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奧爾布賴特——美國首位女國務卿
她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在其任期內，爆發的盧旺達大屠殺事件中，其代表美國的一係列不作為甚至阻撓聯合國幹涉的行為，客觀上縱容了胡圖族極端分子的殺戮，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她通曉英語、捷克語、波蘭語、俄語和法語，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女國務卿。約翰·溫斯頓勳爵說：“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家和女人，熱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豐富，能夠抓住人心和把握局勢，從中提煉清晰的觀點。”
少時離鄉
馬德琳·科貝爾·奧爾布賴特是美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國務卿，她身材矮小，體型微胖，且喜歡身著紅裙，這些連同其令人敬畏的政治聲望，使她贏得了紅裙“鐵娘子”的稱號。
1937年5月15日，奧爾布賴特出生在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個外交官家庭，她的本名是瑪麗娜亞·科貝爾。
二戰爆發前，奧爾布賴特的父親是捷克斯洛伐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新聞官員，他是一位年輕有為、雄心勃勃的外交官。1939年3月15日，納粹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奧爾布賴特的一家與許多捷克人一樣，都在設法要逃離戰亂的國土。
1939年3月25日，即納粹占領的10天以後，奧爾布賴特一家拿著偽造的通行證登上了開往貝爾格萊德的火車，但是在貝爾格萊德僅僅滯留了兩周後，奧爾布賴特一家又逃亡到希臘，後來又從希臘轉道目的地——英國。當時的奧爾布賴特還是一個滿頭金發、有一雙大眼睛的、非常可愛的小胖姑娘。
奧爾布賴特的父親到英國後，曾經在兩家報社當了一段時間的新聞記者，之後，他幫助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英國組建了政府情報部。
不久，為了能夠及時地把有關戰爭的消息和振奮人心的信息傳遞給國內，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決定在倫敦建立自己的廣播處，以利用英國廣播公司舉辦自己的廣播節目，並同時委派奧爾布賴特的父親擔任廣播處的負責人，這個職位實際上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廣播電台的台長。
這一時期，父親的工作並沒有給年僅3歲的奧爾布賴特留下多少記憶，反倒讓女兒常常對從廣播裏傳出父親的聲音感到納悶，對年幼的奧爾布賴特來說，“她搞不懂，爸爸是怎麼進到廣播裏麵的”。
1940年的夏天，納粹德國對英國進行了持續長達13天的夜間空襲，炸彈的呼嘯聲和爆炸聲響徹倫敦的夜空。這期間，奧爾布賴特一家為躲避空襲曾經和鄰居們一起藏身於公寓的地下室，潮濕的環境和布滿管道的地下室並沒擊退人們的樂觀主義精神，大家喝著防空隊員提供的茶水，吃著塗有豬油和鹹鹽的黑麵包，有躲在一邊看書的，有三五個聚在一起侃大山的，還有同孩子們一起玩遊戲的……
整個地下室就像是一個熱鬧的社交場所，這時的奧爾布賴特僅是一個4歲的小姑娘，她天真活潑、可愛動人，是防空洞裏所有人打破沉寂的樂子，當時的紅十字會曾拍攝過有關防空洞生活的片段，小奧爾布賴特在片中扮演一位可愛的小女孩，她的片酬是一隻長耳朵、粉紅色、毛茸茸的玩具兔子。
一天，伴著刺耳的呼嘯聲和強烈的震顫感，一枚炸彈重重地落在了奧爾布賴特躲避的地下室附近，然而，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這枚炸彈卻沒爆炸，等到專業的清理未爆炸彈人員趕到現場並拆開炸彈後，他們發現在這個炸彈裏有一張捷克工人留下的紙條，上麵寫道:“別緊張，我們製造的炸彈永遠都不會爆炸。”
二戰結束後，奧爾布賴特的父親出任駐南大使館第一任大使。1948年12月12日奧爾布賴特的父親踏上了美國的國土，他是作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代表被派往當時聯合國克什米爾委員會工作的。
在聯合國工作期間，由於捷克斯洛伐克國內政治形勢的演變，以及他本人的意識形態、政治觀點的背離，奧爾布賴特的父親向美國政府提出了政治避難申請。
1949年3月，杜魯門政府正式批準了奧爾布賴特一家的移民要求，從此，奧爾布賴特一家開始了他們在美國的人生曆程，奧爾布賴特的人生從此也開始發生巨大的轉折。
由於童年時曾經在幾個國家間往返奔波，所以，除捷克語和英語外，奧爾布賴特同時還通曉法語、波蘭語和俄語，並能說一些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地亞語。
科貝爾一家原本是猶太人的後裔，為忘卻二戰中猶太人的悲慘經曆，科貝爾一家定居美國後改信了天主教，奧爾布賴特也是後來才從報道中得知自己曾經是猶太人。
雖然奧爾布賴特一家躲過了納粹的迫害，但童年時代的顛沛流離生活使她對納粹統治極為反感。奧爾布賴特本人曾說過，這一生中對她影響最大的兩件事之一便是納粹德國的陰謀。童年的逃難經曆也使得她對難民頗為同情。
中學畢業後，奧爾布賴特先拿著獎學金進入馬薩諸塞州韋爾斯利學院。在求學的同時，她還擔任了校報的編輯，這為她以後駕輕就熟地與新聞界打交打下了基礎。奧爾布賴特在韋爾斯利學院認識了她後來的丈夫、一報業大亨的繼承人約瑟夫奧爾布賴特。1959年，奧爾布賴特畢業僅3天後，就與約瑟夫結婚了。她說，當時自己感覺就像童話中的灰姑娘，“他就像一位王子，突然降臨到我身邊，”她在回憶錄中曾寫道，“我試了試那雙水晶鞋，正合我的腳……在童話中，這就是幸福的結尾了，而在現實生活中，這隻不過是新篇章的開始”。
婚後，奧爾布賴特第一次懷孕並且生下了一對早產的女嬰——艾麗斯和安妮，不過，她們兩人都頑強地活了下來。但在她第二次生產過程中，嬰兒不幸夭折。第三次懷孕，奧爾布賴特終於產下一個健康的女嬰，起名叫“凱瑟琳”。
隨著女兒們慢慢長大，奧爾布賴特也開始涉足政界，從最初民主黨的一個籌款人幹起，直到進入了白宮。
初涉政治
奧爾布賴特與國際政治結下不解之緣，與她的父親約瑟夫·考貝爾的影響有著密切的關係。她的父親曾經任丹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後來又擔任丹佛大學研究生院的院長，常常有一些學生到家裏做客，與父親分析國際形勢，談論外交政策。勤奮嚴謹的父親正是她一生中最好的老師，他的嚴格要求讓奧爾布賴特從少年時代起就已經在同齡人中脫穎而出。
奧爾布賴特對父親的熱愛與崇敬人人皆知。在就任國務卿宣誓時，她曾稱父親為“教我熱愛自由和政治的人”。但是，考貝爾的曆史中還有一些部分，他的女兒卻從沒在公開場合討論過。要想了解奧爾布賴特，就必須了解約瑟夫·考貝爾。他們父女兩人在學術和情感上都十分相似，他們都是睿智聰明且擅長社交的外交家，能說6種語言，可讀8種文字。考貝爾有一種神奇的生存本能，這種本能使他放棄自己的姓名、公民身份、政治，並且又隱瞞自己的宗教傳統。
考貝爾的後半輩子在丹佛大學教歐洲史並指導二十幾名學生。他的女兒瑪德琳是他最專心的學生。正是他讓瑪德琳知道，一個領袖必須以普通人理解的方式把外交政策講述清楚，因為在危急關頭，除非公民們知道某件事將會對他們的日常生活產生影響，否則他們是不會為此而站到一起的。考貝爾曾經一度是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埃杜接·貝奈斯和外交部長傑恩·馬薩裏克的忠實助手，但他卻批評這兩人對慕尼黑協定的處理方式，因為他們沒有向捷克人民解釋清楚。考貝爾還認為，如果貝奈斯稍微修飾一下，使他的外表顯得更有個性的話，那麼他可以成為一個更有效的領袖，考貝爾認為“他那毫無吸引力的外表減弱了他本身的超凡魅力”。
在自覺或不自覺中，馬德琳·科貝爾·奧爾布賴特有效吸收了這些由父親傳授給她的教訓，她的父親對慕尼黑事件的分析，成為她一有機會就拿到美國領導人政治台麵上的東西。把複雜的外交政策問題簡化成可貼在汽車保險杠上的小標語也是她最拿手的本領之一。
在奧爾布賴特的政治生涯中，她的的起落與民主黨的興衰息息相連。早在大學時代，她就參加了民主黨人芍德萊史蒂文森在1956年的競選總統活動。
1955年，當奧爾布賴特憑獎學金進入韋爾斯利女子學院後不久，她就一邊讀書一邊積極參與《韋爾斯利新聞報》的工作，且曾經一度是這份報紙新聞版的副主編。《韋爾斯利新聞報》是一份以反映校園生活為主的周報，然而，出於對政治的偏愛，奧爾布賴特不時撰寫一些有關國內政治方麵的文章。1958年，奧爾布賴特就曾為肯尼迪來韋爾斯利以競選參議員連任而寫過新聞報道。
同時，奧爾布賴特從她的父親那裏繼承下來的坦率性格，也成為她日後在一個男人當權的社會裏取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法寶。從她在比維爾小學理事會任職時，這種性格就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這裏與她共過事的博斯德曾經評價道：“我欽佩並欣賞她的思維方式，她是個非常誠實的女性，遇到問題迎刃而上，不避不閃。”當她在聯合國工作時，這位已經逐步適應其職業生涯的政壇新星更加顯露了她率直的本性，安南曾經明確表示欣賞她那種不拐彎抹角的直率，曾經與奧爾布賴特有過密切工作往來的英國駐聯合國大使約翰·溫斯頓曾說道，即使產生暫時的爭執，但與那些遇事搪塞，唯唯諾諾，沒有原則的人相比，他更欣賞奧爾布賴特的坦率。
奧爾布賴特是絕對的學者出身，她擁有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的博士學位和教授職稱，因而她也具備作為一個真正學者的特質：堅持主見，有獨立的思想和主張。早在少年時代，奧爾布賴特的這種獨立意識就強烈地表現了出來，當她還在肯特讀中學時，“她總是捍衛民主黨一方的主將”。
韋爾斯利學院的座右銘乃是：“不需別人照顧，但需照顧別人”，並且有著“走出韋爾斯利，讓世界有所不同”的傳統。如果照此標準，奧爾布賴特無疑是韋爾斯利學院最好的學生之一，她的一生就是對這些標準的精彩演繹。正如約翰·溫斯頓所言：“奧爾布賴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家，一個徹頭徹尾的女人，熱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豐富。”
1972年，35歲的瑪德琳初次踏上與政治相關的工作崗位，她的工作是為緬因州參議員埃德蒙·S·馬斯基籌集資金，同時負責國內政策和立法問題。
1978年，在卡特政府任職一年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克紐·布熱津斯基曾特別邀請奧爾布賴特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國會聯絡員。
奧爾布賴特在七八十年代所做的政治工作也與民主黨相關。1976年至1978年，她是民主黨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的首席法律助理，前總統卡特當政期間，她的老師布熱津斯基挑選她進入由他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負責處理與國會的關係。
20世紀80年代，奧爾布賴特在喬治敦家中主持了民主黨對外政策沙龍，從1984年至1992年間連續三次擔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外交政策顧問。
卡特下台時，奧爾布賴特隨即失去了政府中的職位。也就在民主黨失意的這一時期，奧爾布賴特經曆了婚姻上的挫折。1982年，她的丈夫約瑟夫突然宣布婚姻走到了盡頭。
當時，奧爾布賴特對丈夫的決定深感吃驚，她沒有絲毫思想準備，但她也能理解其中的緣由因而不能埋怨丈夫。前幾年她不顧丈夫的勸阻堅持要學俄語，雖然受到了卡特政府的重用，卻明顯忽視了對丈夫和家庭的關心。
丈夫最終和另一個女人走了，給她留下的是3個女兒在喬治敦的一棟豪華住宅和一大筆錢。等孩子們長大、離開家後，一直沒有再婚的奧爾布賴特更加積極地參與民主黨的活動，成了民主黨智囊團中的活躍人物。
她擔任過前副總統活爾特蒙代爾、邁克爾杜卡斯基競選總統時的外交政策顧問。但最為重要的是結識了當時的阿肯色州州長比爾克林頓。克林頓日後的崛起，直接帶來了奧爾布賴特的仕途輝煌。
在裏根和布什當政的那段時間裏，奧爾布賴特的家成了民主黨人士的聚集地。但奧爾布賴特那時與克林頓並不相識，直到1992年春天在民主黨州長聯合會的年度晚宴上由人介紹才相互認識。兩人性情相投、思想相近。奧爾賴特成了克林頓組建內閣的天然後選人。1992年克林頓上台後，奧爾布賴特受到重用，她於1993年1月被任命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強勢女人
對於駐聯合國大使這一職位，奧爾布賴特由衷地喜歡。她在紐約活道夫一阿斯托利亞飯店擁有一套大使套房，她用家庭照征和美國當代藝術家的傷口將房間裝飾得溫馨舒適。但奧爾布賴特在擔任駐聯合國大使時似乎更看重克林頓政府內閣成員的身份。
雖然身在紐約，奧爾布賴特並未將華盛頓的公務拋在一邊，經常乘坐飛機穿梭於紐約和華盛頓兩地。她去華盛頓自然是為了參加在白宮舉行的克林頓高級外交政策顧問會議。由於在兩地不停奔波，奧爾布賴特常常一覺醒來，不知自己身處紐約還是華盛頓，也常帶著藍西裝出現在華盛頓卻把與之相配的皮鞋忘在了紐約。
但奧爾布賴特熱衷於這樣忙碌的生活，一來因為她有充沛的精力，二來因為以前曾出現過國務卿和聯合國秘書長在華盛頓共進晚餐、私下做好決定而大使卻渾然不知的事情。因此，奧爾布賴特不辭辛苦兩地奔波。防的就是自己的權力被架空。
從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開始，奧爾布賴特便竭力推行美國的全球戰略，在聯合國中以美國老大的姿態自居。她在與各國政要交往時常常冒著火藥味，因而被稱為美國的“鐵娘子”。
1994年秋，她曾毫不留情地稱伊拉克副總理在聯合國的一次講話“滑稽可笑之極”；她還曾提醒法國國防部長“少管閑事”，對聯合國駐前南斯拉夫代表晨石康也用過如此不恭的語言。
盡管她的言談常因缺乏外交技巧而招致人們的批評，但無人否認她在電視上以明確犀利的語言闡述政府外交政策立場的能力，在這一點上，前國務卿克裏斯托弗曾表示自愧不如。
奧爾布賴特在處理海灣危機、波黑、海地和索馬裏問題上，充分體現了她對美國主導世界的思想的熱衷。1993年6月，奧爾克賴特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直言，如果伊拉克軍隊侵犯科威特邊境，美將派軍隊以沉重打擊。在海地問題上，當安理會同意對海地使用武力後，奧爾布賴特強烈要求克林頓出兵。
在波黑問題上，奧爾布賴特從一開始就和不願在前南地區使用武力的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鮑威爾爭吵。她曾這樣問鮑威爾：“如果我們不用武力的話，你嘴上老掛著的偉大軍隊的意義何在？”
奧爾布賴特最後贏了，美國派兵前往波黑參加維和、放棄了由歐洲領導前南聯合國安全區的政策。
為了達到美國左右聯合國的目的，奧爾布賴特想方設法扳倒了上屆聯合國秘書長加利。起初，她和加利有很好的私人交往，但當加利不願聽從美國政府所希望的聯合國行政管理和財政管理的改革、成為對她自己國家內政的不利因素時，奧爾布賴特立刻把矛頭轉向加利，領導了一場拒絕讓加利連任的運動。
奧爾布賴特先是要求有關部門秘密起草換下加利的文件，然後讓人與加利協商體麵下台。在加利拒絕後，奧爾布賴特又說可以設立一個“榮譽退休秘書長”職位來勸加利下台，但她的這一建議也遭加利的拒絕。
多次努力失改後，奧爾布賴特便不再躲在暗處，轉而公開表示反對加利連任。她先是在就加利的第二個任期舉行的表決中，投了15票中的唯一的反對票，然後說服非注國家擺脫對加利的承諾，再以全票把科菲安南推上聯合國秘書長的位置，使美國達到了既扳倒加利、又挑選了其餘任得的一箭雙雕的謀略。
雖然許多外交官認為奧爾布賴特為了將加利趕下台所做的努力並不光彩，但還是不得不承認，她是個鐵腕女強人。奧爾布賴特也由此又獲得了一個稱呼：“蛇一樣的女人”。
蛇在西方是導惡與狠毒的象征。但她對此並不惱火，反而堅持在胸前別一個蛇形胸針。在有人給她郵寄了一把掃帚，意思是要將她從聯合國掃地出門時，她又欣然把掃帚放在辦公室裏，表示要以此激勵自己更加投入地工作。
奧爾布賴特在駐聯合國的四年中表現出的外交才幹為她入主國務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人生頂峰
1996年12月3日，星期二，克林頓總統的那位高大、嚴肅的新辦公室主任厄金斯·鮑勒斯給美國駐聯合國紐約使館的奧爾布賴特打電話，詢問了兩個問題：“如果總統授予你國務卿之位，你願意接受嗎？”奧爾布賴特說願意。
第二個問題：“明天早上9點你在家接總統的電話好嗎？”奧爾布賴特以一生中最富掩飾的平淡口氣說，“好的，我會在家等的”。
第二天上午9點45分，電話鈴響起，奧爾布賴特正式得知克林頓總統提名她擔任下一任的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當時就告訴她的朋友們，就職那一天她會穿紅色的衣服。
奧爾布賴特能夠成為首位女國務卿，也是有原因的，克林頓曾說:“奧爾布賴特最高明之處是，她了解美國政治，是一種要求能夠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遊戲，而且不可避免的是，這種遊戲很大程度上還要靠運氣，以前，都是由那些毫無外交經驗和悟性的政治家來決定外交政策，這些外交家幾乎不了解那些他們以其名義製定政策的人們的願望和文化。奧爾布賴特是我國領導人中一個少有特例，她既了解美國政治和外交文化，又知道二者相互影響的方式。她是一位大師，她最會與美國人民溝通，進而把我們的外交政策傳達給國內的人們。”
盡管奧爾布賴特並不像美國的第一任國務卿托馬斯·傑弗遜那樣是一個幻想家，同時也不是杜魯門政府的國務卿迪安·艾奇遜那樣的戰略家，但她在另外一些方麵的能力使她完全能夠勝任這項工作。她有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方麵的博士學位，曾經在國會山工作過，在卡特的白宮班子裏擔任過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在喬治敦大學的外交學院教授過外交政策課程，曾代表美國出任駐聯合國大使。她這種個性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體現。
另外，為逃避納粹而逃離祖國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曆，也使她明白在一個充滿壓迫的社會中生活是多麼艱難。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曾經評價道，“她知道，當有權者決定無權者的命運時意味著什麼，她也知道，當他們對利益範圍進行劃分時，就會導致戰爭和不幸。”從1990年初次相識起，他和奧爾布賴特就成了好朋友。
奧爾布賴特在許多方麵曾經是，且仍是連接代與代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的橋梁，在這方麵幾乎無人能比得上她。
盡管如此，當克林頓宣布提名奧爾布賴特擔任國務卿時，有人認為這是一場美國政治和外交上的“革命”，因為克林頓的這一決定結束了美國220多年全男性掌管外交的曆史。
自從擔任國務卿以後，奧爾布賴特終於有機會從參與製定轉為親自執行美國的外交政策。但擔任國務卿後的她也體會到了這份工作的艱難，她所宣揚的美國外交政策並非到處通行。在行為處事時，她似乎少了些在駐聯合國時表露出的火藥味。
1997年9月，奧爾布賴特來到中東。這是她擔任國務卿後首訪這一地區。目的很明確：拯救中東和平進程。然而，奧爾布賴特除了分別會晤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巴勒斯擔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拉法特和其他五國領導人外，並沒有為中東和平進程帶來一絲好轉。相反，她幾乎在阿拉法特麵前遭到了“冷遇”，這從阿拉法特與她握手合影時的冷冷表情足以看出。
在這次斡旋中，奧爾布賴特既沒有如以色列之願，也沒能贏得巴勒斯擔和阿拉伯世界的好感。結束中東之行時，奧爾布賴特生氣地說，除非巴以雙方作出必要的讓步決定，不然她決不會再回中東與阿拉法特和內塔尼亞胡這對冤家會晤。
中東之行使奧爾布賴特遭受了出任國務卿後的首次外交挫折，但奧爾布賴特熱衷的全球戰略所遇到的挫折又何止在這次中東之行。
1997年，反對美國封鎖古巴的國家越來越多，美國孤立古巴的政策越來越不得人心。美國國會通過的加強對古巴製裁的“赫爾姆斯-伯頓法”不僅招來加勒比國家的譴責，也遭到了與古巴有經貿關係的歐盟及其鄰國加拿大、墨西哥等國的強烈抗議。美國通過海灣戰爭苦心經營的反伊統一戰線在1997年也瀕臨瓦解，大多數阿拉伯國家不再願意跟著美國走。
同時，美國極力支持的多哈經濟會議遭到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的抵製、會議由首腦級降為部長級，便是一個明確的信號。被美國列為“支持恐怖主義”的伊朗、敘利亞、蘇丹和伊拉克等國領導人在德黑蘭參加了伊斯蘭首腦會議，與美國在伊斯蘭世界的所謂盟友共商國際大事，對美國來說更是一次挑戰。
西歐國家亦已不願聽從美國的領導，明顯表示要通過北約東擴來壯大自己，逐步建立獨立於美國的歐洲防務。俄羅斯雖然得到美國幫助“完全”參加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但俄美關係的熱度與冷戰剛結束時相比大大降低。
奧爾布賴特的人權交思想在1997年也發生了耐人尋味的變化。她在訪問非洲七國中的最後一站津巴布韋說，美國一直把外交政策的重點放在人權問題上，現在必須調整這個重點，必須認識到這些國家的差異以及它們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尊重這些國家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全球發生的36起武裝衝突中，有17起發生在非洲。非洲政局的不穩妥，除了內部的複雜因素外，西方在那裏掀起的“民主浪潮”顯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結果是非洲吃了苦果，西方沒收獲甜點。奧爾布賴特說出上述一番話，實在是“有感而發”。
在任時，奧爾布賴特的一言一行備受矚目。意大利服裝界發現，除了實際的權力以外，她還有一套服裝語言，可以更精準地代表她的真正意圖。人們可以從她所佩戴的胸針中找出她的行事準則和企圖。
在美國的普通百姓眼裏，奧爾布賴特是鬥士型的國務卿，說話字正腔圓，底氣十足，不管有理與否，總是振振有辭。在數年前聯合國安理會重新研究有關對伊拉克的製裁問題時，奧爾布賴特同伊拉克副總理阿齊茲就此問題舉行緊張會晤時就佩戴著一枚金蛇盤著樹枝的胸針，以此顯示她的鬥誌。她也曾經因此被伊拉克傳媒稱為一條“毒蛇”。從此，她的“胸針哲學”開始引人注意。
奧爾布賴特常常通過所佩戴的胸針向談判對手傳達不同的政治信息。比如，在談判時如果她的上衣上別著一枚鴿子胸針，則表明她在向談判對手發出講和的信息；如果她的胸前惹人注目地別著一枚鷹胸針——美國的象征，所發出的信息就截然不同了。
當她和前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會麵時，佩戴的就是一個象征美國權勢的老鷹胸針；每次出使中東地區，她通常回戴著象征和平的金色鴿子胸針，或是不達目的絕不終止的山羊造型胸針。在歡樂的場合，奧爾布賴特會戴個熱氣球在胸前；有時為了表示誠意，就別個小天使。
紐約曼哈頓曾舉辦過一個與奧爾布賴特外交風格有著特殊關係的胸針展覽。這個被稱為“以胸針表達外交態度”的展覽共展出了71枚造型獨特的各式胸針。這些胸針來自16個國家的61位藝術家專門為反映奧爾布賴特的外交風格而設計，以此象征其在外交談判中的不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