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雜文創作外，作者對曆史隨筆的創作也可謂是情有獨鍾，文集《曆史碎片》一卷收入的是2007年、2009年分別結集出版的《借黨項人說事》和《枕著唐詩夢遊》兩個單行本。《借黨項人說事》是作者閱讀寧夏社科院研究員韓蔭晟所編的四百萬言的九冊叢書《黨項與西夏資料彙編》之後，創作的一本曆史隨筆集。作者帶著濃厚的曆史興趣和曆史情結，閱讀黨項及西夏史料，從黨項人之事或與黨項人有關的人與事入手，展示曆史演變，剖析世道人心，觀照社會現實。借用古人甚至是消失了的民族來說今天的事，通過黨項人、西夏人的正史、野史、逸聞、趣事借古喻今，卒章顯意。顯然，作者的視角不是政治的，不是學術的，也不是藝術的，很堅定，仍然是一個雜文家的視角與眼光，表現突出的仍然是雜文作者的激情、激動與一吐為快的急迫：“我從中看到的，不是國家的興衰，朝代的更迭，不是時空邏輯，曆史規律，而是一些文明的碎片，是曆史的局部與細節……透析這些曆史現象，對於現實生活是有參照、觀照、幹預力的，人們可以從中有所參悟，有所借鑒。”（卷七，p411）編者將該卷定名為《曆史碎片》，亦意在於此。《枕著唐詩夢遊》的創作初衷和創作方式與《借黨項人說事》基本一致。作者自2007年下半年開始重讀《唐詩三百首》《元曲三百首》《詩經》等，揣摸唐朝詩人們關於政治、社會、倫理、人生等方麵的思想，捕捉唐朝詩人的自由心靈瞬間的感覺與記錄，審視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以期找到一些曆史借鑒與人生借鑒。但作者感受更深的是詩人們的失意、落魄、貶官、流放，是他們的借酒澆愁、詬病讀書、向往歸隱的無奈，是詩人雖身處逆境，卻依然“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士子精神。作者讀唐詩，每每有引古自傷的情緒，但這種情緒轉瞬即逝，久久縈回字裏行間的是對唐代官員詩人、布衣詩人豐富社會閱曆的豔羨，是對他們自由心靈由衷的敬佩。
這是一種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識，是對本土曆史和民族經典的回歸與再思考，或在曆史事件回溯中感歎朝代興衰，或在對古典詩作的探尋品鑒中思考知識分子的使命和命運，同時強調作者的文化思考和個人體驗對曆史事件、曆史人物和古典詩歌的主觀滲入。這些作品無疑結合了作者的文化關懷和個人感受，文字表達的生動個性隨之顯現。作者疏離狹窄的私人化寫作，基於普遍的人類精神和人文情懷，在一個較有高度的文化基點上，以曆史事件、史實梳理和詩歌品讀的方式體悟觀照現實社會和內在心靈的生存圖式既有學理知識的滲透，也使其創作具有特別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在感性和知性的雙重作用下，抒發審美化的人文意義和史家情懷。
詩意性情：追憶、懷念及其他
縱觀文集，讀者可以感受到牛撇捺是用全部身心和學養與曆史對話，與現實對話，無論是雜文的批判精神還是曆史隨筆的人文關懷，無不在灑脫的行文中擴散著某種心理張力，體現著作者的精神深度和知識學養。詩人的激情在筆端湧動，學者的理性涵養著思想的厚度，激情令其作品洋溢著愛、率性和真誠，理性則抑製激情的誇張和傾斜。在激情與理性之間，在詩人與哲人之間，作者一直在尋求一種雅正和平衡。文集第七卷《昨夜西風》收錄的是作者早期創作的詩歌、散文詩以及抒情散文、遊記雜感，為他人所作的序言書評和作者初版各書的前言後記。
就像對自己的青春歲月難以割舍一般，作者“對年輕時自己寫的一些叫詩的東西難以完全割舍”，即使在幾十年後的不惑之年收入《冒煙的石頭》之時，作者也將其視為“皺紋裏、胡須上的人性的薔薇，思想的薔薇”，他坦誠地認為，其創作於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一些詩歌與散文詩，“不一定有美學價值，但它是我一段人生的心靈史。拋卻了它，我的人生就不完整”（卷七，p403）。事實上，作者“少年時就立誌寫詩”（卷七，p391），但最後寫起了雜文，即使作者後來成為享譽省內外的著名雜文家，詩人依然是他的“未圓之夢”。或者說，寫詩是作者早年情采飛揚、表情達意的主觀願望，寫雜文隨筆則成為其知識分子的使命和自覺追求而“用力最勤”（卷七，p409）。此次編選文集時，將詩歌、散文詩悉數收進卷七，情詩、哲理詩、贈別詩、覽勝詩等等，皆別有情趣。
作者義重情深，其懷人紀事抒情的詩歌、散文和為他人所作的數量不菲的序跋、評論，令讀者充分領略著他濃鬱的生活感受和密切的親友交往，對親人戀人的懷念描摹，對同窗師友真摯的追憶，乃至對普通讀者不厭其煩開誠布公的勸導鼓勵（卷七，《心路曆程》《致友人》），從不同側麵反映了作者心理的某種傾向，即對回憶類散文審美文化取向的認同和追尋，也反映了作者赤誠和純真的情感。《誰把你的長發盤起》《誰為你做了嫁衣》兩篇文章描寫了“我”時隔三十年後拜訪當年“暗戀情人”，頗有“老夫聊發少年狂”的情趣，天真率性泄於筆端；《相忘於江湖》《夫子在我心裏》《先生漫像》等文章懷念師長和同窗感慨遙深；《昨夜西風凋碧樹》《遙知兄弟登高處》等悼念友人的篇章則淺貌深衷，長歌當哭，卷七《昨夜西風》即得名於此。還有《中國畫般的挪威山水》《希臘感覺》《巴黎印象》等近三十篇文章是作者1995年間到2005年間到緬甸、挪威、丹麥、希臘、法國、荷蘭、埃及等國遊覽的所見所聞所思。
編者一直較為看重作者初版各書的前言後記，從文體上說這類文章應屬於文藝批評，可以作為學術研究的範疇。但是，如果將其視為文藝小品文，可以發現這些文字流露的是作者的真性情和不同階段的創作心態，用作者的話說，是“太陽底下的心靈剖白”（卷二，p9），或者說是雜文家的心靈軌跡。透過這些文字，讀者能真切地體味到作者在各個時期對自己創作的反思、總結，不同時期對雜文、對文學、對生命的認識。隻有從事行政工作而不失理想和赤子之心的人，才會念念不忘“時下的中國，也特別需要雜文家，需要他們鞭笞腐敗，撻伐醜陋，衝刷汙穢；需要他們登高呐喊，雷響鼙鼓，警醒國人；需要他們為政治的清明，為社會的文明，為國家的發展奔走呼號”（卷七，p270），也正是對生活對創作持有嚴謹認真的態度，牛撇捺才會不斷反思：“雜文是一種較難駕馭的文體。在短短的千兒八百字或者一兩千字的篇幅內，要表現作者尖銳、深刻、新穎的社會思想，要運用豐富、典型而鮮活的材料，要層層分析，抽繭剝筍；要條理清晰，邏輯嚴密；要富於激情，有故事性、文學性、幽默感、可讀性。因此，小文章裏有大乾坤。沒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勇敢的社會批判精神，寫不好雜文。”（卷七p424），而作者正是用自己幾十年的創作實踐承擔著自己的責任，履行著自己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