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巴伯羅·畢加索——立體主義繪畫大師(3 / 3)

畢加索鬆了一大口氣,他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慶幸保住了自己和馬蒂斯多年來的心血。

然而,在納粹的鐵蹄下,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畢加索一樣幸運地保全自己。

一天,畢加索的住所來了一位叫米歇的老人。他衣衫襤褸、白發蒼蒼,懷裏抱著一隻受傷的鴿子,請求畢加索為這隻臨死的鴿子畫一幅畫。畢加索看到血跡斑斑的白鴿,一下子想起自己童年時期畫的那些鴿子,他的心突然間一陣緊縮,好像看到了童年的夥伴正受著傷、流著血。

原來,老人的孫子養了一群鴿子,小男孩非常珍愛這些會飛的小夥伴,每天都會按時給它們喂食,放它們出來飛翔。

一天,孩子像往常一樣提著鴿籠走到院子裏,想把它們放出來舒展雙翼。這個時候,一隊德國士兵經過米歇的家門口,他們看見小男孩放飛鴿子,於是認定他是要給城外林子裏的遊擊隊報信。

小男孩憤怒的眼神激怒了他們,這幫戰爭狂人殘忍地殺害了小男孩,並舉起槍向籠子裏的鴿子掃射。米歇老人悲痛萬分,他捧著惟一存活的鴿子來找畢加索,請求他用畫筆記錄納粹的暴行,紀念慘死的小孫子。

畢加索聽得心如刀絞,憤怒的淚水模糊了雙眼,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老人的請求。

他把傷鴿放在臨窗的畫桌上。這隻受傷的鴿子極通人性,它拍打著帶血的翅膀,掙紮著、掙紮著,終於艱難而頑強地站立在畢加索眼前。在柔和的晨光中,它那瑪瑙似的眼睛裏似乎也閃動著晶瑩的淚光,好像在追悼逝去的小主人和同伴們,又好像在控訴著法西斯的暴行。

畢加索心潮澎湃,他的筆在畫布上馳騁著,他憤怒而悲傷的感情也隨著顏料一起傾注在畫布上。當他畫完最後一筆、把筆擱起來的時候,隻聽見“撲通”一聲,鴿子倒下了,它一直堅持著讓畢加索把畫完成!

畢加索淚如雨下,他緊握雙拳,重重地擊在桌子上,強烈的憤怒湧上心頭。

和平的使者

1944年8月24日清晨,炮聲隆隆,坦克開動的聲響,把巴黎人民從睡夢中驚醒,人們都懷著喜悅的心情走上街頭,為巴黎的解放而歡呼。

這突如其來的喜訊,使畢加索高呼:“烏拉!巴黎解放嘍!”他像孩子似的衝進屋裏,拿起那隻沾滿了灰塵的法國軍號。德國人在的時候,他一吹號就會引來麻煩,現在他可以暢快地大吹一陣了!以表達他激動的心情。

他拿著擦淨的軍號興衝衝地跑到樓下,仰起頭,對著湛藍的天空,連吹了30響。嘹亮的號聲感染了沉浸在喜悅中的人們,他們唱著、跳著,眼睛裏閃動著歡樂和希望。

打敗了德國法西斯,盟軍便很快擁進了巴黎城。許多來自大洋彼岸的年輕軍人有兩個願望:第一,登上聞名遐爾的艾菲爾鐵塔;第二,參觀畢加索的畫室。

不一會兒,就有人奔向畢加索居住的奧古斯丁大街。第一個衝上狹窄的樓梯、到達畢加索畫室門口的,是《風行報》的戰地記者李·米勒。畢加索站在門口,向她微笑著,伸出了厚實的大手。

李·米勒終於見到了自己崇拜已久的藝術大師,她緊緊地握住畢加索的手,激動得熱淚盈眶。

一連好幾個星期,畢加索的畫室裏都擠滿了穿著美國軍服的士兵們,他們和李·米勒一樣,好不容易從戰場上撿回一條性命,無論如何也要實現自己的願望,去看一眼畢加索和他的畫室。

畢加索心疼地看著這些從戰場上幸存下來的年輕人,他們每一個都經曆過炮火的洗禮和死亡的威脅。畢加索盡量滿足著他們的要求,不管這些要求有多麼奇怪。

畢加索的真誠相待,使戰士們倍感溫暖。他們累了,就隨便找個地方躺下來大睡,好像這個畫室就是他們的家,安全而溫馨。有一天,畢加索畫室的地板上居然睡了20多人。

慕名而來的人中也有許多是名流,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就是其中之一。海明威曾與畢加索在1937年有過較深的接觸,時隔7年,他這是第一次登門拜訪老朋友。

不巧的是,畢加索當天恰好不在家,海明威正要失望地離去,這時候,看樓的婦女向海明威索要禮品。

於是,他從吉普車上搬下來一個木箱子,還特地寫了一張紙條:“畢加索笑納!海明威。”然後開著車揚長而去。

看樓的婦女喜滋滋地把箱子打開,一看就傻了眼,竟是一箱手榴彈!她嚇得魂飛魄散,尖叫著跑了出去。

畢加索回來後向她詢問了事情的經過,不由得“哈哈”大笑,海明威的幽默和熱情,他向來就很欣賞,這個善意的玩笑再次讓他感覺到了,雙方之間存在著相互信賴、親密無間的友情。

1944年10月,畢加索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他的朋友們都知道,他向來關心政治,但是誰也沒想到自由不羈的畢加索,竟會加入共產黨,於是這個消息成為當時巴黎街頭最熱門的話題。

不久,畢加索在《新大眾》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為什麼加入共產黨》的聲明,他說道:

“參加共產黨是我全部生活、全部事業的合乎邏輯的結果。因為,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從來沒有把繪畫看作是單純的、供人玩賞與消遣的藝術,而是有意識地要通過繪畫與色彩——既然它們是我手中的武器,不斷地深入人們對於世界的認知,並使之為我們帶來更多的自由。”

“從根本上說,我一直與共產黨是相通的,……難道不正是共產黨在盡最大的努力去理解和改造這個世界,去幫助現在和明天的人民變得更清醒、更自由、更幸福嗎?”

“隻有現在,我才不再浪跡天涯了:在西班牙能夠歡迎我回去之前,法國共產黨已經向我敞開它的懷抱,我在這裏找到了我最珍貴的東西,最偉大的科學家,最偉大的詩人,所有我所目睹的光榮而俊美的抵抗者的麵容,我再一次地置身於我的兄弟中間了!”

的確,加入共產黨使畢加索獲得了人生的歸屬感與海內存知己的共鳴感。

1948年,畢加索收到蘇聯作家愛倫堡的來信,邀請他去波蘭華沙參加世界和平大會。

但是,在當時,西班牙的佛朗哥反動政府還沒有下台,作為西班牙公民的畢加索如果要去波蘭的話,就需要得到佛朗哥政府的護照,而畢加索是怎麼也不會和他的敵人妥協的。

對波蘭人民來說,畢加索不畏強權、匡扶正義的事跡早已家喻戶曉,他們熱切地盼望著這位偉大的藝術家與和平的使者光臨他們的國土。於是,畢加索成為了第一個受到波蘭舉國歡迎的、沒有護照的客人。鮮花和掌聲包圍著他,愛倫堡親自到機場迎接他,激動地擁抱這位仰慕已久的藝術巨人,並一路陪伴他參觀、赴宴。參加大會的各國作家、藝術家、學者等,都熱烈地頌揚畢加索是“當代最偉大的藝術家”、“工人的朋友”。

1949年4月,法國共產黨在巴黎承辦世界和平大會,詩人阿拉貢來到奧古斯丁大街找畢加索,委托他為世界和平運動選一幅宣傳畫。

在汗牛充棟的作品中,阿拉貢發現了一幅石版畫,畫麵上站立著一隻雪白的鴿子,它的羽毛閃爍著晶亮的光澤,頭部有一小撮毛調皮地向上翹起,豆子般的圓眼睛流露出溫和寧靜的神色,腳爪上也長了白色的絨毛,一直拖到地麵,好像穿著一雙白色的高筒皮靴。在黑色背景的襯托下,這隻鴿子顯得格外的純潔可愛。

這幅畫被阿拉貢選中了,畢加索欣然同意。

第二天下午5時許,這張名為《和平鴿》的廣告宣傳畫便出現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很快,鴿子又從巴黎飛往五大洲,一夜之間,畢加索抓住了公眾的心,他在全世界人們的心中,成了鴿子的主人、和平的衛士,這是所有藝術家們都望塵莫及的。到處都是鴿子,甚至連人們上衣的翻領上也繡上了鴿子。

4月19日,巴黎和平大會正式開幕,畢加索正要出發趕往會場,夫人弗朗索瓦突然臨產。畢加索一下子急了,一邊是舉世矚目的大會,一邊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兩邊都耽誤不得。於是畢加索要秘書馬塞爾先送自己去會場,再陪弗朗索去醫院。

當弗朗索瓦到達醫院時已經是下午5點,比預先約定的時間晚了3個小時。

而畢加索到達會場後,坐立不安,一顆心為臨產的弗朗索瓦牽掛著。終於傳來了醫院的喜訊,夫人安全地生下了一個女兒。

畢加索終於放心了。於是給女兒取名帕洛馬(法文:鴿子)。

和平大會結束後,畢加索匆匆趕往醫院,他捧起嬰兒床上那個新誕生的“鴿子”,不斷地發出驚歎。

1951年10月,畢加索迎來了他的70歲華誕,他來到法國南部的瓦洛利鎮過生日。第二年10月,畢加索為該鎮教堂完成了兩幅大畫。

當地的陶工們在教堂為畢加索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宴會,他們為畢加索的健康而祝福。畢加索感謝著他們,下意識地四下打量著:這是一個破舊的教堂,裏麵幾乎沒有任何裝飾物,但這裏卻是全鎮人民的精神之家。

陶工們沒有明確說出他們的要求,但畢加索卻從他們的眼睛裏看到了一種殷切的期待。他仔細考察了教堂的構造,決定將作品安放在中廳的屋頂,而畫麵的主題也確定為“戰爭與和平”。

瓦洛利所有的能工巧匠都願意聽候畢加索的調遣。畢加索叫當地最好的木匠在潮濕的石板屋頂下安裝了一層護板,作為油畫的依托。接下來,就要找一間足夠大的畫室了,瓦洛利鎮的家家戶戶都願意騰出自己家最大的房子,期待著畢加索來家裏作畫。畢加索選的卻是瀕臨倒閉的香料廠的一間倉庫,這裏又空又大,足夠他放開手腳創作巨幅作品。

第二年夏天,準備工作才完成。畢加索開始閉門作畫,他讓兒子保羅為他把門,禁止任何人入室觀看。

工作開始了,畢加索每天先去一趟陶器廠,做一兩個小殼玩玩,跟工人們聊聊天,等到狀態最佳的時候再去畫室。他一進去就是一整天,隻有吃飯、睡覺的時候才出來。來來去去的時候,他叼著煙卷,雙手插兜,低頭眯眼,不跟任何人說話,透出一股神秘和莊嚴的味道。

瓦洛利的人們都不敢打擾畢加索的工作,但這幅作品對他們來說,就像是同教堂本身一樣神聖寶貴,他們實在想知道,這幅畫的創作到底進展得怎麼樣。於是,他們常常三三兩兩地去畫室外張望,不吵也不鬧,隻想看看裏麵有什麼動靜,或者從畢加索臉上看出一點蛛絲馬跡,雖然每次他們都掃興而歸,但是,即使看一眼那扇緊閉的大門,鎮民們也會覺得希望就在不遠的前方。

終於,10月份的一天,畫室的門“吱呀”一聲,第一次不是在吃飯的當口打開。

好奇的人們擁進畫室,到處都是畫筆和顏料,桌子上放著一個鬧鍾和一冊日曆,每張日曆上都安排著當天的進度,四壁全都是草圖和素描,兩塊大木板上畫著滿滿的油畫,斜斜地擱在畫室裏。

這兩幅畫分別叫做《戰爭》與《和平》,它們氣勢磅礴,具有強烈的震撼力。它們先後在意大利的羅馬和米蘭分開展覽,直到1953年秋天才在瓦洛利教堂的屋頂“珠聯璧合”。當他們拚在一起的時候,畫中的接合毫厘不差,《和平》頂端的太陽正好位於觀看者的頭頂。人們想起,在畢加索的畫室裏,各種工具琳琅滿目,惟獨沒有尺子。原來,大師的眼睛比尺子還要精確,不由得讓人深深折服。

在第二屆世界和平大會上,畢加索曾大聲疾呼:“要生命,不要死亡;要和平,不要戰爭。”這是畢加索所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標,也充分表達了億萬人民的心聲。

讚賞中國藝術

畢加索對中國情有獨鍾,東方的藝術,令他心馳神往。輝煌的唐朝、繁榮的宋朝;聲如磬、明如鏡的瓷器;美如畫、柔如水的絲綢……他多麼想親眼看一看這個國度的風土人情,親身感受一下東方藝術的無窮魅力啊!可是,永無休止的工作使他沒有得到這麼一個機會。

他熱愛中國的繪畫,中國的水墨畫是他景慕已久的藝術形式。有一段時期,他曾潛心研究了中國繪畫大師齊白石的作品,那雅俗兼具、文情並生的畫作,那“功夫深處漸天然”的境界,常常令畢加索這位現代藝術大師驚歎不已。

這位70餘歲的老人,開始拿起中國的毛筆,鋪展開中國的宣紙,認認真真地琢磨和臨摹著那些淡雅別致的中國水墨畫了。他認認真真地琢磨著、仔仔細細地描繪著,不知不覺之中,他所仿繪的中國水墨畫竟然積累了200餘幅。

畢加索鍾愛那種以線條為主要造型手段的藝術形式,他知道,線,是東方藝術的根子。中國的水墨畫,自始至終貫徹的就是這根神奇的線,而自己的“立體主義”作品,不也滲透著線的魅力嗎?

他渴望到中國去,渴望有機會與中國的繪畫大師促膝交談。正在這時,中國畫界的另一位大師——張大千先生叩門求訪了。

1956年5月,應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館長喬治·薩勒的邀請,著名中國畫家張大千攜夫人徐雯波來到“人間的藝術天堂”——巴黎。

5月31日至7月15日,張大千在巴黎舉辦了兩個畫展,其一是東方博物館的“敦煌畫展”,另一個是設在盧浮宮的“張大千近作展”。與此同時在盧浮宮開展的是“馬蒂斯遺作展”,這是喬治·薩勒特意安排的,他想讓東、西方藝術的傑出代表作,在盧浮宮這個藝術的殿堂來一次正麵的“交鋒”。

張大千的畫展取得了圓滿的成功。

與耶華利的想法不謀而合的是,張大千此次來到巴黎,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會一會西方藝術大師畢加索。他把這個願望看得比畫展還要重要,並請旅法畫家趙無極和潘玉良幫忙引薦。

趙、潘二人在法國居住多年,但從未和畢加索打過交道,對畢加索的脾氣也是早有耳聞。

張大千轉而向喬治·薩勒求助,但是薩勒也表示愛莫能助。張大千讓翻譯直接撥通了畢加索的電話,接電話的正好是畢加索的女秘書雅克琳。當她聽說來自中國的客人張大千要拜訪畢加索時,想起了畢加索平時對中國藝術的愛好和推崇,於是一反“來者皆拒”的作風,留下了張大千旅館的電話號碼。

兩個小時後,雅克琳打通了旅館的電話:“朋天,畢加索將參加鄰近的瓦洛利鎮陶器展覽會開幕典禮,會場上見。”張大千頓時喜上眉梢。

第二天,張大千攜夫人和翻譯來到瓦洛利鎮,這裏張燈結彩,一派節日的歡慶氣氛。街道上到處都是人,大家個個滿臉的興奮和企盼,他們都在期待著一個人——畢加索,他是今天的主角。

他不是走來的,而是被人們抬在了肩上。75歲的他頭發已經花白,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滿含著笑意,他舉起手向人群示意,立刻引起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人們簇擁著他,緩緩向前移動。

張大千驚呆了,他從未見過一個畫家受到如此熱烈的擁戴。突然,他看見畢加索回過頭,看了他們一眼,對他淺淺地笑了笑,旋即又轉過頭,繼續向前移動,直至到達開幕式大廳。張大千感覺有些意外和失望,他暗自思量著。

正在張大千納悶的時候,身旁的翻譯卻忍不住了,他無法忍受畢加索對張大千如此怠慢,因為張大千可是他心中的偶像。隻見他大步流星地走過去,穿過人群,來到畢加索麵前,神色極其憤怒地說著些什麼。

張大千沒料到半道上會殺出個“程咬金”,不由得捏了一把冷汗。遠遠的,他看見畢加索又對自己望了一眼,然後在翻譯耳邊輕輕地說了一句什麼,翻譯立刻轉怒為喜,並露出愧疚的神色。

很快,翻譯回到他身旁,激動地轉告道:“畢加索說,現在人太多、太亂,不便交談,他想明天中午在他家裏宴請張先生夫婦!”

第二天,也就是7月28日中午,張大千夫婦及翻譯來到了畢加索在加利弗尼亞的別墅。畢加索把胡子刮得幹幹淨淨,一改平時光肚皮、光膀子的形象,穿著一件茄克式的條格襯衣,站在門口迎接尊貴的客人。

走進畫室,畢加索抱出200多幅仿齊白石的作品,請求張大千指正。張大千非常驚訝,沒想到畢加索對中國畫悟得那麼深。當然,他也指出了畢加索的不足。

應畢加索的請求,張大千當場寫下了“張大千”三個大字,筆力蒼勁雄厚,墨色深淺有致。

隨後,畢加索還破例讓記者為他和張大千夫婦照相留念,並將一幅《西班牙牧神像》送給張大千。

第二天,東、西方藝術界的兩位泰鬥會麵的消息立刻傳遍了巴黎,評論家認為,這次會麵“昭示著近代東西方美術界相互影響、調和的可能。”

後來,張大千將一幅中國畫大寫竟墨竹送給了畢加索,在這幅畫中有兩竿墨竹,一濃一淡、一肥一瘦、一老一嫩,盡顯中國畫的精妙,被畢加索視若至寶。

轉眼間,10年過去了,畢加索收到了張大千家人從南美巴西捎來的兩支毛筆。原來,張大千找到一位牧場主,從2500頭3歲口牛的5000隻耳朵中揀選出了僅夠做8支筆的毛,製成了8支絕品毛筆。時隔10年,他依然記掛著遠在歐洲,還有一位西班牙老人酷愛著中國畫,卻一直沒有一根好點兒的毛筆。畢加索與張大千的異國友誼,被後人永傳佳話。

夕陽依舊燦爛

其實,畢加索不僅僅是個藝術家,他也是詩歌和雕塑界的傑出代表。早在1928年,畢加索就已經開始涉足詩歌領域,不過他總是在自己的一個小本子上寫著,從不拿給別人看。直到有一天,他的秘書兼詩人沙巴泰正在安排午飯,畢加索遞給他一張紙,上麵寫著一首詩,沙巴泰讀後大加讚賞。

得到沙巴泰的鼓勵,畢加索對自己有了信心,他用心地學寫詩歌,一有佳作,便朗誦給朋友們聽。

1941年1月,他靈感迸發,花3天時間創作了詩劇《被尾巴愚弄的欲望》。劇中的主角是一個叫“大腳”的詩人,女主角叫“果餡餅”,其他的角色還有“洋蔥”、“胖憂慮”、“瘦憂慮”、“圓片”、“靜寂”等等。劇中的很多句子就像詩一樣優美而感傷。

這部詩劇的成功演出,使畢加索聲名遠揚。畢加索也曾經自嘲,在他謝世多年之後,百科全書上將會出現這樣的條目:畢加索(巴勃羅·魯伊斯),西班牙詩人,在創作著名的雕塑作品《山羊》時,他每天都去垃圾堆扒拉一通,連沿路的垃圾箱也不放過。弗朗索瓦推著一輛舊童車跟著他,裝他撿到了可以派上用場的破爛;司機開著汽車尾隨其後,準備裝笨重的大家夥。

靈感隨時都在跟著畢加索,他用兩年前在海灘撿到的一張棕櫚樹葉做山羊的麵部,把葡萄藤加工成山羊角,用硬紙板剪出耳朵,羊腿是用樹枝做的,後腿還有像關節一樣的結;他還綁上一些鐵絲鐵片突出山羊的髖關節,使它看起來瘦得隻剩下皮包骨頭。這幅作品展出後,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1961年3月2日,年近80的畢加索在瓦洛利市政廳舉行平生的第M次婚禮,新娘是35歲的雅克琳。那一天,參加婚禮的隻有親朋好友和市長保爾·德裏貢,畢加索早已厭倦了新聞記者的追蹤,所以他特地非常隱秘地舉行婚禮。婚禮一直到結束時,都沒有受到一個記者的打擾。

雅克琳是畢加索暮年惟一的伴侶,她把整個身心都撲在畢加索身上。

1963年,步入晚年的畢加索在得知自己的兩位摯友——畫家勃拉克和詩人科克多相繼去世後,他深深地意識到自己確實已經很老了,那雙又黑又亮的眼睛變得混濁昏花,隻能靠厚厚的鏡片來“包裝”一下。從此,他把自己關在家裏,足不出戶,謝絕外界的采訪。

1971年5月,畢加索的律師要回巴黎,畢加索一反常態,堅持要去機場送他,而且不許雅克琳攙扶。

“畢加索要出門”的消息,不知怎麼走漏了風聲,他一到機場,立刻被記者們團團圍住。

然而,年近90的他仍然不減當年,在記者們麵前鎮定自若、思維敏捷、口齒清楚,對答如流。

在畢加索90大壽那天,巴黎市政府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並在盧浮宮為他舉辦了一次畫展,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親自主持了開幕式。

而此時在他日夜思念的祖國西班牙,佛朗哥反動政府依然統治著人民。西班牙人民牢記著畢加索的生日,他們舉行了大型的慶祝活動和集會。

在畢加索曾經居住過的巴塞羅那,已經建立了畢加索博物館。市長主持了一次由《世界》周刊組織的午餐會,並給畢加索發去一封賀電,稱讚他是“1971年傑出的西班牙人”。

畢加索接到電報後,激動得一天都沒有工作,他把電報攥在手裏,逢人就拿出來給人看。

1972年冬天,畢加索患了流感,久病不愈。他知道自己不久將要離開人世,於是不停地工作,舍不得浪費一點時間。

1973年4月7日晚上,畢加索與妻子雅克琳以及他們的公證人安特比共進晚餐。11點左右去了畫室。一直工作到淩晨3點才上床睡覺。不久,他突然病發,全身顫抖,喘氣不止,危在旦夕。

“你在哪兒,雅克琳?”他突然問了一句,隨後又轉向醫生伯納爾:“你不肯結婚真是大錯特錯,婚姻非常有用。”這是畢加索留給人間的最後兩句連貫的話語。

1973年4月8日上午11時,20世紀最傑出的藝術大師畢加索永遠地離開了這個讓他留戀的世界,終年91歲。

一個由美國專家組成的小組在畢加索逝世後成立了,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對畢加索遺留下來的近5萬件繪畫、版畫、素描、雕刻、浮雕、陶瓷藝術等作品,進行整理、歸類、存檔、估價。這些記錄,基本概括了這位大師終生的藝術創作的成果。這些作品,如果以當時的售價測算,大約價值近3億美元,除了法國政府抽去少量的稅收外,其餘的分別由畢加索的夫人、兒女、孫女兒繼承。後來,畢加索的家人將家產的一部分捐獻給了社會慈善事業。畢加索的作品真實記錄了20世紀的曆史風雲的生命的波瀾,是一幅濃縮了的曆史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