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稚暉十分關心教育。民國建立後，他就中國傳統教育的缺點，以及今後的教育目的、方針、作用和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問題，發表了一係列文章。他還發起儉學會，設立北京留法預備學校，倡導組織青少年赴法勤工儉學，將其新教育思想付諸實踐。1915年他與李石曾等發起勤工檢學運動；1917年初在《中華新報》辟“客座談話”專欄，介紹留學歐洲應具備的知識和外國風俗見聞；1919年初與李石曾等發起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1920-1922年間籌建了中法裏昂大學並出任校長；1925年又創辦了海外補學校，為國民黨要人子弟出國留學作準備。
吳稚暉致力國音統一和倡導勤工儉學，在中國現代史上有重要的意義，前者有利於提高全國平民的識字能力和文化水平，後者培養了科學技術和政法人才，中國現代史上許多重要人物都接受了他的教育和影響。
官稚暉堅信革命不是為做官，但仍十分關心國事。他的名言是：官是一定不做的，國事是一定不可不問的。所以，他以民國元勳致力國音統一和倡導勤工儉學，他以普通公民積極參與政治。
1913年春，袁世凱派人在上海火車站刺殺國民黨重要領導人宋教仁，吳稚暉憤然離開北京，回到上海與蔡元培創辦《公論報》，抨擊袁世凱的專製統治，竭力倡導討袁運動。後來，袁世凱鎮壓了小中山領導的討袁運動，孫中山流亡日本，吳稚暉出走英國。吳稚暉十分關國事，當1915年1月法國報紙披露袁世凱與日本談判簽訂“二十一條”內容後，吳稚暉與蔡元培等函件來往，揭露袁世凱喪權辱國。有趣的是，袁世凱自以為地位鞏固，革命黨人已是窮途末路，隻要稍加籠絡的一個有影響人物，他便授勳位於吳稚暈，不料，吳稚暉毫不領情，立即寫信回絕，其中有言：“切盼公等寶貴精神，專注於國難勿更以揶揄為消閑，侮辱書生。公民吳敬恒敬上。”這一封信詼諧而諷刺，傳頌一時。
1922年,孫中山組織第二次護法運動中發生了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被迫逃到永豐艦，返回上海。吳稚暉得知這一消息，便從法國回國奔走於京、滬、奧間，勸陳炯明悔過討賊，雖因陳炯明不聽勸告而未成，但吳稚暉的一片愛國熱忱和深入虎穴的勇氣是令人欽佩的。
1926年，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開始，在北代誓師大會上，年過花甲的國民常元老吳稚暉將孫中山的遺橡和黨旗國旗授給時任北代軍總司令蔣介石，並臻詞激勱全體將士。
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注精衛投降日本。吳稚暉最痛恨賣國求榮的漢奸，立即進行口誅筆代，稱汪精衛為“汪精怪”；陳璧君為“陳屁裙”；褚民誼為“鼠狒黑”，使人一提到這些名字，就對這“臭了自己，臭了國家，還臭祖宗，更臭子孫，真是畜類”的漢奸深惡痛絕。抗戰勝利後，他以８１高齡當門而坐，歡慶勝利，其歡樂之情，無異於一般青少年。
由於吳稚暉堅持認為中國不能實行階級鬥爭，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不能實驗於中國，故從北代戰爭後積極反共，思想沒有能隨著時代潮流的變化而繼續前進。1949年,他為國民黨統治的行將垮台憂心忡忡,體力大衰,時病時好。2月24日他被蔣介石的專機接到台灣。1953年10月30日吳稚暉病逝於台北，終年８８歲。
吳稚暉一生十分簡樸，敝衣敗絮，安之若素，外出總是以步當車，經常罷車。他視金如身外之物，通通用來接濟別人。他身邊唯一珍貴的東西，就是他2萬多冊的藏書，還有從21歲開始日積月累而成的二三十箱文稿、信件、剪報。其中重要著作有《客座談話》、《上下古今談》、《荒古原人史》、《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注音符號作用之辨證》、《稚暉文存》等，在台灣出版的有《吳稚暉先生選集》（上、下冊）、《吳敬恒選集》（共13冊，分為哲學、文化教育、國音文字學、科學、政論、書信、序跋遊記雜文、上下古今談，各為1冊或2冊）。
吳稚暉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頗具特色而有過較大影響的人物。他學貫中西，愛國堅定，生活淡泊，臻力教育，贏得了當時人們的崇敬並受到其深刻的影響。蔣夢麟料稱讚他是中國學術界一顆光芒四照的彗星；胡適譽之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四大反理學的思想家之一；1963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第十三屆大會上舉存他為“世紀偉人”。無論是吳稚暉的生平，還是其中豐富的思想，都是十分值得研究的。梅貽琦
由教授到校長，連續為清華服務近半個世紀，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見的。他出任清華校長後創造了清華的黃金期，全麵提升了清華的素質和聲譽，厥功至偉，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
“他的確是蔡孑民先生而後最值得我們學習的一位教育家。”教育家傅任敢先生如是說。
“他”是誰？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
世人知道梅貽琦的已不多了，也難怪，1949年6月梅貽琦代表國民黨政府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科學會議後，如泥牛入海。他先在美國管理“清華基金”，1955年赴台，用清華基金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和新竹清華大學，至1962年病歿台北。
“梅貽琦先生可以回來嘛！他沒有做過對我們不利的事。”周恩來的這句話，可視為共產黨對梅貽琦的政治定位。
梅貽琦，字月涵，祖籍江蘇武進(今常州)，生於天津，遠祖梅殷是朱元璋的駙馬，受命駐防天津，梅家從此成為津門望族。詩書傳家，梅貽琦的父親梅臣中過秀才。清末，家道中落。梅貽琦1904年入南開學堂，因品學兼優，頗得張伯苓賞識。1908年被保送保定高等學堂。次年，以第六名優秀成績被錄取為第一批庚款留學生，放洋，赴美國吳士脫工業大學攻讀電機專業，1914年畢業後回國，不久應清華邀約回母校執教。此後，由教授到校長，連續為清華服務近半個世紀，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見的。他出任清華校長後創造了清華的黃金期，全麵提升了清華的素質和聲譽，厥功至偉，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
一位西哲說：“教育的出發點就是愛。”
梅貽琦愛家。
梅貽琦有姐弟多人，兒時每人都有一個奶媽。可是等到幺弟貽寶出世時，家已日暮途窮，奶媽都辭了。10歲的梅貽琦當了嬰兒貽寶的“奶媽”，每日必做的功課是喂弟弟奶糕，照料弟弟。放洋期間，梅貽琦從牙縫中摳出十元五元，不時寄回家中濟窮，助弟弟們上學。回國後他供職清華，說媒提親者踏破門檻，麵對三個弟弟讀中學，特別是見到二弟貽瑞因無錢中斷學業，他很難過，為贍養父母，幫助弟弟們上學，他決計不考慮自己的婚姻。直到30歲時才與韓詠華結婚。弟弟們上中學、大學的費用全部由他一人負擔。即是婚後，他還把每月的薪水分成三份，贍養父母，助弟弟們上學，自己的小家僅留三分之一。梅貽琦逝世後，幺弟梅貽寶(曾任燕京大學校長)含淚回憶說：“五哥長我11歲，生為長兄，業為尊師，兼代嚴父。”
梅貽琦愛國。
早在1927年，他對清華遊美預備部畢業班作臨別贈言時，意味深長地說：“贈別的話，不宜太多，所以吾最後隻要勸諸君在外國的時候，不要忘記祖國。”1931年，他在出任清華校長的就職演說中強調：“中國現在的確是到了緊急關頭，凡是國民一分子，不能不關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國的重責”。當然，他認為“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才，將來為國家服務”。次年，在紀念“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的紀念會上，他沉痛地說，那是“國難追悼會”。麵對東北地圖變色的悲劇，他堅信“不甘淪為奴隸的民眾，將群起而圖之”，他信心十足：“東北三省雖亡，東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則東北將不致終亡。”在西南聯大時，到梅貽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會捧出一盤自製的叫“定勝糕”的點心招待大家，即米糕上嵌有“定勝糕”三個字，表達他們對抗戰勝利的信心。
梅貽琦向以訥於言而敏於行稱著，更以言必行，行必果而名世。由於他身居清華校長的特殊位置，對學生運動是十分敏感的。20世紀40年代末的清華中共地下黨幹部白祖誠回憶說：“……在那兩年中，以梅貽琦校長和諸士荃訓導長等主持的校務當局，始終基本上沒有幹涉、限製過學運和學生的活動。”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清華地下黨負責人之一陶瀛孫回憶說：“梅貽琦比較明智，捐十元大洋做活動經費(指中共地下黨活動)。”西南聯大時期，梅貽琦“曾積極提倡師生為抗戰工作而努力”。在清華校友通訊上，他發表過兩篇《抗戰期中的清華》，在報告校務的字裏行間充滿愛國激情。1938年春，國民黨政府發動訓練機械化部隊，梅貽琦倡導機械係二、三、四年級學生參加交輜學校受訓，畢業後分赴各地工作。1939年，抗戰部隊急需電訊人才，他就在電機係專設電訊專修科，為抗戰服務。1943年盟軍來華征集譯員，隨軍上前線，那是很危險的。梅率先垂範，支持正在二年級(本不屬應征對象)就讀的兒子梅祖彥棄筆從戎參加遠征軍，二女兒梅祖彤也參加了戰地醫療隊。
受梅貽琦的影響、熏陶，兒子梅祖彥在部隊服務三年後，赴美留學。1949年畢業於梅貽琦的母校吳士脫工業大學並在美工作。1954年梅祖彥毅然回到大陸，為新中國服務。此舉是得到梅貽琦的默許而成行的。梅貽琦聽說兒子“回到清華母校任教感到快慰”。梅貽琦故去後，夫人韓詠華於1977年也落葉歸根回到大陸安度晚年。政府給予優厚待遇，安排她為全國政協第四屆特邀委員。
梅貽琦儒雅、謙和。他雖工科出身，但喜愛音樂、書畫和詩詞，又通曉四書五經、史地和社會科學，洞悉人性的隱微。人稱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溫，對人和顏悅色。如遇工作中問題，他總先問旁人：“你看怎樣辦好？”得到回答後，如果他同意，便說“我看就這樣辦吧！”如不同意，則說我看還是怎樣怎樣辦為好，或說我看如果那樣辦會如何如何，或者說“我看我們再考慮考慮”，從無疾言厲色。
1940年9月，西南聯大的清華師生為他舉行公祝會，紀念他為清華服務25周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他一塊“育材興邦”匾額，他的美國母校吳士脫工業大學授他名譽工程博士學位。麵對朋友、同仁道賀，他在答辭中說：“方才聽了幾位先生以個人為題目，說了不少誇獎的話，自己不敢說他們的話是錯的，因為無論哪個人總有一些長處，但也必有他的短處，隻是諸位不肯說這個人的短處罷了。仔細想來，或許諸位因為愛清華的緣故，愛屋及烏，所以對於這個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稱揚的話語；就是吳士脫工業大學贈給個人的名譽學位，也是因為他們敬重清華，所以對於這個學校的校長，做一種獎勵的表示。”他在“教育部”任內，一所新大廈落成，僚屬請他立碑紀念，並舉行儀式。可梅貽琦隻在簽呈上畫了個圖，標明尺寸，要求在新廈牆上加一碑石記上興工、竣工日期即可，其他都不要。晚年有人要為他設立“梅月涵獎學金”，他執意不肯。這些，都顯示了他的人格魅力。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梅貽琦用這八個字概述了他與清華的血緣之親，也表達了他對清華的摯愛。他說：“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遊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
1931年底，他出任清華校長，可稱得上受命於危難之時。自羅家倫於1930年離職(當屬被逐)後，清華長時期沒有合適的校長人選，連續空缺了11個月，不斷易人，反複被逐。國民黨政府隻好令在任“留美學生監督”的梅貽琦出山。梅貽琦感到榮幸、快慰，但又擔心自己不能勝任，雖一再請辭，終未獲準，遂赴任。他在《就職演說》中有極為中肯的表白：“(我)又享受過清華留學的利益，則為清華服務，乃是應盡的義務，所以隻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夠稱盡自己的心力，為清華謀相當發展，將來可告無罪於清華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關於大學教育的經典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他不拘一格攬人才，被“三破格”的華羅庚即是典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