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的偉大誌願，就在於他一生想為中國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愛國大道。他教育不忘愛國，愛國不忘教育。
近代中國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識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學術、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麵，都有巨大的影響，他一生竭盡知識分子的責任，常傾向於革新的、進取的事物，具有開創及領導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師。
沒有蔡元培就沒有五四。一談到“五四運動”，便會聯想到蔡元培，沒有北京大學的學生倡導風潮，推動文化改革，也就沒有五四運動；沒有北京大學校長的開明進取，支持學生的行動，也就沒有五四運動。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後首任的民國教育總長。
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以後的活動，較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較少。無疑的，他的貢獻主要是在進入民國以後。可是，若要探源他後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動，他前半生的思想趨向、政治活動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國史上新舊過渡時期中一個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於同治六年（1867），家鄉是浙江紹興，和魯迅同鄉。紹興便是人盡皆知的“師爺”產地。紹興的文化氣息很重，是盛產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讀書時才叫元培，字孑民。父親是錢莊經理，蔡家數代從商，祖上沒有讀書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歲入家塾讀書，從《百家姓》、《千字文》讀起，讀完《四書》、《五經》。隨後，老師就教他“八股文”，又稱“製藝”或“時文”，作為應付科舉考試之用。到光緒三年（1877），元培十一歲，父親逝世，因他父親為人寬厚，有貸必應，死後債台高築，東家責令賠償。世交分頭募款欲以接濟，但為元培母親周氏所拒。由此可見，元培性情寬厚，是父親的遺傳，而不苟取，不妄言，則得諸母教。
蔡元培十四歲至十七歲的三、四年間，元培就教於同縣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師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業期間，光緒九年（1883），元培十七歲入學補諸生（秀才），放棄“舉子業”，專治小學和經學，廣泛地自由讀書，也就不再到王懋修處學習。離開私塾後，兩年間在家設館教書，並赴杭州參加鄉試（考舉人），首次落第。二十歲起不再教書，在同鄉徐樹蘭舉人家中讀書。徐家建有“古越藏書樓”，書籍甚多，有此機會可以博覽群書。他作學問、治經偏於訓詁與哲理，治史則偏於儒林傳、文苑傳、藝文誌等，這也是當時流行的求學方法。
光緒十五年（1889）二十三歲，元培參加浙江鄉試，中了舉人。次年赴北京參加會試，考中，成為貢士，必須再經殿試合格方為進士，但元培未即參加本科殿試，過了兩年始成進士。梁啟超鄉試中舉和他同年，可是會試累試名落孫山，可見在科舉試途上，蔡元培比梁啟超順利得多了。原來考官王蒿隱欣賞他的文章，錄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稱元培是“蒿隱門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賞，稱讚他“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
光緒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進士的第二年，二十七歲，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編修國史。新科翰林是有資格往各省寫字賣錢的，這叫做“打秋風”。七月間，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廣州小住，入冬後，又到潮州親戚家，住在文鹹街十號元發行商店裏。曾為主人寫了一副對聯，聯語為“過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由此可見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態度，一向是虛懷若穀，待人和氣。
翌年，再進京參加“散館”考試。因庶吉士經過一定的期限，須參加甄別考試，叫做散館，合格的授以編修，不合格的改任知縣。蔡元培順利地通過散館考試，升補翰林院編修。同年6月間，“甲午戰爭”爆發，京師頓時緊張起來，他在聯合英、德以禦日人的奏折上，和文廷式一齊署名。這年他又在李慈銘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師。十一月間大文學家李慈銘逝世，元培為他的遺著《越縵堂日記》付梓。
這時，康、梁的維新變法正當全盛時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維新方麵的。他在戊戌年間與友人合設了一個“東文學社”，學習日文。學習日文是求取外國知識的一條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識，除了部分得自中譯西書之外，主要是從日文書中得來的。
當時康、梁門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譚嗣同，又與梁啟超有己醜年同年中舉的關係，照說他會和康、梁同走維新路線，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卻恥於與炙手可熱的人相依附，維新派楊銳欲想拉攏，也被他拒絕。9月間，戊戌政變發生，保守派控製整個大局，百日維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師大學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轉眼之間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維新派的，他深感變法的失敗，是“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他雖非康黨，因同情維新，又有深交被捕，難免被疑為維新派人物，隻好卸職南歸。這是蔡元培一生的轉折點，他已經看出滿清政府沒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歸後，即在紹興紳士徐樹蘭所辦的一所叫“中西學堂”的中學任學堂監督（校長）。這是元培服務於新式學校的開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齋”。學科分文科、數學及理科等，外國語有英、法、日三種。蔡元培和黃仲玉及子女教員是當時紹興一時之選，學生在日後更是人才輩出。如後來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也就是蔡元培的後任蔣夢麟，和該校地質學教授王烈，便是那時候第一齋的小學生；中央研究院秘書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則是第三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學堂內，新舊的對立是很明顯的，蔡元培因過於袒護新派，舊派的堂董時加壓力。最後，他憤而辭職，以示不願意與舊勢力妥協。
蔡元培仍在中西學堂監督任內時，原配夫人為他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叫做無忌，但不久王氏即因產後失調，與世長辭。還未滿一周年，作媒請續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個條件：一、女子須不纏足；二、須識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
男子娶妾，在當時是被認為天經地義，而再嫁和離婚則是驚世駭俗。單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視男女平等，打破傳統社會陋習，其所受維新運動的影響是如何巨大。由於條件過苛，幾經說媒，難覓合適女子為繼室。一年後，始訪得江西黃爾軒的女兒黃仲玉，天足、工書、有才學，遂在杭州結婚。
他們的婚禮別開生麵，形式別致，賀詞亦諧，有人知他主張男女平等，故意在賀宴上說：“倘黃夫人學行高於蔡先生，則蔡先生應以師禮視之，何止平等？倘黃夫人學行不及蔡先生，則蔡先生當以弟子視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答道：“就學行言，固有先後，就人格言，總是平等。”說得全場無不首肯。
蔡元培離開中西學堂後，仍一心為教育事業奔走。庚子、辛醜之間，亦即1900～1901年，為紹興僑農設一小學校。又在浙江省城議改某書院為師範學校，但為地方巨紳及當道所阻而未成功。在這年春，便轉到南洋公學當特班總教習。
上海南洋公學是後來交通大學的前身，成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分為師範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學。光緒二十七年（1901）春增開一個“特班”，取錄了42位私塾就讀而又有誌向西學的秀才、舉人，預定教他們外國語言及經世之學，成績優異者保送“經濟特科”。蔡元培就是擔任這個特班的總教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