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新凱恩斯主義用菜單成本來解釋周期、諾德豪斯、阿萊西納等人的政治經濟周期理論，似乎離經濟學的核心太遠，我們就不贅述了。
二、經濟周期的幻化表現
在介紹周期理論時，我們己經看到，形形色色的周期理論，讓人們無所適從，經濟學理論上的混亂，從來沒有比周期理論更甚的了。經濟學家們為什麼不能在周期理論上達成更大的一致呢？其實，我們不應更多地責怪經濟學家，翻開經濟周期的曆史，我們很難找到兩個周期是相同的，換句話說，任何一個經濟周期都與其他經濟周期不相雷同。如果說經濟學的不少理論與現實脫離得太多，這樣的責難卻不適用於周期理論，相反，周期理論大多都與周期現象如影隨形，有些直接就是周期現象的摹寫，我們一定要在其中挑刺的話，隻能說傳統周期理論過多地被周期現象牽著鼻子走，不能從紛紜的周期現象中抽繹出一般性的周期理論。
經濟周期現象的紛紜多變，是周期理論層出繁多的主要原因，我們完全可以從眾多的周期現象中為不同的周期理論找到一一對應的關係。
用“純貨幣理論”來解釋周期現象，在經濟學界有較多的追隨者，哈伯勒在總結諸多的周期理論時，也傾向於這一理論。這一理論最極端的例子是1719年發生在法國的危機，史稱“密西西比泡沫”。這次危機的故事聽起來像天方夜譚：一個被稱為金融奇才或巨騙浪子的蘇格蘭人來到巴黎，他名叫約翰·勞，他認為發行紙幣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有極大的便利和好處。當時的法國正麵臨重大的財政危機，背負了巨額的國債，他說服了正為財政危機一籌莫展的攝政王奧爾良大公，被允許成立一家私人銀行，可以發行紙幣，這種紙幣能兌換硬幣和付稅。這家私人銀行是股份製，它規定它的股票可以用25%的硬幣和75%的政府債券購買，這是一個一石二鳥的好策略，既取悅了法國政府，又獲得了民眾的信任，於是，這家銀行的業務蒸蒸日上，贏得非常好的信譽，紙幣的價值甚至高於金屬貨幣的價值。約翰·勞儼然成了法國的救世主，到處受到人們的追捧。這時，約翰·勞又取得了法國政府在密西西比河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貿易特許權，成立了密西西比公司，約翰·勞對外不斷宣稱密西西比河流域遍地黃金，那裏的山都滿是金、銀、銅、鉛、水銀……大眾被公司豐厚的利潤前景所誘惑，申購公司新股的人晝夜排隊，甚至等上幾星期；公司股票的價格扶搖直上，有時幾個小時就能漲20%，整個法蘭西沉浸在致富的狂熱中。奧爾良大公也為約翰·勞的成功所激動，把約翰·勞的銀行變成皇家銀行，更大規模地增發紙幣。貨幣供給大增、股價大漲，似乎刺激了經濟的發展，物價上漲、就業增加、新開項目不斷湧現……整個法國又開始沸騰起來，到處充滿了喜悅與幸福。但是，好景不長，泡沫終將破滅，騙局焉能持久，法國被金融幻夢拖入了普遍的危機中。我們再次申明，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純貨幣理論”的經濟學家也許不會把這個極端的例子作為他們的理論的標本，他們完全可以從其他經濟周期中找到更好的證明，遠的就不說了，近二十年來，拉美的經濟危機，亞洲的經濟危機，以及這一次由美國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都是直接以“金融危機”來冠名的。其實，在任何市場經濟中，貨幣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要在任何經濟周期中尋找貨幣作用的身影，都可以信手拈來。但是，正因為貨幣無處不在，為什麼貨幣有時會引致經濟危機，有時卻又超然事外；有時在經濟周期中似乎成為罪魁禍首，有時卻又波瀾不驚、讓經濟有著較為長期的穩定。最讓人難於回答的是，在現代經濟中，由於資訊的發達、中央銀行的普遍存在，貨幣因素在所有的經濟要素中，是一個最可控的因素，如果貨幣因素是經濟周期的主要決定力量，那麼在貨幣因素可控的前提下，經濟危機應該早就絕跡了。我們認為，貨幣因素固然重要，但它不是經濟周期內在的、本質的決定力量。
用英國1825年的危機來作“投資過度論”的腳注，也許較為恰當，因為當時的英國既有充裕的社會遊資、利率較低；又有新技術、新發明的出現。大不列顛的資本主義在一馬當先的一百多年的發展以後，已經積蓄了巨大的資本能量，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迅速增加，倫敦市場上蟄伏著大量的資本，利率因而處於較低的水平，由於國內的投資機會有限，英國為歐洲大陸和中南美洲的一些國家發放了大量的國債。正當國內的投資機會嚴重不足之際，英國出現了一個新的發明——鐵路，精明的英國人從中嗅到了巨大的利潤前景，於是幾十家鐵路公司成立了。鐵路的投資帶動了新一輪的投資熱潮，各種礦務公司、輪船公司、運河的開浚、碼頭的興建……轟轟烈烈地幹了起來。但是好景不長，一則英國的國內市場早已飽和，另則海外貿易又遭遇其他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競爭，1825年英國又墮入新一輪的經濟衰退。用投資過度來說明經濟周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尤其在市場經濟的早期，盲目的投資熱情給經濟帶來的巨大波動，在經濟史上屢見不鮮。然而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一時一地的投資過熱或有可能發生，也能引致局部的經濟波動，但要用來說明全局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已經遠遠不能令人滿意了。更令人不能滿意的是，因投資過熱而產生的經濟危機誠然有之，但那些沒有投資過熱的經濟危機又將作何解釋呢？
“消費不足論”與“投資過度論”往往是同一問題的兩麵，消費不足可能是因為投資過度，投資過度是相對於消費不足。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英國棉紡織業的發展頗能說明這一點。1765年珍妮紡紗機的發明，使棉紡業的生產力得到大大的提高；1769年用水力推動的經線紡紗機的發明，更大地開拓了棉紡織業發展的前景；爾後蒸汽機的出現，又為紡織業提供了更新、更便利的動力，使棉紡織業的發展一發不可收。到了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成百上千個棉紡織企業如同變魔術般在英國各地湧現，棉紡織品的生產迅速擴張，很快產品大大超過了消費者所能消費的數量，從而使市場上商品充斥，棉紡織品堆滿了商店、貨棧，到了1788年，引發了一場棉紡織品生產過剩的危機，其後的二、三十年間，棉紡織業一直起起落落，沒能徹底走出消費不足、生產過剩的怪圈。以消費不足來論證經濟危機，這在廠家生產過剩、商品積壓與貧苦民眾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尖銳對立中，特別具有說服力，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以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來說明經濟危機，不是沒有一定道理的，尤其在資本主義的早期，惡劣的生產條件、延長的勞動時間、微薄的薪酬，使勞苦大眾長期處於消費不足的境遇中。這隻是一種意義上的消費不足，是指勞苦大眾缺乏足夠的收入來進行消費；而“消費不足論”看到的是有產者因有過多的儲蓄不曾用於消費。然而，正如哈伯勒所說，用消費不足來解釋經濟周期的危機階段，尚聊備一說，但消費不足如何說明經濟周期的其他階段——如複蘇與高漲？一個不能統一說明經濟周期的理論，總難免有缺陷。
用心理預期來界說經濟周期，不論是適應性預期還是理性預期，都令人有難於措手足之感。預期作為人們的思維活動，總是伴隨著人們經濟生活的全過程，我們可以在任何一次經濟周期的曆史中，尋找到心理預期的影子，在經濟複蘇與高漲中，人們看好未來，從而積極、主動、甚至狂熱地進行投資與生產；在經濟危機與蕭條中，人們被悲觀情緒所籠罩，前景暗淡，隻能撙節度日，減產撤資。這時，你說心理預期決定了經濟周期，似乎也振振有詞。但是，心理預期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因素，它隻能附麗在人們的經濟行為中，一般而言，人們隻會在危機中才能預見危機，在高漲中預見高漲；如果能在危機初萌時便能預見危機，在高漲未臻時就能預見高漲，這樣的人已屬鳳毛麟角，不能用之要求普羅大眾。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心理預期隻是密勒發的貓頭鷹。誠然，在經濟周期中，心理預期對不同的周期階段均有助力作用，但它不是主動力，更不是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