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歲月
硯池要時時洗滌，不可留宿墨。宿墨膠散，色澤暗敗，又多渣滓，無論山水、人物、花鳥都不相宜。——張大千
回到台灣定居雙溪
環蓽庵雖然比八德園小，但張大千卻總覺得園子裏一天到晚冷冷清清的不是滋味。
真正的原因是，親人們都散處四方，兒孫們也或外出求學或工作在外，大家聚在一起的時間自然少多了。人們都整日忙碌，很少有人沒事串門清談。
但張大千天生閑不住，好熱鬧，現在人入晚境，話越多就越怕冷清，但朋友們不是借口忙而來不了，就是來了坐一會也就告辭走了。
更苦惱的是，與家鄉的親人們已經好長時間都沒通信了，得不到國內的真實消息。
他不由犯了疑惑，問徐雯波道：“三哥、四哥為什麼還沒來信？”
徐雯波隻好說：“可能他們不知道我們已經遷居美國了，信寄到巴西還沒轉過來吧！”
張大千氣道：“你不要以為我老糊塗了，最近我聽到好幾個朋友說，他們都收到大陸親人的來信，為何偏偏我們沒有？我去年、今年都給心慶她們寫了信去，並通過香港的李七叔分別給他們幾兄妹彙了款，為什麼連個信都不回一封？我看其中必有原因！”
張大千寫給張心慶的信，她都收到了，她不知讀了多少遍，有的句子都快背下來了：
美與大陸雖無邦交，但已有往來，汝可將情況前去申請，必可得其準許。外孫女小咪，你所極愛，必須帶來或者留在我身旁。
而在這時，台灣當局開始不斷地主動關心張大千。不斷給他授予榮譽，每年都幾乎舉辦有關張大千的畫展。台灣方麵有關人士也不斷登門邀請張大千去台灣定居。
1968年11月，張大千托張群將自己臨摹的62幅敦煌壁畫贈給台灣故宮博物院。
1970年仲夏，張大千在台灣黎山賓館偶然遇到一個四川老鄉，他是隆昌人，離張大千的老家內江僅百裏之隔。張大千與此人並不相識，但聽到鄉音，欣喜至極，竟放下了重要事情，與老鄉作了一番長談，談起了四川的風土人情。張大千在談完之後，寫了一首充滿誠摯情誼的小詩並書寫在宣紙上，贈給這位老鄉：
君之鄉裏為鄰裏，異地相逢快莫論。
挈我瓊樓看玉宇，不勝寒處最情溫。
1976年，張大千垂垂老矣，再過三四年，就是80高齡了。時間以它鋒利的年輪，無聲無息卻又無情地給這位老人留下了無處不在的痕跡，頭頂禿了，頭發白了，腰板不硬，步履艱難，酣酣入眠的時間一天比一天少了。
他知道自己老了，以前的“大千父”印章不常用了，換成了“大千老子”“爰翁”。他又多麼希望自己不要老，畫上的“大千唯印大年”“雲璈錦瑟爭壽”“張爰福壽”，就是自己心願的寫照。
人入老境，另有一番滋味，孤獨寂寞怕是其中最難熬的滋味。身在美國，這種滋味尤為明顯。他的目光又落在那首韓愈寫給侄兒十二郎的詩《河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上。
這首詩不知誦了多少回，已經完全背得了。纏綿傷感的詩情，無法排遣的愁懷，無可奈何的思緒，千古如是!
張大千覺得自己疲倦了，幾十年海外的奔波，萬裏之外的思戀，都使他感到寄人籬下之苦。現在，人老了，也該回去了。自1949年底離別祖國後，張大千始終以藝術為自己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長期在異國居住。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總要葉落歸根呀!
1975年，台灣“國立曆史博物館”舉辦了“張大千早期作品展”“張大千畫展”。接著，該館在舉辦“中西名家畫展”時，又將張大千30年來的80餘幅精品參加展覽。
旋即，該館與“韓中藝術聯合會”聯合在漢城國立現代美術館舉辦了一個大型畫展，張大千60幅代表作參展。同年，台灣方麵還編印了《張大千作品選集》《張大千九歌圖卷》等精美畫冊，並向張大千頒發了“藝壇宗師”匾額。
任何一個藝術家，都希望別人尊重他所從事的藝術和創作的作品，甚至超過他本人。
在這之前，張大千隔一兩年要回台灣一次，那邊有相交幾十年的老朋友和學生；那邊，有阿裏山、日月潭、北投、太魯閣……祖國這部分土地上的秀麗山水，又可以激發出多少創作激情，畫出多少勝景之畫。
一段時間，張大千泡在台北“故宮”裏鑒定古字畫。這批古字畫的主體部分，是蔣介石政權從大陸潰退之際，從北平、南京等地運走的。它包括曆代古字、古畫、珍寶器皿，其中不乏稀世之珍。張大千有幸泡在裏麵，怎不使他陶醉呢?
鑒定文物，貌似輕鬆，實際上是個相當費勁的活。張大千恰恰是鑒賞的神手、字畫的法官，他頗為得意地認為：“一觸紙墨，辨別宋明；間撫簽賻，即知真偽。意之所向，因以目隨；神之所驅，寧以跡論。”
他和“故宮”裏的專家一道，上下三千年，縱橫八萬裏，時間過得特別快，心情也特別暢快，大有“樂不思蜀”之感。
還有一件使他興奮的事正等著他，台灣電影界很有影響的耆宿吳樹勳經過長時間的籌備，決定自編自導一部彩色紀錄影片《張大千繪畫藝術》。這部紀錄片，包括《寫意荷花》《淺絳山水》《潑景雲山》三個相對獨立而又聯為一體的短片，既有張大千的作品、他對藝術的見解，還有他作畫的實況。這部片子無疑很使他興奮。
影片開拍了。不太喜歡看電影的張大千卻很會演電影，他表情自然，與攝製人員配合默契。攝製組的人都驚奇了：“喲，看不出這個老先生一點兒不慌張，不做作，沒事人一般。”
老人一聽反倒奇怪了：“你們不是拍我嗎?又不叫我演別人，我就是這個模樣啊!”
影片放映後，產生了很大影響。其實在此之前很多台灣人中都流傳著張大千“一朵荷花換一輛轎車”的逸聞。
嚴慶齡是台灣有名的裕隆汽車公司的董事長，一次朋友托他求張大千畫一幅荷花。他登門拜訪，老人欣然提筆畫了一幅荷花相贈。嚴慶齡很感激，言談之間知道張大千自己沒有汽車，每次來台灣都是包租汽車，他便主動提出，願贈送一輛本廠新產的“裕隆200型”汽車，供張大千使用。
第二年6月，張大千又從美國赴台灣。除了在台中市舉行畫展外，他還有幾件事要辦：曆時5年才編成的《清湘老人書畫編年》在香港出版後，將在台灣發行。紀錄片《張大千繪畫藝術》已剪輯完畢，將舉行首映式。
同時，他決定在台灣修建新居。因為在美國的環蓽庵雖然風景優美，但是地處荒僻，而且張大千年近耄耋，體弱多病，經常千裏迢迢跑到紐約哥倫比亞醫院就醫，所以十分不方便。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通過訪外代表團和駐外使節，曾數次請張大千回大陸，還曾通過其二嫂、子女幾次邀請他回國觀光、舉辦畫展。
聽說張大千決定在台灣定居後，台灣當局曾表示要贈送他一所住宅，但被張大千謝絕了。
1976年1月張大千由美國去台灣，這時還沒有找到理想的住地，隻是租房而居。張大千開始在旅館中住了一段時間，後又遷到台北市的“雲河大廈”，然而由於畫室自然光線不足，通風設備不夠，一生酷愛大自然的張大千非常不習慣。
於是他想找一處有山有水的地方。不脫離都市的繁華，卻能享受到鄉野的寧靜，能夠與朋友交流，又能讓他有安心作畫的時間及空間，這才是他理想的居住環境。
尋尋覓覓，前後馬不停蹄地不知看了多少地方，一年過了，又是歲暮春回的季節了，他終於看上了台北近郊外雙溪中遊的一處三角地帶，地點選在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這裏恰是內外雙溪彙流處，環境幽靜，有山有水，風景優美，交通方便，是一個理想的居家之所。張大千激動不已，十分滿意，當即買下。
這所住宅，是張大千離開祖國後在故土上修建的第一所房屋。大約感到此處是平生最後的住所，張大千依照他曆來的治園如作畫的要求，不遺餘力。施工過程中，某樣東西不合他的意，不惜成本拆了重修。
他按照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建一幢有走廊連接的二層樓住宅，並按自然的地形，設計了內外花園，環蓽庵重達5000千克的“梅丘”也由船運過來了，許多的花木及盆栽也遠由巴西的八德園及美國環蓽庵用飛機運來。
1978年8月，曆時一年，這所名叫“摩耶精舍”的庭園竣工了。“摩耶精舍”命名的含義，取自佛經典故。
喬遷之日，賀客盈門。剛好80歲的張大千身穿團花閃緞單袍，頭戴一頂黑色絲葛料子做的六角形軟帽，腳蹬白色布底黑色禮服呢麵圓口鞋，手持一柄漆得烏亮的樹根手杖，笑嗬嗬地站在門廳迎接客人。
站在他身邊的徐雯波穿著淡綠色的手繪荷花旗袍。這樣的旗袍，張大千一共隻繪過三件，一件給她，一件給女兒，一件給台灣著名京劇演員郭小莊。
寒暄之後，主人陪著客人們四處轉轉。這所二層樓的住宅，大門向西，以院子為核心，每間房子都麵對院子，整體感、連續感很強。院內有假山，栽有上百株梅花和鬆柏，還擺放著一盆盆垂枝鬆、佛肚竹、龜背竹、龍柏，一陣陣清香飄逸院中。
木棋橋下，外雙溪的流水穿橋而過，注入池中。一樓的大畫室坐北朝南，一架大畫案就幾乎占了畫室三分之二的麵積。二樓有5間臥室、一個小畫室和天井。再上一層，就是屋頂花園，由許多樹景和盆景組成，從屋頂花園能俯瞰後院景色。
沿著後園白石鋪成的小徑，經過一株株、一叢叢小葉黃楊、福建山茶、榕樹、紫薇，來到竹棚。沿竹棚蜿蜒而上，便來到位於內、外雙溪分界線上的雙連亭。這裏是摩耶精舍風景最好的地方，它們分別叫分寒亭、翼然亭。
分寒亭出自李彌詩句“人與白鷗分暮寒”；翼然亭則來自歐陽修《醉翁亭記》：“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雙連亭被青山環繞，雙溪圍就，鳥聲、水聲、樹香、花香、山青、水翠，聲、味、色俱全。
整個建築群遠遠望去，“兩山聳峙，溪水中流，流泉清越，翠竹叢生”。近前觀看，成直角形的兩道長堤與四合院兩層建築之間，形成一個後花園，由“梅丘”和“影娥池”兩部分組成。
因張大千酷愛梅花，鑒於古人有“梅林”“梅村”“梅苑”“梅園”，才把巨石題名“梅丘”，並把它作為百年之後的墓碑看待，並作有《題梅丘石畔梅》詩一首：
片石峨峨亦自尊，遠從海外得歸根。
餘生餘事無餘憾，死做梅花樹下魂。
“影娥池”則取意在池中映著月亮時，能“對影成三人”。因張大千年邁，頭暈目眩，不能如李白“舉頭望明月”，隻好“低頭望明月”了。
張大千高興地對朋友們說：“這裏就是我臥月看梅，聽風聲雨聲的人境桃源。”
上了年紀，老人常常感到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越來越覺得要抓緊人生最後的日子，再畫一兩幅能傳之後世的不朽作品，做一兩件有益人世的事情。
後來他畫了一幅《桃源圖》，題寫了一首詩，表達了結宅雙溪的情趣：
種梅結宅雙溪上，總為年衰畏市喧。
誰信阿超才到處，錯傳人境有桃源。
隔海相望心係故園
1979年，張大千81歲了，身體狀況大不如前，由於視力越來越差，不小心跌傷了右腿，被迫在床上躺了好長時間。雖然最後傷痊愈了，但走路卻更艱難了。
張大千果斷決定：立下遺囑以便處理後事。在壽辰前夕，他請來老朋友張群、王新衡、李祖萊、唐英傑以及律師蔡六乘，夫人徐雯波也在場，平靜地口述了遺囑內容，由唐英傑代筆記錄。
在遺囑中，張大千把遺產分為三部分：一、自作書畫；二、收藏古人書畫文物；三、摩耶精舍房屋和基地。他將自己收藏的古字畫文物捐給故宮博物院，房屋、基地捐給有關的文化藝術機構。
張大千一生沒有巨額積蓄，大部分賣畫收入都用來收藏古文物字畫，這些無法估價的珍貴文物全部捐了出去。他隻將自己所作的書畫分作16份，由妻子徐雯波，兒子心智、心一、心玉、心玨、心澄、心夷、心健、心印，女兒心瑞、心慶、心淵、心沛、心聲，以及原來的夫人楊宛君分別繼承。
定居台灣以後，張大千仍然時時牽掛著身在內地的親人，他時時感到心中的孤苦。
他把二哥張善孖、三哥張麗誠等人的大幅照片掛在摩耶精舍的畫室中。
其實張大千並不知道，四哥、三哥早已分別於1972年和1975年逝世了。四哥在病中還常常叨念著八弟。1972年11月27日，張文修以88歲高齡與世長辭。為悼念這位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著名老中醫，中共內江市委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許多群眾也眼含熱淚自動趕來送葬。
大陸的子侄們怕年邁的張大千經受不住這樣的打擊，一致商量通過了一條必須人人遵守的保密規定：絕對不把三叔、四叔逝世的消息告訴八叔！從此以後，晚輩們便常常假以三叔、四叔的口氣給遠方的老人寫信。
其實，張大千也一直半信半疑：三哥、四哥是否如此長壽？他曾聲色俱厲地追問過在身邊的兒子心一。心一與國內的兄弟姐妹通信最密切，所以，大陸親人的狀況他都知道。但是，他也隻能欺騙父親，他知道父親絕對承受不住這種打擊。
張大千直到逝世，都以為三哥、四哥還健在。他為二哥的長女張心素母女提供路費到美國探親，並為心素畫了一幅《陶潛覓菊圖》，在左上角題道：“時念三叔、四叔年近百歲，無由相見，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在右下角又題道：“晨起為汝檢點行李，發現題字錯落零亂。心素，心素，汝可知為叔心情為何如？”
1979年秋天，張大千為張心素畫了一幅《紅梅迎春》寄去，並告知了自己目前的身體狀況：
心素三侄，汝叔已年八十一歲，尚能健飯，亦複能捉筆，怪目翳不能工細。於行步艱難，緣去歲曾跌右腿，他春所苦。寫此數筆，與汝如相見也。
人老了，特別希望得到親人的信息。過去他收到一些家信，總是看了又看，細細推敲，還寫過一首詩：
萬重山隔衡陽遠，望斷遙天雁字難。
總說平安是家信，信來從未說平安。
後來，張大千從親友那裏知道了自己在大陸的子女的一些情況：心瑞、肖建初夫婦得到了政府的關懷和照顧，外孫女肖蓮已經成為大學老師，而另一個外孫女也考上了美術研究生。心慶當選為成都市人大代表。長子心智當選為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常委。這些消息傳來，都讓張大千非常高興。
1980年春節，張大千在故鄉內江市舉辦了“迎春畫展”，展出了他流散在家鄉的早期作品。
春節過後，張心瑞與丈夫肖建初趕到美國環蓽庵，與在台灣摩耶精舍的張大千撥通了國際電話。電話接通了，張心瑞卻哭得說不出話來。電話那頭的張大千隻好安慰她說，等醫生允許他乘飛機時，就到美國與他們見麵。
但幾個月過去了，張大千的病體仍然未見起色，無法來美國，他們隻好每天在電話上敘家常。張大千為心瑞畫了一幅《花鳥圖》，圖上題跋：
辛酉四月二十五日寫與拾得愛女，汝細觀之，當知父親衰邁不得與汝輩相見，奈何！奈何！
張心瑞接到畫後，眼淚滾滾而下滴落在畫上，想到父親讓她“汝細觀之”，細看《花鳥圖》，她不由聯想到了杜甫的詩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張大千有時也主動給老朋友們去信作畫。1980年，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西泠印社副社長、篆刻家方介堪忽然收到從他國轉寄的郵件，打開一看，原來是莫逆之交張大千從台灣為他80歲生日特意寄來的一幅山水畫。
他不由得感慨萬分：“分別數十年，大千竟然還記得我的生日，我自己有時還把日子稀裏糊塗錯過了。這是多麼深厚的情誼啊！”
方介堪心潮難平，揮筆作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