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心靈和精神是一個幽暗的神秘世界，心理學家一直為揭示這個世界的秘密而不斷地探索。西·弗洛伊德在世紀交替時期所創建的精神分析學在這一領域裏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並且很快形成為一種強大的思潮，影響遍及許多學術領域，以文學而論，弗洛伊德主義已成為現代派文學的源頭之一。這位偉大的無所畏懼的心理學家為許多作家打開了進入這一隱秘起來的世界之路。茨威格在談及此時說道：“在我們總是試圖進入人的心靈迷宮時，我們的路上就亮有他的智慧之燈。”
茨威格雖然不能說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一個自始至終的忠實的追隨者，但20年代起他的創作所受的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他在1936年用英文親筆寫的簡曆中這樣寫道：“……我固有的成分一直是一種強烈的心理學上的好奇，這種好奇我首先試著在涉及個人命運的一些性格化的短故事上加以運用。”
茨威格的作品除了具有心理分析的特點外，“反戰”也是他作品的一個主題。作為一個具有人道主義思想的反戰者和與法西斯不妥協的作家，他的作品中充滿了對被侮辱、被損害的弱者的同情，不論是《熱帶癲狂症患者》中那位男主角，《月光巷》中的那位丈夫，還是《看不見的收藏》中那位雙目失明的收藏家，他都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當然，最能表明他這一特點的是他在1934年發表的以尼德蘭中世紀偉大的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謨寫成的傳記《鹿特丹人伊拉斯謨的勝利與悲哀》，以及1936年同樣以中世紀的宗教改革為背景的傳記《卡斯台裏奧反對加爾文》。
在書中，茨威格選擇了這兩位中世紀宗教改革中的曆史人物，這表明他對他們思想上的認同和精神上的親緣關係，是通過他們對他所麵臨的時代問題的一種表態，如有的評論家稱，這是“一種遮掩起來的自我描述”。這兩本傳記有著共同的主旨，即是崇尚寬容，反對狂熱；推崇和諧，反對極端；尊崇良知，反對暴力。
無論是《鹿特丹人伊拉斯謨的勝利與悲哀》還是《卡斯台裏奧反對加爾文》，它們對人道主義和精神自由的頌揚，對思想統治和政治暴力的鞭笞都是有著現實意義的，他要把曆史當做是對現今時代的一種警告來加以理解。
《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生前創作的最後一部，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中篇小說。該書以一位象棋高手在旅途中的對弈開始，主人翁B博士是以為維也納皇室保管員。後來在二戰時被抓進了監獄。在幽禁的監獄中，他慢慢失去了自我，就在精神快要崩潰的時候，一本棋譜讓他的監獄生活出現了生機。隨著棋藝的精進，他的精神狀態也越來越好。但是好景不長，他開始過度沉迷於象棋的世界，弄得自己精神高度緊張，最後進了醫院。一位好心的醫生救出了他。
該書整篇故事都是圍繞著下棋展開。其中穿插了B博士的故事。這是揭示法西斯罪行的佳作。充分表現了茨威格的人道主義。像茨威格的大多數小說一樣，《象棋的故事》後來也被搬上了銀幕，並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自殺之謎
1942年2月23日，佩特羅波利斯小鎮上的警察被告知在羅阿-剛卡弗斯大街34號，一對有名的外國夫婦自殺了。
那個死去的男人是作家茨威格，60歲。女人是他的妻子，伊麗莎白，33歲。病理學家認定他們是在前一天的中午到4點鍾之間死去的，服用了巴比妥，一瓶礦泉水放在床邊的桌子上。
茨威格的遺書放在帶郵票的信封裏，書桌上有一隻削過的鉛筆。那兒還有一份文字，題為《聲明》，寫給本市市長。標題是葡萄牙文寫的，內容卻使用了德文。此信表達了作者對所受到的熱情款待的謝意。這封信的旁邊還有一個信封，上麵寫著“有關我的狗的安排”。
這樣的場景看上去更像在精心準備一次旅遊，而不是自殺。然而，不管場景是怎樣的，偉大的文學家茨威格還是死了。茨威格在遺書中寫道：
在我自覺自願、完全清醒地與人生訣別之前，還有最後一項任務殛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謝這個奇妙的國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給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場所。我對這個國家的熱愛與日俱增。
與我操同一種語言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沉淪，我的精神故鄉歐羅巴亦已自我毀滅，從此以後我更願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個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新開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卻因常年無家可歸、浪跡天涯而消耗殆盡。所以我認為還不如及時不失尊嚴地結束我的生命為好。
對我來說，腦力勞動是最純粹的快樂，個人自由是這個世界最崇高的財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願他們經過這漫漫長夜還能看到旭日東升！而我這個過於性急的人要先他們而去了！
茨威格去世後，巴西總統下令為這位文學大師舉行國葬。
茨威格自殺後，德國文學的研究者紛紛探討這位作家的死因，提出種種疑問，作出種種解釋。為什麼茨威格會走上這條絕路？莫非他流亡國外，生計無著，窮愁潦倒？抑或看不見前途，悲觀絕望？
種種解釋或許都有一定的價值，然而，在1940年，即他去世前兩年，茨威格在流放生活中開始寫他的回憶錄，從中我們可以找到驅使他自殺的線索。在回憶錄裏他寫到：
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有那麽重要，以至於要把自己的生活寫給別人看。但是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發生了太多的曆史事件、經曆了太多的災難和考驗，這使我有勇氣寫一部書，在這本書裏我是主角，或者說，是關鍵人物。
……
我生長在維也納，一個有著兩千年曆史的歐洲大都市。卻不得不像一個罪犯一樣離開，因為它即將淪為德國的一個省會。我用母語寫的文學作品，都被付之一炬。
因此我不再屬於任何地方，在哪兒，我都是陌生人。歐洲，我的精神故鄉，對我來說已不複存在，它在又一場兄弟種族自相殘殺的戰爭中自我毀滅了。
我的父母生活都很富裕，他們是一點點富起來的，到後來變得非常富裕。他們的生活是典型的所謂“上等猶太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他們對維也納的文化作出了顯著的貢獻，而得到的回報卻是被掃地出門，事實上，我所說的不隻是我個人的情況，在上個世紀的維也納約有1到2萬戶像我父母那樣的人家過著寧靜、舒適的生活。
然而，薩拉熱窩的槍聲，頃刻間擊碎了我們賴以成長的和平而理性的世界。
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一位年輕的波斯尼亞民族主義者開槍打死了弗朗西斯-費迪南大公。大公的遺體在大公妻子的陪同下到達特裏雅斯特港口，帝國以隆重儀式安葬了他。
這時在歐洲的其它地方，外交家們和各國政府都還沒有意識到這一事件的重要性。
在二戰爆發初期，我完成了最出色的小說《昨日的世界》。這部自傳體小說喚起了自己，也喚起了人們對失去的樂園——昔日的維也納的記憶。
……
1937年，我給弗洛伊德的信這樣寫道：“當我想到維也納，我就感到沮喪。我想到了你！你的平靜使你成為我的榜樣這種感覺一年比一年強烈。”
大師回信道：“懷疑和研究並肩前進，我們隻是發現了真理的一小部分，眼前的現實看來非常殘酷。”
弗洛伊德1939年9月23日在流亡倫敦時去世。我當時也在倫敦，是一個“從敵國來的外國人”。在他的同鄉的葬禮上，—我用德語說道“西格門德-弗洛伊德通過他的工作，使這門語言優雅豐富、更加高貴。”
沒有他，對20世紀的思考和理解就會完全不同，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還將仍然以狹隘的、不自由的、甚至某種程度上不公正的方式來思考、判斷和感知。如果我們試圖在人類心靈的迷宮裏有所進步的話，就要用他的智慧來繼續照耀我們的道路。西格門德-弗洛伊德創造和發明的一切將在未來的路上指引著我們，隻是他本人已經離我們遠去。
在外國的土地上一個人會逐漸磨掉了自尊，同樣也磨掉了自信和自強以及從前我引以為豪的四海為家的想法。隻被一種感覺占據著，那就是我應該為每一口呼吸向外國人民表示感激。我曾經訓練自己的心髒訓練了近半個世紀，希望它能夠像一個上等人一樣跳動，這都是徒勞的。
在結束我的生命之前，我不得不完成這最後的使命，巴西這塊神奇的土地為我，以及我的作品提供了美好的歸宿我要對它表達真心的感謝。我對這個國家的熱愛與日俱增，我不希望被葬在別的地方，我的祖國對我來說已經消失了，我的精神家園——歐洲也已經自我毀滅了。
大師雖然去了，但他作品的影響依然還在。1945年以後，茨威格的作品首先在美國和日本，接著在蘇聯引起強烈反響，惟獨在德語國家似乎為人所遺忘。
直到1981年，茨威格誕生一百周年，聯邦德國費歇爾出版社重版了茨威格的作品，他的中短篇名篇《奇妙的一夜》、《感情的混亂》，他的作家傳記《三大師》、《與妖魔搏鬥》，他的曆史人物傳記《約瑟夫·富歇》、《瑪麗·安東奈特》以及他惟一的長篇小說《愛與同情》先後出版，並且一再重版。
頓時，讀者似乎發現了一顆文壇新星，從此茨威格名聲大振，不僅他生前已經發表過的名篇逐一再版，便是他生前從未發表過的遺稿也被克魯特·貝克整理付印。
於是，讀者得以欣賞茨威格的另外兩部長篇小說《變形的陶醉》和《克拉麗莎》以及其他第一次問世的中短篇。從1981年掀起的茨威格熱，至今持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