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因為，當時的孔子還難以產生明確的無神論觀念，另外，他又感到鬼神對人事的幹預並不明顯，事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的主觀努力。因而，他對鬼神就采取一種似有若無的態度。
在孔子看來，那是一個未知領域，肯定其有或無都不是說得清楚的，所以倒不如采取回避態度，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政事、教育和人自身的能力培養和道德修養上。
因此，隻要別人不提出疑問，他自己從不主動談論怪異和鬼神。即使弟子們提出鬼神問題，他也不作肯定的回答。
有一次，子路請教怎樣侍奉鬼神，孔子回答說：“人還未能侍奉好，怎能談得上侍奉鬼神呢？”
子路又問：“我還想冒昧地請教一下，死是怎麼一回事？”
孔子說：“生尚且不知，何以談死呢？”
孔子的鬼神觀是儒家思想的精華之一，它不僅影響了儒家學派的非宗教化傾向，而且使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始終保持著清醒的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從而使宗教勢力在我國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始終占據不了主導地位。
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也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人生觀念，積極向上，奮發努力，勇於進取，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盡人力而聽天命”，縱使達不到目的，也不給自己留下遺憾。
一代聖賢恩澤後世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
潛心編纂古代文獻
孔子曾經召集十名弟子研究編纂文獻計劃。基於教學和為國家存史的需要，孔子認為，結合史實和舊有文獻資料，編纂《易》、《書》、《禮》、《樂》、《詩》、《春秋》，這既是對史料的綜合刪減、精練提高，又可作為培養治國、治世人才的教本。
孔子自衛國返回魯國以後，自感年老體弱，在世時間不多。故結合教學，抓緊整理古籍，改詩書、定禮樂。其中，改定《詩經》是他晚年的重要工作目標之一。他對弟子初選的詩進行再重審、精選；對不選的詩，也細讀一遍，從中擇優，綜合調整，並做必要的修改。然後，嚴格分類、編輯。
《易》當時重要的圖書。孔子在對《易》的內容有所了解，認為有必要對《易》注釋、加工，將其編著為《易傳》。他認為，對《易》中的許多篇章重新編排整理，需要對《易》熟知精通，是艱苦細致的工作；對《易》中的重新編排的篇章加以評判解釋，需要多方麵的綜合性知識，是創造性的工作。
孔子為了編著好《易傳》，在晚年刻苦研讀《易》。時而凝神端詳，時而放聲讀之，時而持筆書寫，不久，把《易》精讀了一遍，了解了全書的內容；又細讀了第二遍，基本掌握了書中的要點；接著，潛心精讀了第三遍，更透徹地把握住了《易》的實質。此後，結合寫作與教學，不知又將《易》書翻閱了多少遍。這樣，讀來翻去，把串聯竹簡書的熟牛皮帶子磨斷了三次，史稱“韋編三絕”。
其實，“三”是個概數，表示多次。就是說，孔子讀的那部《易》的熟牛皮帶子被磨斷了多次。每次磨斷之後，商瞿幫助老師用新牛皮帶子把竹簡串好，繼續研讀。通過反複閱讀琢磨，孔子對《易》達到了融會貫通，在以前邊讀邊寫的基礎上，開始係統地編寫《易傳》。
孔子將《易傳》分為十篇，即《彖傳》上下、《象傳》上下、《係辭傳》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稱《十翼》。他編著的《易傳》，對《易》（《周易》）進行了正確、科學的詮釋和解讀，作出新的哲理思考，使其內容煥然一新。
孔子還決定編寫一部書，根據魯國曆史，用事實把正義、非正義表達出來。取材範圍上自魯隱公寫起，下至當時的魯哀公，共十二個國君，二百四十餘年，對這段曆史上發生的重要事件進行整理編訂，形成一部編年體政治性史書，擬取名《春秋》。
孔子對弟子說：“我準備將自己的政治見解融彙於書中。後人能理解我孔丘的，還是罵我孔丘的，都會是因為我編著了這麼一部《春秋》。對此，我想聽聽你們四個人的意見。”
顏回說：“編寫這部書太重要了，是老師一生理想的擴展和延伸，能起到懲惡勸善，使亂臣賊子害怕，給天下人樹立規範的作用，有利於振興魯國、複興周禮！”其他的弟子也都表示讚同。
編寫《春秋》的目標確定之後，孔子便進入了全神貫注的工作狀態，夜以繼日，廢寢忘食。
孔子對夏、商、周和魯國曆史有著濃厚的興趣。他仔細審閱殘缺不全的舊竹簡，並指導子夏等查找、閱讀散存的資料並進行分類。他讓子夏隨時閱讀寫出的書稿，幫助找毛病，看看是否有筆誤。
子夏說：“老師，我讀了您寫出的這幾卷書稿之後，總的感覺：《春秋》既是帶政治性的史書，又是一部文學著作。書稿的記事文字短者一字，長者四十字左右，寓褒貶於其中，較之以前史書的寫法，可謂標新立異，這種獨特筆法可謂‘春秋寫法’。估計，《春秋》的寫法對後世的文學創作和史書編纂將產生較大的影響。”
子夏對《春秋》的寫作特點作出評價之後，又問老師：“書稿是否寫得過於言簡意賅了？如果詳寫一些，豈不更好？”
孔子說：“《春秋》要記敘二百四十餘年的曆史，計劃全書不超過兩萬字。如果詳寫，內容太多了。你提出的問題很有道理，但就我目前的年齡、身體狀況，加之還要整理其他文獻、進行教學、考察入仕弟子的政績，對《春秋》的寫作，隻能就簡避繁。若詳寫細記，恐怕沒有精力和時間了！”
公元前481年春天，魯人在大野，即現在山東巨野境內狩獵，商射獲一頭怪獸，送至孔宅門前，請孔子辨認。
“此獸是麒麟啊！”看了怪獸，孔子神情沮喪地說，“麒麟是仁獸，它遇盛世才出現。而現在，它剛一出現，就被殺害，這不是好兆頭呀！”
回到書房，孔子看到快要寫完的書稿，無心再寫下去了。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寫完這句話，孔子停止了《春秋》的寫作。
孔子病倒了，《春秋》絕筆了。
在《春秋》一書中，孔子獨創的春秋筆法，是他留給中國文學的巨大貢獻。
關注時局為國而憂
孔子返回魯國以後，雖然主要從事教學和整理古代文獻工作，但仍關注著列國發生的事件。
返國不久，季康子就策劃攻伐顓臾。顓臾是一個附屬魯國的小國，在現在山東平邑東麵。季康子攻伐的目的就是擴大地盤，進一步增強自己的實力。當時任季氏家臣的冉有和子路了解季氏的打算後，立即來見孔子，向他透露這一消息，並就此事征求老師的意見。
孔子嚴肅地說：“冉求，這事恐怕要責備你吧？顓臾是個古老的小國，過去周天子讓它主祭東蒙山神，今天它在魯國的疆域之內，是國家的臣屬，並且沒有任何過錯，為什麼要攻伐它呢？”
冉有說：“這是季孫大夫的想法，我們兩個人都不同意。可是，我們僅僅是他的家臣，無力阻止這件事。”
孔子生氣地說：“冉求！從前的史官周任曾經說過：‘要量力任職，如不勝任就辭職。’你們想，如果季孫大夫站不穩而你不去扶持他，他摔了跤又不去扶他起來，那麼用你們這些臣子又有什麼用呢？並且，你的話也是錯的。試想，老虎、犀牛跑出籠子，龜板、玉器毀在匣中，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
冉有辯解說：“現在顓臾城牆堅固，並且靠近費邑，如果現在不去把它攻下來，將來必定會給子孫留下禍患呀！”
孔子聽了，明白冉有其實是同意攻伐顓臾的，更是氣不過，大聲說：“冉求！君子厭惡那種想幹但卻又千方百計尋找托辭的人。我聽說像諸侯、大夫這樣的統治者，不擔心貧窮而擔心分配不均，不擔心人口少而擔心社會不安定。財富分配合理就沒有貧窮，上下和睦就不會人口稀少，國家安定，自然就沒有傾覆的危險。這樣做了，遠方的還不歸服，就修治禮教招徠他們。他們已經來了，就要讓他們安心住下去。
“現在，你們兩人輔佐季孫大夫，遠方的不歸服，而不能招徠他們；國家四分五裂，而不能保全，反而謀劃在國內打仗。我擔心季氏的憂患，不在顓臾，而在自己內部呀！”
公元前513年，晉國發生了一件大事，引起了中原各國的極大關注。這件事就是鑄刑鼎。
原來這一年，晉國執政大夫趙鞅和荀寅督領一支軍隊和征發的百姓在今河南境內的汝水之濱建造城邑的時候，向當地百姓征用了一鼓鐵，鑄造了一尊鼎，把三十年前範宣子製定的刑書鑄在上麵，故稱刑鼎。當時的一鼓鐵約合現在近二百五十千克。
範宣子名匄，是晉平公在位時的執政。當時，隨著奴隸製的瓦解和新的封建製度下生產關係的成長，階級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舊的奴隸主與奴隸、貴族與平民的矛盾依然存在並趨向尖銳，新出現的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貴族以及新興地主與奴隸、平民和農奴的矛盾也日益發展。
由於社會結構和階級關係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原來維係和穩定社會秩序的禮製遇到巨大的挑戰。新興地主階級需要新的維護自己利益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各種法典應運而生。為了鞏固統治，鎮壓被剝削階級和敵對勢力的反抗，範宣子製定了一部法典。範宣子製定的法典內容比較廣泛，涉及民法、刑法、行政法和禮製等。
事實上，這一法典並未得到認真執行，因而趙鞅才決定將它鑄在鼎上重新公布。趙鞅鑄造刑鼎的目的，一是再次強調實施這一法典的決心，二是通過刑鼎向民眾宣傳普及這部法典。
趙鞅鑄刑鼎的事情傳到魯國以後，孔子十分震驚和不安。他認為晉國就要走向滅亡了，因為它喪失了原有的法度。
晉國是唐叔受封建立的國家，它遵循唐叔製定的法度管理它的百姓。卿大夫們能在等級秩序中行事，所以老百姓也能尊敬他們尊貴的地位，卿大夫世世代代可以守住他們的家業。貴賤界限分明，不相混淆和僭越，這就是法度。後來，晉文公根據唐叔法度，在被廬舉行大蒐禮時頒布了新的法度，主要是有關官吏禮儀製度的規定。
現在，晉國拋棄了舊有的法度，而以鑄在刑鼎上的法規代替它，原有的貴賤等級亂套，老百姓都按鼎上的條文行事，怎麼能尊崇原來的那些貴人呢？這樣一來，貴人們還有什麼基業可守？貴賤失去了秩序，又怎能治理國家？並且，範宣子的刑法，是晉國在夷地舉行大蒐時頒布的，它搞亂了晉國原有的法度，怎麼能作為根本大法呢！
顯然，孔子對晉國鑄刑鼎一事所持的否定態度，反映了他對春秋變革潮流的保守立場。不錯，範宣子的法典體現了當權者對被統治階級赤裸裸鎮壓的一麵。它明確告訴百官和百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撕去了原來禮製下溫情脈脈的麵紗，與孔子以德治國的政治理論是相悖的。就這一點而言，孔子對鑄刑鼎的批評有一定的合理性。
矢誌不渝地保持晚節
孔子回到魯國後，首先碰到的一個棘手問題是季康子要實行新的賦稅製度，正做著季氏總管的冉有一再請孔子表態，於是引發了孔子、季康子與冉有之間的衝突。
孔子一貫堅持的政治原則是“強公室，抑私門”，所以他在當上大司寇並代理執政後，就毅然冒險平毀三家大夫也就是“三桓”的城堡，結果得罪了這些權勢之家，落得丟官去職。
在得到季康子的允許後，他才結束了流浪生涯，返回故國。按理，孔子應該處理好與季氏的關係，盡量不要拂逆三家大夫的意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