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清地下到底有多少寶藏
1966年，考古學家們在泰國東北部嗬蘇高原上的班清鎮發現了一些史前墓地，裏麵除了骸骨，還埋藏著價值連城的稀世珍寶：陶器、石器及精美的金屬製品。一夜之間，鮮為人知的班清鎮名揚天下。
1966年，美國哈佛大學學生斯蒂芬·楊來班清進行社會調查。一天，他經過一個築路工地時，看到工人挖出一些陶器碎片，這些碎片上有一些奇怪的圖案，便好奇地撿了幾個圖案美麗的殘破陶罐帶了回去。
1968年，美國著名的藝術史學家伊麗莎白·萊昂斯把一些陶器碎片送到費城大學的考古研究中心。費城大學博物館的考古研究中心將陶器碎片進行碳14測定，檢測結果令所有在場的學者們大吃一驚，原來這些陶器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製造的！此後，他們又多次用不同的碎片通過不同的手段鑒定，但鑒定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學者們馬上把伊麗莎白·萊昂斯找來，問她這些東西是在哪發現的？為什麼過去考古學從沒提過這個地方。
她也滿懷疑惑地說，這些碎片來自泰國一個叫班清的小鎮。過去從沒人知道這個地方？
費城的學者們馬上和泰國的有關文物部門聯係，說他們準備來此地考察。
但班清在哪兒呢？為了接待費城的學者，泰國官員們馬上拿來地圖，因為他們也不清楚這個小鎮的位置。
1974年，在聯合國的資助下，泰國藝術廳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對班清開始聯合考古發掘。開工的第一天，人們的期望值並不很高，很難想像這個人口不足5000人、世代以種稻為生的小鎮會有很悠久的曆史。然而，當挖掘到5米時，考古學家們驚呆了！原來，他們發現這是六層界線分明的墓葬。最深的一層可追溯到公元前3600年，最淺的也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
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因為過去一直認為，泰國的可考曆史至多有1500年，而他們眼前的一切都大大超過了傳統認識中的泰國曆史。
挖掘工作愈發不可收拾，每天都有大量的文物被挖掘出來，到後來實在多的讓工作人員無法一時清點出來，隻能以噸來計算。到1975年，班清已挖出各種文物共計18噸。其中除了大量的青銅器和金銀裝飾品之外，還有一些用象牙和骨頭雕刻的人像，用玻璃和次等寶石製作的光彩奪目的珠串。
經過對挖掘的文物測定，這些珍寶至少已在班清埋藏了5000年之久。
同時，發掘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班清人已經掌握了青銅的冶煉技術。因為這些青銅器的製作年代大約在5000年前，是世界上曆史最遠久的發明。
過去的曆史學家一直認為，5000年前的東南亞人還生活在原始的石器時代，而青銅器最早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的兩河流域，冶金術是從西亞傳播到世界各地的。而班清的考古發掘，對以往的這種結論將是一個最為有力的挑戰。班清的青銅器將會促使考古學家對過去的觀點提出新的見解。
事實上，那時的班清居民已經相當進步了。他們居住在固定的居民區，種植水稻及其他農作物，並且會製作漂亮的陶器。
那麼，是不是青銅器的發源地可能就是在泰國的班清呢？
考古學家切斯特·戈爾曼是這次發掘工程的主任。他說，我們深信，煉銅術的起源最早可能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其發源地就在泰國嗬功高原邊緣的山脈之中。這裏從古至今都以錫、銅儲量豐富而聞名。班清的出土文物是豐富多彩的，有眾多形狀不一的陶器，在淺黃的底色上，繪著深紅色的圖案。這些圖案看來是古代藝術家們隨心所欲、一揮而就的。有些則是經過深思熟慮而精心繪製的幾何圖形，如同古希臘的骨灰罐上的圖案。從外形上看，有些是頸部很細的高花瓶，這需要很高的製作技巧；有些是矮胖的大缸，上麵卻有著極為精致的圖案，顯得甚至不大協調。看得出他們在製作中的自由發揮和瀟灑自如。
有關專家通過對班清挖掘的文物經過嚴格地清理、整理、分析之後，認為，班清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銅製品，並且在製作技術上有不斷的創新。在早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青銅锛和青銅手鐲的含錫量隻有13％，製作也較粗糙，嚴格地說隻能算作紅銅製品。而班清人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製作了各種精致的青銅手鐲、項鏈、戒指和長柄勺。
從班清人的製作工藝來看，他們的技術相當精湛，能在一把長柄勺的勺把上刻出栩栩如生的動物圖案。
同時，班清人在這一時期製作的青銅器就其銅錫配比來講也比較科學。說明此時的班清人已熟練地掌握了青銅的冶煉和製作技術了。除青銅器外，班清的地下還出土了為數不多的鐵器，有鐵腳鐲、鐵手鐲和雙金屬的矛頭、斧頭等。晚期的青銅製品中，有用含錫量高達20％的青銅鍛打成的頸圈。因為含銅量這樣高很容易碎，所以製作時須鍛打成多股再扭曲而成。至於班清人是如何掌握這項重要技術的，考古學家們至令無法解開這個謎底。
班清文化不僅是東南亞，而且也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銅文化。最初的中東青銅是紅銅與砷的混合物，後來，在接近公元前3000年時，錫取代了砷，青銅就變成了銅與錫的合金。中東或中國的冶金術可能源於泰國嗬功高原這一帶。
據此，有人認為，班清的青銅文化可能是世界青銅文化的源泉。
還有人認為，班清文化很可能是世界青銅文化的源頭。
人們甚至猜想，班清的地下也許是人類文明的搖籃之一。
當然，大多的學者還是認為，那種把所有重大發明都歸於一個源泉的觀點是片麵的。就冶金術來說，它完全有可能是在世界各地獨立演化出來的，也可能是同時產生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班清出土的寶藏會越積越多，有關它的爭論也將更深更廣泛，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一個曾被認為是不可能存在的文明，確確實實是存在過的。
有人猜測，班清的寶藏的發覺還遠未被窮盡，因為這裏有成千上萬個古墓葬，數量之多遠遠超過埃及的帝王穀。
“問鼎”之“鼎”今在何方
鼎是古代人用於燉煮和盛食物的烹飪之器，作用相當於現在的鍋。形製以圓形三足者之多，但也有方形四足的。鼎有高足支撐，下麵放木柴燃燒，鼎內便可烹煮食物。當然，鼎也可盛置食物。“問鼎中原”、“勢成問鼎”諸如此類的成語中都有“問鼎”二字。我們今天對這兩個字都不會覺得難懂。“問鼎”是指可能達到或者想要達到權力或者是榮譽以及其他的一切項目的最高峰。可是，這實際上是這兩個字的引申意義，它的原義是什麼呢？正如幾乎所有的成語都對應著曆史典故或寓言一樣，“問鼎”二字成為成語也是有曆史掌故的。
公元前606年，中國曆史上正處在春秋戰國時期，也就是奴隸製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階段。戰國中五霸之一的楚莊王，在經過了一番勵精圖治之後，使楚國變得國富兵強。於是他開始圖取霸業，興兵攻擊陸渾之戎，直逼雒邑的郊外。當時名為眾諸侯國之天子的周定王被迫派人來為他舉行慰勞歡迎的禮儀。楚莊王向使臣“問鼎的大小輕重”，表明他欲滅周而代之的野心。從此，“問鼎”才成了具有特指含義的專用名詞。
為什麼楚莊王的一句問鼎就能反射出他的野心呢？原來這個“鼎”可不是指尋常之物，而是專指象征王權和天命所歸的夏代“九鼎”。
夏是我國曆史記載中的第一個奴隸製王朝。“九鼎”就是夏禹製造的。就是傳說中治水英雄的大禹。他建立夏朝以後，把華夏大地劃為九個州，每個州設立一個最高行政官員叫做“州牧”。州牧又由夏王統轄。
據有關史料記載：夏禹令九個州的州牧貢獻青銅，鑄造了九隻鏤刻精美、古樸典雅、氣勢莊重的青銅大鼎。鑄鼎之前，已經先派人把各州的著名山川、大河和風景峻奇的地方，以及出產或具有的各種奇特的東西都畫成圖、編成冊。然後由那些被精選出來的、技藝高超的工匠們把這些圖畫仿刻在“九鼎”上。每一隻鼎對應著一個州，製成後的“九鼎”就象征著九個州，又象征著天下。這樣既體現全國的統一和王權的集中，也顯示著夏王已經成為天下之主，也正是從這時開始，“九州”成了中國的代名詞。自此，鼎就從一般的炊器而發展為傳國之寶。
“九鼎”從問世以後就一直被曆代統治者所重視，它們一直被作為鎮國之寶和王權的象征。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稱為“定鼎”，國滅則“鼎遷”。夏朝滅，商朝興，九鼎又遷於周都鎬京。
楚莊王所問的九鼎，正是周朝國家和社稷的寶物，是周王朝權力的象征。夏、商、同幾個王朝的更替，是以奪得前代的鼎作為象征的。楚莊王問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結果遭到周朝使者的嚴詞斥責。對今人來說，“九鼎”的珍貴不僅是因為它們在曆史上的顯貴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們所包含的豐富的考古信息，它們身上浸透著我國當時的手工藝水平、冶金文明和人文地理。
可是，如此珍貴的“九鼎”早就在華夏大地上失去了蹤跡，它們的下落，眾說紛紜，至今沒有定論。
早在西漢時期，我國古代著名曆史學家司馬遷在他的傳世之作《史記》中就已經無法確定“九鼎”的下落了。同一部《史記》的不同篇中，對“九鼎”下落所作的記載也不同。在有關周、秦的兩個“本紀”中這樣記載：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赧王死後，秦國從排雒搶走了“九鼎”，它們被掠到了秦國。而在《封禪書》中又說：“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滄沒，伏而不見。”這段話的大意是：在周朝的天子之德日衰之時，鼎就不見了。這和秦搶鼎的記載是矛盾的。
而在此以後的曆史學家們又考證出各種各樣的說法來解釋“九鼎”的失蹤。
有一種說法認為：在周顯王四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27年，周王室為了避免傳國之寶落於他人手中，於是把“九鼎”沉沒在彭城（今江蘇徐州）旁邊的泅水之中。他們還考證出：秦始皇南巡時，還曾派出幾千人在泅水中進行打撈，可惜最後一無所獲，徒勞無功。
還有一種說法是：周王室在衰落時財政困難，入不敷出，於是銷毀了“九鼎”鑄銅錢。而對外則詭稱“九鼎”已不知去向，避免各諸侯國借此興兵問鼎。
曆代史籍中關於“九鼎”的說法還有很多。但是大多自相矛盾，或者自說難圓，誰也沒有十分能令人信服的依據。直到今天，“九鼎”的下落仍然是待解之謎。或許有一天，“九鼎”還會重見天日，給世人帶來一個驚喜。
猴首、牛首、虎首回故國
1860年，英法侵略者對馳名中外的藝術典範圓明園進行野蠻劫掠和焚燒，不計其數的珍貴文物精品從此流落到世界各地，成為中國人心中永遠的傷痛。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最慘痛的劫難之一。圓明園的文物被劫掠後的百餘年來，中國人民一直非常關注著國寶的下落，企盼它們終有一天能夠重回祖國的懷抱。雖然多年的辛苦追尋成果甚微，圓明園的文物大多“秘不示人”，但總有一點“蛛絲馬跡”出現，時常點起國人希望的火種。
2000年4月，香港傳來消息，香港嘉士德和蘇富比兩拍賣行分別將於4月30日和5月2日拍賣1860年被英法聯軍掠走的四件圓明園珍貴文物。消息一出，在社會各界引起軒然大波，人們都在密切關注國寶又將流向何方。
國家文物局獲悉後，立刻正式致函有關方麵，要求拍賣行立即停止拍賣圓明園文物，嚴正指出：這四件國寶是“戰爭期間被掠奪的文物”。根據現代國際法的原則：任何因戰爭原因而被掠奪或丟失的文物都應歸還，沒有任何時間限製。1996年中國政府簽署了《國際統一司法協會關於文物返還的公約》，鄭重聲明中國保留對曆史上被非法掠奪文物追索的權利。這乃國家和民族權益之所在。
然而，兩家拍賣行置中國政府嚴正聲明於不顧，依然照常按期進行拍賣活動。國人被激怒了，人們紛紛要求尊重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抗議拍賣戰爭贓物。香港市民反映最為強烈，輿論普遍認為，這些文物見證了中國屈辱的曆史，拍賣行的行為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尊嚴，他們對拍賣行執意拍賣國寶表示憤慨，舉行抗議活動，並要求特區政府做出果斷決定，通過司法程序收回有關文物。法律界人士指出：按照有關國際法原則，隻要在拍賣前能出示合理憑證，證明文物屬中國財產，是可以阻止拍賣的。
4月30日，在多方努力均無效的情況下，拍賣會如期舉行，海內外都拭目以待拍賣會的結果。下午，猴頭銅像和牛頭銅像出現在眾人麵前。猴首開價200萬港元，拍賣場內競爭氣氛熱烈，現場一位留著平頭的男士格外引人注目，他似乎對台麵上的物品極為熱心，誌在必得，不斷與其他買家競價，每次都加價20萬或30萬港元，豪氣吸引全場。後來人們才知道，他是來自中國北京代表保利集團的易蘇昊。
由於叫價聲此起彼落，以雙語報價的拍賣官幾乎忙不過來。價碼超過400萬港元後，其他買家紛紛敗退下來，隻剩易蘇昊和一名身穿灰色套裝的女子相持不下。該女子由一位神秘買家通過電話遙控出價，雙方你來我往。互不相讓。直到第25次出價時，易蘇昊叫價740萬港元（包括傭金約818萬港元），對手才知難而退，不再叫價。在短短兩分鍾的時間裏，這件猴首價錢竟漲了三倍多。
稍後，牛首銅像也以200萬元起價，但這回戰況改變，其他買家大多在旁觀戰，由易蘇昊與透過電話出價的“神秘客”單打獨鬥，雙方出價都又急又快，一分鍾內叫價數次，最後再度由保利集團以700萬元得手。會後，易蘇昊表示，參與競投主要是因為這兩件東西關乎中國人民的情結，使中國人想起了傷心往事，競投國寶也是不希望國寶外流。
5月2日，繼嘉士德拍賣行無視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警告和抗議拍賣兩件國寶後，蘇富比拍賣行又拍賣了另兩件圓明園文物：銅虎首和乾隆描粉彩鏤雕六方套瓶。結果同樣又都被北京的買家投得。由於前次競投，各界目睹了中國人勢在必得的情緒，因此這隨後的拍賣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保利集團此時已充分預料到下麵的拍賣價一定會抬得很高，但仍作出不惜一切代價收回國寶的決定，中間退出已不在考慮之內，“這已不是錢的問題，而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尊嚴。”
下午2點20分開始拍賣六方套瓶，開價420萬。爭持的對手隻集中在兩個人身上，其中一名是操北京話的中年男子，另一名是通過電話操英語的外國人，每口叫價基本上是50萬跳一級，僅用了6分鍾即以1900萬元成交（包括傭金共2100萬元）。最後的買家是代表北京市文物公司的劉岩。他說，能夠投得這件國寶，並將其帶回國，得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支持。
另一件國寶銅虎首拍賣底價為300萬港元，七、八分鍾內有三人爭持叫價37次，最後以1400萬元成交，加上傭金總計1544萬。買家仍是保利集團的易蘇昊。
易蘇昊在拍賣會後表示，所有這些文物一定要拿回去給我們的子孫後代，讓他們毋忘國恥。他說，事先並無打算競投國寶，皆因受到場外香港市民對拍賣事件憤慨的抗議所感動，繼而激發起民族感情，遂決定競投。他直言：“我們不買，誰買！我們不拿回去，誰拿回去！”
長沙走馬樓簡牘
1996年，湖南省平和堂商貿大廈在長沙市市中心五一廣場東南側走馬樓一帶的區域內開展了較大規模的建設工程，長沙市文物工作隊聞訊獲準於當年6月份開始介入該地區約1萬多平方米範圍建築工地內地下文物的保護監控和搶救發掘工作。從6月至10月中旬，考古工作者先後搶救發掘出約20多口古代井窖和共存文物。
10月17日，考古工作者在施工場的南部又發現了四口古井。當日上午8點30分左右，一位隊員正在仔細觀察前夜施工場地一台挖掘機附近散落的幾堆黑色淤泥，當他用手上的小木棍輕輕地撥開淤泥時，沒想到卻撥出了一塊長約20厘米的木板，拿起木板，揩去淤泥，木板上浮現出若隱若現的墨跡，經過小心的用水清洗，發現墨跡原來就是書寫在上麵的墨書文字遺跡，墨書文字的意外發現令當事人頓時驚喜不已。在第一塊墨書文字木板遺物發現之後，不久考古隊員又發現了第二塊、第三塊……和更多的墨書文字竹、木板（這些墨書文字竹、木板後經確認均為竹簡、木牘）。之後，考古隊員又順著散落的淤泥和撿拾竹、木板的痕跡在施工場地的東南側，追尋到了出土這些墨書文字竹、木板的一口古井遺跡。但其井坑的上層已被夜間施工的挖掘機的反鏟掀開了半邊，現存古井的井坑內積滿了水，水下是黑黑的淤泥。而值得慶幸的是從被破壞的井中殘存裸露的黑泥地層斷麵上，還明顯暴露出隱約可辨的竹、木板層疊的重要現象。
古井遭破壞，考古隊員利用現有條件實施了現場緊急保護措施，同時迅速上報有關部門。有關領導經過對竹木簡牘出土現場的進一步勘查，及時研究製定了對這口古井出土文物的應急搶救保護方案：①組織人力對工地殘留的有關黑色淤泥土進行收集裝袋，保護出土現場，責令建設單位停止施工，並對古井實施科學發掘；②組織人力沿著清淤運渣卡車行駛的路線，尋找收集散落在路上以及卸渣場中所有可能含有竹木簡版的淤泥。經過嚴格、艱苦的發掘工作，終於使一大批因商業建設行為險遭滅頂之災的珍貴曆史簡牘文物得到了及時的搶救保護，使其損失獲得了最大限度的挽回。
這一古井中共出土了約10萬枚孫吳時期簡牘。並以此碩果榮膺1996年度“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的稱號。
三國時代戰亂紛紜，文獻史料也因此多有散佚，傳世者罕見。長沙走馬樓簡牘的出土恰恰彌補了這方麵的不足。其年代性質屬三國時期吳長沙郡府、臨湘縣及臨湘侯國的文書，且數量大都保存較好，記述翔實，內容豐富多彩，文字包括賦稅、戶籍、司法、錢糧出入、軍民屯田、往來書信等等重要內容，範圍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等重要領域，加上簡牘出土具有地點集中，政區、時代相同等等特點，所以其史料價值極高，對深入研究和準確複原三世紀的長沙郡或吳國的曆史乃至我國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999年10月經過考古專家們的整理與編排，《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另》上、下卷正式出版問世。借此契機，學術界對這批簡犢的考證及其與吳國賦稅、職官、倉廩製度、戶籍管理等等社會製度的研討也在不斷升溫和深化。
除其補史、證史的重要價值外，長沙走馬樓簡牘另一重要價值是為我國書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形象生動的珍貴資料。由於傳世和考古發現的三國書跡數量都非常少，而走馬樓簡牘不僅數量巨大而且書體有楷書、隸書、章書、行書、草書等。盡管其書寫皆出自中下層官曹、吏卒之手，與鍾繇等名家的書法有天壤之別，但它們卻代表了這一時期民間流行的書寫風格和水平，與傳世的三國碑刻和後世臨摹的書法相比，其更具大眾性和時代性。尤其是楷書，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恰為從鍾繇《薦季直表》到王羲之所臨鍾繇的《宣示表》的中間成長時期，可以作為論證中國書法史上楷書從創立到完全成熟的過程相當有利且直接的旁證。
長沙城自古流傳著一首工整巧妙的街名對聯；“東牌樓，西牌樓，紅牌樓，木牌樓，東西紅木四牌樓，樓前走馬；南正街，北正街，縣正街，府正街，南北縣府都正街，街上登龍”。其中的“樓前走馬”是指明代吉王（朱見浚）府的附屬建築走馬樓，位於今長沙市中心五一廣場東南側走馬樓街一帶。古井窖群的陸續發現和孫吳簡牘的大量出土，給那裏帶來了巨大的聲譽。最主要的是，約13萬三國孫吳簡牘的驚人發現，創下了20世紀中國考古簡牘發現的最偉大的世紀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