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在劇中這位先知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作者本人的影子。劇本於1917年複活節出版，大獲成功。接著，他前往瑞士進行一次演講的旅行，在蘇黎士觀看《耶利米》的排練，參加該劇首次演出，並在蘇黎士同法國詩人儒弗聯合舉行朗誦會。兩個敵對國作家同台朗誦，這在當時不失為一個勇敢的舉動。
除了這部《耶利米》之外，茨威格還寫了一些文章，如發表於1918年7月的《信奉失敗主義》，以及當年夏天創作的小說《桎梏》，在這些著作裏他表明了對戰爭的憎惡和對和平的熱愛。
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以德奧的失敗而結束。茨威格在這場戰爭中失去了某些東西，可他獲得的更多。1926年，他在一篇題為《匆忙的鏡中一瞥》的文章中作了這樣一份總結：
失去了什麼？留下了什麼？失去的是：從前的悠閑自在，活潑愉快，創作的輕鬆愜意……以及一些身外的東西，如金錢和物質上的無憂無慮。留下來的：一些珍貴的友誼，對世界的更好認識，那種對知識的熾烈的愛，還有一種新的堅強的勇氣和充分的責任感在逝去的多年時光之後，突然間成長起來。是的，人們能以此重新開始了。
從此，茨威格對世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生活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這也增強了作為一個藝術家的責任感，熱衷做人類心靈的獵者。因此，戰後到1933年這段時間成為他創作上的鼎盛時期。在此期間，茨威格完成了由三本書組成的《世界建築師》：《三位大師》、《與魔的搏鬥》、《三位作家的生平》。
在這些傳記，或者說作家散論中，茨威格以多彩生動的文筆不僅為我們描繪了這些作家的生平，而且展示出這些大師栩栩如生的獨特性格和複雜而幽暗的精神世界。茨威格在《三位作家的生平》的導言中談到了他創作《世界建築師》的意圖：
《與魔的搏鬥》把荷爾德林、克萊斯特和尼采表現為被魔力驅動的悲劇氣質的人的三種變化形態。這種氣質既超越自身，也超越現實世界，抗拒著無限的東西。《三位大師》則是把巴爾紮克、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說成是敘事文學世界創造者的典型。他們在自己長篇小說的宇宙裏建立起了與現有的真實並存的第二個真實。《三位作家的生平》之路既不同於第二卷裏寫作家進入無限的事物中，也不同於第一本的那樣進入現實世界，而且完全退回到作家本身。這三位作家都無意識地認為，自己藝術最重要的任務不是去摹寫宏觀世界，不是去摹寫豐富多彩的現實存在，而是把自我的微觀世界發展成為一個世界。
這部《世界建築師》使茨威格成為一個享有世界聲譽的傳記作家。弗裏頓塔爾在評論這部書時指出，茨威格具有建築師的眼光。
除了這些作家的傳記之外，他在這段時間還寫了一些曆史人物的傳記。1929年，他的政治家傳記《富歇，一個政治家的圖像》出版，悲喜劇《窮人的羔羊》發表。
1930年，茨威格去意大利旅行，在索萊拜訪了高爾基。1931年，赴法旅行，他寫了《瑪麗亞·安托內特》和長篇小說《郵局小姐的故事》。
接著茨威格又出版了《精神療法》，該書記述發明催眠術的奧地利醫生默斯默爾、所謂“基督教科學”創始人瑪麗·貝克和著名精神分析學者弗洛伊德。
納粹帶來的磨難
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中斷了茨威格創作生涯的鼎盛時期，他被拋進另一種生活。
希特勒上台後的一大舉措就是打擊猶太人，而作為猶太人的茨威格更是厄運難逃。原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茨威格就認識到，沙文主義的狂熱和排猶主義的情緒已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它們早就像毒菌似的侵蝕了社會的肌體和人們的思想，隻等一把火便可燃成一片火海。倘若它們不是蟄伏很深，蔓延很廣，希特勒怎能一聲令下就使全國的猶太人慘遭災難，被送進集中營、關進煉人爐、600萬生靈化為飛灰煙塵！
認識到此後，茨威格決定3人們來抵製這種浪潮。當然，在排猶主義的狂熱聲浪中呼籲、捍衛人道主義，是需要過人的膽識。茨威格1932年出版了《瑪麗亞·安托內特》，1933年出版了《瑪麗亞·斯圖亞特》等一係列曆史傳記，表達了他對於以自由精神和人道主義為中心的西歐文化的尊崇。
也正因為此，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茨威格的作品很快被下令焚燒。當然，和作品焚燒並行的還有他興奮的生活。
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茨威格在莫紮特的故鄉薩爾茨堡買了幢房屋。他和他的一個崇拜者，已結婚並有了兩個孩子的女作家弗裏德利克·封·溫德尼茨自一九一六年結識並成為知己，並於1920年和她結為伉儷。
此後一直到1923年的這段時間，他們在薩爾茨堡度過了一段安寧的幸福時光。他時而出國旅行——這是他的一大樂趣——時而在家裏接待朋友，在這些人中間有羅曼·羅蘭、托馬斯·曼、雅·瓦瑟曼、胡·霍夫曼斯塔爾、詹·喬伊斯、施特勞斯等人。每當他回憶起這段時光，如茨威格在《昨天的世界》中所說的，都是懷著感激的心情。
然而，納粹在德國的上台，也打碎了身在薩爾茨堡的茨威格的生活。作為一個出身猶太種族的作家，茨威格的住宅被查抄，說是窩藏槍支。麵對日益嚴峻的形勢，茨威格決定出國一段時間。就這樣，他離開經營近20年的故居，這竟然是一種訣別。
此後的幾年中，茨威格一直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他先在倫敦居住了一個時期，但大部分時間是在旅行中度過的，去美國、法國、巴西、阿根廷等地，而自奧地利被吞並之後，他就成了一個無國之人。也因為此，他現在不得不時時申請，為許可證、簽證而奔波，而勞力傷神，而感到人格受辱，而心情沮喪。
一次，茨威格感傷地寫道：“在我失去我護照的那一天，我已經五十八歲了，我發現，一個人隨著祖國的滅亡，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國土多得多。”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此時茨威格已從倫敦移居到蘇格蘭的巴思。現在，他從一個無國籍的人又降格為敵對的外國人，就是因此，他的結婚登記被拖延了。
經過不少周折，茨威格加入英國國籍的申請在1940年得到了批準，此後他大部分時間同妻子在美國和南美等地做講演旅行，參加國際筆會舉行的活動。在成功加入英國國籍不久，茨威格又離英赴美，1940年經紐約去巴西。
在這段時期，盡管茨威格沒有參加流亡組織，進行反對德國法西斯的活動，但他利用一切機會，用自己的影響，用自己的財力去幫助、去援救處境困難的流亡者。
戰爭摧毀了茨威格幸福的生活，使他失去了生活的基礎，被迫流亡，這也使他失去了精神的基礎，這些都在他後期的作品中得到了體現。或許也可以說，戰爭的磨難是茨威格的作品越來越走向成熟。
靈魂獵者與反戰者
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茨威格特別鍾愛心理分析，他在用英語寫的簡曆中說道：“我的固有的本性一直是一種強烈的心理上的好奇。”而羅曼·羅蘭則明確地稱茨威格是一個“靈魂的獵者”。
茨威格對心理分析的愛好可能來至於他不能適應那個馳騁瘋狂、張揚野蠻的時代，所以他就把目光轉移到人的內部，去探討人生之困惑和價值。
茨威格自己也曾經說過：“謎一般的心理事物對我有一種不安的支配力量。它們激起我極力去追蹤它們的聯係，那些奇奇怪怪的人，僅他們的在場就燃起一種去認識他們的激情。”因此，他的小說寫生活瑣事和心靈世界居多，難以見到宏偉的曆史場麵，這與作家所生活的圈子和精神傾向都有關係。
如果說，在那些曆史人物傳記中，受曆史人物本身和曆史事件的左右，茨威格還不能充分發揮他靈魂獵者的本事，那麼他完成的小說則很清楚地展示了茨威格的這種心理分析能力。《熱帶癲狂症患者》、《巫山雲》、《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這三個中篇就是茨威格在這個費曼的突出作品，三篇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的題材：激情——情欲，它們描述的都是處於無意識支配下的人的活動，展示了激情——情欲的狂暴力量和心靈中兩種力量的搏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該書充分顯示了茨威格在描寫心理表現意識流方麵的藝術才能。小說描繪了一個年逾花甲的女人的一段往事。作品寫她出於一種高尚情感，去挽救一個素昧平生的賭徒，卻由於瞬間的激情的驅使而失身於這個她連姓名也不知道的男人，淋漓盡至地表現了不自覺的衝動與理智之間的搏鬥，刻畫了中產階級婦女的思想感情。
同時，書中人物心理的精彩描寫引人入勝，對人性的剖析入木三分，對人性評判客觀真實。一個女人一生有許多時刻會使她屈服於某種神秘莫測的力量之下，不但違反本來的心意，又不自知其所以然，這種情形實際上明明存在，硬不承認這種事實，不過是懼怕自己的本能和我們天性的邪魔成分，想要掩蓋內心的恐懼罷了。而且許多人覺著很自慰，要這樣才感到自己比“易受誘惑的人”，更堅強，更道德，更純潔。
除了一些傳記之外，《心靈的焦躁》是茨威格這個時期的一部，也是他唯一一部完成了的長篇小說。寫的是一個情節簡單的故事已輕騎兵少尉霍夫米勒在一個偶然機會認識了貴族地主封·開克斯法爾伐的女兒艾迪特。艾迪特是個下肢癱瘓的殘廢姑娘，霍夫米勒對她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小說便圍繞這同情的產生、發展、變化以及這同情帶來的後果展開情節、發展衝突、刻畫人物。作者借小說人物康多爾夫之口說出了他自己對於同情的基本觀點：“同情恰好有兩種。一種同情怯懦感傷，實際上隻是心靈的焦灼，看到別人的不幸，急於盡快地脫身出來，以免受到感動，陷入難堪的境地，這種同情根本不是對別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隻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觸及自己的心靈。另一種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無感傷的色彩，但富有積極的精神，這種同情對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決心耐心地和別人一起經曆一切磨難，直到力量耗盡，甚至力竭也不歇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