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覺得，比起那些記筆記的姑娘來，我的情況不見得糟到哪裏去。
我認為，思想集中在邊聽邊記上麵，就會分散對內容的注意力，也會疏忽了講授的方式。
聽課的時候我自己是無法記筆記的，因為我的手在忙著“聽講”。
通常是在回家之後，我再把能夠記得的東西寫下來。我的練習、作文、考查和考試都用打字機進行，這樣，教授們不費勁就能發現我知道多少。
剛開始學拉丁詩體學的時候，我設計了一套符號係統並且向我的教授解釋了這些符號所表示的不同的韻律和音量。
因為沒有盲文教材，隻能請別人將內容拚寫在我的手中，於是，預習功課的時間也就要比別的同學多，用手讀需要更長的時間，而且我的困難也比她們多。
我知道一個人要得到真才實學，就必須自己去攀登奇山險峰。既然人生的道路上是沒有任何捷徑的，我就得走自己迂回曲折的小路。
但是，在學習中我並非永遠是孤獨的，威廉韋德和賓夕法尼亞盲人學院的院長艾倫先生，他們盡量為我提供所需要的浮凸印刷書籍。他們的關心和周到對我的幫助和鼓勵比他們想象的要多得多。
在拉德克利夫學院學習的第二年，我選修了英文寫作、《聖經》、美洲和歐洲的政府製度、古羅馬詩人賀拉斯的抒情詩和拉丁文喜劇。
你沉迷於這些大師的絕妙的思想之中，全身心地欣賞《聖經舊約》的莊嚴之美，而忘卻了上帝的存在。
當你回家之後，你就覺得你已經“見到靈魂和外形永恒而和諧地居住於其中的完美境界，真與美在這古老時間的枝丫上又生長了一個新的芽苞”。
那一年，是我最快樂的一年，因為我所讀的科目，如經濟學，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英文學，莎士比亞的研究和哲學史等，都是我特別感興趣的。
但是，大學並不像我想象的那樣，是世界性的古雅典式的學園。在那兒你並不能與偉人和智者麵對麵，你甚至感覺不到他們活著的痕跡。他們在那裏，他們是真實的，但他們卻像幹巴巴的木乃伊，沒有一點兒活著的氣息。
我們必須從有裂縫的牆壁中學會提取他們，解剖和分析他們，才能確定我們讀的是彌爾頓的作品還是《以賽亞書》，而不僅僅是去聰明地模仿。
以我所見，許多學者忘記了我們對文學作品的欣賞，更取決於我們的同情的深度，而不是我們的理解。
問題是，我們的頭腦很少記住學者們的費力解釋，就像熟爛的果子從樹枝上掉下來。我們可以了解花朵、根、莖等的一切，以及生長的全部過程，但並沒有讚賞使花新鮮沐浴在天堂的露水。
我一次又一次焦急地問：“為什麼要去在乎這些解釋和臆測呢？”它們就像失明的小鳥徒勞地拍打著翅膀，在我腦中到處飛來飛去。
我的意思並不是反對徹底地了解我們閱讀的名著。我反對的隻是無休止的意見和撲朔迷離的批評教育，它們隻說明了一樣事：1000個人眼中有1000個莎士比亞。但是類似基特裏奇教授這樣偉大的學者解釋大師所說的話時，就“像是給了盲人新的視覺”。他將作為詩人的莎士比亞活生生地帶到了我們身邊。
不過學校中所有的學問研究，和各項必修的科目，不免太複雜了，其中雖然有很多有價值的科目，但也有許多一些沒有價值的科目。所以，有時候，我很希望把必修的科目拋卻一半。在我看來，一個人要在一天以內，用不同的文字讀四五種不同的書，研究好幾種極其不同的科目，同時又不至於脫離研究和閱讀的目的，那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考試是我學校生活中的最大妖魔。雖然我曾考過很多次試，並且曾經壓倒過它們幾次。
然而它們又重新站起來，並且用蒼白的臉來威嚇我，使我覺得害怕。直至我覺得自己像鮑勃阿克斯那樣，勇氣從指尖一點一點地消失了。
在沒有舉行考試以前，我們必須把神秘的方程式，“不易消化的”日期，和一些不適合口味的東西，硬裝在我的腦子中，使我感覺幹枯無聊，巴不得把書本、科學和我們自己，都埋葬在海洋深處。
終於，可怕的時刻到來了，要考試了。如果你感到自己準備充分，能夠在考試的時候呼喚出自己正常的思想，幫助自己進行最大的努力，那你可確實是個幸運兒。
但情況經常是，你呼喚的號角什麼也沒呼喚出來。最讓人困惑和氣惱的是，正當你需要你的記憶力和敏銳的辨別力的時候，這些能力就自己插上翅膀飛走了。你費盡氣力積累起來的事實總在緊要關頭想不起來。
“簡要介紹胡斯生平及工作。”胡斯？他是什麼人？做什麼工作的？這個名字看上去既陌生又熟悉。你仔細搜索自己的曆史事件信息庫，就像在碎布袋子裏尋找一小塊絲綢。你確定他在你大腦表層的什麼地方——那天你查找宗教改革運動的開端時還在哪裏看到他呢！
但是，他現在在那兒呢？你把各種各樣的零碎知識都掏了出來——革命、教會宗派分裂、屠殺、政府製度，但是胡斯——他到底在什麼地方啊？你驚訝於自己知道的東西為什麼都沒考啊！
在這絕望的時刻，你抓起信息庫把一切都倒了出來，你找的人就在那邊的一個角落裏，安詳地想著自己的心事，一點都沒有意識到他給你帶來了什麼樣的災難。
就在這時，監考官告訴你交卷時間已經到了。一種強烈的厭惡感在心中升騰，隻想把腦子裏這堆垃圾踢到角落裏，然後回家。腦子裏全是計劃革命的念頭：不經學生同意，教授們就可以隨便提出問題，一定要把教授的這種神聖權利廢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