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最暢銷的大報《費加羅報》在1910年11月16日一期上，迅速宣揚居裏夫人的競選。
《至上報》號召讀者對哪些女性有資格進入科學院進行民意調查。投居裏夫人票的人很多，但首位不是她，是一位法國著名女作家。當時的《時報》也不甘落後。
麵對這如潮般的宣傳，居裏夫人感到十分不安，她寫信給《時報》編輯部，證實自己的確加入了院士的競選。但由於學院的選舉從未進行過公開的討論，如果這一慣例由於她加入競選而被改變，那將令她感到非常不安。
在一片讚揚聲的下麵，暗暗洶湧著一股反對居裏夫人當選的勢力，為首的反對者是院士阿瑪伽門，他率領一群老態龍鍾的院士們為捍衛科學院的純潔性而大肆攻擊居裏夫人以及婦女加入競選一事。說：“無論是哪一位女人，哪怕是居裏夫人，都絕不能進入科學的聖殿，即科學院！”
還有一些人格卑劣的人則在民眾間散布流言飛語，不負責任地說：“居裏夫人是猶太人。”當時法國有一股右派勢力正在發展，它們的主要表現是軍國主義狂熱、教權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傾向。
居裏夫人恐怕做夢也沒有想到，競選院士竟然扯到女性和民族問題上去了！
開始的競選形勢對居裏夫人還很有利，她擊敗了一位候選人，看來勝利在望。但在這關鍵時刻，選舉的形勢在暗暗轉變，她的下一個對手是發明無線電報的布朗利。
法國人認為他應該獲得諾貝爾獎，為法蘭西共和國爭得一份光榮，但由於某些不公正的原因卻沒得到，這曾經使法國人感到十分憤怒。
現在，反對居裏夫人的人利用人們的這一情緒，操縱輿論，大談愛國主義和外來的幹涉，以此擁護布朗利當選，反對居裏夫人當選。
“居裏夫人幹了些什麼，竟敢與布朗利爭奪院士這一崇高榮譽？她是一個波蘭人，隻不過是嫁給了皮埃爾·居裏才會有今天的成就，她獲諾貝爾獎的功勞應該完全歸功於皮埃爾！”
“她在姓居裏以前姓什麼？姓斯可羅多夫斯基，多麼古怪的姓！也許她的祖先中有猶太人的血統吧？這些人侵入了我們法國！”
居裏夫人對這些蠅蠅之語，從來都是高傲地不予理睬，也許認為這些上不了桌麵的玩意兒是成不了氣候的。她的同事和朋友們也輕視了這些邪惡勢力的能量。她仍然按部就班地在半個月裏拜訪了58位院士。
當居裏夫人在她的實驗室辦公室裏通過電話得知布朗利當選這一消息時，她感到意外，也感到痛心，但她一言不發，不作任何評論。難道還需要評論嗎？她把這一消息告訴實驗室的同事們，他們更加感到意外。
居裏夫人從此再也不願提出任何類似的申請，再也不願意為這些無聊的爭論傷害自己以及朋友和同事。
1961年，丹麥著名物理學家玻爾曾在該年度舉行的第十二屆索爾維會議上講到1911年第一屆會議的情形。他說：“會上的討論由洛倫茲的一次精彩演講開始，普朗克自己對於引導他發現了作用量子的論證進行了說明，在會上的最後一次報告中，愛因斯坦總結了量子概念的很多應用，並且特別處理了他在低溫下比熱反常性的解釋中所用的基本論證。”
那次會議在討論量子論時，由於大多數科學家的不理解，反對的意見很強烈，討論到愛因斯坦的“光子理論”，連提出量子論的普朗克本人都有非議。所以，大會簡直像耶路撒冷廢墟上的悲哀。
但居裏夫人卻十分支持愛因斯坦。當時愛因斯坦剛當上布拉格大學的教授，但格羅斯曼和讚格爾等一些人就已開始想方設法把他弄到蘇黎世的理工學院任教，他們向一些關鍵人物提出請求，征求對愛因斯坦的意見。
就在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法國報紙上卻突然發生了對居裏夫人惡毒毀謗的事件。這一天，法國的《新聞報》突然登出一條轟動而且特別有煽動性的文章，文章的題目是“居裏夫人和朗之萬教授的愛情故事”。
這位叫豪塞爾的記者是在采訪了朗之萬教授的嶽母後寫下這段奇文的。一開始它就有一種不懷好意的煽動性，那些刻薄話不乏造謠和無理的猜度，別有用心的含沙射影和小街巷裏的流言飛語。
朗之萬是一位很有作為的人，他在科學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並於1929年被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1934年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
皮埃爾是朗之萬的老師，皮埃爾去世以後，他出於同情和尊重，常常幫助居裏夫人，彼此之間的感情確也超過一般人之間的關係，但這隻是一種相互敬重、相互愛慕的高尚情誼。他們早就聽到過各種各樣的流言飛語，但他們並沒有把這些放在心上。
朗之萬的妻子卻抓住這件事，經常跟朗之萬吵個沒完沒了。朗之萬已實在無法忍受妻子無理的折磨和嶽母尖刻的責難，他變得越來越神經質，經常無端地感到心情緊張。
1910年7月，朗之萬在大家的勸說下，離開了妻子，在巴黎租下一套房間，一個人單獨過日子，但仍然沒有離婚。
結果，這種不果斷和不明智的做法，給了一些專在雞蛋裏挑骨頭的新聞記者以可乘之機。於是在“他們兩人到哪兒去了”的可笑猜疑中，爆發了這場可恥的桃色新聞事件。在巴黎找不到他們，一些人以為兩人私奔了。
其實，此時他們兩人正在世界最高級別的科學會議上發表意見。居裏夫人在布魯塞爾知道這件事情以後，憤怒地宣布：“這是誹謗！”
彭加勒和佩蘭宣稱：“對於報紙上對我們同行和朋友的不實之詞，感到驚訝和氣憤！”
盧瑟福氣憤地說：“真正無聊至極！”
居裏夫人決定不出席閉幕式，瞞著記者趕回巴黎。回到巴黎後，她立即在《時代》上發表聲明：
我認為，報界和公眾對我個人生活的所有侵犯都是極端惡劣的行為。因此我將采取強有力的行動，反對刊載與我有關的文章。同時，我有權要求一筆高額賠償，這筆錢將用於科學事業。
在居裏夫人義正詞嚴的駁斥下，那位《新聞報》最先挑起事端的豪塞爾自知理屈詞窮，急忙寫信向她道歉，她把他寫的信寄到《時代》上刊登出來。
後來，在政府有關部門和科學界著名科學家的幹預下，這件事在原則上被平息下去了。但小報卻不管這一套，巴黎的小市民最喜歡的就是這種流言飛語，就是這種能刺激人想象力的桃色新聞，於是一些無聊的文人墨客硬把這件新聞炒得越來越邪乎，越來越離譜。榮獲諾貝爾化學獎
一生之中能夠兩度榮獲世界最有名的諾貝爾獎，這是多麼大的榮譽，這前所未有的例子，恐怕在日後也很少會有的。失去了丈夫，養育著兩個幼女，在簡陋的實驗室中揮汗工作了四年，如今得到了補償。
由於操勞過度，居裏夫人已經病倒了好幾次。因為她是一位女子，法國學士院對她很不友好。
1911年11月7日，居裏夫人收到一封電報：
您將獲得本年度諾貝爾化學獎。信隨後寄來。
歐利維理烏斯
這時，居裏夫人身體狀況很糟糕，她內心的委屈和憤怒，已經使她承受不下去了。但她決定這次一定要按時到斯德哥爾摩去受獎和作諾貝爾演講。
12月上旬，瑞典政府和科學院再次向這位傑出的女性表示他們最崇高的敬意。
10日，授獎儀式按時在音樂廳舉行。瑞典皇家科學院院長達爾格倫博士在授獎辭中尊敬地指出：
鐳和釙的發現擴展了我們的化學知識，以及我們對自然界物質的了解。導致科學的一個新分支的誕生，即放射學的誕生。
鐳的發現，首先對於化學，接著對人類知識的許多其他分支和人類活動都有巨大的意義。有鑒於此，皇家科學院有理由認為，應當將諾貝爾獎授予兩位發現者中的唯一幸存者：瑪麗·斯可羅多夫斯卡·居裏夫人。
今年，皇家科學院決定授予您化學獎，以表示對您為這門新學科付出巨大勞動的讚賞。您發現了鐳和釙，您描述了鐳的特性和它的分離，您研究了這一著名元素的化合物。
在諾貝爾獎頒發的11個年頭裏，這是第一次將此殊榮賜給以前的獲獎者。
許多國外科學家對居裏夫人在法國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而憤憤不平：一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一位創建了一個科學分支的“鐳之母”，竟然連一個法國科學院的院士都當不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唐至極！
在瑞典政府和科學院舉行的授獎儀式上，居裏夫人當然也非常感謝瑞典科學院賦予她的無上榮光。身著樸素服裝的居裏夫人在她的諾貝爾演講詞中，除了對瑞典科學院表示了由衷的感謝以外，還讚揚了貝克勒爾和盧瑟福的貢獻。
提到盧瑟福時，居裏夫人以尊敬的語氣說：
一大批一往無前的科學家獻身於放射性的研究，請允許我向你們提及其中的一位。他通過準確的判斷，想象力豐富的假說，和他與他的學生們所完成的許多研究，已經不僅成功地增長了我們的知識，而且還對它進行了非常清晰的分類。他通過一個適合於對現象進行研究的十分精確的理論形式，為這門新科學提供了一個主幹。
她提及的正是盧瑟福。盧瑟福1908年就“因為研究放射性物質及對原子科學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在演講中，居裏夫人為了駁斥法國科學界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的歪曲，說她把皮埃爾的功勞據為己有，因此，她毫不含糊地把自己單獨作出的貢獻明確地指出來。“離析純鐳鹽以及把鐳斷定為一種新元素的化學工作，主要是由我來完成的。”
她還談到了“由我命名的放射性元素”，以及許多“我應用這個方法測量了”“這樣我發現”“我堅持認為”“我測量了”這種毫無歧義的提法。如果以為居裏夫人這樣過多地強調“我”“我個人”似乎不夠謙虛，那就大謬了！對於法國科學界不少人肆無忌憚地侵犯她個人的權利，她自當義無反顧地予以駁斥。這也是一種勇敢精神。如果一味地在惡勢力麵前“謙虛”，那恐怕隻能稱為“虛偽”和“怯懦”。
居裏夫人的演講，有理有利有節，既駁斥了一些無恥之徒的惡意中傷，又表示了她對已逝丈夫的尊敬和懷念。
從斯德哥爾摩回到巴黎後，居裏夫人感到極度疲憊，她想安安靜靜地休息，想隱姓埋名地把自己同外界隔離開來。但她沒有做到這一點。
她原指望因為再次榮獲諾貝爾獎會讓法國人冷靜一下，明白他們在做多麼愚蠢和忘恩負義的事！
但自由慣了的法國人仍然可以絕對自由、毫無顧忌地向一位病弱的、高尚的女性潑去汙水，他們不願意仔細分析其中的因果關係，隻希望從中得到一種低級趣味的滿足和轟動而刺激的效應，讓那些空虛的靈魂獲得短暫的充實。
小報上的語言越來越放肆、刁鑽、刻薄，當然也絕對地無聊。居裏夫人痛苦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她終於倒下了。12月29日，那天正好是一個黑色的星期五，居裏夫人突然暈倒，人事不知地被抬進了醫院。一位為法國爭來巨大榮譽的女性，一位無上榮光的女性科學家，大有被汙垢吞食的可能！人言可畏、眾口鑠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