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是依托基本的經濟關係來闡明各種經濟理論，對於經濟周期理論，同樣也不例外。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日愈細密，誠然，這使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提高，但同時也使人們的經濟依存度越來越高，每一個人都處於普遍聯係的經濟體係中。正是在這種普遍聯係的經濟體係中，市場經濟得以運行，得以發展，得以壯大；資本在這種循環往複的運動中，得以擴大，得以增殖。與此相反相成的是，一個部門，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甚至一個重要的經濟因素如果發生失衡，都有可能引致整個經濟體係的滯礙與震蕩。也就是說，社會分工的普遍化，容易使局部的失衡演變為整體的失衡，對危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使危機具有極高的傳遞效應。這就猶如一個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汽車可以在上麵高速行進，但是，一旦出現交通事故，形成堵塞，這時如沒有分流方式，就會造成整個交通係統的癱瘓。
私有產權的存在，產權的明晰化，使市場經濟得以穩定、有序、高效地發展，所以我們說，私有產權是市場經濟的物質保障。但是，我們前麵已經說明，價格是私有產權的貨幣化。而私有產權的不同權重，以及人們的私有產權在量上的區別，必然導致財富占有的急劇分化，大量財富積聚在少數人手中，這為經濟的非均衡發展留下了隱患，也為經濟周期提供了物質基礎。另外，私有產權的力求自保，私有產權的各自為政，這在危機中適成為不利的因素。在危機中，在最需要增加支出、擴大需求的時候，人們出於私有財產的自保意識，卻在緊縮支出，減少需求，這將會加劇危機；在最需要集社會之力共渡時艱的時候，私有產權的各為己私、各自為政，增加了應對危機的難度。
人與人之間的對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將更為普遍。我們曾經說過，這種對立是哲學意義上的，它既是對立，又包含同一，正是在這種對立統一的過程中，事物得以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之間的競爭、企業之間的競爭、勞動者與企業主之間的對立、工會組織與企業家集團之間的對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對立……構成了市場經濟的運動方式。在這些紛然的對立中，對立各方都在謀求自身利益的實現，在彼此利益的博弈中，達致某種同一，從而實現各自的經濟利益。然而，這些對立往往會轉化為惡的對立，企業主之間會出現惡性競爭；供需之間互相拖欠貨款；企業大量裁汰員工；工會組織在工資談判中的強硬立場；商品所有者堅持其價格的剛性……這些對立都可能使危機產生並進一步惡化。假定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假定企業在減產停產時繼續留用員工，假定富人盡其所有救助貧困……危機將化於無形。
對經濟周期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是個人利得最大化。我們上麵提到，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家是經濟的主體，資本家的個人利得最大化，主宰了經濟的全過程。資本家是為資本增殖而生的，為了資本增殖，他可以鮮廉寡恥、冷酷無情、交結權貴、公行賄賂……也可以節衣縮食、篳路襤褸、殫精竭慮、百折不撓……如果不帶道德判斷的描述，他可以無所不用其極。資本增殖成了資本家畢身的事業追求。資本在資本家孜孜以求的追逐中，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資本家掌控著巨大的社會財富，資本家深知，他隻有保有資本積累這隻母雞，才能得到資本增殖這顆金蛋。資本家階級的這種角色定位，決定了他們是一個多生產少消費的團體。有人或許會說，資本家階級占有的社會財富實在太多了，除了滿足他們自己驕奢淫逸的揮霍外，仍有大量的剩餘用於再投資；有人或許會說，資本家階級精明節儉，勤奮創業，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就業人數的增加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姑且拋開這些感情色彩的話語，注意一個確切不移的事實：資本家階級作為一個整體而言，收入大於支出，生產大於消費。在經濟學的意義上，這種收支的不相匹配、生產與消費的不平衡，就是經濟的失衡，就可能引起經濟波動，這是一個矛盾。但是，這裏的失衡是就資產階級內部而言的，如果放在整個經濟體係中，如果資產階級剩餘的資本能夠找到吸納的場所，便可以實現某種均衡。因此，我們能看到，當資本有源源不斷的新的投資場所，當這種投資能夠贏利，經濟不會出現大的失衡，而會出現我們所說的經濟周期中的高漲局麵。然而，隨著經濟的高漲，當充分就業幾近實現，當不能再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當累積的資本既不能用於投資又不能用於消費時，危機就將來臨。使情況更嚴重的是，資本出於自身利得最大化的本能，當投資不能贏利時，資本家不會投資；當已有投資不能贏利時，資本家會減產停產。這就是說，資本的首要目的是增值；當增值無望，資本將轉而保值；這將進一步加劇危機與衰退。於是，我們說，資本的利得最大化，它既成就了經濟的複蘇與繁榮，又導致了經濟的危機與蕭條；它既是市場經濟的福佑，又是市場經濟的魔咒。這就是事物的辨證法。
我們用四個基本經濟關係重新論證了經濟周期，論證了本質性的經濟危機，不知是否能取信讀者？我們曾經說，在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不存在經濟周期和本質性的經濟危機。這裏，我們不妨用之作一個反證。在自然經濟或半自然經濟時期，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占主導地位，社會分工的水平較低，產品的商品化率或市場化率也較低，人們之間的經濟依存度局限在狹小的範圍內，相應地人們的個人利得最大化和人與人之間的對立也較不普遍和較不強烈，資本唯利是圖的生產方式仍沒有取得統治地位……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從未發生過經濟周期。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有時盡管也有投資過度，也有某種商品的需求不足，也有自然條件造成的豐收或減產，也有貨幣因素的重要作用，甚至還有經濟的科學計劃，雖然也有較為發達的社會分工。
如果以上新的周期理論能夠成立，在這個分析框架下，我們再來看以前的周期理論，就會顯得不是那麼龐雜無序，不是那麼相互抵牾，反之，它們在這個新的框架中似乎都能找到自己位置。下麵，我們不妨來對號入座。
首先來看“純貨幣理論”，當有大量尚未投入新投資的累積資本時，市場上資金充溢，利率必然低下，這時如有有利可圖的項目，人們定會踴躍投資，把經濟推向高漲。一旦高漲到來，充分就業實現，市場飽和，需求疲軟，資金回籠慢，銀根緊縮。從表麵上看是貨幣緊缺，實質上是資本利得最大化造成的總供求失衡。這時如大量注入貨幣，可以減緩或推遲危機的到來，但最終仍無法改變危機必然到來的事實；如進一步緊縮銀根，或受金本位製的限製，不能增發貨幣，危機將更為慘烈。這樣看來，“純貨幣理論”並非一無是處，它看到了貨幣的周期現象，卻沒有捕捉到周期的本質；它縱起作用，也隻能在減緩危機的損害上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