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團在莫斯科作短暫停留，稍事休息後，又起程奔赴布拉格。在布拉格舉行的擁護世界和平大會上，中國代表團受到熱烈歡迎。徐悲鴻曾多年輾轉在國外，唯有今天，他才感到作為中國人，在世界上是昂首挺胸地站起來了！
會議期間，傳來南京解放的好消息，會場頓時歡騰起來，一些朋友紛紛表示祝賀，徐悲鴻更是一陣陣地高興激動。這時，他腦海裏產生了創作一幅畫的願望，於是趕緊把現場情景攫取到速寫本上，以留作畫時參考。
會議結束後歸國途中，代表團在莫斯科參加了五一國際勞動節慶賀活動。他們還參觀了彼得格勒的文化古跡。徐悲鴻曾在1934年訪問過這裏，所以對這裏並不太陌生。
一天，徐悲鴻和古元來到舊書市場。古元在一個舊書畫攤上發現一本畫冊，愛不釋手，怎奈身上的盧布所剩無幾了，他很懊悔。徐悲鴻忙上前說：“這本畫冊蠻好，我把它買下來吧！”忙掏出盧布付了款。
古元高興地說：“徐先生買回去，我能看到就挺好。”
古元不曾想，付完錢，徐悲鴻卻掏出鋼筆在扉頁上寫道：“與古元兄同遊彼得格勒購送紀念，悲鴻。”
古元接過畫冊，興奮地說：“徐先生，您的做法是我想不到的，它比這本畫冊更可貴，我無法用言辭來表達我對您一貫慷慨無私的幫助。”
徐悲鴻還在莫斯科買了一件專為教學用的馬的解剖石膏模型。他認為這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東西，如今終於是如願以償了。
5月10日，代表團回到北平，團員們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徐悲鴻人雖回到家，心裏還在想著和平大會上的動人情景。
徐悲鴻在腦子裏構思好畫麵之後，便進入緊張的創作。一幅記載著光輝曆史時刻的畫卷《當南京解放的消息傳到擁護世界和平大會以後》誕生了。
這是一幅大型中國畫，畫麵上各種膚色的朋友為中國人民得解放的消息欣喜萬分，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
為藝術事業獻身
徐悲鴻一生從事繪畫、致力於美術教育事業，發掘、培養優秀的美術人才，為他們開辟道路，甘作人梯。
新中國誕生後，中央美術學院的成立，為他實現美好心願提供了廣闊前景，真可謂如魚得水。他身為美術學院院長，全國美協主席，事務繁忙，但他寧願少作畫，也要親自講課，甚至批改作業。
他的身影，活躍在美院講壇上。他告訴學生們：“一個熱愛祖國的人民藝術家，包括畫家，首要的是表現人民大眾的精神麵貌、願望和時代精神。人有人品，畫有畫品，而人無人格，則畫也無畫格。所以說，同學們有誌於立畫者，當首先應立人格。除了這些以外，便是堅實的繪畫基礎：這需要讀書、行路、察民情、體萬物、研究事物的奧妙細理。”
徐悲鴻在講西洋畫法的同時，仍竭力推崇民間藝術。他向同學們說：“不能忽視向民間藝人學習。對於出自曆代民間藝人手筆的壁畫、雕塑、金石鏤刻、陶俑、瓷器、年畫、剪紙等，都應認真學習。民間藝人在舊中國受盡歧視，如今恢複了他們在藝術上的地位，他們也是中華民族的藝術家。”
1951年春天，當徐悲鴻聽到山東整沭導沂水利工程開始的時候，他不顧高血壓、腸胃病的折磨，毅然帶著畫夾來到工地現場，堅持和民工們生活在一起。
處於魯南蘇北交界的黃河支流，經常泛濫成災，危害很大。為了根治這一大水患，使1500多萬畝農田免受水災，必須疏導沂河，引入沙河歸海，另外開鑿一條長達200公裏的沂河灌溉良田，變水患為水利。
這是一項要動員近百萬人民群眾參與的極為艱巨的水利工程，規模之大，是新中國成立後改造舊中國山河的第一大工程。
徐悲鴻一來到工地，就受到了大家熱烈的歡迎。許多人久聞他的大名，紛紛來訪。有人求畫馬，有人求畫像，有人請他簽名留念。徐悲鴻雖然很勞累，但總是有求必應，對於求畫的，他總是痛快地滿口答應，然後留下他們的名字，專門抽時間為他們作畫。
在工地上寫生很辛苦，常常被太陽曬得汗流浹背。但為了把這些來自農村、勤勞樸實的民工形象收入畫稿，血壓有時高得驚人的徐悲鴻依舊隻是顧著埋頭作畫。
陪著徐悲鴻來的美院青年教師梁玉龍經常勸他：“徐院長，您身體有病，不能和我們年輕人賽著幹，您能來看看就再好不過了。”
徐悲鴻笑道：“現在，我不是什麼院長，而是水利大軍的十萬分之一；在幹活方麵，我還是小學生呢！”
他提高嗓門說：“從前，我畫過《愚公移山》畫，而今天，當我看到眼前這些真正的愚公在移山造海時，覺得比傳奇故事中說的愚公移山更感動人。一切有作為的藝術家都不應該失掉這個難得的創作機會。”
在一間透風漏雨的工棚裏，徐悲鴻麵前放著一盞光線微弱的小油燈，他在給妻子寫信，描述自己受到感染的心情：
吾中國人民原有愚公移山之理想，到了毛澤東時代真的看到了。吾所身居其中的水利工地，論氣魄，論場麵，論其現實意義，都不是畫麵上的“愚公移山”所能比擬的，有如奇跡，令人難以想象。但非在毛澤東時代是不能見到的！
吾熱愛生活，熱愛我們勤勞智慧的人民，這裏到處熱氣騰騰，用龍騰虎躍來形容，最恰當不過了。
靜文，請不要擔心我的身體，吾的頭腦從來沒有這麼充實，吾精神上的勝利完全可以戰勝身體上的軟弱。現在，吾有著強烈的創作欲望，吾正在構思一幅新的《愚公移山》——《導沂水利工程的萬分之一》，並為此抓緊時間寫生。
徐悲鴻身背畫夾，滿身風塵，在兩個月的時間裏跑遍了整個工地。緊張的活動致使身體過分疲勞，他感到力不從心，不得不遺憾地離開工地，回到北京。
可是，工地上那種熱火朝天的場麵激勵著他，第二天晚上便在畫室裏將油畫布繃好，打算天亮後便開始創作大幅油畫《導沂水利工程的萬分之一》。
這時，他感到頭暈，身體有點不對勁。天快亮時，他覺得腦子裏突然抽搐了幾下，不知怎的，他連說話也困難了，四肢也不聽使喚了。為了便於作畫，他常一個人在畫室裏休息，現在畫室裏也隻有他自己。他想喊妻子，可是舌頭發硬，發不出聲音。
每天徐悲鴻都是天不亮就起床，但是今天一點兒動靜也沒有，廖靜文警覺了起來。她悄悄走進畫室，走到丈夫床邊，發現徐悲鴻眼睜睜躺在那裏，說不出話來，而且一動也不能動。她知道事情不妙，趕緊跑出畫室，給中央醫院掛了急診電話。
一輛救護車，急速地馳過清晨寂靜的街市，駛進中央人民醫院。
醫院馬上行動起來，組成了以院長鍾惠瀾為首的醫療小組。經過緊張的診斷確定：徐悲鴻患的是腦出血。
周恩來得知徐悲鴻生病後，親自指示院長鍾惠瀾要挑選最好的醫生組成醫療小組，由院長鍾惠瀾任組長。醫療小組要盡最大的努力搶救徐悲鴻同誌。
第二天，齊燕銘同誌來到醫院看望徐悲鴻，並將一束鮮花交給護士，說是周恩來送的。護士忙將鮮花插進花瓶，寫了一張“周恩來贈”的字條，掛在花瓶口沿醒目的地方。
徐悲鴻慢慢睜開眼睛，凝視著那美麗的鮮花，嘴唇動了動，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鮮花上，眼眶裏閃動著淚水。
一些日子後，經鍾惠瀾的同意，在不超過5分鍾，不得和病人說話的規定下，郭沫若同誌一次次帶著總理對徐悲鴻的問候來看望。
一天，周恩來親自來看望徐悲鴻。徐悲鴻要起身，想說話，周恩來忙用手止住他，隻是用目光打量他，竟也不說一句話，可徐悲鴻卻從這目光中感受到巨大的溫暖。
徐悲鴻的病漸漸好轉，他已經可以講話了。一天，他對妻子說：“靜文，請你去住院處問問，我住院治病以來花了多少錢？回頭告訴我。”
“悲鴻，你是公費醫療，花多少也都是由國家給報銷，用不著我們負擔。”妻子回答。
徐悲鴻忙解釋說：“雖然是國家報銷，但我要知道國家這次究竟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錢？我對新中國沒有多少貢獻，可得到的照顧卻是這樣豐厚！病好後，我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來彌補國家為我的花費。靜文，要不是病在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徐悲鴻即使兩條命，也早上西天了。”
從此之後，每逢月初，廖靜文必到醫院財會科走一趟，把上個月的費用抄下來交給丈夫。徐悲鴻在抄錄這些數字時，常常感慨地說：“靜文，已經花了這麼多錢了。你記得嗎？當初我在重慶住院時，由於交不起住院費，不得不搬出了醫院。”
10月初，徐悲鴻能下地走動了，他急著要求出院，被鍾惠瀾批評了一頓。
11月中旬，徐悲鴻又一次提出了出院要求。鍾惠瀾說：“出院，我們經請示，可以同意，但你需要療養，到療養院去吧，並且以後沒有醫生的同意，你不能繼續工作，畫畫也不成。作為大夫，我們必須對你的健康負責。”
徐悲鴻卻很激動地說道：“從1917年到現在，我每天幾乎在為之盡菲薄之力，如果不讓我去教學生，不去接待有求於我的客人，特別是青年人，不去作畫寫字，我活著隻是為吃飯、睡覺，就是能活100歲，形同朽木，又有什麼意思？我想，活50歲和100歲，並沒有多大區別，問題在為祖國、為民族作出多少貢獻。活著，總是該多盡力的，我怎能擱下粉筆和畫筆啊！”
終於，在徐悲鴻的要求下，11月30日，他出院了。
1953年的五一過後，徐悲鴻能拄著拐棍在院子裏走動了。周圍的人都為他高興，徐悲鴻想的卻是下一步的行動。
一天，他要妻子攙扶他到美術學院去。廖靜文告訴他醫生說過不能讓他出門的，更不能去學院。
徐悲鴻立即扔掉拐棍說：“聽大夫的話，我出得了醫院嗎？我徐悲鴻是從泥巴裏滾出來的，長的是裝山芋的肚皮，沒那麼嬌氣！”廖靜文拗不過他，隻得依從。
天一亮，徐悲鴻像慣常上班前一樣，起得很早，吃過早點，他一手拄著拐棍，一手扶著妻子，一步步挪動，很費力地走著。走一段，歇一會兒，路程不遠，卻走了近兩個小時，快9時，他跨進了熟悉的中央美術學院大門。
老傳達工首先看到徐悲鴻，他忙跑上前攙扶，徐悲鴻來到繪畫係的一個班裏，正在做作業的學生們一下子圍上來鼓掌歡迎。
徐悲鴻手扶講台，親切地說：“我今天是來檢查教學的，同學們把最近兩周的素描作業放在課桌右角，我要一一檢查。”
他拄著拐棍，從一個課桌挪到另一個課桌，拿起一幅幅素描，看著看著，他的眉頭擰成了疙瘩。最後，他回到講壇上，拐棍搗得地板嘚嘚響，嚴厲地說：“千篇一律，如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一絲生活氣息都沒有，一點藝術特色也看不到，令人喪氣，我們的風格哪裏去了啊？”
廖靜文看他激動的樣子，趕忙上前去攙扶，他用力把她推開。並且讓學生將幾個授課的老師都叫了過來。
徐悲鴻看了他們一眼，毫不客氣地說：“形式主義是泥坑，現在這種教學法，也是泥坑！無論如何，是不能用形式主義來教授我們新中國的學生的！你們看看，他們的素描畫成什麼樣子。”
回到家裏後，徐悲鴻感到疲乏極了，他躺下，片刻又艱難地爬起來，開始翻箱倒櫃，在自己收集收藏的數千張世界各國美術圖片中，用心挑選合適的，然後動筆寫說明，指出其風格和優點缺點。
他想好了，要把這些放在學院展覽櫥窗裏，供學生學習和批判，以求有所受益。他一天天地忙碌著，終於在一個星期後，把圖片和說明文放進了學院的展覽櫥窗。
這時，徐悲鴻才放心地說：“我們當老師的，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再見到自己的學生，都要問心無愧了。”
看著徐悲鴻忙碌的樣子，廖靜文總是勸他休息，但是徐悲鴻總是堅持工作，最後廖靜文說如果他再不休息她就要給總理打電話了。徐悲鴻趕忙製止廖靜文，這才去休息。
事實上，徐悲鴻自己感覺自己的身體也日漸不好，他嘴上回避說這些，心裏卻很明白，他要抓緊時間，多做些事情：關心學院的教學工作，也抓緊時間整理自己一生收藏的藝術品。
一個夜晚，他鄭重其事地把廖靜文叫到自己畫室，指著自己抄寫的藝術收藏品部分目錄，叮囑道：“靜文，要是一旦我有個三長兩短的話，你一定要把我們這些收藏品獻給國家，讓它繼續為祖國培養人才服務。這本是我當初收藏時的目的，用心你也是知道的……”
廖靜文一時說不出話來，淚水在眼窩裏打轉，她極力克製著自己不讓淚水流出來，勸徐悲鴻不要胡思亂想，注意休息，好好養病，身體會好的。
在徐悲鴻身體虛弱的時候，他依舊在堅持努力作畫。其中一幅《魯迅和瞿秋白》時時牽動著他的心。
為了這幅畫，徐悲鴻多次對妻子說：“魯迅先生和瞿秋白的形象時時在我的腦海裏閃現，他們雖然都不在人間了，但仍然活在人們心中。作為畫家，我若是不能通過繪畫把他倆的形象和友誼留在人間，我就食不甘味！怎奈手足不爭氣，拖到何年何時啊！”
妻子勸他不要著急，待身體好點再繼續畫。他感慨地說：“瞿秋白在上海同魯迅合作領導文化運動，有兩年時間。在那期間，瞿秋白為了逃避敵人的追捕，多次住在魯迅家中避難，他倆一起寫文章打擊敵人。共同的願望，使他倆結下了深厚的戰鬥友誼。後來，瞿秋白不幸被捕，慷慨就義，犧牲時才36歲。”
說到這裏，徐悲鴻無比感慨：“魯迅對瞿秋白的死，以為‘哭是無益的，隻好仍是有一分力，盡一分力’。 1936年10月，魯迅在病逝前夕，為亡友瞿秋白編輯了遺著《海上述林》。”
第二天晚上，徐悲鴻在燈下看著《海上述林》。廖靜文把熬好的湯藥端到他麵前，催他快喝。他忙隨手拿塊鎮紙壓在書頁上，兩口喝完藥水，一抹嘴唇，信心十足地說：“在我生前，一定要完成《魯迅和瞿秋白》這幅表現珍貴友誼的畫卷，這是我這個美術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啊！”
事實上，徐悲鴻早為這事煞費苦心了。為了畫好這幅油畫，他訪問了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和胞弟周建人等。對於魯迅和瞿秋白的衣著、身材、性格、生活習慣，以及兩人在一起時的習慣動作、表情等，都分別作了詳細的記錄。
他於1951年4月下旬動筆作畫，先後創作畫稿達20張，僅頭像就有10餘張。最初的畫稿，魯迅坐著瞿秋白則站著。他在往畫布上勾繪定稿時，把瞿秋白也畫成坐著的了，有人問為何要作如此改動呢？
他解釋說：“一開始打稿時，由於隻是考慮到魯迅比瞿秋白年長18歲，所以畫瞿秋白站著，後來再深入一想，那樣考慮是片麵的，魯迅先生如果健在，也是不會同意的。因為他倆是戰友，特別在思想方麵，魯迅受到瞿秋白的影響不算小，魯迅本人也是很尊重瞿秋白的。”
到7月中旬，徐悲鴻便用炭筆把畫稿勾到長149米，寬126米的油畫布上。遺憾的是，徐悲鴻因突然患腦出血住進醫院，這幅油畫稿和其他未定稿的畫幅一樣，被耽擱了下來。現在這幅創作成了徐悲鴻思慮的一大問題。
徐悲鴻大病初愈，畫大幅油畫的氣力不夠，但他並沒有因此放下畫筆，在關心教學之餘，他大畫奔馬。仿佛是他生活道路上最激烈的奔馳，生命最後時刻的衝刺！
徐悲鴻還從他畫的《奔馬》圖中，先後挑選了6幅自己看了認為滿意的，送給最可愛的人——中國人民誌願軍。並在一幅《奔馬》畫上寫著這樣的題詞：
山河百戰歸民主，鏟盡崎嶇大道平。
同時，他還親自寫了一封信，滿腔熱情地寫道：
5個月前，我就開始為你們畫馬，由於氣力不夠，不能使人滿意；現在寄上我最近畫的一幅奔馬，自認為很不夠好，但又怕你們久待，以後當陸續再畫，挑挑好的寄給你們。
我再一次向你們說，我以能為你們服務而感到光榮。
徐悲鴻熱愛戰士，熱愛人民，熱愛共產黨，熱愛新中國。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把自己對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深情厚誼，全部傾注在筆端，特意為毛澤東精心畫了一幅《奔馬》圖，並在上麵題寫詩句：
百載沉屙終自起，首之瞻處即光明。
寓意苦難的祖國，在中國共產黨為之奮鬥下終於得到新生，得到解放，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祖國前途無限光明。他還著意揮筆寫了“祝毛澤東60歲壽：言論文章放之四海皆準，功勳偉業長與日月同光”的條幅，準備在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時，親手奉送給毛澤東。
1953年 9月 23日，徐悲鴻從早到晚開了一天會，聽的是重要報告，報告人是周恩來。晚上，他參加接待一個外國代表團，這時，他感到身體不適，便退到休息室，因腦溢血複發，暈倒在沙發上，搶救無效，溘然長逝。
徐悲鴻一生節衣縮食收藏了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書畫家的作品1200餘件，圖書、畫冊、碑帖等1萬餘件。他去世後，按照他的願望，夫人廖靜文女士將他的收藏品，以及他的作品1200餘件，全部捐獻給國家。
1954年，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北大街53號的徐悲鴻故居被辟為徐悲鴻紀念館，集中保存展出其作品，周恩來總理親自題寫“悲鴻故居”匾額。
徐悲鴻是中國傑出的畫家，是中國美術史上造詣相當高的一位大師。他雖然隻有58歲的人生，但他的業績卻名垂千古。
徐悲鴻的一生慷慨正義，為人忠厚，對事業執著追求，對祖國無限熱愛。徐悲鴻不僅是一位劃時代的、具有開拓性的傑出畫家，也是一位為中國美術事業立下不朽功勳的美術教育家和愛國主義者。
無論是在日軍鐵蹄的踐踏下，還是在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中，徐悲鴻不畏反動派的誘逼，不為金錢所動，堅決站在祖國和人民的立場上。在革命發展的關鍵時刻，他忠心耿耿，挺身而出。
在藝術教育事業中，他對培植人才表現出了無比的忠誠，始終把培養後一代的任務放在首位。他發掘、培養了一批畫家，對有培養前途的窮學生一向慷慨解囊，我國當代許多著名畫家都曾受到過他的培養和幫助。
徐悲鴻為我國的美術事業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徐悲鴻當年曾在一贈友人的條幅中寫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也正是對他自己的高尚品格的真實寫照。
徐悲鴻的一生，是艱苦的一生，奮鬥的一生，愛國愛民的一生。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寫有“危亡之際”“痛感民族之不振”“憂心如焚”等詞，發出他憤世嫉俗的慨歎。有不少作品的思想內容，相當深刻地表現出熱愛祖國、同情人民的感情。
徐悲鴻一生創作了大量的傑出作品，為中國畫的改革、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2003年，為了紀念和弘揚徐悲鴻先生對我國美術事業的巨大貢獻，我國美術界設立了全國書畫院係統最高美術獎項“徐悲鴻美術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