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歲月
我們最好把自己的生命看做前人生命的延續，是現在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後人生命的開端。如此延續下去，科學就會一天比一天燦爛，社會就會一天比一天更美好。——華羅庚華羅庚艱難歲月在國難中艱苦度日
華羅庚的前半生都是在國難中苦苦掙紮。此時，華羅庚正在經曆他人生的第二次劫難。
1938年，華羅庚回到了祖國。
這時國內的形勢是，中國東北已經完全淪陷了。
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也因戰亂被迫遷至昆明，三者合並成立了一所大學——西南聯合大學。
華羅庚作為海外歸來的學者，他的數學水平在當時已經沒有任何爭議了。在楊武之教授的建議下，西南聯合大學聘請了華羅庚擔任數學係的教授。
年僅28歲就當上了大學教授，這在清華大學的曆史上開了先例。而未經講師、副教授就直接提升為教授，這也是由華羅庚開創了先河。
戰爭的硝煙籠罩著整個中華大地，國不泰，民不安。
華羅庚作為一個科學家，他覺得自己的任務是重大的，他應該把科學作為武器和敵人展開鬥爭。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連生存條件都難滿足，更別說是其他了。他覺得自己每走一步都是那麼艱難。
為了躲避敵機的狂轟濫炸，百姓們多從城裏轉移到邊遠山村去逃難。
華羅庚一家也幾經輾轉，最後好不容易躲到了位於昆明郊區20公裏外的一個小村莊裏。
一家七口人擠在一個搖搖晃晃的小閣樓裏，閣樓分為兩層，上層住人，下麵養些雞、鴨、牛、羊。
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白天華羅庚拖著那條殘腿去學校講課。晚上回家，他就點燃一盞油燈，在微弱的燈光下專心寫他的論著《堆壘素數論》。
當時的社會狀況是，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在戰亂的摧殘下，昆明人的生活已經很困苦了，但是教授的生活更加艱難，那時盛傳著這樣一句話：“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有一次，華羅庚和聞一多兩人正在大街上走著，身後突然間跟上來幾個要飯的叫花子，聞一多看見後就對華羅庚說：
“羅庚，我和你打個賭，我隻說一句話，這些叫花子就不跟著咱們了。”
華羅庚笑著說：
“我才不和你打這個賭呢，這件事我也能夠辦到。”
兩人會意地一笑，同時回頭對那些人說：
“我是教授。”
那群跟在後麵的叫花子一聽這話，“呼啦”全散了，有的人嘴裏還叨念著：
“哎，我的命真不好，跟了半天，跟了個比我還窮的。”
在當時，其實生活的艱苦隻是一個方麵。最重要的是，人們的自身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
這裏雖然是大後方，但是敵機還是會時不時地來這裏進行空襲。
有一次，華羅庚因為想問題想得太入神了，他根本沒有意識到危險隨時可能降臨。甚至連飛機來時的警報聲他都沒有聽見，結果差點被轟炸到。
到了20世紀60年代，華羅庚的學生們在借讀他的書時，發現幾乎每頁上都沾有沙土，那就是當時在昆明時，飛機轟炸留下的紀念。
隨著生活越來越艱辛，當時有很多教授都選擇了改行經商，或者是弄張護照到國外謀生。就在這個處處為難的時候，華羅庚的第三個孩子也出生了。
孩子的出生，讓華羅庚一家的生活更加艱難了。吳筱元勸道：
“羅庚，你看咱們現在這個家，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大人還能忍忍，可是孩子們呢，他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這樣下去，我真怕他們會吃不消的。”
華羅庚抱歉地說：
“筱元，是我沒本事，讓你們受苦了。如果我去敵占區，咱們的日子一定會來個180度的大轉彎，可是我不能那樣做啊。如果我去了那裏，即使什麼事情也沒做，也會受到世人唾罵的，畢竟我的影響麵太大了。”
“羅庚，這個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也像別的教授那樣改改行，或者上國外去呢？”
“你說的我不是沒有想過，可是科學是我追求一輩子的事情，我怎麼能夠輕易放棄呢？在戰爭爆發的時候我就在國外，而且當時受邀去蘇聯訪問，我是放棄那裏的一切回國的，現在又怎麼可能跑到國外去呢？”
聽了這話，吳筱元便無言以對了。她尊重丈夫的選擇，但眼看著孩子們吃了上頓沒下頓，明顯營養不良，身為母親，比誰都心痛。
華羅庚看了看妻子又說：
“筱元，我知道你都是為了這個家，這樣吧，我去中學看看，找個兼職貼補一下家用。”
事已至此，也隻能這樣了。從此以後，華羅庚除了在西南聯合大學執教外，還去附近的中學教課，而家中的一切都歸吳筱元打理。
雖然條件如此的艱苦，但是華羅庚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數學的研究。
在4年多的昆明生活中，華羅庚克服重重困難，發表了20多篇極具影響力的論文，同時撰寫了《堆壘素數論》一書。
這部著作討論了華林問題、哥德巴赫猜想問題和一些相關的問題，統一並改進了他以前的研究成果。
但是，令人萬萬沒想到的是，這部凝聚了華羅庚大量心血和汗水的《堆壘素數論》的中文原稿竟然被國民黨中央研究院丟失了。
華羅庚聞聽，悲憤不已。生活的艱難，他可以忍受；玩忽科學，他憤不能平。他認為，扼殺科學的人無異於劊子手。
他拉住好友聞一多的手悲苦地說：
“你說數學有什麼用？我恨不能也去搞政治，跟他們碰一碰。”
這時候，他的另一位好友，黨的地下工作者王士鳳勸阻了他：
“眼前的黑暗早晚有一天會結束。你的腿不行，還是搞你的數學，將來會有用的。”
華羅庚這才放棄了從政的想法，繼續他的科學研究。與聞一多的友誼
在西南聯大的日子裏，華羅庚跟一批同樣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教授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其中關係最密切的要數著名的愛國主義學者、大詩人聞一多。
聞一多，原名聞家驊，於1899年生於湖北省蘄水縣，即今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的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庭，1912年考入清華大學，喜歡讀中國古代詩集、詩話、史書、筆記等。1922年7月赴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1925年，回國後一直從事教育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後，聞一多赴西南聯大任教授，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鬥爭。在此時期，特別是1943年以後，他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積極投身於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統治、爭取人民民主的鬥爭的洪流。
在昆明的時候，聞一多聽說華羅庚一家住在搖搖欲墜的閣樓上，一家人擠得難以容身，而且周圍的噪聲非常多，於是他熱情地把自己在陳家營的房間讓出一半，當中用布隔開，請華羅庚去住。為此，華羅庚還特意寫了一首《掛布》詩，用以抒發這種情誼。
詩中寫道：
掛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
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
後來，聞一多為了生計到中學去兼課，把家搬到了昆明西城昆華中學去住了，華羅庚還住在陳家營。
隨著教授們在昆明的生活日益艱苦，聞一多一家的日子也越來越難維持下去。為了養家糊口，聞一多除了到中學裏兼課外，還被迫“掛牌治印”。
聞一多的父親是前清的秀才，早年，聞一多學過藝術，曾隨父學會了雕刻。沒想到，如今這卻成了他養家糊口的本領。
聞一多對華羅庚感慨地說：“想當初，我是全憑興趣學得這刻製圖章，當時，還被父親罵為不務正業，誰能想到，如今這刻章竟然會成了我聞一多的飯碗！這個國家已經腐爛到什麼地步了，我們能再沉默下去嗎？”
此時華羅庚想起了聞一多在《心跳》中呼喚的兩句詩：“誰稀罕你這牆內方尺的和平！我的世界還有遼闊的邊境！”
“聞一多治印”的招牌亮出去以後，前來求印的人很多。既有仰慕聞一多民主鬥爭精神的學生、愛國人士；也有為了求得聞一多的墨寶而來的達官顯貴。
有一天，一位國民黨的軍官拿來一枚象牙坯子讓聞一多治印，他趾高氣揚地說：“好好給我治印，到時候工錢少不了你的！”
聞一多輕蔑地看了那個軍官一眼，說：“你還是找別人吧，我現在沒空！”
那軍官一聽不高興了，後來他轉念一想，以為是聞一多嫌錢給得少，於是掏出了10倍的錢，說道：“給，這些錢足夠了吧！隻要你弄得好，到時候我再打賞你點。”
聞一多頭都沒抬地說道：“這錢你還是自己留著吧，我聞一多雖窮，但不取這昧良心的錢，你請回吧！”
那軍官聽了這話氣得直哆嗦，“咣——”的一聲，把聞一多的桌子掀翻了，厲聲說道：“你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快給我刻章！”
聞一多根本不理睬他，低頭收拾收拾東西就走。
這時，四周圍了很多看熱鬧的人，大家紛紛指責那名軍官，那軍官怕激起民憤，無奈隻得灰溜溜地走了。
這件事情很快就被華羅庚知道了，他擔心地對聞一多說：“你這樣公開地和那個軍官作對，小心他找你麻煩。”
聞一多大義凜然地答道：“我沒做錯事，他怎麼找我麻煩！如果他真的找了，那隻能說明這個國家太腐敗了。如果真是那樣，我更應該站出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難道我連古人都不如嗎？”
這件事情過去很久，也沒見那個軍官再來找茬，華羅庚的心這才放進肚子裏。
1946年3月，蘇聯科學院用英文出版了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一書，接著，又邀請他訪問蘇聯。
這天，華羅庚去大使館辦理護照，使館的武官威脅他說：“你是社會賢達，是科學界有影響的人物，應該參加國民黨，否則，你回國後會有危險。”
“我是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之邀，去蘇聯訪問的學者，這也是罪名嗎？”華羅庚從容不迫地問道。
華羅庚並不理會使館人員的威脅，準備起身去蘇聯。聞一多前來送行，他鼓勵華羅庚說：“我們要學習蘇聯，要走蘇聯的道路，你能到蘇聯學習，對於將來搞好我們中國的科學事業，也是有好處的。你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隨後，聞一多又將一枚專門為華羅庚刻製的印章送給了他。上麵寫道：
頑石一方，一多所鑿，
奉貽教授，領薪立約，
不算寒倫，也不闊綽，
陋於牙章，雅於木戳，
若在戰前，不值兩角。
這枚小小的印章“不值兩角”，但是在華羅庚的心裏卻比黃金還要珍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著這枚印章，將其作為友誼的紀念。
到達蘇聯後，華羅庚到各大城市參觀訪問，發表演講。他看到蘇聯人民在戰勝法西斯之後，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正熱火朝天地進行國家建設。想到自己的祖國在戰勝日本之後，卻又陷入了另一種白色恐怖中，他心中感慨萬千：要是我的祖國在和平的環境下建設，那該多好啊！
華羅庚在蘇聯還發現這是一個十分重視知識和科學研究的國度。這裏的科學雜誌都是新出版的，上麵記述的都是最新的科學成果。他還在其中看見了一篇自己的論文，而這篇論文在國內卻石沉大海，沒有一絲音訊。
華羅庚訪蘇回國之後，冒著生命危險在昆明青年會的陽台上向數千名大學生作了題為“訪蘇三月記”的報告。在報告中，他讚揚了蘇聯在科學研究中取得的成就，這大大地鼓舞了在黑暗中生活的師生們。
聞一多也在場專心地聽了華羅庚的報告，在散會後他握著華羅庚的手說：“你把蘇聯的情況介紹得這樣詳細，很好，這對當前民主運動的發展很有好處。”
接著他又說道：“你怎麼不怕有人用錢買你的人頭？”
“我的頭可沒你的值錢，沒有人懸賞40萬要它啊！”華羅庚笑著回答。
聽了這話，聞一多詼諧地說：“有人說，我變得偏激了，甚至說我參加民主運動就是因為窮瘋了。我的腦袋值40萬啊，這樣也算窮嗎？！”
華羅庚嚴肅地說道：“一多，你還是小心點吧，現在的情況那麼緊張，大家都走了，你可要多加小心啊！”
聞一多從容不迫地回答道：“要鬥爭就會有人倒下去，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就會站起來！形勢越緊張，我越應該把責任擔當起來。”
當時國民黨正準備發動全麵內戰，昆明城內城外到處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戰爭氣氛中。聞一多逆風而上，到處為民主運動進行宣傳，他的詩歌和講演令國民黨反動派恨之入骨。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樸先生大會上，聞一多忍受著連日饑餓帶來的折磨，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的講演》，當天下午即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當華羅庚得知這個消息後，頓時眼前漆黑，氣憤地流下眼淚，他萬萬沒有想到，剛離開昆明不久，繼李公樸教授被暗殺之後，聞一多教授又慘遭暗害，這是什麼世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