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給各地蘇維埃電報指示：屬於第一類的富農有６萬餘戶，第二類約１５萬戶，第三類約８０萬戶。
隨後，采取恐怖手段強行消滅富農的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各地都在努力導找富農，來超額完成上麵規定的“定額”，“挖製數字”。
富農們被沒收了財產，驅逐到北部、烏拉爾、西伯利亞等荒無人煙，幾乎無生存條件的地區，在這些地區出現了許多“富農村”，這些“富農村”有武裝看管，直到衛國戰爭結束後才解除看管，實際上是變相的集中營。
後來蘇聯學者估計，在剝奪富農的過程中，消滅的富農戶總數大約在１００萬到１１０萬戶。許多富農在被遷徒的途中試圖逃跑，但結果很慘：逃跑者或者在路上就被擊斃，或者被送回集中營。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年被遷移的４１．３５戶中，隻有３７萬戶到達了目的地。
不幸的是，集體化後，糧食產量不但沒有提高，反而逐年下降，畜牧業損失更大，馬的數量下降了２／３，牲畜數量到５０年代末才達到１９２６年的水平，糧食１９５０年才超過新經濟政策時期所達到的產量。
雖然糧食產量連年降低，國家收購的糧食卻不斷提高。１９３０年糧食產量是８３５０萬噸，收購了２２１４萬噸；１９３３年產量降至６８００萬噸，收購的糧食卻提高到２３３０萬噸。這種收購是強製性的，農民被迫以相當於市場價的１／１０到１／８的價格把糧食上交給國家。各地必須完成上級規定的糧食收購任務。
如此玩命地收購糧食，最主要的是把收購上來的糧食出口、換取外彙，來購買外國設備。許多集體農莊莊員的口糧，包括種子都被“收購”了。
西伯利亞、伏爾加河流域、哈薩克斯坦、北高加索、烏克蘭這些俄國主要的產糧區嚴重缺糧，有些地方出現饑荒。
１９３２年夏天，地裏的莊稼還沒有成熟，饑民便紛紛充當“理發師”來到地裏，用剪刀剪下穀穗熬粥糊口，當收獲季節來臨時，剩下的糧食又被送往收購點，於是，一些饑民開始偷偷地把場院的糧食裝在衣兜裏或藏在懷裏帶回了家。
麵對這種情況，斯大林親自口授了保護社會主義財產法人“對盜竊集體農莊和合作社財產的人可以槍斃並沒收全部財產，情節輕微的，剝奪自由１０年以上，並沒收全部財產”。
中央和斯大林仍然對普遍出現的饑荒視而不見，拒絕討論饑荒問題。
這次饑荒最嚴重的地區是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河中下遊、南烏拉爾、哈薩克斯坦等主要產糧區，餓死的人數至少有幾百萬人。可是，有關這一時期的饑荒一直到１９５６年以前都禁止提及，３０年代一些人由於提到饑荒而被當作“反革命宣傳”逮捕。
１９２９年斯大林曾保證說，經過集體化，再過兩三年，蘇聯將成為世界上出產糧食最多的國家。然而恰恰３年後，蘇聯糧食產量不僅絕對地降低了，而且還出現了普遍的饑荒，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諷刺。
斯大林研究俄國曆史，從中發現這樣一條規律：由於舊俄落後，因而不斷挨打。他說：“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方打過它，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貴族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因為這既可獲利，又不會受到懲罰。”斯大林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詩《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中的一段話：
“俄羅斯母親啊，
你又貪窮又富饒，
你又強大又軟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