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祖國
科學成就是由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唯有長期的積聚才能由點滴彙成大海。——華羅庚華羅庚為了祖國被清華委以重任
1950年3月16日華羅庚回到北京，他草草安頓好全家後，就立即回到清華大學教書了。
回到這個久別的學府，華羅庚的心情無比激動，就是在這裏，他從一個小會計成長為大學教授，就是在這裏，他登上了數學的巔峰，可以說沒有清華的栽培，也就沒有他現在的成績。
“清華！我回來了！”華羅庚在心中默念道，“我也會像當初的熊慶來教授一樣，傾瀉全部的心血和智慧，在這裏培育出一名又一名的數學明星。”
華羅庚在清華擔任的是數學係主任的職位，按理說大學主任的待遇應該很好了，可是新中國剛成立，華羅庚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還是很艱苦的。
一大家子人擠在清華大學的一間宿舍裏，裏麵放上五張床、一張桌子和一個箱子後，幾乎就沒有什麼空餘的地方了。這裏的條件和美國比起來簡直是天壤之別。
在華羅庚的眼裏，物質的貧乏根本算不了什麼，終於回歸了祖國的懷抱，終於能夠為祖國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微薄之力，數十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這種精神上的欣慰，超過了一切物質上的享受。
華羅庚把自己火一般的熱情，投入到了熱火朝天的新中國建設中。他十分清楚中國和發達國家在科學水平上的差距，但是他並沒有氣餒，而是懷著十二分的信心，馬不停蹄地工作了起來。
華羅庚到清華大學後，就新開了兩門功課，一門課是“初等數論”，另一門課是“群論”。除此之外，他還趕寫了一本《數論導引》，給學生以幫助；並且準備寫一本高深的數學方麵的書。另外，他組織了一個討論班，向國內研究數學的人講述世界上最新的數學知識和一些研究方向。
此外，華羅庚還要出席各種會議。6月24日，他出國參加在柏林召開的東歐4個國家會議——德國科學院250周年紀念大會；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教育工作者協會；在布拉格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會議；在匈牙利召開的華羅庚是唯一的中國代表的數學會。至9月25日華羅庚才回到北京，在東歐整整待了3個月。
在訪問東歐各國回來後不久，華羅庚接到了一個令他既激動又意外的通知：中國科學院請華羅庚對俄文版《堆壘素數論》進行修正和補充，準備出版中文版的《堆壘素數論》。
這塊在心中放了多年的疙瘩終於解開了，華羅庚在這本中文版《堆壘素數論》序言中寫道：
這一本小書能夠用本國文字出版問世，是和人民民主政權分不開的。回憶一下，離初稿完成的日子已經12個年頭了，離俄文版刊出的日子也已隔了6年。
在解放以前的漫長歲月裏，這書刊出的問題，由即將出版、等待出版、一直演變至原稿搞得無影無蹤，以至今天，在中國科學院的敦促之下，我還得從俄文本翻譯出來付印。這些事實，有力地說明了舊的政權怎樣腐化，怎樣地不關心科學。而人民民主政權又是怎樣地關愛科學成果。
1952年，中國科學院領導出麵邀請華羅庚籌建中科院數學研究所。籌建工作十分困難，蔣介石政權將原來的研究院搬往台灣後，這裏不僅缺乏研究人員，更缺乏資料和圖書，當時研究院的唯一財產就是黑板、粉筆和板擦。
華羅庚的目光是遠大的，在他回國以前，在美國預訂了大量的美國數學會的雜誌，如《數學學報》《數學評論》等。這時，這些雜誌成了這裏唯一的資料。
同年7月，在華羅庚的大力籌備下，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終於宣告成立，華羅庚被任命為第一任所長。
在研究所成立的那一天，華羅庚對所有的工作人員說：“我們的研究所說是一個研究機構，但實際上還不如一個數學係。某種程度上講，目前，我們的力量尚不如發達國家的研究機構裏的一個課題組。但是，正因為如此，才需要我們這些人。盡管困難是大的，但是為了改變落後的麵貌，我們有信心。”
華羅庚帶著信心成立了兩個數學討論班，一個是基礎班；另一個是哥德巴赫問題討論班。上課沒有講義，華羅庚親自編寫；沒有人講課，他親自上台。
華羅庚常對學生們說：“你們現在的條件比我要好得多，我失學的時候隻有借來的幾本書，遇到難題也沒有人教我，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氣餒，自己放棄了，任誰都不能再將你拉起。”
華羅庚的工作是繁忙的，但是對學術的研究他始終沒有放棄。從1930年算起，他在20年中發表的論文多達120餘篇，其中在新中國成立後發表的有《環之準同構及對射影幾何的應用》《一個求極限的問題》等近20篇。他一生中為我們留下了200篇學術論文，10部專著，其中8部為國外翻譯出版，有些已列入20世紀數學經典著作之列。此外，他還寫了10餘部科普作品。
由於華羅庚在科學研究上的卓越成就，他先後被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法國南錫大學、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博士，聯邦德國巴伐利亞科學院院士，華羅庚的名字已載入國際著名科學家史冊。
對於個人的成就，華羅庚認為是小事，為祖國培養出一批有用的人才在他的眼中才是大事。他訓練學生的方法，大體上可分三個步驟：
第一，要求學生寫一本可以使青年人循此進行某一分支研究的書，在寫書的過程中，使學生們得到學習和鍛煉的機會。
第二，幫助學生們在一個主題下，搞些專業資料，通過搞資料，使學生們認識到問題的主次。
第三，幫助學生們進一步走上科學研究的道路。
在課堂，華羅庚本著從嚴執教的方針，不論是誰，隻要答不出問題，就要掛黑板。
華羅庚的得意門生、大數學家王元，當時也毫無例外地在黑板上掛了兩個小時。當時，王元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浙江大學數學係，他拿著導師陳建功和蘇步青的推薦信找到華羅庚，想讓華羅庚收他做研究生。
華羅庚看了一下推薦信後，沒有任何表示，隻是讓王元去上課。
不久，華羅庚在教室裏考了王元一個題目：如何將二次曲線化成標準型，並用矩陣表示出來。
王元一聽，有點蒙了，低著頭不知所措。
“我看你是笨得很，這麼容易的題目你都做不出來，學數學要學會聯想。歐美國家的教授說我們的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太差，我看你就是這樣。”華羅庚不留情麵地說道。
滿屋的人，悄然無聲，王元在黑板前掛了兩個鍾頭。
最後，華羅庚自扯篷自落篷了。他親切地對王元說：“回去想想吧！”
當時王元的自尊心很受打擊，甚至想賭氣離開。但是做華羅庚的學生是他童年就開始的夢想，為了實現這個夢想，他付出了很多努力，眼看離成功隻有一步之遙，怎麼能夠放棄呢？於是，王元把華羅庚出的題目又進行了仔細的研究，第二天把結果交給了他。
華羅庚看後很高興，答應了王元跟他學數論的請求。
有這樣感覺的何止王元一個人，華羅庚的學生沒有沒掛過黑板的。大家對他是既怕又愛。嚴師出高徒，在華羅庚的領導下，國際數學舞台上倏然出現了一支新中國學派，他們所取得的成果令世界矚目。
華羅庚當時正在壯年，他黎明即起，走到學生宿舍敲門：“起來！起來！起來！”把大學生都喊起來，或者是討論問題，或是講學，時間抓得很緊。
有一回，華羅庚和同學們討論問題，談論到很晚才去睡。誰知道，半夜，同學們睡得正香的時候，“當當當”，門外又響起了敲門聲。
大家睡眼蒙矓地問道：“誰呀？大半夜的。”
“快開門，是我！”華羅庚那熟悉的聲音傳了過來。
大家的睡意頓無，立刻爬起來，給華羅庚開門。
隻見華羅庚手中拿著幾張草稿紙，兩眼爍爍有神，他興奮地說：“今天討論的問題，我有了新的發現。”
“哦！”大家有些敷衍。
華羅庚一聽這語氣覺得有點不對頭，問道：“臨走時，我讓你們考慮的問題，你們想出答案了嗎？”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先搖搖頭，然後低下頭，小聲說：“實在太晚了，我們回來就睡了。想明早一起床，就接著研究。”
華羅庚聽到這話，氣呼呼地把那幾張草稿紙往桌子上一甩，厲聲說道：“你們都是年輕人，正是充滿朝氣的時候，天天就知道睡覺！想睡，回家睡去！明天一早都給我卷鋪蓋走人！”
說完，他頭也不回地走了。
大家嚇得連忙聚在一起，研究起問題來。直至天色蒙蒙亮的時候，問題才有了滿意的答案，大家這才鬆了口氣，上床眯了一會兒。
到了早上7點鍾的時候，大家全都起來了，抖擻精神向華羅庚家走去。想想夜裏的情景，大家還有些心驚膽戰，現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讓華師母幫忙說幾句好話。
吳筱元看見同學們來了，急忙招呼大家吃早飯。可是大家的眼神都往屋裏瞟，誰也不敢動。
吳筱元看見這情景，笑著說：“別看了，你們華老師一早就出去了。快坐下來吃飯吧。”
聽說華羅庚不在家，大家這才放鬆心情坐了下來，一邊吃一邊和吳筱元說起昨晚的情景。
吳筱元聽完，說道：“其實你們華老師回家後，挺後悔的，說自己的口氣太重，還說你們年輕愛睡覺其實很正常，他隻是太心急了。”
正說著，華羅庚進來了，大家看見他左手提著油條，右手拿著豆漿，急忙上前接了過來。
王元被大家推到最前麵，怯怯地說道：“昨天您說的問題，我們已經研究出來了……”
華羅庚打斷王元的話，對大家說：“昨天我的態度非常不好，我先向大家道歉。這些早飯就當是我賠罪了！”
大家一聽這話，一顆懸著的心總算落地了，大家像個孩子似的開始搶吃起來。
華羅庚和吳筱元在旁邊看著這幫大孩子，開心地笑了。
雖然這次大家沒有受到任何懲罰，但是從此以後卻沒有一個人敢把問題留到第二天。
華羅庚為國育才，忘我工作。他幾乎沒有星期日，星期日也是整天地工作。晚上睡得也很遲。他和學生談話，不亂扯家常，言必談數學，滿口談的都是數學。
1956年春節，北京師範大學的助教嚴士健趕到華羅庚家裏拜年，華羅庚一見到他，非常高興。但二話沒說，就勉勵嚴士健：“希望你在新的一年中，對數學研究工作能夠有質的變化。”
嚴士健牢記老師的教導，埋頭苦幹，一年中就考取了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當研究生。
1957年春節，數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陸啟鏗拄著兩條拐杖來向華羅庚拜年，華羅庚見到他也是二話沒說，又把去年贈給嚴士健的話轉贈給他。
華羅庚對陸啟鏗說：“在數學研究工作中，從數量上說你已經有了一定的進展。但是希望你還要嚴格要求自己，從質量上能夠有所提高。”陸啟鏗兩條腿雖然有病，但在數學研究工作上，也和他的老師華羅庚一樣，艱苦奮鬥，從不懈怠，而且取得了數學研究的可觀成績。
春節——一個中國傳統的節日，已經成為數學名家華羅庚的學生們來到華老師家裏來拜年,也是交流數學問題的日子。他們師生聚在一起，談不上幾句家常話，就又把話題轉到數學方麵了。華羅庚鼓勵大家：“要敢於大膽懷疑，獨立思考。對於書本和教材中的錯誤，敢於提出批評，不要怕爭論。真金不怕火煉，隻有經過爭論，才能辨明是非。”
在華羅庚的領導下，數學研究所從一窮二白的狀態慢慢成長為對全國都有很強影響力的科研機構，這裏名家會集，各顯其能。
陸啟鏗現在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副所長，回憶華羅庚為黨為祖國，在數學研究所容納各種專長的人才對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作用時說：
“在那期間，曾在數學研究所工作而後為學部委員的有胡世華、吳文俊、馮康、莊逢甘、鄭哲敏、胡海昌等，在今天都是獨當一麵，肩負著數學、應用數學、力學、計算機科學或國防研究的重任，並且因為工作的需要，先後到新成立的研究所去工作了。可見數學研究所起了一種很好的儲備各方麵人才的作用。”
1956年前後，由於我國科學研究工作發展的需要，數學所許多出色的研究人員先後分離出去。同時，數學研究所培養出來的新一代數學家，也開始嶄露頭角。
陸啟鏗回憶說：“而且還吸引了一大批年輕有為的訪問學者，當時的數學研究所是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數學研究所湧現出來的新一代人物有越民義、萬哲先、龔升、丁夏畦、王光寅、張千裏、戴元本、陳平、王元、吳方、陳景潤等。不僅如此，中國數學界的老前輩熊慶來教授，也於此時從法國歸來，後來熊老又培養出楊樂、張廣厚等年輕數學家，這些新一代數學家，後來有5位是學部委員，3位是研究所所長。
“這一時期到過數學所的年輕有為的訪問學者有鍾同德、林堅冰、謝暉春、嚴士健、齊民友、董光昌、許紹廉等，最高峰是1958年，接受了上百名的訪問學者，比數學所固定的研究人員還多。這樣，數學所的影響遍及全國。”
悉心培養人才
自從華羅庚回國後，他就把發現和培養人才作為己任。在他身邊工作的人，不管是誰推薦的，要是沒有真才實學，華羅庚堅決不收。若是被他看中的，隻要你願意，他會千方百計把你挖過來。
有人曾經開玩笑地和華羅庚說：“你看你這裏，哪裏像是個數學研究所啊，簡直就是個殘疾人學會。”
其實這話也有幾分道理，所長華羅庚因為早年的傷寒落下了左腿的殘疾，雖然在美國時得到了治療，但是和正常人相比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研究員陸啟鏗因為小兒麻痹，雙腿行走困難；研究員陳景潤“怪癖”“健忘”“似癡若愚”。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團隊，為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每當和華羅庚說起培養人才，他總是謙虛地說：“我這都是按照毛主席的囑托做的。”
1952年的一天，夜幕降臨了，中南海碧波蕩漾的湖水和湖堤上的翠柳紅花隱沒在一片蒼茫的暮色中。
華羅庚坐在吉普車上向懷仁堂的方向駛去。他一邊催促著司機快點，一邊還在不停地寫著什麼。
司機說道：“華教授，今天是什麼活動啊，您這麼著急？”
華羅庚放下筆說道：“是場文藝演出，是為全國政協代表們舉辦的，去晚了不太好。”
“哦，對了，華教授，您這忙著什麼呢？”
華羅庚重新放下筆，回答道：“是演講稿，不是為了趕它我也不會遲到的。”
說完話，華羅庚又開始寫了起來。司機透過後視鏡看見華羅庚如此地認真，也不好再打擾，於是專心致誌地開車，不再說話。
不一會兒，到了懷仁堂，華羅庚看了看表，離演出開始還差1分鍾，他連忙收拾收拾東西，向演出大廳走去。
這時候，大廳的燈光都已經熄滅了，大家正屏住呼吸等待演出的開始。華羅庚借著從門縫中透過的一點光線，艱難地摸索著他的座位。
忽然，他看見在前麵七八排的位置上有人在向他招手，並用手指了指身邊的空位子。華羅庚高興地順著手指的方向走了過去，他坐定後向前麵一看，發現這個位置非常棒。
他自言自語道：“來得早不如來得巧！看來我的運氣不錯嘛！”
“誰說你這大數學家的運氣壞了？”
聽到有人說話，華羅庚猛然想起剛才向他招手的那個人，他扭過頭一看，呀，竟然是毛主席！
華羅庚一下子呆住了，剛剛被擦幹的汗水，因為激動一下子又冒了出來。
看到這種場麵，毛澤東操著濃重的湖南話首先向華羅庚問好。華羅庚激動得有些語無倫次，連連說：“好好，我好。毛主席您也好！”
毛澤東輕輕地拍了拍華羅庚的肩膀，說道：“我也是貧苦人家出身的，咱們兩個都一樣。”接著他又詼諧地說：“要不你就當我是一道數學題好了。”
聽了毛澤東這親切的話語，華羅庚的心情也平靜了下來，兩個人愉快地交談了起來。
毛澤東問道：“羅庚同誌，工作上和生活上有什麼困難嗎？”
“沒有，一切都挺好的。”
“咱們新中國剛成立不久，條件肯定比不上美國，但是要有信心，我們一定能夠超過美國的。”
“嗯！”華羅庚鄭重地點了點頭，說“我相信我們的國家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趕上並超過那些西方大國。”
毛澤東聽了點點頭，又說：“你能夠放棄國外優越的條件回到祖國的懷抱，起到了一個榜樣的作用，在你的帶動下，一批又一批海外學者都回來了。為此我代表黨中央，得好好感謝你啊！”
“主席竟然感謝我！”華羅庚的血又沸騰了。
毛澤東繼續說道：“現在國家的建設需要大批的科學人才，羅庚同誌，你可要擔負起培養人才的重任啊！”
“主席，您放心，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華羅庚連忙答應說。
又談了一會兒，兩人便聚精會神地看起戲來，毛澤東看著台上的京戲，講了許多典故，華羅庚是個京戲迷，他和毛澤東談得很投機。
這是華羅庚與毛澤東的第一次接觸，從此，毛澤東的囑托便銘刻在華羅庚的心中：要為勞動人民培養出更多的好學生來。
華羅庚沒有辜負毛澤東的囑托，他的學生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以一個個驚人的成果脫穎而出了。
王元在1956年至1957年，將蘇聯數學家布赫希塔布的（4＋4）改進為（3＋3）；1962年，潘承洞證明了（1+5）；1963年，潘承洞、蘇聯的巴爾巴思和王元又都證明了（1＋4）；1966年，陸啟鏗的一個猜想，被國際數學界稱為“陸啟鏗猜想”等。
在華羅庚的眾多學生中，最令他激動的是那個和他有著相似經曆的，後來被稱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的陳景潤。
陳景潤於1933年5月22日生於福建省福州市。他從小是個瘦弱、內向的孩子，卻獨獨愛上了數學。演算數學題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時間，枯燥無味的代數方程式使他充滿了幸福感。
陳景潤在福州英華中學讀書時，有幸聆聽了清華大學調來的一名很有學問的數學教師沈元講課。
沈元給同學們講了一道世界數學難題：“大約在200多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國數學家提出了一個命題。他在給俄國聖彼得堡的數學家歐拉的信中寫道：
隨便取某一個奇數，比如77，可以把它寫成3個素數之和：77=53+17+7；再任取一個奇數，比如461，461=449+7+5，也是3個素數之和，461還可以寫成257+199+5，仍然是3個素數之和。這樣，我發現：任何大於5的奇數都是3個素數之和。但怎樣證明呢？雖然做過的每一次試驗都得到了上述結果，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奇數都拿來檢驗，需要的是一般的證明，而不是個別的檢驗。
歐拉認為哥德巴赫的這個命題看來是正確的，但是他也給不出嚴格的證明。同時歐拉又提出了另一個命題：“任何一個大於2的偶數都是兩個素數之和。”但是這個命題他也沒能給予證明。
不難看出，哥德巴赫的命題是歐拉命題的推論。事實上，任何一個大於5的奇數都可以寫成如2N+1=3+2(N－1)，其中2(N－1)≥4。若歐拉的命題成立，則偶數2N可以寫成兩個素數之和，於是奇數2N+1可以寫成3個素數之和。從而，對於大於5的奇數，哥德巴赫的猜想成立。
但是哥德巴赫的命題成立並不能保證歐拉命題的成立。因而歐拉的命題比哥德巴赫的命題要求更高。現在通常把這兩個命題統稱為哥德巴赫猜想。
歐拉和哥德巴赫在有生之年都沒有將這個猜想證明出來。在1900年，偉大的數學家希爾伯特在世界數學家大會上作了一篇報告，提出了23個挑戰性的問題，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其一。
200多年來，這個哥德巴赫猜想之謎吸引了眾多的數學家，從而使它成為“世界數學界一大懸案”。
講到這裏，沈元老師還打了一個有趣的比喻：“數學是自然科學皇後，‘哥德巴赫猜想’則是皇後王冠上的明珠！”
這引人入勝的故事給陳景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深深地吸引著陳景潤。
1953年，陳景潤畢業於廈門大學數學係，作為優秀的畢業生，他被分配到了北京最好的中學——北京四中教書。這位養成了離群習慣的大學畢業生，一到這些活潑可愛的學生當中，簡直無法應付。在京一年內他病了6次，住了3次院。
沒有辦法，陳景潤隻好回家，後來迫於生計，他辦起了報攤，為了躲避工商稅務的檢查，他還突發奇想將廈門大學的畢業證書當做執照擺在書攤最顯眼的地方。
他的這個舉動為報攤招攬了很多的生意，同時也招來了廈門大學的校長王亞楠，看見自己學校的高才生在這裏辦報攤，實在是大材小用，於是把他“撿回”廈門大學，讓他當了一名圖書館的資料員。
陳景潤每天除了整理圖書資料外，還擔負著為數學係學生批改作業的工作，盡管時間緊張、工作繁忙，他仍然堅持不懈地鑽研數學科學。那時候，陳景潤對數學論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係統地閱讀了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
這本《堆壘素數論》陳景潤一共拜讀了20多遍，重要的章節閱讀過40遍以上。在這期間，陳景潤還按照自己的思路演算。
在長期的刻苦鑽研之下，他發現《堆壘素數論》中的“塔內問題”似乎還有可以改進的地方，於是他就根據自己的看法，寫了以“塔內問題”為題的論文。
陳景潤懷著興奮、惶恐的心情，將論文呈給李文清教授過目。在這篇論文中，陳景潤不但提出了“塔內問題”可以改進的地方，而且還提出了具體改進的意見。
李教授看完這篇論文非常欣賞，把它寄到了北京，1956年，轉到了華羅庚的身邊。
《堆壘素數論》問世以後，國內外數學家對其推崇備至，從來沒有誰提出還有需要商討的地方，想不到一名大學圖書管理員竟提出“有的地方似乎值得改進”的意見。
華羅庚的得意門生王元先仔細研究了這篇論文，隨後他找到華羅庚，說道：“華老師，這篇‘塔內問題’雖然文章寫得很亂，但裏麵的論證是對的。陳景潤利用高次多項式對應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處理低次多項式對應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對蘇聯科學院研究所所長維諾格拉多夫和您的兩種不同方法結合運用得很好。”說完，就把論文交給了華羅庚。
華羅庚聽了王元的彙報，高興極了，他認真地看了陳景潤對他的著作提出的改進意見，邊看邊點頭。
看完後，他問道：“有誰知道這個陳景潤是幹什麼的？”
“據說大學剛畢業，在圖書館裏工作。”有一位學生回答道。
“後生可畏啊！他很有想法！很有培養前途！”說完，華羅庚又看了看在座的人，批評道：“你看看你們，每天都在我的身邊，怎麼就不知道給我的書提點意見呢？”
說到這，他又麵露微笑地說：“倒是這個千裏之外的小夥子，竟然把我的書讀得那麼透。”
在座的學生聽了，越發欽佩華羅庚虛懷若穀的精神，也對自己的學習不認真感到很慚愧。
華羅庚和當年的熊慶來一樣求才心切，思賢若渴，希望盡快地見到這個年輕人。
他吩咐王元：“給陳景潤發個請帖，就說我請他作為特邀代表，到北京來參加數學討論會，請他到會作報告。”
華羅庚的好友賽爾伯格曾經說過：“要是華羅庚像他的許多同胞那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仍然留在美國的話，毫無疑問，他會對數學作出更多的貢獻。另一方麵，我認為，他回國對中國是十分重要的，很難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國，中國的數學會是什麼樣。”
中國的數學會是什麼樣，現在已無法猜測，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華羅庚如果不曾回國，陳景潤的命運和遭遇必定與現在不同。
1956年，陳景潤應邀來到了北京，華羅庚約他在北京西苑飯店的會客室見麵。
這次見麵由於時間關係兩個人隻是隨便聊了兩句，華羅庚對陳景潤的論文“塔內問題”給予了肯定，同時告訴陳景潤，明天的大會上會讓他作報告，讓他好好準備一下。
雖說華羅庚已經提前通知陳景潤讓他做好準備，但是在大會上，不善言辭的陳景潤還是出了醜。陳景潤站在講台上，看見台下坐著30多位自己的前輩、老師，心情更加窘迫，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他在黑板上寫了題目，磕磕巴巴地講了幾句，然後又轉到黑板上寫了起來，寫了幾句，轉過身剛想說話，可是隻說了一個“我”字，就卡住了，沒辦法又轉過身在黑板上寫了起來。
就這樣反反複複幾次，台下的聽眾開始小聲地議論起來了。看到這種情景，華羅庚二話沒說登上台，對大家說道：“陳景潤普通話說得不好，怕大家聽不明白，現在我替他介紹。”
講完以後，華羅庚還做了評論性的發言，高度評價了陳景潤的成果。作為“聽眾”的陳景潤，被華羅庚這種長者的風範深深地感動，眼淚差點奪眶而出。
通過這幾天的短暫接觸，華羅庚對陳景潤有了初步的了解，他認為這個青年人勤奮好學，具有極高的數學天賦，當然了，這個年輕人身上的缺點也不少，但是那些在華羅庚的眼裏已經微不足道了。
在會後，華羅庚親切地問陳景潤：“如果你願意的話，我想和你們學校商量商量，把你調到北京來工作。”
1957年，在華羅庚的積極努力下，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致函廈門大學，要求商調陳景潤到數學所工作。
由於陳景潤在廈門大學數學係的工作無人接替，廈門大學暫不同意放人。
1957年3月，華羅庚委托陸啟鏗利用參加廈大校慶科學研討會的機會，再一次與廈門大學商榷調動陳景潤的事宜。1957年9月，在華羅庚的直接關心下，陳景潤終於調到了中國科學院數學所工作。
陳景潤回憶在中科院工作的日子時說：
“我從一個學校圖書資料室的狹小天地走出來，突然置身於全國名家、高手雲集的專門研究機構，眼界大開，如魚得水。”
“在數學所黨委的直接領導下，在華羅庚教授的親切指導和幫助下，我在這裏充分領略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數論研究成果，使我耳目一新。當時數學所多次舉行數論討論，經過一番苦戰，我先後寫出了華林問題、圓內整點問題等多篇論文。”
“這些成果也凝結著華老的心血，他為我操了不少心，並親自為我修改論文。我每前進一步都是同華老的幫助和指導分不開的。正是華老的教導和熏陶，激勵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數論前沿的。他是培養我成長的恩師。”
陳景潤到了數學研究所後，最令他感興趣的是以哥德巴赫猜想為中心的數論討論班。中學時代沈元老師講的那些關於哥德巴赫猜想的問題，早就在他的心底紮下了根，現在終於能夠接觸這方麵最先進的知識了，陳景潤決定向哥德巴赫猜想進軍。
哥德巴赫猜想雖然早在1739年就提出來了，但是直至20世紀20年代，才有人敢開始向它發起挑戰。1920年挪威數學家布朗用一種古老的篩選法證明，得出了一個結論：任何大於特定大偶數N的偶數，都可以表示為兩個殆素數之和的形式，且這兩個殆素數隻擁有最多9個素因子。
所謂“殆素數”就是素數因子，包括相同的與不同的個數不超過某一固定常數的奇整數。例如，15＝3×5有2個素因子，27＝3×3×3有3個素因子。
此結論被記為“9+9”。這種縮小包圍圈的辦法很管用，數學家們於是從“9+9”開始，逐步減少每個殆素數裏所含素因子的個數，直至使每個殆素數都是奇素數為止。
1930年，蘇聯數學家希尼列爾曼解決了較弱的哥德巴赫猜想，即：每個正整數都是不超過S個素數之和，此處S為一個常數；1937年，蘇聯數學家維諾格拉多夫基本上證明了關於奇數的哥德巴赫猜想，即：證明了充分大的奇數都是3個奇素數之和。
早在20世紀30年代，華羅庚就研究過哥德巴赫問題，在1938年，他證明過：“幾乎所有的偶數都是兩個奇素數之和”，即：關於偶數的哥德巴赫猜想，對於絕大多數偶數都成立。
至1957年世界上關於哥德巴赫猜想最先進的理論是王元證明的“3+3”和“2+3”。
陳景潤確定了自己的目標以後，就開始了腳踏實地的研究工作。
每天天不亮陳景潤就夾著書本，起身到圖書館，他在這裏一待就是一整天。除了偶爾喝口水，啃幾口幹饅頭外，就是不停地閱讀、思考和演算。數學被很多人認為是一門枯燥乏味的學科，但陳景潤在數學的王國裏卻找到了快樂的天堂，樂而忘返。
陳景潤對數學的癡迷已經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有一次，他吃完中午飯，摸摸腦袋，發現頭發太長了，心想：“應該快去理一理，要不，別人看見了，還當我是個姑娘呢。”
於是，他放下飯碗，就跑到理發店去了。理發店裏人很多，大家挨著次序理發。陳景潤拿的牌子是38號。
他看了看這個牌子，又看了看外邊的天色，心想：“輪到我還早著哩。時間是多麼寶貴啊，我可不能白白浪費掉。”
他邊想邊走出了理發店，找了個安靜的地方坐下來，然後從口袋裏掏出個小本子，憑著上邊的筆記開始演算了起來。
突然他卡住了，原來有個地方的筆記因為當時筆沒墨水了，所以寫得不是很清楚。陳景潤是那種較真的人，看到不清楚的東西，他是一定要弄清楚的。於是他起身就往圖書館的方向走去，邊走邊想：“我回去查書弄清楚後再回來，還能趕得上理發呢。”
陳景潤到了圖書館，就像魚兒回到了大海，他在這裏一待，立刻忘記了一切。眼睛裏隻有書，心裏想的隻有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