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社會之路
習慣真是一種頑強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因此，人從幼年起就應該通過教育培養一種良好的習慣。——培根
最年輕的駐法外交官
培根在劍橋大學努力學習的時候，父母都在為他而奔忙，他們對小兒子的前途抱有極高的期望。
少年培根在劍橋大學近3年的學習生活結束後，很快他就以淵博的知識、敏捷的才華而聞名於倫敦上層社會。當時英國的許多著名人物，無論是科學家還是藝術家，都要到國外觀光學習，吸收異國的文化營養，以豐富自己的頭腦，積累知識和增長閱曆。
通過各種關係和途徑，父母親向王公貴族等一切有權勢的人們宣傳培根的聰明才智。培根的父親在官場上不乏朋友，也不缺少官場經驗。但培根當時年齡確實太小，還未達到能夠勝任要職的程度。不過，他們的活動還是有結果的。
1576年的春天，萬物複蘇，大地呈現出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此時，父親尼古拉·培根在葛萊公會會館的中心地帶為兩個兒子蓋了幾間房子。
6月27日，培根和哥哥安東尼住進了這個會館，做了高級練習生。後來，安東尼終於成為一位優秀的情報專家，這幾間房子便成了培根常住的地方。
1576年9月，當鮑萊爵士被任命為英國駐法國大使時，伊麗莎白女王突然想起了小培根，提出讓他跟鮑萊爵士到法國去工作。在經過周密的權衡利弊得失之後，弗朗西斯·培根接受了這個任命。
對於這個致使自己從研究哲學轉向從政的重大決策，培根在《自然的解釋》的序言裏有所論及。
培根這樣自我表白地說道：
我既然堅信自己天生就是來服務於人類的，並把對大眾幸福的關心視為我的義務——那些義務是與公民權利相關聯的，宛如人人都該享用空氣和水一樣。
於是，我就問我自己，最能為人類謀福利的是什麼呢？與我的天性最相符的是哪種工作呢？經過一番審視之後，我發覺發明的發現和技術的發展，對人類生活進入文明社會最有裨益，再無其他的工作能比它們產生更好的收效了。
最主要的是，假如一個人能夠取得成功——不僅僅是在某項具體的發明創造上，不論有多大的價值——而是在自然界點燃一隻照亮世界的火把。這隻火把初燃之時，照亮的是人類發現的當下疆界，當它上升得更高更遠之後，黑暗中的每一片角落、每一道隙縫就都將被它照亮，在我們眼前清晰地表露出來。
在我看來，一個這樣的發明家應該當之無愧地被稱為宇宙之間人類王國的開拓者。這是一個為人類自由而奮鬥的勇士，是消除至今還把人類禁錮起來的各種必然性的人。
此外，我發現我天生特別適合於對真理進行冥想。這是由於我的頭腦能一下子就擅長於順應重要的對象——我所講的是對相似性的認識——同時，對那些不同事物之間的微小差異，我也有足夠的耐心和注意力來加以觀察。
我熱衷於研究，沉著於判斷；以沉思為樂，謹慎於認同；敢於糾錯，嚴於整理。我既不沉迷於獵奇，也不迷信於厚古，對種種欺詐也深惡痛絕。鑒於上述理由，我以為我的天性和氣質好像和真理有緣。
但是，我的家世、我的教養通通都把我推向了政治，而非把我推向哲學：我好像自幼就浸泡在政治的染缸之中。猶如許多年輕人常會碰到的情形一樣，有時我也因不同的看法而在思想上搖擺不定。我也在考慮，我對國家的職責向我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這並非生活中別的職責所能驅動得了的。
最後，我懷揣一種這樣的希望，假如我在政府裏謀得一個體麵的差使，我就可能為完成我命中注定的使命而獲得幫助和支持，進而對我的工作有所裨益。因為有了這樣的動機，我就委身於政治了。
於是，15歲的培根成了英國駐法國大使館最年輕的外交官，擔任英國駐法使館的外交事務秘書。
出身於貴族家庭的培根，從小就出入宮廷，在貴族、大臣們的教育和熏陶下，他的言談舉止、待人接物等各個方麵，都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種貴族的氣質。文質彬彬的培根，不用經過特殊的訓練，舉手投足就都十分合乎官場的禮儀。
幼年時，培根在書上讀到過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說的一句話：“好的儀容就是一封永久的推薦信。”這句話給培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現實生活中，培根已經深深地感受到，儀表在社會交往中非常重要，在小節上一絲不苟的人，常常會得到眾人的讚賞和尊重；一位彬彬有禮的人，肯定能贏得好的社會聲譽。所以培根常常對人說：“禮儀是一種非常微妙的東西。”
培根曾在《論禮貌》一文中這樣寫道：
其實要使自己的舉止優美得體，隻要做到細心就可以了。因為人隻要不疏忽，他就自然會樂於觀察和模仿別人的優點。自然大方的禮節才顯得高貴。假如在表現上過於做作，那就失去了它應有的價值。因為優雅的舉止本身就包括自然和純真。
有的人舉止言談好像在作曲，其中的每個音節都仔細推敲過。但這種明察秋毫的人，卻可能得不到別人的認同。也有人舉止豪放不拘禮儀，這種不自重的結果會導致別人也放棄對他的尊重。
1576年9月25日，“無畏”號大船奉命載著鮑萊大使和隨他一起來的弗朗西斯·培根，穿過英吉利海峽，登上了法國的加來港。全國最棒的海軍軍官喬治·布裏斯托一路上為他們保駕護航。上岸後，培根和鮑萊大使就朝著巴黎皇宮的方向出發了。
弗朗西斯情緒高漲，臉色緋紅，他和鮑萊大使急匆匆地踏上了去巴黎的道路。
進入巴黎了，培根他們在這裏受到了熱烈歡迎。一切都被安排好了，他們將被安排在“偉大的國家裏食宿”，而且非常可能被安排在大理石建造的奢侈的盧浮宮裏下榻。此時，盧浮宮就是法國皇族的家。
培根完全被震住了。他對英國王室的一切都已經習以為常了，但是卻沒有任何思想準備迎接這繁華都市的奢侈與豪華。培根發現，巴黎比倫敦更美、更富有。
幾天之後，亨利國王親自主持給這兩位英國客人接風洗塵，超豪華的宴會場麵令培根大為驚歎。
宴會將在這個富麗堂皇的環境中舉行。法國國王衣著華麗，高視闊步地走了進來，身邊簇擁著佩戴鬱金香、牡丹和野百合花環的迷人漂亮的女侍從，以及手持月桂的年輕小夥子們。
緊隨國王身後的，是身著綢緞、腰係緞帶的寵仆們。這些人都很女人氣，他們永遠緊隨在國王的左右；隨後進來的，是上了年紀的皇太後凱瑟琳·德·梅迪契。據說，真正掌握法國實權的人物是這位老太太。
這一切真是太精彩了，培根在自己的日記中表露出，他在“法國王室裏，簡直就是個從未見過世麵的新丁”，他“不住地打量這豐盛宴會中的一切”，被整個宴會場麵徹底震懾住了。“我們吃著，心中萬分高興，卻沒有一點想調皮搗蛋的想法。”培根這樣寫道。
當亨利國王招呼培根坐在自己身邊時，他的自信開始有所顯現。國王用法語跟培根打招呼，但並沒指望他能聽懂。但是，國王顯然低估了這位年輕的客人。對培根來說，從一種語言換成另一種語言，根本就不成問題。他從小就受到好幾種語言的訓練。
培根用非常得體又直截了當的方式回應了國王的招呼。接下來，培根在使用法文成語時非常流暢，沒有一點兒生疏的感覺。你要知道，法文中的成語對外國人而言，是很難學習和掌握的。因此，所有人的目光瞬間都聚焦在這個孩子身上，都對他表示讚許。
培根好像是天生的外交家，雖然年紀小，但是氣度非凡，聰明睿智。在與法國上層官員的交往中，培根顯得十分的老練成熟。他小小年紀就懂得，“愚蠢者等待機會，聰慧者創造機會”。所以培根處心積慮地為自己的飛黃騰達創造條件。
嚴格的教育，使培根懂得工作和忠於女王是第一位的。他到巴黎後，最初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熟悉外交事務和進一步精通法語上。
培根到法國後不久，便奉鮑萊之命，把一些消息、報告送回國內，直接呈遞給女王伊麗莎白。
女王接過材料後，便揮手對培根說：“請坐下。”
培根後退幾步坐在一張凳子上，靜靜地注視著女王翻閱材料。隻見女王越讀越高興，最後高興地對他說：“你年紀雖小，做事卻非常幹練。”
培根忙欠身回答道：“多謝陛下的鼓勵。”
女王又說：“這次任務完成得十分出色，希望你今後在鮑萊爵士的手下進步更快。”
培根立即站起來，躬身說道：“謝謝陛下的栽培。”離開宮廷後，培根沒有在倫敦多做逗留，就很快回到了法國巴黎。
不斷地汲取新的思想
在法國工作的半年時間裏，培根熟練地掌握了法語會話。當他熟悉了外交公文和辦事程序之後，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學習法國文化、參加巴黎的文化活動上。
作為少年外交官，培根頻繁地參加巴黎上流社會的各種沙龍。他英俊的相貌、炯炯有神的眼睛、才思敏捷的頭腦，使他走到哪裏都受到主人的特別歡迎。
培根知識淵博，思維深透。每遇爭論，他總要談談自己的看法，這使那些盲目崇拜知識和學者的巴黎貴婦人們禁不住嘖嘖稱奇。
在巴黎，培根不僅參加沙龍，而且還觀察歐洲大陸的自然風光、經濟發展、政治變化、學術動向。他以極強的求知欲，全麵了解英國以外的世界，這使他知識大增，視野更加開闊。
後來，培根根據自己對巴黎政界的觀察，寫成了《歐洲政情記》，還做了大量的筆記和對沙龍的評論。巴黎的學術活動，對培根的學術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培根在法國生活的這段時間裏，巴黎和外省的省會城市，都湧現了一批宣傳新思潮的學者。這些人都受過法學教育，有過從政經驗。他們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各種新觀點，這在當時是一種時尚。
培根在巴黎期間，也被朋友邀請出席過這樣的討論會，所以他對這些沙龍式的座談討論非常熟悉。
在當時的巴黎，學術沙龍成為一時風尚。學術沙龍是經常性而又非正式的聚會，各種人士都來參加，大家熱烈地討論一些新思想。對此，培根印象極為深刻。
32年後，培根的哲學著作《各家哲學的批判》，采用的就是一個哲學家在集會上演說的形式，而這個虛擬的集會地點就設在巴黎。
在《各家哲學的批判》一書中，培根這樣寫道：
大約有50個人出席，其中沒有年輕人，都是上了年紀的，而且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尊嚴和榮譽的標記。集會的人中，有些是當過官的，有些是上院議員，也有著名的教士和幾乎來自社會各階層的要人，也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國人。
他們有秩序地一排一排地坐著，互相親切交談，好像在等待著什麼人似的。不一會兒，有一位安詳沉著、但慣於表現憐憫之狀的人走到了他們中間。
而這個人，正是培根安排的來給大家講述一些重要新思想的人。這種形式顯而易見是培根早年巴黎之行集會見聞的記憶殘餘。當時，在法國宣傳新思潮最激烈、最有名的學者，就是人文主義思想家蒙田，他差不多比培根大30歲。
培根在法國期間，蒙田正在集中精力埋頭撰寫《隨筆集》頭兩卷。到了1579年，培根離開法國回國前，蒙田的《隨筆集》前兩卷已基本完成。在此期間，蒙田還經常去巴黎法院辦事，涉足政界與學術界。蒙田在巴黎時，經常擠時間參加風靡一時的學術沙龍，宣傳自己的思想。
培根的哲學思想，以及他對人生、對社會的認識，同蒙田的思想極為接近。培根在思想上受蒙田的影響非常深。蒙田把自己的力作稱為《隨筆集》。培根把自己嘔心瀝血寫成的文章結集出版時，也取名為《隨筆集》（有人譯為《論說文集》）；兩本文集中許多篇文章的題目或相同，或近似。
蒙田的哲學思想是懷疑主義。因為經院哲學把自己的原理說成是終極真理，不僅把自己的原理自詡為人類智慧的最高標準，而且自封為人類行為的最高準則。
蒙田針對經院哲學而提出了懷疑主義，他把神學稱為“假科學”、“偽科學”。蒙田力圖證明包括亞裏士多德的哲學觀點在內的一切舊的哲學體係都是錯誤的。蒙田的這些思想和培根的思想完全一致。
當時，法國流行的思潮也是歐洲流行的思潮。這種思潮的興起，向人們發出了一個信號，即社會的發展正需要一種新的、更完美的科學的認識方法和與之相適應的解釋世界的原則。
蒙田哲學思想的終點，正是培根哲學思想的起點。如果說培根改造舊哲學的大誌，在童年時代就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種子，隨之在大學時代開始萌芽，那麼到了這個時期，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已“如此固植於我的心中，以致無法去掉了”。
16世紀的法國，是一個君主專製的國家，不過其君主和大臣比較開明和進步，是一個有教養的開明統治集團。但是16世紀80年代的法國，正處在內戰時期，大部分時間為宗教戰爭所困擾。
1572年，法國數千名胡格諾派信徒被屠殺，引發了一場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內戰，這場戰爭持續了近10年的時間。培根在法國期間所看到的，大都是戰亂和教派之間的殘酷鬥爭以及無謂的犧牲。
培根在看到這種情況之後，心裏久久不能平靜。他回到巴黎使館後，便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對哥哥安東尼說：“一國之君，在黨派鬥爭中，不能偏向任何一方，更不能成為某黨某派的成員。”
安東尼非常同意培根的意見，他說：“君主製國家，政府中的黨派永遠都是有害無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