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黃現璠
黃現璠，1899年11月13日出生在廣西扶綏縣渠舊鎮三合村（原扶南縣熙良鄉）一戶壯族貧農家庭。在短時間內完成小學、中學的學業後，1926年8月，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預科。兩年預科學習期間，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文史哲書籍。其中尤對顧炎武所著《日知錄》愛不釋手，對全祖望的《鮚奇亭集》也情有獨鍾，兩書所表現出的崇高民族氣節，使他感染至深，立誌治中。
1928年8月，考入北師大史學係本科，師從名史家陳垣、鄧之誠等。陳、鄧兩師向以治學嚴謹、教學甚嚴著稱。他從陳垣老師所開講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課中，學會了基本的治史方法，即尋求史源，比對史書，先明史料取舍，再加考據，以求真偽。這一方法，對他後來治史可謂受用無窮。鄧之誠老師對學生要求極嚴，課後作業一定要求學生用毛筆端正書寫呈批。由於堅持不懈，久而久之，黃現璠就習慣於用毛筆撰述。他如今留存於家中的《中國通史講稿》、《日本傳入中國文化史講稿》、《隋唐五代史講稿》以及《中國封建社會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殷代社會史》、《日知雜錄》、《學術文鈔》等存稿，每冊厚厚一大本，均是毛筆手寫之作。由於他博覽群書，好作筆錄，勤於思考，在北師大本科畢業前，就在《社會雜誌》上先後發表了《元代之農民生活》、《元代之奴隸生活》兩篇學術論文，並與同學合作出版了一部30餘萬字的史學專著《中國通史綱要》上冊。
北師大本科畢業後，因學有所成，免試升入北師大研究所讀研究生，並應北師大所聘請，任研究所纂輯員及北師大教育研究會助理幹事，以維生計。研究生攻讀期間，他在研究所名譽導師陳垣和主任導師錢玄同的嚴格指導下，專研考證學和說文音韻，以致文史基礎知識更為精深。陳垣老師開設的“史源學實習”課程，頗具教學效果，他常以一種史學名著為底本，例如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要求學生手抄原文，自行標點斷句，一一追尋史料來源，逐條考證其訛誤，以練習學生的讀史能力。並鼓勵學生自己動手查書，尋找史料，作文章，然後再由陳老師主持課堂討論仔細批改學生每次的考證原稿，在作業上寫有眉批、總批等，指出學生的錯漏、誤考等方麵的不足以及進步。經過這樣嚴格而係統的訓練，大大提高了查書、考證、寫作等方麵的能力。此期間除發表了數篇學術論文外，還編著出版《高中外國史》兩冊以及翻譯出版了《元代農民之生活》一書，北師大校長兼研究所所長李蒸親為此書題名，以示表彰鼓勵。
研究撰述工作之餘，他還勤於向在北師大任職兼教的學界名家黎錦熙、陶希聖、朱希祖等人求教，於古文字學、訓詁學等國學知識方麵受教良多。1934年7月，黃現璠與同學劉鏞合著《中國通史綱要》上、中、下3冊完成出版，成百萬餘字，鄧之誠教授親撰序文，讚譽有加。1935年8月，研究生畢業，同年秋，考取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現東京大學大學院），1936年1月赴日留學。在日本漢學權威和田清與加藤繁兩位教授門下當研究生。同年9月，經申請獲得廣西省政府留學公費，考入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留日期間，除發表數篇史學論文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唐代社會概略》、《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兩部史學專著外，研究之餘，常拜訪郭沫若先生，一道探討中國古代社會問題。1937年“七七事變”後，毅然放棄學位攻讀，返回故鄉廣西，終身從事教育。
黃現璠治史，注重“經世致用”，特別強調史學研究的時代性，這從他求學時代發表的史學論文中可見一斑。1933年7月，他在《師大月刊》第五期上發表《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曆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一文，文中明確指出：“時代環境不同，人類需要亦異，古人戰爭用戈矛，今人戰爭用飛機，此時代變遷也。曆史學科甚至一切學問，亦莫不隨時勢之需要，而為時代之產物。我國具有數千年之曆史，在此悠長的曆史過程中，尤其是自歐人東來後，一切文物製度，形式上，或本質上，變化諸多。曆史作家，自當具有嚴密的觀察、進化的觀念，以敘述之，方得其真實性，而合時勢之需要。”在曆史研究必須具備時代性的史觀上，他進一步指明了曆史的特別目的和效用，“尤宜以國家為前提，不該隨便斷定，致失其特別使命。蓋國於天地，無論為富強、為資本、為共產、莫不有特別的曆史目的。換言之，即曆史的特別目的和效用，實以國家或時代不同，而異其趣，固不斤斤於一道。”基於這樣的主張，結合30年代列強橫行，日寇稱霸，中國任人宰割，國勢衰敗的曆史背景，他又指出：“例如中國今日，受列強侵略，日本欺負，曆史作家，應如何記載過去，使人明白現在，發奮圖強，以達救國救民之願望，始能合現代中國曆史的主要目的和效用。”
他的史學觀具有強烈的時代性特征。針對當時“我國史學停滯不前，發生於世界最早之我國史學，反不能與外國並駕齊驅”的現狀，他指出原因出自“我國史家多囿於狹隘的見解和守舊精神”。黃現璠史學思想中的時代性與他強烈的愛國精神是密切相連的，換言之，他的經世史觀，是以時代性與愛國精神為統一體和出發點，這一史觀充分反映在他的史學論著中。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立即尋找史料，著手研究東北問題。翌年秋即在《進展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發表論文《東北之曆史考察》，文中引經據典，旁征博引，從史料上論證了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批駁了某些日本學者對滿洲曆史的任意歪曲，以使民眾了解東北曆史的來龍去脈，堅定守疆衛國的信念。
1935年，日寇企圖侵占全中國的野心日益昭人若揭。他有感於北平大學生對國事無動於衷，寫下了《宋代太學生之政治運動》一文，翌年在此文修改、補充的基礎上又出版《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商務印書館印行）一書。
1941年5月抗戰期間，黃現璠與雷沛鴻、薩孟武、董謂川、歐陽予倩、焦菊隱等文化學術界人士一道擔任《國防周報》編輯委員，他在“漢族對外抗戰史”專欄中發表了一係列抗日文章。
1976年中蘇邊境爭端頻發，黃現璠請先師鄧之誠之子鄧瑞幫助搜尋有關內蒙古、新疆、黑龍江方麵的史料，由鄧瑞提供史料，他動筆撰文，兩人合著完成《漢族的形成》一書初稿，分送中央民院、國家文物局等有關單位。書中運用大量的史籍，充分論證了“黑龍江以北地區，原為我國人民開發的領土”，“新疆自漢以來就是我國的領土”等問題，在理論上指明了中蘇領土爭端問題實屬蘇方的無事生非和橫蠻無理。
1981年他又與鄧瑞合撰發表了《內蒙古自秦漢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載《廣西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2期），再次論證了祖國邊疆領土的曆史形成問題，並從客觀曆史事務出發，強調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重要性
鮮明的時代性與強烈的愛國精神合二為一，構成黃現璠經世史觀的整體，成為他從事史學論述始終如一的主旋律。
黃現璠出生貧寒，一生清苦，又使得他的史學觀中充滿著民本主義思想，對掙紮在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深表同情，把他們視為社會生產的中堅力量，以及解放運動事業之發軔。他的民本史觀流露在他早期撰述發表的《元代之農民生活》、《元代之奴隸生活》、《唐代之賤民階級》、《元代被壓迫階級之漢南人》、《元代佃戶之生活》以及《中國殷代社會史》存稿等史論中。在《唐代之賤民階級》一文中，他開篇一針見血地指出：“國人之鄙視奴婢，稱之為賤民，由來已久，且無代無之，不獨唐代為然。”文中對生活在社會最下層的所謂“賤民階級”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並指出他們才是社會生產的主力軍。其民本史觀流露無遺。他在《元代佃戶之生活》一文中開篇又說道：“我國自春秋戰國，私有土地製發生後，農民以生活壓迫、被壓迫出賣田地，富者承買兼並，所謂大地主，即由此產生。”文中將官府與賊相提並論，揭示了勞苦農民之所以淪為佃戶的社會原因。把官與賊相提並論，就有可能得出“官逼民反”的結論，從而對農奴解放予以熱烈的歡呼。在他發表的《戰國時代農奴解放與人之發現》、《春秋戰國人之發現與人之平等》等論文中對此都有所表露，特別是在《中國殷代社會史》一書序言中更為明確地發達了這一觀點。
另外，民本思想在黃現璠的史學思想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對中華民族的熱愛，對本民族（壯族）興衰命運的關懷，使他窮半生之力，傾盡心血，不辭勞苦地投入到壯族史學研究中。一生數十次帶隊深入廣西各少數民族地區，與他們同吃同住，了解他們的疾苦，為他們呐喊申冤。
1956年他在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後，就壯族問題征求周恩來總理的意見，在周總理的啟發和鼓勵下，著手編著《廣西壯族簡史》，翌年出版。
1957年，他被錯劃為全國96名典型右派之一，其中一條罪名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盡管如此，並未絲毫影響、動搖過他研究壯族曆史的熱情，在《廣西壯族簡史》一書的基礎上約經20餘年不斷研究、補充、修改，他最終完成《壯族通史》編寫提綱及部分編著。他逝世後，由其學生黃增慶、張一民根據他的民族史觀和資料整理出版，成70萬餘字的著作。書中結束語說道：“總之，壯族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個成員，像其他兄弟民族一樣，對自己的祖國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廣大壯族人民深深地認識到：我國各民族‘宜合不宜分’，‘合則互利，分則俱傷’；各民族間的團結合作，是民族間共同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願望。”“宜合不宜分”正是民族史觀的精髓。他的民族思想並非單純的民族主義。在中華民族與外來侵略者的民族關係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中華民族立場上，口珠筆伐侵略者；在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間的關係問題上，他主張“宜合不宜分”，正確處理了個體與群體的關係，賦予了“宜合下宜分”這一命題重大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黃現璠的史學思想包含著他的經世史觀，民本思想，民族思想。盡管這一思想缺少曆史哲學高度的理論概括，並未構成體係，但卻閃爍著他經世濟民，愛憎分明，對國家民族熱情至深的思想火花。
黃現璠一生治史，可以劃為三個時期，即早期側重於中國古代史、中古史研究，中年轉而從事民俗史研究，解放後，著重於少數民族史研究。這樣劃分，嚴格地說是指各時期側重點不同，並無明確的界線。
考據是中國曆史學中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黃現璠治史，頗重考據。但他已不再像“清代經生，囿於小學，疏於史事”那樣，“隻是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群籍”，皓首窮經，醉心於孤立瑣碎的考據，置當世之務而不顧，而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繼承乾嘉學者的嚴謹治學方法，著重從事疏通史事的考證。黃現璠這一治學方法，在他撰述發表的有關我國禮節、坐俗、服飾、飲茶、吸煙、食器等之起源、演變、傳播方麵的大量論文中以及曆經40餘年，通過不斷研究、補充、修改，至81歲完成的三大卷《我國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變》遺著中都有全麵、具體的反映。在具體撰述時，他始終遵從老師陳垣“竭澤而漁”（指對材料的搜集要力求完備）的教誨，將根尋史源視為考證的重要環節，堅持“疑者缺焉”，廣稽博證，言之有據，多次指出了古代考據名家段玉裁等人的錯誤。
1962年初，黃現璠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重登大學講壇後，有感於當時廣西師院曆史係學生在古文基礎知識上過於薄弱，為了提高學生對古文解讀的能力，他在授課之餘，撰述了《古書解讀入門》一書，自費托師院教材部油印500冊，相繼分送給學生，以便加強學生的古文基礎知識，黃現璠把古文字學、考據學當作曆史學中十分重要的治學方法，由此可見一斑。
新中國成立後，黃現璠研究的重心轉到少數民族史上，尤對本民族（壯族）史傾注入心血，十分重視收集殘存於少數民族地區及土司手中的原始史料。這是因為少數民族一般保存著語言，而少有文字，曆代有關少數民族文化、曆史記載的書籍大都為漢語書籍，其記載頗多歧視歪曲及訛傳。這就使得從事少數民族史研究尤為困難，須作實地調查，收集第一手資料。為此，1943年8月，他帶領中山大學學生到廣西龍勝、三江等縣，1945年4月，帶領廣西大學學生，組成“黔桂邊民考察團”赴貴州榕江大有鄉一帶，同年9月，帶領助手到廣西融縣，分別考察了黔桂邊區少數民族生活、教育、行政、婚姻等方麵狀況。三次曆時約1年之久，與“蜷伏於荒山長穀之中，度其黯淡非人生之生活”的少數民族同吃同住、食不飽腹、夜無臥具，十分艱辛地收集到大量原始史料。後將一部分整理成文，以《黔桂邊民教育散記》、《黔桂邊民社會組織的民主政治》為題，連載於《廣西日報》（桂林版）上，還將考察情況當麵向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彙報，提請政府改善其落後狀況。1951年6月，黃現璠參加中央民族訪問團，任廣西分團副團長，與團長費孝通教授等一行，深入廣西少數民族地區慰問，了解到壯族在廣西的實際分布情況，並獲得有關史料。1953年6月，他在桂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和文教局的大力支持下，在西大校長楊東蓴的配合下，組成並帶領“廣西曆史文物工作組”深入到宜山、南丹、河池、羅城等縣調查，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以其中一部分整理出“羅城、河池縣少數民族情況調查報告”，呈報區人民政府，成為桂西壯族自治區製定各少數民族經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規劃的重要參考資料。1956年8月，他受全國人大之托，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組，任副組長兼壯族組組長，實際負責全組工作，領導開展了廣西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全麵的少數民族曆史調查工作，收集到大量原始資料，並整理提交了數十萬字的調查報告，力陳把廣西省改為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必要性，從理論上為廣西的民族自治規劃提供了依據。1979年末和80年代初，“他以八十歲的老邁之軀，拄著拐杖，領著他的學生和助手，到本區的百色、靖西、寧明等地，還到了四川省的一些地方，去進行綜合考察並搜集資料。”從4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的約30餘年間，他曾大小數十次帶隊深入到廣西各少數民族地區考察，足跡踏遍整個廣西境內，收集到大量第一手史料，這為他解放後寫作有關少數民族史記以及出版《廣西壯族簡史》、《儂智高》、《壯族通史》作了充分的史料準備。就資料收集方法上而言，他不僅注意收集殘存於民間的文獻史料，還十分注意抄錄散見於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石碑刻文以及詳細筆錄民間的口頭傳說、詩歌，對各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口、生產、生活、教育、婚姻等方麵的現狀進行調查統計。就資料鑒別取舍上而言，他十分重視作綜合分析，將到手的資料與當時的曆史背景、社會狀況以及典章製度互相參證，仔細審別，力求材料的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