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據《多桑蒙古史》記載，墓地在“斡難、怯綠連、禿剌三水發源之不兒罕合勒敦諸山之一山中。”《馬可·波羅遊記》也說：“成吉思汗葬一山中，山名阿勒台。”這個“阿勒台”，也許就是《多桑蒙古史》中的“……合勒敦”，但它既然隻是諸山中之一山，既沒封樹，又沒有標誌，群山莽莽，四顧茫然，也就無從尋覓了。
蒙古人是真正的遊牧民族，他們把墓地掩藏起來之後，又為成吉思汗建立了一座馬背上的陵園，以供祭祀，這就是“八白室”。
所謂“八白室”，就是八座白色氈帳。也許就是成吉思汗生前所習用的氈帳吧，內中供奉著成吉思汗的遺物，象征著墓地，祭祀活動也就在“八白室”裏進行。這是一座典型的蒙古式的活動陵園。便於遷移，符合遊牧民族生活和戰鬥的特點。最初，“八白室”建立在今阿爾泰山和肯特山一帶的蒙古高原上，明朝初年，安置在河套一帶，天順年間，守護陵寢的鄂爾多斯部進入鄂爾多斯高原，“八白室”也隨之而來。清初在鄂爾多斯高原設立伊金霍洛旗。
伊金霍洛，蒙語的意思就是“主人的陵寢”。
抗日戰爭時期，這座“主人的陵寢”還被轉移至甘肅、青海等地。直到解放後，“八白室”重返伊金霍洛，新建了陵園，才結束了七百多年的顛沛流離的生活。
至於他真正的墓地，早就享受著永恒的靜謐，可遇而不可求了。
成吉思汗的真正墓地之所以難以尋求，有傳統上的原因，也有現實中的原因。
從傳統上看：蒙古人是典型的遊牧民族，生產力低下，遷徙頻繁，瀚海無垠，黃塵漲天，即使留下高大陵寢，轉瞬也會變成不可辨認的沙丘。所以他們的民族習俗是薄於墓葬，完全沒有漢族的那種講究死後哀榮的墓葬觀。
平民一般奉行“天葬”和“野葬”。所謂“天葬”，就是將死者遺體，放置於山頂或山穀，並不掩埋。所謂“野葬”，就是將死者遺體，放置在木輪車上，然後驅車在荒野奔馳，任遺體在起伏顛簸中掉下為止。三日之後再去查看，如果遺體已被鳥獸食盡，即被認為是死者升天，值得慶賀；如果鳥獸不食，則被認為是死者罪孽深重，另須舉行宗教儀式和“超度”了。
貴族們雖然認為比平民高貴，但也隻是“墓而不墳”。“墓“和“墳”，在古代是有明確界限的，深埋於地下的叫“墓”，隆起於地上的叫“墳”。古代的華夏諸族，也是“墓而不墳”的。墳，畢竟是生活安定後的奢侈品，與遊牧生活是不相適應的。即使成吉思汗的陵墓，也毫不例外地遵循著“墓而不墳”的古訓。
從現實上看：當時是戰爭時期，西夏都城指日可破，任何有關君主去世的傳聞都會動搖軍心，給強敵以可趁之機。所以，成吉思汗曾留下遺囑，為了騙取西夏早日投降，“死後秘不發喪”，待西夏投降後，才由一支騎兵奉著靈柩，秘密地向預定的墓地急馳。
為了做到真正保守秘密，他們還采取了一係列的嚴酷的措施。在運行的長途中，倘或碰到行人，盡數殺死，決不留一個可能泄露秘密的活口。
到了預定的墓地，先把地麵的草、木、石、雜一一移開，再把挖出的泥土有層次的排列，靈柩進入泥土之後，再逐一把泥土等物還原。倘有多餘的泥土，也要運到遠遠的地方拋棄，決不留下一點可疑的痕跡。
《草木子》一書說：安葬完畢，先騎著馬乃至於動用萬馬在墓地上任意踐踏，使它平整，再在上麵當著母駱駝的麵殺隻小駱駝。然後，派一支部隊遠遠地守護著它，待第二年青草長起，同周圍的大草原青碧青碧連成一片，無法分辨了，才拔營撤走。
這真是萬無一失的安全。
為什麼要殺一隻小駱駝呢？據說，駱駝有辨識自己血親的天性。如果將來還要尋找墓地，就以那隻失去親子的母駱駝為先導，走到它兒子死去的地方，它就放聲悲鳴，不肯離去。下麵當然就是要尋找的墓地了。
他的秘密，隻有駱駝知道。
等這隻駱駝，或者以後再殺的駱駝終於死去的時候，墓地的秘密也就永恒了。
清昭西陵
清東陵坐落在京東遵化市馬蘭峪，距北京２５０華裏。這座大清國皇陵始建於清順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共有帝、後、妃陵寢１４座，其中皇帝陵５座，為順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鹹豐的定陵，同治的惠陵；還有孝莊、東惠、孝貞（慈安）、孝欽（慈禧）４座皇後陵；以及景妃、景雙妃、裕妃、定妃、惠妃５座妃嬪園寢。從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葬入清朝入關後第一帝順治起，於１９３５年同治皇帝的最後一位遺眷皇貴妃入葬惠妃園寢止，曆時２７２年，比清朝統治中國的時間長四年。
清王朝封建統治者將此處皇家陵寢視為“萬年龍虎抱，每夜鬼來朝”的“風水寶地”，修砌了一圈長達四十華裏的“風水牆”，把帝後妃嬪大小不等、形式各異的二百多座單體建築圍托起來，稱之為“前圈”，與長城之北百多平方公裏的“後龍”風水禁地共同構成整個陵區。然而，清東陵所有的帝後“壽宮”均在風水牆圈內，唯獨有一座皇後陵寢——昭西陵——建在陵牆之外，是那麼不協調，非常引人注目。
昭西陵是清世祖順治帝的親生母親孝莊文皇後的陵墓。“皇後”之謂是依隨順治帝生父清太宗崇德帝皇太極而稱的，順治帝應稱“皇太後”，康熙帝則應稱“太皇太後”。此人是清東陵所有入葬者中輩份最高的一位。她的身份極其尊貴，對清王朝的貢獻亦非常重大，可以說勞逾半百，功勳三朝，堪稱巾幗雄傑，彪炳史冊。然而，清王朝卻偏偏將其葬在了皇家陵園大門之外，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孝莊文皇後”是“孝莊仁宣城憲恭懿至德詡天啟聖純徽文皇後”之略稱。其中“孝莊”為廟號，即於太廟立寶奉祀特立之名號。“仁宣誠憲恭紹至德翊天啟聖純徽”是徽號，即專用以稱頌帝王皇後的稱號。“孝莊文皇後”之稱是昭西陵墓主人死後尊上的。皇太極在世時，其為妃；皇太極死後，其子福臨繼位為順治帝，晉其為皇太後；順治帝死後，其孫玄燁登基為康熙帝，晉其為太皇太後。從這稱謂的階段性變化中可以看出，所謂“太後下嫁”之事，當發生在順治朝。
太後即帝王之母；下嫁乃皇家帝室之女出嫁之別稱；再醮則特指婦女再嫁。將“太後”與“下嫁”、“再醮”連係成事，這在中國封建社會，是難以想象的奇聞怪事，更是為那占統治地位的以“三綱五常”為代表的時代精神與行為規範所絕對難以接受、難以容忍的醜行劣跡。盡管太後下嫁給先皇之弟、今上之叔、功勳卓著、地位顯赫的攝政王，這種嫂醮叔娶的幾與亂七八糟的婚配發生在帝王之家，著實讓皇子皇孫及天下臣民感到恥辱與羞憤。古來喪葬規則為帝後合葬，即使不能同穴，其陵亦應相傍。然皇太極死後四十三年，孝莊薨逝，依製應運送梓宮出關至盛京（今沈陽），在皇太極的昭陵旁建陵入葬；但因為生前有下嫁再醮之事，自絕於前夫，便不能襯葬昭陵而玷汙先皇“萬年吉地”。更因後世太子皇胄對孝莊不守婦道、非禮非份之行端深惡痛絕，幹脆將其埋在清東陵風水牆外，令其為子孫後代看守大門，日夜孤寂，風雨獨捱，以示懲處。
如上述言，昭西陵幾乎是清東陵諸帝後妃陵寢通力摒除園外並著意修造的囚禁之所了，至多也不過是個役仆棲身供差的門房。鳥瞰陵區，比喻似乎極為恰當，“太後下嫁”之說，亦可推成定案了。然而，追究設問一下，這是史實還是傳說？是因事建陵還是因陵生事——是太後確有下嫁之事才修建了如此這般的昭西陵，還是因昭南陵位置獨特才引起流傳“太後下嫁”之說呢？
當然，關於太後下嫁之說的根據，不止昭西陵建在風水牆外這一條，但這確實是持此說者很重要很有力的一個例證。太後下嫁之說流傳甚廣，正史無法回避，野史極力渲染，專家各持己見，聞者莫衷一是，真可謂迷霧難辨，疑團費解。然而，這正是此案價值之所在，它引起了人們不衰的興致。
孝莊葬身的昭西陵建在清東陵“風水牆”外，是太後下嫁說最為有力的一個證據。所論者曰孝莊因下嫁之故，不自安於太宗陵地，乃別葬之；或曰孝莊死後，康熙帝因其下嫁之惡德醜事，摒其入祖墳而埋在陵園牆外，罰其為子孫後代看守大門。其實，這些完全是望陵生事，推論而已。據《孝莊後傳》中記載：“後自於大漸之日，命聖祖以太宗奉安久，不可為我輕動。況心戀汝父子，當於孝陵近地安厝。”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年）十二月，孝莊病重時，對後事已有安排，她麵諭康熙帝：“我身後之事特以囑汝，太宗文皇帝梓宮安奉日久，卑不動尊，此時未便合葬；若另起塋城，未免勞民動眾，究非合葬之義。我心戀汝父子，不忍遠去，務必於遵化安厝，我心無憾矣。”康熙帝邊哭泣邊點頭應允。其後，為感念祖母之恩德，特將慈寧宮東剛建成的五間大殿搬運至清東陵，建起為孝莊停靈的“暫安奉殿”。慈寧宮為孝莊生前數十年居住之所，康熙為表孝心，又重建五間。康熙帝在諭旨中言：“慈寧宮宮東，新建宮五間，太皇太後在日，屢向朕稱美，及未及久居，遽升遐。今於陵近地擇吉修建暫安奉殿，毋致缺損。”臣工奉旨加緊辦理，於冬春兩季，用較短的時間完成了五間殿房的搬遷營建工程。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孝莊梓宮由北京朝陽門外的殯宮移花接木至東陵暫安奉殿，當時尚未建陵。
康熙帝八歲喪父，十歲喪母，幼年由其祖母孝莊及孝惠章皇太後撫養成長，又賴孝莊輔政，祖孫之間情意特別深厚。康熙事孝莊極孝，相處三十餘年，每逢外出巡幸，遇嶺坡或雨路難行，均下馬扶輦前行。康熙帝詣奉天謁陵，途中屢次奉書問安，還獻關外特產及朝鮮貢品，“附使進上，伏乞俯賜一笑，不勝歡欣。”孝敬之情，溢於言表。康熙二十四年夏，帝出塞避暑，聞太皇太後不豫，即馳還京師。二十六年九月，孝莊舊疾複作，康熙帝晝夜看視；十二月帝步行至天壇，祈減己壽以延太皇太後之生命。帝諭內閣：“朕自太皇太後違豫以來，日侍左右，檢方調藥，親侍飲撰。大皇太後寧憩之時，朕惟隔幔侍疾，席地危坐，一聞聲息即趨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進。”孝莊病衙，帝親侍看護，衣不解帶，日以繼夜。孝莊病危，帝號哭不止。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莊薨逝於慈寧宮，時近年底，依製，年內喪事不可逾年。康熙不忍心在歲末幾天之內將祖母草草殮葬，王公大臣再三進諫不宜逾年，帝執意不從，言忌諱之說，荒誕不足信，規製亦可破除。在康熙帝的堅持下，清廷打破了喪事不逾年之祖傳規製，於第二年正月才將孝莊梓宮發引至殯宮，四月移至東陵暫安奉殿。孝莊與康熙，祖母與孫，情意深厚，說康熙罰令孝莊為子孫看守陵寢大門，實在是情理不通，荒謬不堪。
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在孝莊停靈二十六年的暫安奉殿擴修隆恩殿，起建陵園，定陵名為昭西陵。初，雍正帝特派兩名大臣與欽天監監工前往相度繪圖，諭示：“昭西陵距昭陵甚遠，與孝東陵密邇孝陵不同，特建碑亭”。為皇後單獨一人建陵並設有神道碑亭，始自孝莊。在清東陵所在陵寢中，隻有昭西陵隆恩殿為廡殿頂，餘皆為歇山頂。昭西陵由暫安奉殿擴建而成，故其布局與其他陵寢不同。最顯著的是內外兩層深牆，前後四道麵闊牆，地宮周圍建塋城，其前單另起方城。凡此均顯示出孝莊較之東陵所葬的其他皇後更為尊貴的地位，亦為昭西陵與整個清東陵所有帝後妃陵寢在體係上有別的特殊標誌。昭西陵，顧名思義是昭陵之西的陵墓。清製，皇後陵的名稱以帝陵名加後陵的方位而定，如順治孝惠章皇後之孝東陵，雍正帝孝聖憲皇後之泰東陵，嘉慶帝孝和睿皇後之昌西陵，鹹豐帝孝貞顯皇後（慈安）之普祥峪定東陵，井孝欽顯皇後（慈禧）之菩陀峪定東陵等。太示昭陵在沈陽，遵化位沈陽西，昭西陵即如此也。
昭西陵之所以建在清東陵陵牆外，一是遵照了孝莊的遺願，不使其與親手撫育輔政的子孫兩代皇帝遠離；二是表明昭西陵與東去近千裏的太宗昭陵同屬一個體係，建在陵牆外並在規製建築上飾以特色，以示與清東陵這一體係有所區別。
曹雪芹墓
１９６８年冬，在北京通縣張家灣村，人們正在進行平整土地的大會戰。該村青年李景柱在無主墓地的地下１米處發現一塊長１００厘米、寬４０厘米、厚１５厘米的青色基石。
李景柱算是當地的“土秀才”，他見石上刻有“曹公諱墓”字樣，右下角還有“壬午”兩個字，便想這可能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墓誌。村民還在近處挖出一具男性殘骸，以為大文學家的嘴裏含有寶物，便將屍骨全身分離，隨意拋散。
這天晚上，李景柱找人幫忙，把墓誌載運家中，再用鉛筆、窗紙拓好精心保存。
１９９１年，張家灣鎮政府擬建公園，立碑林，李景柱將墓誌無償獻出。
１９９２年７月，新聞報道了這一消息後，“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紅學界巨大的轟動，也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因為如果這墓誌確實是曹雪芹的，將有助於人們了解曹雪芹的身世。圍繞著墓誌的真偽，展開了一場沸沸揚揚的大爭論。
文物鑒定家秦公認為，這石碑可能是偽造的。他的理由是：石碑的用石不合理，沒有一個平麵，說明原來不是用來做石碑的；字在碑石上的位置不妥當，墓誌的最後一筆十分接近下緣；刻工很粗糙，刀法亂，有的筆劃還直接借用石料上原有的斧鑿痕跡；文法不合理，碑上不應稱“公”，而應稱“群”，如稱“公”，應稱其字；落款也不合理，應有立碑人等。
紅學家杜景華則斷定：“石碑不是偽造的。”他說：“有人疑心石碑是偽造的，但石碑出土於‘文革’時期，那時沒有必要偽造一塊曹雪芹的墓碑。”他還認為，曹雪芹死於壬午，是胡適和俞平伯的說法。但大多數紅學家持“癸未”說。如果石碑是偽造的，那碑上為什麼不落款“癸未”，以迎合大多數人的觀點呢？他還推測，曹雪芹死前，家境非常艱難，過著“舉家食粥酒常賒”的日子。被債主們逼得沒辦法，曹雪芹躲到張家灣昔日曹府的一個仆人家，可沒想到，曹雪芹竟死在仆人家。仆人草草將他埋掉，並草草為他刻了這麼個墓碑。
紅學家馮其庸也對墓碑持肯定態度。他還引證說，曹雪芹的好友敦誠《寄大兄》文：“孤坐一室，易生感懷，每思及故人，如立翁、複齋、雪芹、寅圃、貽謀……不數年間，皆蕩為寒煙冷霧。”敦誠的《哭複齋文》中說：“未知先生與寅圃、雪芹諸子相逢於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話及仆輩念悼亡友情否？”曹雪芹的故友寅圃、貽謀的墓都在通縣潞河邊上，為什麼敦誠說“與寅圃、雪芹諸子相逢於地下”呢？很可能他們同葬於潞河畔張家灣。
還有許多紅學家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究竟這墓石是否是為曹雪芹立的，目前學術界還在爭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