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本·古裏安——以色列國父
他是以色列第一任總理，也是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他憑借敏銳的直覺和務實的精神，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裏一直是猶太民族的領袖。他領導創建以色列國，是現代以色列當之無愧的國父。他的去世被以色列看作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青少年時代
普朗斯克是俄屬波蘭的一個普普通通的小鎮，離華沙隻有40英裏，從中世紀時一位王子的城堡發展而來，具有濃厚的猶太人氛圍。1881年，該鎮7824名居民中有4500多人是猶太人，大部分是窮困的生意人和手工藝人。然而，令這個小鎮驕傲的是，一群猶太知識分子建立了一座名叫“科普爾柯”的學校，並因其學術水平高而遠近聞名。
1886年，戴維·本·古裏安出生在波蘭普朗斯克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庭，他的原名叫戴維·格魯恩，後來才該為戴維·本·古裏安。
戴維的父親名叫阿維多·格魯恩，狂熱地迷戀希伯來語和宗教知識，中年以後，他與鎮上的俄羅斯—波蘭當局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當地猶太人中頗有名望。
阿維多·格魯恩一共有8個孩子，但隻有5個活了下來。戴維是這個家庭的第4個孩子。
小戴維體弱多病，這一點很像母親，腦袋大得不合比例，性恪也很孤僻，很少到外麵玩耍。他的父親阿維多為此憂心忡忡，就帶他到相鄰的普洛茨克鎮去請教一位相術家。
那位老人摸了摸小戴維的頭，向阿維多保證，他的兒子將成為一位偉人。從此以後，戴維的家人經常驕傲地對人們說，她的小家夥將成為一個精通猶太教義的大拉比。
戴維的正規教育是從5歲開始的。他進了一所名叫“赫德爾”的猶太傳統學校。從7歲時他開始跟隨一個號稱“現代”的老師學習，那位有點駝背的老師有點像中國古代的私塾先生，隻讓學生不停地讀《聖經》中的段落，而從來不管學生能不能理解其中的含義。
不久，戴維又去一所新的學校，仍然是學習《聖經》和希伯來語。除此之外，他還上過一所俄羅斯國立學校，學到了一些俄語基礎知識，並且接觸到一些俄語作家的作品，這對他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戴維14歲時就像父親和哥哥一樣，積極投身於猶太複國主義運動之中。他與朋友們一起組建了一個“埃茲拉協會”，目的是推廣希伯來語。
在這一群孩子中間，很少有人能說希伯來語，但還是頑強地說起了一個個的希伯來語單詞。經過半年的努力，他們成功地召集了150多名兒童。
就在這個小鎮上，這些遠離故土上千年的孩童仿佛掌握了打開故土之門的鑰匙，從此以後，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他們心中那回歸之花的盛開了。
3年後，古裏安加入猶太複國主義政黨錫安工人黨，成為一名猶太複國主義者。
1903年8月，讀到報上猶太複國主義第六次代表大會關於所謂在非洲建立猶太國的“烏幹達計劃”的報道，該計劃提出在非洲的烏幹達建立一個猶太人國家。
這令戴維大為憤怒，因為他和朋友們一致認為隻有以色列地（巴勒斯坦）才是猶太民族惟一的家園。此後，他堅定了一個信念：反對“烏幹達計劃”的最有效方式是定居以色列地，這種信念主導了他一生的政治活動。
在給他父親的信中，他還宣稱：“定居以色列才是真正的猶太複國主義，其它的一切想法都是自欺欺人！”
不久以後，戴維來到華沙，打算進一步學習。一開始他住在一位親戚家，但是後來這位親戚遇到了經濟困難，這就影響到了戴維的學習。他被迫去找一份工作謀生，做了一段時間的業餘教師，但是幾乎與此同時，他的個人計劃也連連受挫。
當時，由於沙皇政府的嚴格控製，猶太人要進入俄國高中非常困難，而一所麵向猶太人招生的學校又要求有高中畢業文憑，戴維的求學之夢很快就破滅了。大概也正是因為這樣，這個世界上才少了一個學者，卻多了一個傑出的政治家。
1904年11月，戴維回到普朗斯克，與什洛莫進行了一次深刻的會談，兩人決定什洛莫先到巴勒斯坦去，為後來的移民開辟道路。
不久，什洛莫出發了，8個星期以後，他到了巴勒斯坦。這一舉動在普朗斯克引起了轟動，幾乎是一夜之間，什洛莫成了青年人心中的偶像。但是戴維並沒有立即趕往巴勒斯坦，他又在普朗斯克活動了1年多時間，為自己和朋友將來在以色列地的生活做準備。
當時，“崩得”的出現給戴維提供了人生中第一次從事社會鬥爭的機會。“崩得”，是意第緒語“聯盟”的意思，是“立陶宛、俄國和波蘭猶太工人總聯盟”的簡稱。
此時，懷有猶太複國報複的戴維發誓，一定擊敗“崩德”。當時，“崩德”將最優秀的演說家派到普朗斯克，但總是被稱為戴維擊敗。
1905年夏，什洛莫·澤馬克從巴勒斯坦回到普朗斯克，戴維並沒有忘記原來的計劃，同戴維一起開始組織一支大規模的移民隊伍，計劃於1906年夏奔赴巴勒斯坦。
出發前，戴維遇到一個問題。當時，他與拉切爾·奈爾金相愛了。此時，他要麼帶著拉切爾一同趕往巴勒斯坦，要麼隻能忍受相思之苦。結果，他花了很多功夫才使拉切爾的父母同意自己的女兒與這個毛頭小子一起前往巴勒斯坦。
就這樣，1906年夏，戴維同一批先驅者乘船離開波蘭來到當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屬地巴勒斯坦——他心目中的“以色列地”，決心用定居的方式來實現猶太複國主義的理想。戴維堅信，希伯來人在希伯來的土地上勞動是猶太民族恢複權利的惟一途徑。
這一年，戴維20歲，他的生活進入了一個新篇章，而猶太民族的曆史也翻開了新的一頁。
走上政壇
1906年9月的一個早晨，戴維等人來到了巴勒斯坦，一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這一群年輕人就欣喜若狂起來，但是戴維卻感到雅法不是真正的以色列故土。
那個夜晚，戴維興奮得一夜未眠，在四周走來走去。第二天，太陽剛剛升起，這個從未幹過農活的年輕人便開始工作了。工作是艱苦的，在給父親的信中，戴維描繪了工作的艱辛：“這可不是件容易的活兒，頂著炎炎烈日翻耕紅色的泥土，汗如雨下，雙手磨起了糨子，肋骨就像是散了架。”
在此戴維飽受勞累、饑餓和疾病折磨，但當他父親寄來10個盧布時，他立即將彙票寄回：“錢對我絕對沒有用”。
1906年，錫安山工人黨在巴勒斯坦召開第一次大會，在此次會上，他入選中央委員會，但當時黨內對建立一個猶太國並不熱心，將希伯來語引進黨內及用於出版的努力也失敗，他感到非常孤獨。
事業的挫折與艱苦的生活並沒有是戴維自暴自棄，他仍然一心讀書。有一次，他跟在牛後麵，一邊走一邊埋頭讀書，當他讀完抬起頭時，發現自己在田裏，而牛卻無蹤影了。
1910年，戴維被錫安工人黨調到耶路撒冷，擔任新創辦的黨刊《團結》雜誌的編輯。雜誌出版第二期的時候，他才鼓起勇氣在自己的文章上署上新起的希伯來語名字——本·古裏安。從此，本·古裏安就成了他的名字。也是從此時起，24歲的本·古裏安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第二年年11月，本·古裏安與本·茲維代表錫安山工人黨出席了在維也納召開的第三次世界錫安山工人黨聯盟大會。在此次大會上，“二本”關於猶太複國主義隻能通過在巴勒斯坦的工人去實現，而不能靠流散的猶太複國主義者的觀點，引起與會代表極大憤慨，大會通過一項決議，指控他們在巴勒斯坦搞“分裂主義”。
本·古裏安那時就發誓，總的一天，他一定要接管對流散猶太複國主義的控製，並讓它服從於自己的目標。
這時本·古裏安已經明確，猶太人要建國隻有一個方法:不是空談，而是實幹。他堅信隻有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才能決定自己的道路。
當時，本·古裏安一度希望獲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國籍，在帝國內部爭取猶太人的權益。為此他學習了土耳其語，並到帝國的首都學習法律。為了使自己更像一個奧斯曼帝國公民，本·古裏安還戴上了土耳其式的圓筒帽，蓄起了土耳其式的胡子。
但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由於奧斯曼土耳其對猶太複國主義的擔心，本·古裏安於1915年被驅逐出境。
於是“二本”流亡美國，並出版了《紀念》和《以色列地》二書。
1917年，英國發表《貝爾福宣言》，對猶太複國主義表示支持，讚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民族之家。英軍隨即開始組織猶太軍團。第二年，本·古裏安加入軍團，跟隨英軍回到巴勒斯坦。
但軍團還未參戰，奧斯曼軍隊就已經潰敗。本·古裏安從猶太軍團退役後，從事巴勒斯坦猶太工人聯合的工作。
當時，巴勒斯坦猶太工人與海外猶太複國主義者的隔閡越來越大，就決定獨自承擔複國理想，成立猶太工人總工會。1921年夏，他當選為猶太工人總工會的書記，並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14年。
2年後，也就是在1923年，本·古裏安代表巴勒斯坦工人去莫斯科參加國際農業展覽會，在蘇聯逗留了三個月，他對蘇聯的暴力革命不感興趣。但對列寧，本·古裏安非常崇拜，稱讚列寧“非常偉大”，“有著敏銳和遠見的目光”，是“俄國革命的先知”。
靠著鍥而不舍、不知疲倦的工作，本·古裏安的陣營日益壯大了起來。1929年，他將巴勒斯坦的兩個勞工政黨——勞工聯盟和青年工人黨成功進行了統一，成立了迄今為止以色列黨派中曆史最悠久的政黨：巴勒斯坦工人黨。
在這一時期，本·古裏安一方麵顯得熱情友好，另一方麵又尖刻激烈、好戰和愛走極端，在許多問題上與本·茲維、卡茨內爾森等朋友同事對立，使自己處於少數派地位。
特別是當工人黨舉步維艱和大量移民湧入巴勒斯坦時，他為自己確定了一個大膽計劃：控製猶太複國主義運動，這個想法遭到大部分同事的反對，但他仍是堅定不移的一意孤行。
在緊張的政治活動之餘，他既不與朋友結交，也不理會自己的家庭，而是抓緊一切時間讀書。長年的奔波勞碌使他的身體狀況極差，不到40歲就開始歇頂，40出頭已頭發花白，過度的興奮和煩躁都會使他發高燒。
在世界猶太複國主義運動中，本-古裏安所倡導的勞工運動並不是主流，但他憑著自己的執著和堅定，開始用自己的主張改變世界猶太複國主義運動。
第18次猶太複國主義代表大會前夕，本·古裏安向複國運動的“官僚”發動了總攻，他不厭其煩地說服和爭取各派別的支持。
1933年3月，本·古裏安動身飛往東歐，進行了他一生中最長、精力消耗最大的一次戰鬥，選舉遊說進行了四個月，他被人稱為“瘋子”。
7月的選舉中，本·古裏安的勞工派以絕對優勢擊敗了亞博廷斯基的修正派，從此他成為猶太複國主義勞工派無可爭議的領袖。
艱難複國
1935年8月召開的第19次世界猶太複國主義大會上，本·古裏安被選為執委會主席和猶太代辦處執委會主席，魏茲曼再次當選世界猶太複國主義組織主席。
但他與魏茲曼的關係時而十分融洽，時而又處於相互敵視的狀態，他們的關係支配了猶太複國主義運動發展的進程，並導致數百萬猶太複國主義者分裂為二大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