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案
我和福爾摩斯對坐在貝克街他寓所的壁爐前。他說：“老兄，生活比人們想象的不止要奇妙千百倍；現實中的事，我們連想也不敢想。要是我們可以手拉手地飛出那個窗戶，翱翔在這個大城市的上空，輕輕掀開那些屋頂，準能看到裏邊正在發生的不平常的事情：奇怪的巧合、秘密的策劃、鬧別扭、以及令人驚奇的一連串事件，它們不斷發生著，導致稀奇古怪的結果。這些會使得一些老一套的、一看開頭就知道結局的小說變得索然無味而失去銷路。”
“我可不這麼認為。”我回答說，“報紙上的那些案件都單調的很，而且俗不可耐；警察的報告是很現實的吧，但一樣是又無藝術性又沒趣味。”
福爾摩斯說道：“要產生實際的效果得作些選擇和判斷。警察的報告，重點放在檢察官的陳詞濫調上了，並沒有記錄旁觀者所感興趣的細節。相信吧，沒有什麼比平平常常的事情更千變萬化的了。”
“我很理解你，”我笑著搖了搖頭，“作為非官方的警探，所有有麻煩的人都來找你幫忙，你有機會接觸很多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可是這兒——”我從地上撿起一份晨報——“我們來驗證一下吧，這有個新聞：《丈夫對妻子的虐待》，它占了半個版麵，我不看就知道裏邊寫的是什麼玩意：第三者插足呀，酗酒呀，吵架呀，打呀，傷痕累累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姐妹或房東太太這一類，即使最差勁的作者都會寫出這麼粗製濫造的東西。”
福爾摩斯拿過報紙，粗略地掃視了一下，說：“很遺憾，你舉的例子不能證明你的論點。這是杜達斯夫婦的離婚案，我恰巧整理過這個案子的一些材料。丈夫是絕對的禁酒主義者，也沒有別的女人插足；他被指控是因為他有一個壞習慣，每次吃完飯，總是取下假牙砸他老婆。你覺得這樣的事小說家能編得出來嗎?醫生，來點鼻煙吧，從你舉的例子來看，是我贏了。”
他把他用舊了的鑲有一顆大寶石的金質鼻煙盒遞了過來，鼻煙盒的貴重與他簡樸的生活作風形成鮮明對照。
“啊，”他說，“我不記得有多久沒看見你了。這是波希米亞國王為感謝我在安娜·艾德勒相片案中的幫忙而贈送給我的小紀念品。”
“那戒指呢?”我指著他戴在手上的光彩奪目的鑽石戒指問他。
“荷蘭王室送我的，我給他們破的這個案件關係很微妙，所以即使對你這樣忠誠的朋友，我也不能透露一點。”
“那你手頭現在有什麼案件嗎?”我不想就此作罷。
“有那麼一些，但沒有一件有趣，盡管它們都重要，我早就發現往往那些不重要的案件裏倒真正需要你仔細觀察和細心推理，這樣的案子辦起來很有趣。而越是大案要案，就越簡單沒味。現在，除了馬賽的那個案子比較複雜外，其它都很簡單。不過，再過一會，可能就會有很有趣的案子送上門來，如果我沒猜錯的話，現在有位委托人來了。”
說完，他站到拉開了的窗簾前，向那條灰暗而蕭條的老街望去。我從他肩上望出去，看見對麵人行道站著一個高大的女人，她圍著厚毛皮圍巾，寬邊帽上插著一管又長又彎的羽毛，一幅文郡人賣弄風騷的樣子。她神情緊張而又猶豫不決地望著我們的窗子，她不停地用手指撥弄手套上的鈕扣，她有點站立不安。突然，像遊泳者從岸上一躍入水那樣，她急速地穿過馬路，我們聽到了一陣刺耳的門鈴聲。
福爾摩斯把煙頭扔到壁爐裏，說：“我以前見過類似情況，在人行道上站立不安意味著有桃色事件，她想征求別人的意見，可又拿不定主意。因為這樣的事情不好開口。可並不是都這樣，當一個女人被傷得很深時，她就不再猶豫了，她會急得把你的門鈴線給拉斷。這肯定是一宗愛情事件，這位女士並不激憤，隻是迷茫和憂傷。她快來了，迷底可以迎刃而解了。”
話音剛落，就有人輕輕敲門，身穿黑製服的男仆告訴我們是瑪麗·薩瑟蘭小姐來訪。還沒通報完呢，這位小姐就站到了矮仆人身後，就像一艘商船跟在領港的小船後麵一樣。福爾摩斯很大方而又很禮貌地歡迎了她，鞠躬請坐後。隨手關上門，片刻間，福爾摩斯就不露聲色地把她打量了一番。
“你眼睛近視，打那麼多字不覺得累嗎?”福爾摩斯說。
“開始有點累，但現在可以盲打了，”她說著，突然意識到了什麼，非常吃驚地抬起了頭。她寬闊而溫和的臉上露出敬畏的神情，“福爾摩斯先生，您聽說我的事了嗎?要不，你怎麼知道這些的?”
福爾摩斯笑著說道：“別緊張，我的工作就是要了解多種情況的。也許我煉成了火眼金睛吧，要不，你也不會來找我。”
“先生，我是從阿瑟瑞奇太太那裏聽說您的。當初警察和其他所有人都說他丈夫已經死了。不用再找，而您很快就把他找到了。福爾摩斯先生，希望您也能這樣幫我。我並不是很有錢，除打字所掙的那點錢外，還繼承了一筆財產，每年有一百英磅的收入，我願意全都給你，隻要你幫我打聽到霍斯莫·安吉爾先生的消息。”
“你是從家裏急衝衝地跑出來的嗎?”福爾摩斯問道，他把手插在一起，眼睛望著天花板。
瑪麗·薩瑟蘭小姐那張滿是驚訝的臉又愣了起來：“是的，我是從家裏跑出來的，因為我父親，溫迪班克先生對這事一點都不關心，我氣壞了，他不讓我報警，也不讓我找您，他隻是一個勁地說：‘沒事，沒事。’我氣得不得了，穿上外衣就來找您了。”
“你父親一定是你繼父吧，”福爾摩斯說，“你們不是同姓。”
“對，是我繼父，很可笑，他竟然是我父親，他隻比我大五歲零兩個月。”
“你母親還健在嗎?”
“是的，她還健在，我父親剛死不久，她就又結婚了，而且丈夫比她小十五歲，這讓我很惱火。父親生前在托特納姆法院路做管道生意，他留下一個相當大的企業，由母親和哈迪先生繼續經營。溫迪班克先生一來就強迫母親賣掉這個企業，溫迪班克是個推銷酒類的旅行推銷員，很高人一等的模樣，他們把產權和經營權全賣掉了，隻得了四千七百英鎊，要是父親還活著，準能賣個比這好得多的價錢。”
我本以為福爾摩斯對這樣無頭無腦的敘述會厭煩的，不料，他竟聽得很認真。
“你的那點收入是從這個企業得來的嗎?”福爾摩斯問。
“不是的，先生。那是另一筆收入，奧克蘭的奈德伯父遺留給我的。是利率為四分五的新西蘭股票，股票金額有兩千五百英鎊，但我隻能動用利息。”
福爾摩斯說：“我對你的所說很感興趣，既然你除了工作掙的錢外，還能提取一百英鎊的巨款，你完全可以外出旅遊，過很舒服的生活，我知道，一位獨身女士每年有六十英鎊就可以過得很好了。”
“哪怕沒六十英鎊，我也能過得很好。不過，福爾摩斯先生，你不知道，我不想成為他們的負擔，所以我在家裏住的時候，他們就用我的錢。當然，這是暫時的。溫迪班克先生把我每季度該得的利息，準時提出來交給我母親，我覺得光用打字掙的那點錢就能過得很好。每打一張掙兩便士，一天往往能打十五到二十張。
“你已經把你的情況說清了，”福爾摩斯說，“這位華生大夫是我朋友，在他麵前，你不必拘束，請你把同霍斯莫·安吉爾先生的事情全告訴我們吧。”
薩瑟蘭小姐害起羞來，手不停地搓著外衣的鑲邊。“第一次遇見他是在煤氣裝修工的舞會上，”她說，“我父親在世的時候，他們總要送票給他。父親去世後，他們就把票送給我母親。溫迪班克先生不讓我去跳舞，他從不讓我們到任何地方去。他甚至對我去教堂做禮拜也會很生氣的。可那一次我下決心要去。我就是要去，他憑什麼不讓我去?他說，那裏會有父親的朋友，我們遇到那些人會尷尬。他還說，我沒有合適的衣服，而我那件紫色絨衣，一直放在櫃子裏。後來，他出公差到法國去了。母親和我，還有從前是我們工頭的哈迪先生，我們一起去了舞會，就是那次舞會，我遇到了霍斯莫·安吉爾先生。”
“我想，”福爾摩斯說，“溫迪班克先生從法國回來後，對你們去過舞會的事很惱火吧。”
“啊，他還不錯，我記得他笑了起來，聳著肩膀說不讓女人做她想做的事是白費力氣，她總是隨心所欲。”
“我明白了，就是說，你是在煤氣裝修工的舞會上遇見霍斯莫·安吉爾先生的。”
“是的，先生，那晚我認識了他。他第二天來訪我家，看我們是否平安到家了。後來，我們還見過麵……福爾摩斯先生，我是說，我們一起散過兩次步。後來，我繼父回來了，霍斯莫·安吉爾就不能再到我家來了。”
“不能嗎?”
“是的，我父親不喜歡我們來往，隻要可能，他總是盡量不讓任何客人來訪，他老說女人應該安於和家裏人在一塊。不過，我常跟母親說，一個女人首先要有自己的小圈子，而我卻沒有。”
“霍斯莫先生沒再想辦法來看你嗎?”
“父親過一星期又要去法國，霍斯莫來信說，為了保險，在他走之前我們最好別見麵，還說這期間我們可以通信，他每天都寫，我每天一早就去取信，這樣，父親就不知道了。”
“你那時和那位先生訂婚了嗎?”
“嗯，訂了，福爾摩斯先生。第一次散步後我們就訂了婚。霍斯莫·安吉爾先生……是萊登霍爾街一家事務所的出納員，而且……”
“什麼事務所?”
“福爾摩斯先生，問題就出在這裏，我不知道。”
“那他住哪裏呢?”
“就住辦公室。”
“你竟然不知道他的地址?”
“不知道，隻知道是萊登霍爾街。”
“那你怎麼給他寄信呢?”
“就寄萊登霍爾街郵局，他自己去取。要是寄到辦公室，他說，其他同事會笑話他和女人通信。因此，我提出用打字機把信打出來，像他給我的信那樣，但他不同意，他說，看我親筆寫的信就像直接和我往來，而打出來的信，總覺得我倆中間隔著打字機似的，福爾摩斯先生，這正好表明他很喜歡我，這些小事情他都想得很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