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漢，他也曾觀看過王瑩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而且深受感動，還為此作過畫。
在新加坡，徐悲鴻再次觀看王瑩的演出，依然看不夠。而王瑩女士亦久仰徐悲鴻大名，並十分稱讚他的人格、畫品。
當徐悲鴻在新加坡第一次見到王瑩時，兩人一見如故。徐即刻邀請王瑩到他的寓所“江夏堂”敘談。當時已是地下黨員的王瑩，開誠布公地向徐悲鴻介紹了國內的抗戰情況，兩人越談越投機，日後成為經常談心的摯友。
半個多月後，徐悲鴻精心繪製的這幅油畫終於完成了。為祝賀它的誕生，新加坡的一些愛國華僑在“江夏堂”隆重舉行宴會。
《放下你的鞭子》成為新加坡人民最喜愛的名畫之一。為了滿足廣大愛好者的需要，還特別趕製了精美的印刷品、明信片，在南洋各地廣為發行。
這張油畫傳遍南洋各地，徐悲鴻與王瑩的真摯友情也隨之加深。1943年玉瑩和丈夫謝和賡在美國深造經濟上遇到困難時，徐悲鴻給王瑩寫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
瑩弟惠鑒：
我接連得到你幾封長信，使我感愧。
我當年從不欠人函件，近來大變，竟不愛寫信，你那種奮勵精神，朋曹無不感動。
我有數千美金交語堂先生保管，聞被凍結，但至少有800美金可動用。你如有急需，可以附函寄去取用。倘若不願，可作為借款，待他日還我即可。
弟學成歸來，我將寫弟十次八次，隻要你不怕麻煩。紙盡燈昏，伏維為藝自愛。
徐悲鴻
徐悲鴻在新加坡的時候，畫家李曼峰先生和書法家陳之初先生先後來看望了他。
李曼峰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油畫家，後來，曾擔任過蘇加諾總統府的畫師。他描繪的地方風情和人物肖像豐富多彩，他的作品光華燦爛，像美麗的樂章。
徐悲鴻為他的畫集撰寫了序言，並稱讚他“極負才氣，油繪富麗而濃鬱，在國中也少見”。李曼峰先生也有過坎坷的人生經曆，但他以超群的才華和堅強的毅力，克服了一切困難，終於成為譽滿國內外的油畫家。
書法家陳之初先生不僅以渾厚灑脫、極具功力的書法聞名，而且是美術鑒賞家和收藏家。他後來曾將自己收藏的任伯年的作品，編成一個內容豐富的《任伯年畫集》。徐悲鴻欣然為這本畫集撰寫了《任伯年評傳》。
為了宣傳抗日和讓更多的華僑了解祖國淪陷的真實情況，徐悲鴻不惜付出更多精力和時間與各界華僑交往。因而他也結識了南洋一些著名的畫家。有善畫水彩風景畫的楊曼生、許西亞，有創出油畫新風格的劉抗等。他在後來的回憶中還曾寫道：
潮州人張汝器，早年赴法、德兩國學畫，功力很深。
歸至南洋新加坡，與妹夫莊有釗及建築家何光耀倡導美術，連年舉行作品展覽，作品多而且好，又熱心公益。
新加坡淪陷，三人皆殉難，至堪痛惜。
在新加坡，華僑占當地居民的大部分。他們熱愛祖國，當他們更深切地了解到祖國被日軍鐵蹄踐踏的悲慘情況後，都積極支持悲鴻的籌賑畫展。
徐悲鴻在南洋各地舉辦畫展，輾轉3年，賣畫所得10萬餘美元全部捐獻祖國抗戰事業。
積極地宣傳抗日
1942年夏日，徐悲鴻返回祖國，到達重慶。中央大學藝術係的師生們挑著“劈啪”作響的鞭炮，擁向前去，熱烈歡迎徐悲鴻的歸來。
第二天，徐悲鴻便穿著墨跡斑斑的藍布長袍出現在講壇上。他環顧一下擠得滿滿的課堂，說：“同學們，諸位聽課老師，我來講個故事吧！在三年前，四川省招考一批中學美術教員，聘我主考。我先在黑板上畫了棵黃桷樹，樹下站了個四川人。
“當時有人站起來說：‘徐先生畫得不對，黃桷樹和四川人在芥子園畫譜上沒有。’
“我笑問道：‘芥子園畫譜上有飛機大炮嗎？’
“那人搖頭說‘也沒有’。
“我又問：‘要是叫你畫一幅我們抗戰勝利了的作品，你怎樣來表現呢？’他不言聲了。我接著說：‘畫是從生活中來的，生活又是豐富多彩、千變萬化的。學畫不能受什麼畫譜的限製，如果那樣，中國畫就走進了牛角尖。你們都是四川人，愛吃辣子，而黃桷樹幾乎是四川特有的樹，如果連家鄉的樹都不會畫，那還算什麼美術教師啊！’大夥一聽都樂了。”
徐悲鴻提高嗓門繼續說：“我講這件事，用意是想說明，作畫隻能以造化為師，絕不應以什麼畫譜為師。比如畫馬就拜馬為師，畫樹就拜樹為師，畫什麼就拜什麼為師。同學們在藝術係裏學畫有一個弱點，那就是了解生活不夠。怎麼彌補呢？那就要經常不斷地到人民大眾中去生活、去寫生。”
掌聲驟起，震耳欲聾。有人狂熱地喊道：“見解非凡，名不虛傳，真乃藝術大師也！”
一個勤勞的藝術巨匠，是永遠也不尋求消閑的，徐悲鴻就是這樣的人。他走下課堂，又忙著看學生們的作業。他不僅會指出學生作品中的一些問題，而且還會經常鼓舞學生，並且盡可能地在各個方麵來幫助學生們。
1940年春，徐悲鴻應印度詩人泰戈爾之邀，赴印度國際大學講學。
印度是我國親近的鄰邦，而泰戈爾先生是印度傑出的詩人和文學家。人們稱他為印度近代文學之父。他也是一位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中國人民尊敬的朋友。徐悲鴻在國際大學所在地聖蒂尼克坦，和泰戈爾先生一起度過了許多美妙的時光。
聖蒂尼克坦是和平村的意思，它美麗而寧靜。那些碩果累累的芒果樹，似火如霞的木棉花，鳥兒柔婉不倦的歌聲等，都伴隨著泰戈爾優雅的言談和舉止，長久地留在徐悲鴻的記憶中。
在印度，徐悲鴻利用各種機會，在私人交往中，或在公開的場所講演，都積極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以取得印度人民的同情和了解。他在那裏除了給國際大學的美術學院講課和社交活動外，仍然繼續從事創作。他為國際大學的許多學生以及一些民間藝人畫了速寫，如《鼓者》、《琴師》等。他還為泰戈爾先生畫了10多幅素描、速寫、油畫及中國畫的肖像。
泰戈爾先生始終如一地對中國懷著熱愛和同情。他深切關懷中國的抗日戰爭，並多次向徐悲鴻讚頌中印兩國人民永恒不渝的友誼。
1940年2月17日，年事已高的印度聖雄甘地先生訪問聖蒂尼克坦。泰戈爾先生親自將徐悲鴻介紹給甘地，並建議舉辦徐悲鴻的畫展，以加深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
甘地表示讚許。徐悲鴻在擁擠的人群中，以短短幾分鍾的時間，便為甘地先生畫了一幅速寫像。甘地先生高興地在畫上簽了名。
徐悲鴻在印度講學、舉辦畫展之際，他得知鄂北戰場打勝仗的消息，立即潑墨作《群馬圖》，並題詞：“二十九年五月，昔有狂人為詩雲‘一得從千慮，狂愚輒自誇。以為真不惡，古人莫之加。’”
當徐悲鴻到達喜馬拉雅山之大吉嶺時，又題：“鄂北大勝，豪興勃發。”
畫展先後在聖蒂尼克坦和加爾各答兩地舉行，泰戈爾先生親自為畫展撰寫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寫道：
美的語言是人類共同的語言，而其音調畢竟是多種多樣的。中國藝術大師徐悲鴻在有韻律的線條和色彩中，為我們提供一個在記憶中已消失的遠古景象，而無損於他自己經驗裏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獨特風格。
我歡迎這次徐悲鴻繪畫展覽，我盡情地欣賞了這些繪畫，我確信我們的藝術愛好者將從這些繪畫中得到豐富的靈感。既然旨趣高超的形象應由其本身來印證，多言是饒舌的，這樣，我就升起談話的帷幕，來引導觀眾走向一席難逢的盛宴。
徐悲鴻心念著災難深重的祖國人民，又利用這兩次畫展，將籌得的一筆畫款全部捐寄祖國，救濟難民。
一天，徐悲鴻頭頂烈日，走到正在修築滇緬公路的士兵中間，士兵們為抗戰勝利而豁出命幹活的情景，深深打動了他，他不停地速寫。
徐悲鴻不由想起了《列子·湯問篇》中的故事《愚公移山》。這是中國人民喜愛的一則寓言故事。它教導人們，隻要有堅強的毅力，持之以恒，終能戰勝一切困難。
當時，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但徐悲鴻堅信，中國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艱苦奮戰，一定能移掉壓在我們身上的兩座大山——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一定能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徐悲鴻正是懷著這樣的堅定信念創作《愚公移山》的。
他感覺，我們要想戰勝日本侵略者，不正是需要愚公當年這樣的精神嗎？他就參照修築滇緬公路的形象，把那美好的故事表現出來。徐悲鴻按照自己的創作程序，訪問、寫生、搜集研究資料、構思主要人物形象，畫出一張又一張草稿。
夜深人靜，居住在印度國際大學的徐悲鴻，正聚精會神地作畫。突然，一個人走過來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偏頭一瞧，原來是國際大學校長泰戈爾。
徐悲鴻忙擱下筆說：“泰翁，如此晚了，還沒休息嗎？”
泰戈爾笑道：“何嚐不是太晚，我正是為此而來，勸你歇著的。”
兩人攀談起來，泰翁興致勃勃地說起當年遊曆中國時的情景。當時，也是這樣的深夜，船在長江上航行，他站在甲板上遠眺，疏落的村舍在寧靜的月光下酣睡，星點的燈火從茅屋裏發出誘人的光，多麼親切啊！他恨不能一步跨上岸，喚醒村莊，叩開門戶，向中國朋友問好！傾吐對中國人民的感情。
徐悲鴻聽著，感歎道：“可惜，昔日的燈火已被熄滅，日本侵略者正在到處點燃起戰火！”
泰翁說：“和平美好的燈火定然會在貴國土地上重新處處燃起，我堅信這一點，你的畫筆不也就是一支點燃燈火的火把嗎！”
在徐悲鴻的臥室裏，到處是一張張素描稿，一心撲在創作上的徐悲鴻夜以繼日。由於長時間的廢寢忘食，徐悲鴻的胃病發作了，他用左手使勁按住痛處，額頭上沁出了滴滴汗珠，右手仍不停地刷刷作畫。
隨後，徐悲鴻赴大吉嶺，在那裏繼續創作他構思已久的國畫《愚公移山》。
奮鬥了近一年，徐悲鴻終於完成了《愚公移山》。光輝的巨幅彩墨畫卷《愚公移山》，抒發了徐悲鴻堅持不懈的戰鬥精神，激勵著中國人民抗戰到底！
這幅國畫畫麵寬424米，高143米，描繪了正在開山鑿石的壯觀場麵。每個人物都有模特兒，都畫了極精確的素描稿。愚公白發長須，拄鋤而立，開山者體魄健壯，揮鋤掘石。整個畫麵表現了那種堅強的精神和強勁無比的力量，給人們以巨大鼓舞。
這一巨幅畫卷，在筆墨的運用和造型方法上，除了繼承，更有創新。人物個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畫麵開闊，氣勢磅礴。
畫麵上在大山腳下，一個個身強力壯的愚公的兒孫們，為打通前進的道路，正豪邁地揮鎬舞耙，開山劈嶺，搬土運石，挖山不止。畫麵的左方顯示了老愚公和京城氏寡婦正在對話的生動場麵。
愚公笑容滿麵，指著靠在她身邊的孩子，似乎在說：“我死了，還有這些可愛的孩子接著幹，子子孫孫，還怕移不走這兩座山嗎？”
泰戈爾看了《愚公移山》後，興奮得連連讚好。
從徐悲鴻駐地大吉嶺遙望雄偉的喜馬拉雅山，景色無比壯美。他懷念在喜馬拉雅山另一側的祖國，於是創作了國畫《喜馬拉雅山》、《喜馬拉雅之山林》和油畫《喜馬拉雅山之晨霧》。在創作之餘，徐悲鴻還參謁了許多古老的寺廟，驚歎印度古代藝術的輝煌成就。
徐悲鴻也曾騎馬馳騁在異國漠漠的荒野，一直漫遊到克什米爾。他迷戀著那些美麗而剽悍的駿馬。那些馬尖尖的耳朵，寬闊的鼻子，像風箱般的胸脯，緞子一樣閃光的皮毛，還有那高頭長腿，蹄子就像鋼鐵鑄成的，奔馳起來如同疾風閃電。
他更深刻地了解了馬的馴良、勇猛、忠實、耐勞、無怨的性格，成了馬的知心朋友。從此，他畫的馬更加雄健，他用潑墨寫意或兼工帶寫，塑造了千姿百態的馬，有的昂然挺立，有的回首長嘶，有的騰空而起，有的四蹄生煙。
1940年11月，徐悲鴻結束了訪印的行程。他回到聖蒂尼克坦，向泰戈爾先生辭行。泰戈爾先生正值病體稍愈，披著那有波紋的長發和美麗的銀須，躺臥在長椅上。
泰戈爾聽說徐悲鴻要離開印度，希望徐悲鴻能為他選一選畫。
泰戈爾先生60餘歲才開始作畫，到80歲時，已作畫2000餘幅。他所用的作畫工具有中國和日本的墨，西洋畫的水彩、水粉、鉛筆、粉筆、油色，題材也多種多樣。他的繪畫曾在巴黎、倫敦、莫斯科舉行展覽，膾炙人口。
於是，徐悲鴻與國際大學美術學院院長南達拉爾·鮑斯先生用了整整兩天時間，將泰戈爾先生的2000餘幅作品一一檢視，挑選出精品300餘幅，最精者70餘幅，交國際大學出版。
泰戈爾先生十分滿意，對徐悲鴻表示深深的感謝。
徐悲鴻懷著黯然神傷的心情，與病中的泰戈爾先生依依作別。後來徐悲鴻在新加坡，得知泰戈爾先生與世長辭的噩耗時，悲痛萬分，深切懷念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1940年11月，徐悲鴻向印度告別，踏上了赴新加坡的旅程。這是他第四次來到新加坡。在這裏，他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多少親切的笑臉在熱烈迎接他，那些熱愛祖國的華僑都像親人般地真誠待他。
這時，吉隆坡、檳城、怡保的華僑都邀請徐悲鴻前往舉辦為祖國捐輸的籌賑畫展，這使徐悲鴻異常激動。能為抗戰中的祖國多做一份宣傳工作，能為苦難中的同胞多盡一份力量，這正是他日夜盼望的。徐悲鴻踏上新加坡土地不久，便開始為這三個畫展夜以繼日地工作起來。
1940年歲末，新加坡盛暑天氣。徐悲鴻每天每夜都揮汗如雨地作畫，他要準備大量的作品，以便同時在3個畫展中出售。他作畫時又習慣於站著，而且從不馬虎，總是一絲不苟。此時，國家的危亡，民族的苦難，占據著他整個的心胸，使他在享有盛名的時候，仍能如此忘我地工作。
日日夜夜的煎熬使他突然病倒了。徐悲鴻感到腰部劇烈地疼痛，就如同被人折斷了一樣，不僅不能彎腰，也不能行動，被迫在病床上躺下來。但是，他一想起祖國艱苦的抗戰，在他麵前就時常出現那些被屠殺的同胞血肉橫飛的慘狀，那些被戰爭驅趕的難民流離失所的情景。他一刻也不能安寧。
正是這種對祖國和同胞的強烈熱愛，使他在腰痛並未痊愈時，不顧醫生勸阻，頑強地從病床上爬起來，重新拿起畫筆，繼續投入緊張的創作中。
不幸，從此便種下了腰痛的病根，和他在巴黎時因饑寒交迫而患的腸痙攣症一樣，開始不斷地、長期地折磨他，直至他去世。
1941年，在吉隆坡、檳城、怡保三個城市，先後舉行了徐悲鴻的籌賑畫展，受到當地人民和愛國華僑的熱烈歡迎，盛況空前。
華僑們都以買到徐悲鴻的畫為榮。每當徐悲鴻穿著淺色的西服，胸前打個黑色的大領結出現在展覽會場時，熱情的觀眾們便緊緊地圍住他，每個人都搶著遞上自己的小冊子，請他簽名留念。
興致勃勃的徐悲鴻就利用機會，和大家攀談，盡力宣傳祖國的抗日戰爭。有時，他應邀到各處講演，便大聲疾呼，請海外僑胞多為苦難中的祖國盡力。許多華僑受到他的愛國精神感染，和他結成了好友。
就在他舉辦籌賑畫展之際，聽到長沙會戰消息，他夜不能寐，連夜畫了大幅奔馬，並寫道：“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長沙會戰，憂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結果也，企予望之。”
華僑們踴躍支持抗戰，每次畫展，他們都競相搶購，以買到徐悲鴻的畫為榮。徐悲鴻把3個畫展籌得的巨額收入，全部捐獻給了祖國。不久，美國援華總會也來邀請徐悲鴻赴美舉行畫展。徐悲鴻再一次回到新加坡，積極為赴美畫展做準備，他又開始不知疲倦地埋頭作畫了。
1941年11月底，徐悲鴻將自己的畫冊、照片、展覽會資料等全部寄往紐約，他的作品也已裝箱，準備托運。然而，沒過幾天日本就偷襲了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同時向新加坡進攻。新加坡猝不及防，陷於一片混亂之中。
徐悲鴻連夜匆忙離開新加坡，經海路至緬甸。當時交通十分困難，時間又急迫，他來不及攜帶全部作品，有40幅油畫遺留在新加坡一所華僑小學內。
新加坡陷落後，日軍開始捕殺大批愛國華僑。徐悲鴻積極宣傳抗日是盡人皆知的。那所小學懼禍，恐因他的作品受到連累，不得已將這40幅油畫沉到一個井底，結果全部遭到毀壞。
這件事給予徐悲鴻極其沉重的打擊！因為那都是他油畫中的精品，數十年心血的結晶，竟毀於一旦。
徐悲鴻由緬甸到達雲南邊境。他沿路都在日本飛機的空襲下緊張地奔波，疲乏困頓達到極點，但守關的國民黨士兵卻照例要檢驗行李。
徐悲鴻看到他們翻箱倒篋，弄得滿地狼藉，不堪收拾的情景，便憂愁地望著身邊那幾隻龐大的畫箱，擔心它們遭到厄運。迫不得已，他掏出身上的名片，求見關上的負責人。
等了不久，一位身著戎裝的中年人走了出來，麵帶微笑地說：“徐悲鴻先生，久仰大名了，請到裏麵坐吧！”同時，將他自己的名片遞給徐悲鴻。
悲鴻看了他的名片，急忙說：“黃先生，我的這些畫箱能否不打開檢查呢？這些都是我自己的畫，絕沒有別的東西。”
黃先生熱情地同意了徐悲鴻的要求。
徐悲鴻非常感激，以至於當這位黃先生向他求畫時，他十分高興地送給他兩幅畫。
徐悲鴻進入國境，來到雲南邊陲重鎮保山，在這裏略事休息。為了節省，他每天去一家小吃店，以燒餅代餐。
不久，徐悲鴻又輾轉來到了昆明。和他們同時來昆明的，還有一位從新加坡逃難出來的劉將軍。徐悲鴻在新加坡舉行畫展時，劉將軍來參觀，幾位愛國華僑特意將他介紹與徐悲鴻認識。
據說這位劉將軍曾是抗日將領馬占山將軍的秘書，上海淪陷時，被日軍逮捕，逼迫他出任偽職，他嚴詞拒絕，因此受到監禁和非刑拷打。後來，得到監獄內的愛國誌士幫助，才逃出虎口。當他來到新加坡時，許多愛國華僑聽到他述說這一段經曆，都肅然起敬，徐悲鴻也同樣對他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在昆明，徐悲鴻還舉行了勞軍畫展，將那些準備在美國展覽和出售的畫移在昆明展覽，受到昆明各界的熱烈歡迎。他又將賣畫的全部收入捐獻祖國，以慰勞前方將士。
在昆明，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樣，許多好學求畫的青年都慕名來找徐悲鴻。一天，一個衣著簡樸的青年拿著自己的畫和雕塑來找徐悲鴻。徐悲鴻細心地觀看著這個青年的作品，十分欣賞這些帶有生活氣息的雕塑和繪畫。
這個青年叫袁曉岑，他出生在貴州苗漢雜居的一個小山村裏。從小就喜歡拿木炭在地上、牆上畫他放牧的牛、羊，喜歡用河泥對著豬雞狗兔捏小動物。
後來，在縣城讀書時，他看到任伯年繪畫的印刷品，更加勤奮地作畫和做雕塑。但是，由於家境貧寒，始終沒有機會學畫。考上雲大中文係，也是靠平時捏點小動物，賣了交學費，半工半讀。他很希望能夠得到悲鴻的教導，請求拜徐悲鴻為師。
徐悲鴻感動地聽著，十分同情袁曉岑的境遇，很熱情地鼓勵他說：“作為一個藝術家，就是要創作人民大眾所喜愛的作品，不要搞那些腐朽沒落的東西。”
徐悲鴻還拿出自己的速寫本和一些默寫畫稿，借給他看。以後，徐悲鴻又專門帶著袁曉岑去大觀樓附近的農村寫生，指導他畫水牛，在用炭精筆畫的速寫上，用水墨略加勾染，頓時增加了結實感和體積感。
有一次，徐悲鴻來到袁曉岑家裏，看到他為了畫好孔雀，自己不但養了孔雀，而且還把孔雀羽毛掛在牆上練習工筆寫生。徐悲鴻高興地說：“師法造化才能有創新、有進步。我在柏林學畫動物時，就是這樣每天對著動物畫。”
徐悲鴻的鼓勵和指導，更加堅定了袁曉岑從事美術工作的決心。後來，他大學畢業後，就專攻繪畫、雕塑，直至靠賣畫為生，終於走上了美術道路。
1942年夏天，徐悲鴻回到了重慶。當他穿著一件白夏布長衫，戴著寬邊的禮帽，腋下夾著一大卷畫，急匆匆地從飛機的舷梯上走下來時，到飛機場迎接他的，隻有他的幾位學生，沒有官方的任何人。
盡管他在國外勞苦奔波，沒有花國家一文錢，而為抗戰中的祖國作了那麼多辛苦的工作和貢獻，但國民黨政府卻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