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吳稚暉
1912年4月19日，在上海新舞台，一位穿黑西裝、圍紅圍巾、頭頂用紅繩紮了根小辮的小醜登台亮相，他左手持西班牙鼓，右手執折扇，斷繼續擊鼓，高唱自編功勸募歌，要求大家為剛誕生的中華民國捐款。這位小醜的扮演者乃是清末民初大名鼎鼎的反清革命家、無政府主義思想家、教育家吳稚暉。為吳稚暉認為捐款未夠，於是跪在台前叩頭不止，而且愈叩愈急，觀眾投擲銀元就更多了，甚至有的把金戒、金手鐲也投到台上。這時吳稚暉才起立大聲說：“謝謝諸位男女來賓，我勸大家捐錢，我不捐錢，我下不了台。我隻好把腰間所有的錢，一齊和大家的錢並入一堆，也算是我吳稚暉裝點門麵，湊湊熱鬧。”說完，他將腰帶一鬆，若幹銀元“嘩啦”落地，他從滿座掌聲中躬身退場。
吳稚暉，1865年3月25日（清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生在陽在陽湖縣（今屬武進縣）雪堰橋。他的曾祖父叫吳玉裕，祖父叫吳治永，父親吳有成，世居雪堰橋。他的母親鄒氏是無錫北門人。他了生在農曆二底，古書上將農曆月底月亮出現在西方稱為“眺”，故取名吳眺。後來他才改名敬恒，字稚暉，晚年自稱老人，筆名燃、燃料、夷。
吳家曆代以種田為生，家境貧困。吳稚暉的祖父死時，隻能買口有縫的鬆木板然後用紙把縫糊起來。吳稚6歲時,年方25歲的母親就病故，下葬時，隻能在下層襯以稻草。外祖母陳太夫人可憐他，把6歲的他帶到無錫撫養成人。由於吳稚暉一口無錫話，至老未改，許多人把他當作是無錫人。吳稚暉總是笑著說：“說我武進入可，無錫人可，總之，是中國人也。”
吳稚暉7歲進了無錫某私塾接受啟蒙教育，他天資聰穎，學習刻苦。外祖母家的生活亦艱苦，在吳稚暉十五六歲時，更是窘迫，往往斷炊，衣衫襤縷。
1882年18歲的吳稚暉應聘擔任私塾教師，借以稍緩困境，外祖母將自己的外衣典當後給他買了一件布袍，使他免了衣衫破舊走上講台的難堪。以後，他白天在私塾教書，晚上便常到無錫崇安寺春源茶社，與孫揆均等一邊喝茶，一邊討論八股及時務，這種討論對他學業的長進幫助極大。他的文章長於史論，研究《皇清經解》頗有功力，對詩賦喜讀而常作，“稚暉”這一名字便是因景仰南朝詩人謝玄暉而取。
1887年,吳稚暉考中秀才。1889年,他進入江陰南菁書院讀書,入學第一天,他去謁見書院山長典以周,目睹芮以周的座案上有“實事求是,莫作調人”8個大字，給他以深刻的印象，他曾自稱：一生隻認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便調和。可以說，就深受這8個字啟示的徹底的精神之影響。27歲外祖母去世，吳稚暉對外祖母的感情極深，說“其恩至篤”。就在這一年，他參加鄉試中了舉人。次年，到北京參加會試而未中，仍回到南菁書院。有一天，江陰知縣經過孔廟而未下轎，吳稚暉與同學紐永建等看到後，認為這是“非聖無法”之舉，便拾起石子擲擊，知縣大怒，把吳稚暉押入縣署，後經黃以周交涉，知縣承認拘捕舉人為非法，便用轎子送回書院，風波才算平息。但黃以周怕以後招惹麻煩，便請他們離開書院，後來吳稚暉轉讀蘇州紫陽書院肄業。在這一段時間裏，吳稚暉隻想以苦讀求功名，他自稱自己在甲午前乃一“懵不知革命為何物，但慕咬文嚼字”的“陋儒”。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迫簽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領導了波及全國的維新變法運動。吳稚暉一則受到甲午戰敗的刺激，一則受到維新思想的影響，始覺中國要學習西方工藝造大炮機關槍才能抵抗敵人，所謂“興學之不容緩”，乃開始冒充為維新派小卒。後來，他到天津北洋學堂教書。1897年冬放年假，他就去北京南海會館拜訪了康有為，大家談到最重要的問題乃八股、小腳、鴉片三害，吳稚暉認為除此三害，要從自己做起，他說：“八股，我們可以自動不赴考；小腳，可以不纏；鴉片，可以相戒不染。”他還寫了一個3千字的摺子，在1898年膛曆春節那天地候在彰儀門大街，攔下了朝賀回宅的瞿鴻禨，請他專呈光緒皇帝，但瞿鴻禨說：“你的摺子還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我帶回去細看再說”，然後轎即如飛而去。過了一天，吳稚暉知道不會有什麼回音，便離京返津。
1898年6月，吳稚暉到上海南洋公學任教，這時，光緒帝頒布變法詔令，他聞訊後就在無錫崇安寺創辦三等學堂響就變法，推行新教育，並與朋友約定不再讀線裝書，又改名敬恒以自警，即唯“敬”與“恒”方可肩天下之重任。
如果說甲午慘改使吳稚暉開始覺悟“中國不能不學西方式藝”，那麼戊戌變法的失敗和八國聯軍侵華，進一步刺激他去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1901年3月，吳稚暉離開財洋公學，東渡日本，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讀書。不久，國內清政府開始實施“新政”，其中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辦新學堂。他便於這年12月份從東京回到廣東。吳稚暉在廣東辦學招生，直接接觸到官場內幕，深覺與他個性格格不入，亟亟掩鼻搖頭而去。1902年他便帶了26個少年再赴日本，自己仍入高等師範。時清駐日使為蔡均，吳稚暉請求他保闥江蘇、浙江、江西自費學生9人入成城學校，那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一年後即可升入士官學校，但蔡均不答應保送。吳稚暉與孫揆均帶著26個學生赴使館與蔡均爭論，吳稚暉伶牙利齒，據理力爭，其餘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亦廣為聲援，相持至一星期之久。蔡鈞惱羞成怒，竟叫日本警察以“妨害治安”罪名，驅逐吳、孫二人出境。吳稚暉氣憤異常，寫下了絕命書，憤投水自殺，幸被警察所救而未死。在被迫登上法國郵般回國時，正在日本的蔡元培先生聞訊趕到船上護送他回國。吳稚暉由次事件，認識到清政府的腐敗。回到上海後，便在歡迎大會上慷慨陳辭，痛斥清廷腐敗，喪權辱國，革命思想由此引發。
1902年10月，吳稚暉、蔡元培等人發起成立愛國學社，吳稚暉任學監兼國文教員。1903年起，愛國學社在張園發起演說會吳稚暉等紛紛登台演說，《蘇報》將張園演說詞刊登出來。1903年夏，《蘇報》聘章士釗為主筆，章太炎、蔡元培為撰篙人，報道各地學生的愛國運動，推薦、發表了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客帝篇》、《駁康有為政見書》、《革命軍序》等文，革命旗幟鮮明，一時歡迎如狂。
清政文化教育十分恐懼，派人勾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捉拿鄒容、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等人。結果，章太炎在租界被捕，鄒容自動投案，吳稚暉在親友的勸說下連忙離開上海，先坐船到香港，後轉赴英國。
1903年8月，吳稚暉抵達英國，他在英國雒極為當地中國留學生排憂解騅，在留學生中聲望很高。1905年春，孫中山赴歐洲，在倫敦拜訪了吳稚暉，這是兩位革空家相見之始。孫中山請他一起到老師康德黎家裏吃飯，殷殷相待。會晤給吳稚暉留下深刻印象，他事後回憶：“國父是一個很誠懇、平易近情的紳士。然而祗覺是偉大，是不能形容的偉大，稱為自然偉大，最為適當。世俗所謂偉大，都是有條件襯托出來的，或者是有貴人氣，又或者有道學氣，又或者有英雄氣，或者擺出名士氣，而國父品格的偉大，純出於自然。”是年夏，孫中山到日本，各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在東京聯合成一個中國同盟會，以實現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為奮鬥目標。是年冬，吳稚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在倫敦加盟。1907年，他與張靜江、李石曾在巴黎組織世界社，發行《新世紀》，並組織中華印字局，廣印書報，鼓吹革命。巴黎《新世紀》創刊於1907年6月26日,停刊於1910年5月21日,每周１期，共出121號，吳稚暉始終主持其間。《新世紀》成為革命黨的一大喉舌，與在東京出版的《民報》東西相應輝。
吳稚暉在主持《新世紀》其間，以雄健犀利的筆鋒論述了許多重大問題。他屢屢蓍論培擊清室，認為清賊不除，卟使四百兆人浮沉於欲進進步能進步之地位。欲爭起直追，能左右於優等之民族，同趨於公善，非破棄一切障得不可。破棄一切障礙則以毀滅皇統為根本之圖，萬以毀滅滿洲皇統為根本之根本，故他說：“排滿革命，非種族上之問題，乃革命條件上之事類也。”他又屢屢著論痛斥滿清之所謂，立憲“決不能真”。因為真立憲就意味著清政府自割頭，喪失統治權。而由於清政府隻會搞假立憲，革命也就必不能免。他又針對國人的麻木，作文鞭笞，甚而至於將昏睡的中國人譏諷為“豬生狗養”，話雖尖酸，卻能驚醒國人的靈魂，促國人毅然奮起。他又大談科學教育，學習西方工藝，認為要使中國真正走向富強，要造就一代新人，非注重教育不可。
吳稚暉在巴黎主編《新世紀》周刊時，正值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盛行之時。當時處於資本主義發展比較穩定的時期，出身俄國的克魯泡特金創造了互助論，宣稱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他認為互助是生物界以及人在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人類通過互助即可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吳稚暉在雒極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鬥爭中接受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宣傳無政府主義，鼓吹實現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它沒有強權、軍隊、法律，消滅階級、去國界、毀政府，眾生一切平等，人我無界，無爭無尤，無釓怨無竟怡怡然四海如春。在這個社會裏，物質文明十分發達，凡勞動都歸機器，每人每日隻要工作2小時，便已各盡其能，人們享用的東西，應有盡有，使人各取所需，全世界共用一種語言80％的經費用於教授人民生活科學知識，20％的經費教授人們的無政府思想化理。這個社會不再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別，隻有化理而沒有法律，人人正直無私，誠實可欺。從吳稚暉的描述中不難看出，其大同思想與儒家的大同思想相聯係，受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影響，但又具有自己的特點。
吳稚暉還進一步論證了無政府主義思想體係的理論基礎為“人性本善”。他認為“世界本善，人性亦本善”。隻是接觸到環境的影響才使“本善”的人性發生了變化。世界的發展是善惡交替發展、鬥爭的結果。那麼，如何才能使人性發露接觸萬事萬物時能不受環境影響而達到善呢？他認為這有待於“理智”的“審查”，即通過理智的作用使惡製於善，使善善相續。吳稚暉一再宣稱，“人類向於進化，本由良德”，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人性之良心、良德不斷推動發揚的結果，無政府主義社會製度的建立不過是人性本善之善的實現。
吳稚暈又揭示了三民主義是實現無政府主義社會的必由之路。他認為，進入大同社會，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做到“天下為公”，使天下的人必須人人為公，不可為私，做到這一點，辦法有三條，即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其中重心是民生主義。實行民生主義，可以使地盡其力，物盡用其用，人盡其能。生產力高度發展，人們用還著為了物質財富去你爭我奪，自然可以做到人人為公，社會進入無政府的大同時代。而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人們思想境界的提高，都離不開科學和教育，所以吳稚暉充分肯定了科學、教育在社會發展中意義，強調科學與教育是產現無政府主義的手段。
需要指出，吳稚暉的在流亡歐洲時開始接受無政府主義而逐漸服膺之的；在創辦《新世紀》時，他對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是與反帝、反清、反封建主義和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結合的；辛亥革命後，把無政府主義看作社會發展必然一階段，認為共和製是現實的奮鬥目標。這一切都在曆史中起了進步的作用，表現了一個要求國家富強、人類幸福的思想家的氣主的胸襟。而在北伐戰爭以後，他倡導無政府主義主要是為了與共產主義思潮相對抗，反對階級鬥爭，而實質上，他已經把無政府主義束之高閣，並逐步擺脫其影響，背離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成為國民黨蔣介石統治的竭誠擁護者。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南方各省紛紛響應，清朝統治崩潰已成定局。孫中山由美國轉至英國，準備返回國內。吳稚暉在倫敦為孫中山處理各種函電，共商建國大事，定青天白日旗為國旗，於倫敦唐人街首先懸掛。孫中山臨回國時，關照稚暉也要及早回國。這樣，吳稚暉在孫中山抵達上海3天後即12月28日也到了上海。民國肇建，各派勢力競相爭權奪利，就連同盟會內部也是爭得不可開交。孫中山非常重吳稚暉，要記他出任教育總長一職，但吳稚暉恰恰與一般人相反，堅決推辭。此後直到孫中山逝世的10多年時間裏，他所致力的就是提倡教育、科學。吳稚暉走遍中國南北，到過英、德、法、日，深知漢語同文不同音，各地方言常令外地人無法聽懂，而其文則因無注音，讓人難以學習。吳稚暉認為，“無音可讀”是漢字的一大缺點，如若能為漢字“娶一注音老婆”，並把所注國音並入漢文內，在全國推廣，不僅可彌補漢字的缺陷，且可便利平民，成為他們真正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早在1895年，他便草創了“豆芽字母”，與盧戇章的“第一快音新字”同開中國拚音了母之先河。在巴黎時期，他又對中國語言文字的改革進行過研究。現在，這位革命元勳可以完全投入。1913年1月，他擔任國語讀音統一會會長，並在該年2月召開的全國讀音統一會會期中，用3個月時間，主持製定注音字母。1917年在此基礎上取6000餘字編定《國音字典》，1918年出版。自1919年起，他主持國語統一籌備會（後改為國語推行委會），提出在國推行注音符號的任務、方案、辦法；修訂標準音，審定《國音常用字沁》等多種國語書籍，頒為國家本；在各國立師範學校增設國語專修科，並出任上海國語師範學校校長，親自在國語師資班兼課，以訓練推行國語的人才；編製《漢語拚音表》、《注音符號》一類的通穀教材，力圖國語推行的通俗化、簡易化、普及化。吳稚暉以後仍繼續關注這一工作。他以自己畢生精力軼珩國音統一工作，奠奠定了民國時期推“語同音”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