪洛焦莫沃村設立醫務所的問題。不過他又說希望不大。”這時她轉身對我說：“對不起，我又忘了，您對這種事是不會感興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