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守望：待在邊緣的理性和良知
牛撇捺是一位雜文家，也是一位學者，他多年立足學術自覺的讀書寫作保持著開闊的文化胸襟和理性良知。學術思想是一種精神之光，特定時代學術精英的活動往往蘊藏著超越特定時代的最大信息量，成為一種理性通明、引領精神走向的前瞻性思考。雜文創作的現實批判深化了作者的人文思考和獨立意識，從而提高其政治思想和理論修養，曆史專業的研習浸潤和滋養了作者的人文情懷，在行文嚴謹、思考平實的背後，不無作者一生孜孜追求的學術理想和文化堅守，而頗有意味的是，他一直戲稱自己是個“邊緣學人”。
從大的社會環境來說，國家權力和資本市場在現代社會的絕對力量滲透到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逐漸讓獨立的學術研究失去了自主性地位，趨向邊緣；從個體學者的角度來說，這仿佛又是作者的自謙自況，個體自發自覺的學術研究所擁有的話語權畢竟有別於以高校及科研院所為核心載體的學術社群和文化空間，而處於邊緣。作為一名行政管理工作者或一位作家，將學術研究作為業餘愛好，也許可以對研究成果多一些寬容，但毋庸置疑的是，作者關於現代政治學、西方經濟學、公民政治參與、民主自由建設等一係列問題的研究，充分顯示了一個具有現代公民意識的知識分子試圖通過言論和知識的力量重新整合個體訴求與現實社會之間的製度化平台，以期最終建立健全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的學術路徑。
早在1991年作者就探討過《“學術思想錯誤”這一命題》，呼籲“正常的學術意義上的自由爭鳴”，而不應把“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卷二，p105）作者也坦誠自己“更崇拜思想者，更崇尚思想成果，所以更看重論文”（卷七，p279），“在當作家和做學者之間，我更傾心後者”（卷七，p398）。作者也在不同場合撰文提倡成立學會、沙龍，以便於學者、作家們互相切磋琢磨、進行思想交流。作者真誠而忠實地守望著學術研究的園地，在1998年出版了論文集《非理性中的理性》，並視之為“人生和學術之旅中的一次必要的休整”，“也可以看作一次衝刺”。（卷七，p399）此次編選文集，卷八《文化尊嚴》收入了《非理性中的理性》一書的全部理論文章和作者近十年間的理論研究成果。這些理論文章既有對現代政治學、西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研究思考，也有對王陽明思想的合理成分、資產階級愛國主義者容閎的愛國活動、臧克家的詩歌形式觀等問題的探討。作者文筆平實，立論嚴謹，視野開闊，充滿文化的使命感和政治的清明思考，也飽含雜文批判的犀利眼光。本職工作要求的意識形態自覺也使他常常正麵思考許多切實的理論問題，譬如《西部地區發展中亟須解決的幾個認識問題》《消除改革的曆史陰影》《關於延安精神的幾個問題》和《關於我區理論隊伍建設問題的淺見》等等。卷八開卷之作——1989年的《強化國民的政治參與意識》，1990年的《論公民政治參與的製度化》，文集壓卷之作——2010年的《論文化尊嚴》都與民主政治建設、學術文化建設有關，這或是編者的暗合，或是作者思維觀念內在的隱秘一致——時隔近三十年，作者的學術堅守未曾改變。這些理論文章“從學科和內容上看都比較龐雜，但它記錄著時代脈搏的跳動，記錄著一個理論工作者在曆史大變革時期的思索”（卷七，p400）。作者一貫“崇尚自由和獨立精神”，力求“維護學術尊嚴，維護學者尊嚴”，進而形成“維護文化尊嚴、維護曆史尊嚴、維護民族尊嚴甚至是人類尊嚴”的一係列思考，層分縷析，最終提出應該通過文化立法來使文化事業走向規範，走向理性，以切實保證文化尊嚴的實現。
除了收入卷八《文化尊嚴》的理論研究文章，編者特別要指出的是作為雜文家的牛撇捺在雜文創作的同時，也對雜文這一文體本身進行各個方麵的思考研究，基於創作實踐而進行的理論研究，更有直接經驗和感受，也更顯本色當行。八卷文集基本上是以各個階段的雜文評論作為諸卷壓軸。這些雜文評論，是雜文家的雜文評論，也是作者對雜文認識的軌跡。至此，讀者可以看出八卷文集的重頭是作者的雜文創作，但如果換個角度理解，雜文作為文學諸體裁中理性因素較強的一種，實際上屬於體製短小的藝術性文化評論和社會評論，其思想價值在前麵已經談過了，如若考量其鑒賞價值，固然離不開文采、技法、作者的感性直覺，但卻主要取決於作者剖析事理的邏輯力量，取決於作者智慧的鋒利、敏捷，這種理性的力量同樣體現在作者從事的學術研究活動中，而之於後者，作者多了的是一種恭肅認真的態度和客觀嚴謹的精神，二者所需的內在一致決定其半生的創作、研究活動具有普適的學術價值，或者可以說八卷文集是以評論為主的廣義的學術作品集。
從根本上，作者認為雜文創作與曆史上的諫官文化是一脈相承的，“我們的社會如果真有一批如魏徵般提意見的人，我們的決策肯定會更加正確，我們的執行會更加堅決和有效，我們的政治會更加清明，我們的遺憾會更加稀少，我們文明民主富強的步伐肯定會更快”，作者“高度評價與欽羨諫官文化”，（卷三，p108）雖然比諫官文化更有效的監督製約措施不多或者不明朗，但作者堅持雜文創作“同樣有‘諫上’的意味和意義，有影響製度和修正政策的意義。這是一種類似於諫官文化的文化”，“我寫雜文，不隻是在負一份知識分子的責任，同樣是在負一份‘食祿米者’的責任”，（卷七，p405）從這個意義上，作者以為“雜文又確實是曆史，是當朝人寫的當朝的‘曆史’，是被稱為雜文家的一群具有鈣質、血性、時代性、人民性、曆史感、責任感的人，通過敏銳的觀察、全麵的審視、深刻的剖析，真實地記錄下的當朝的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生活史的片段”，“用雜文寫曆史，是我們的責任”，“我們能夠用雜文告訴後人一部真實的曆史”。（卷三，p343）在作者看來，雜文是一種諫官文化的延續，雜文是在書寫真實的曆史，雜文是作家真實的心靈史，這無疑體現了一名知識分子的現實關懷和人文追求的精神氣度，也代表了作者頗具建設性的穩健紮實和嚴謹求實的學術姿態。
《牛撇捺文集》所收雜文格調高邁，風骨遒勁，曆史隨筆融通古今，感慨遙深，詩歌散文獨抒性靈，情采飛揚，學術論文考證嚴謹，理性思辨。唯理求實見真淳，雜文家的文筆生活與行政工作的勤政務實追求有了某種共同的契合，三十年愛好筆耕寫作的理想追求與具體工作更加密切的結合讓《牛撇捺文集》內容充實，言之有物，不僅增加了讀者對生活的理性認識，並警醒每一個人，特別是從事行政和文化工作的人們獨立思考、清廉自守。作者半生的創作可謂苦心孤詣，編成文集的過程也實為艱辛，“庾信文章老更成”，隻有孤寂的求真求知之路才能通往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境，值此焦躁不安的文化等待時刻，希望作者還會更多出離體製內的藩籬和個體的認知局限，更加率意開闊地表民意達民聲，也期待更多作家、研究者的著作成果能有麵世的機會，宛若《牛撇捺文集》帶給讀者的一般。
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