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的情形都是一樣，居裏夫人正坐在地板上，她的周圍散放著一些紙張、計算尺、小冊子。她從來不按照一般“科學家”的傳統習慣，在寫字台前坐在圈椅裏工作；她需要沒有限製的地方，才能夠擺開她的文件和曲線的圖紙。
艾芙回到家裏的時候，在走廊的圓窗上就能看見一點零星的燈光，那是她母親屋子裏的燈光；她從走廊走過，慢慢地推開房門看到居裏夫人正專心研究一種困難的計算和公式。雖然知道她的女兒回來了，但是她也並不抬頭。她皺著眉頭，全神貫注地看著桌子上的紙。在她的膝上放一本筆記本，她用鉛筆在上麵畫記號、寫公式，口裏喃喃地說著一些話。
居裏夫人正在低聲念著一些符號和數目。這個偉大的科學家，仍然堅持用波蘭語計算，和幾十年前她在西科爾斯卡小姐的寄宿學校裏上數學課的時候簡直一模一樣。病痛中研究前沿課題
居裏夫人雖已年逾60，但是發誓獻身於科學的她卻仍然孜孜不倦地從事研究工作，絲毫不顯衰老之態。每天9時前，有一輛樸素的汽車開到巴黎貝究爾河邊的公寓門前按三下喇叭。瑪麗一聽到汽車喇叭聲響，便提著外套和帽子匆匆忙忙坐上車子，汽車便徑直駛向研究所。
每天晚上總得到七八點，有時還得過了12點才回家。
“媽媽，您這麼大年紀了，可不能一天工作12小時呀！”伊倫娜一再地勸告她，她還是不肯聽。
“不要緊的，伊倫娜。天氣好的時候，我還可以休息40分鍾呢。”原來長女伊倫娜已經和在研究所工作的物理學家菲得烈·裘利奧結婚，並生下了一個女兒藹琳，居裏夫人常帶著藹琳到附近的盧森堡公園裏去消磨個把鍾頭。
穿著紅衣服的藹琳常在公園的鐵柵旁等著外祖母的汽車回來，外祖母一下車，她便跑去抱住外祖母的腿。雖然僅有40分鍾，而兩人竟成了莫逆之交，老學者也忘懷地跟小孩子挖著沙池，堆築著泥城玩。瑪麗·居裏的公寓裏這時也時常被不知名的崇拜者送來裝飾得花花綠綠的禮物所填滿。
1922年2月，居裏夫人不用參加競選就自動地被選為巴黎醫學科學院的自由合作院士。那年5月份，國聯理事會決定邀請居裏夫人為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委員，後來她又當選為該委員會副主席。
居裏夫人雖然也為合作委員會的效能煩惱，但她又認為：“無論日內瓦的國際機構如何不完善，它仍然是一個值得支持的偉大事業。”由於她的認真，她在任這個職務期間仍然完成了許多預定的目標。
首先，為了改變全世界科學工作的無政府狀態，她終於使得科學界的同行們同意進行一係列改革：統一科學符號和術語；統一科學出版物的開本；統一各雜誌發表的著作摘要；擬定各種常數表；還有，為了使得全世界各國科學工作者便於搜集已有的研究資料，應立即科學地整理各種書目等。這些事情看起來似乎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其結果對科學的進步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其次，為了讓一些處境困難而又很有天才的科學家走出厄運和困頓，她曾花費大量的時間去奔波，以期能建立國際科學助學金。
再次，居裏夫人已經預見到科學研究的作坊式時代已經結束，科學已經走向現代化時代。因此，她提出科學家必須用新的投資方式進行科學研究。
還有一點也必須給予充分注意的是，居裏夫人在日益增加的社會活動中，曾一再呼籲人們應該關注對科學的評價這一大是大非的問題。
1933年她受托在西班牙馬德裏舉行關於“文化前途”的討論會，參加會議的大部分作家、藝術家在會上聲稱：文化處於危機之中，而科學是造成危機的根源。居裏夫人聽了不免十分驚駭，她立即表示不能讚同這些危言聳聽的怪論。
這種文學知識分子和科學家之間不同的觀點到後來進一步演化為“兩種文化”之間的爭論。雖然兩極的雙方如今都有了更深的相互了解，知道他們之間有很大的互補性，但若想他們之間的分歧完全消失仍得待以時日。居裏夫人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敏感地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由居裏夫人最後14年研究的內容來看，她在目光始終盯在物理學研究的前沿上，從不故步自封。她在任何時候都從不放棄科學研究的這種精神，激勵著研究所的每一個成員，成為她領導下的實驗室的精神財富。
這個所的一位女研究人員曾經非常感人地描述居裏夫人最後一年的工作情景：“已經是淩晨2時，但一道分離液體的程序還有待完成。居裏夫人守在機器旁，她的整個靈魂已經融入到工作中去了，她已經羽化成仙。”
這種仙境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呢？吉魯德曾說過：“這時的她猶如一名潛水員，深深地沉入到寂靜的世界，周圍的任何聲音都消失了，甚至連自己的聲音也不存在，她專注地計算著，感到陶醉，感到其樂無窮。”
任何力量，除了死亡，都無法將她與實驗室分開。嚴重的白內障幾乎使居裏夫人絕望，她一想到因為失明而不能再進入伴隨她30多年的實驗室時，就會感到恐懼，就會不寒而栗。伊倫娜私下為媽媽這種英勇而又殘酷的挑戰感到傷心和難過，於是建議讓助手們幫她使用顯微鏡和做一些測量，但媽媽對女兒的關心並不領情，她冷冷地回答說：“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我的眼睛壞了。”
她為了能繼續完成實驗，還自己創造了一種盲人技術，例如在儀器標度盤上作明顯的彩色標記，用很大的字寫教案以備講課時用。有時她還利用盤問對方的巧妙辦法代替她必需的觀察。
開始也許有點效果，但到後來實驗室的人都知道居裏夫人的視力已經可怕地減退，但誰也不願意讓這位老人傷心而故意戳破她。
這是一出悲壯而又殘酷的遊戲，它絕對不比一位在戰場上受到致命傷害卻仍繼續指揮大軍戰鬥而不願倒下的元帥遜色，隻不過居裏夫人導演的戲在悄悄地、不露聲色地進行。
每一屆索爾維會議她都參加，最後一次是1933年10月舉行的第七屆索爾維會議。使她感到非常高興的是，她的女兒和女婿也都被邀請參加了這次會議。下一代已經奠定了他們在科學界的地位，這自然使她無比欣慰。走完生命的最後曆程
堅強的居裏夫人由於長期忘我地工作，以及受到鐳射線的輻射，身體越來越糟糕。在她早年研究放射性元素時，她和皮埃爾開始並不知道輻射對人體的危害性，因此經年累月地受到輻射的傷害。
後來雖然也逐漸認識到這種輻射的危害性，但居裏夫人對保護自己的措施卻總是漫不經心。她嚴格要求學生們一定要用鉛服保護自己，但她本人卻總是違反規定操作。
直到她生命結束時，一直對鐳持這種態度：正如一位母親，當別人告訴她，她光榮的寶貝兒子殺了人，盡管鐵證如山，她卻一概不信。但這個“兒子”卻真正地傷害了它的“母親”。
1933年年底，居裏夫人再次病倒，這時她已經是66歲的老人了。由X光檢查的結果得知，她患有嚴重的膽囊結石，她的父親就是因為這個病開刀去世的。她害怕走她父親的老路，因此決定不開刀，想靠調養來減輕病狀。
以前她就經常低燒，但從沒有注意過檢查其中的原因，隻要稍好一點她就寬心地到實驗室去工作，把疾病拋到九霄雲外。但這一次她經常高燒，直燒得她頭暈、惡心、顫抖、無法站立，她還想用以前對付疾病的方法，把它們不當回事。
居裏夫人覺得疲倦，卻試圖想證實一下自己的身體沒有什麼不好，就到凡爾賽去溜冰，並且和伊倫娜一起滑雪，她很高興自己還保持著輕捷靈活的肢體。到了複活節，她趁布羅妮婭到法國來的機會，安排和艾芙姐姐坐汽車到南方去旅行。
這次的遊曆很不幸，居裏夫人原想作一次周遊，讓布羅妮婭看看各處的美麗風景。但是走過幾段路，走到居裏夫人家的別墅的時候，她就著涼了，覺得自己疲乏至極。
居裏夫人和布羅妮婭到達別墅的時候，那所房子是冰冷的，雖然趕忙燒火爐，仍不能使它很快就暖和起來，居裏夫人冷得發抖，忽然感到失望，倒在布羅妮婭的懷裏像有病的孩子一樣抽泣。布羅妮婭照料她、撫慰她，到了第二天，居裏夫人抑製住這種精神上的沮喪，從此就不曾發生過這種情形了。
幾個陽光普照的天氣安慰了居裏夫人，並且使她感到很舒服，她覺得身體好了一點，一個醫生說她患有流行性感冒並且工作過度，但她沒有注意到自己一直有低燒。
艾芙卻看出了媽媽的病情有變化，她認為此次病情與往日的病情大不相同，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拖下去了。在她的堅持下，居裏夫人終於同意找醫生來進行檢查。醫生見到毫無血色的居裏夫人，立即堅決地說：“你應該立即躺下休息！”
居裏夫人聽慣了這樣的話，所以仍然不放在心上，照常每天往實驗室跑。
居裏夫人時病時愈，在她覺得比較強健的時候，就到實驗室去，在覺得眩暈軟弱的時候，就留在家裏寫書，每個星期用幾個小時計劃她的新住房和別墅。
1934年5月的一個下午，居裏夫人感到自己實在不行了，她預感到自己可能會有一段時間來不了實驗室，因此戀戀不舍地撫摸著桌上的儀器。最後，她用非常微弱的聲音對旁邊的助手們說：“我要回家，我在發燒。”
她走出實驗室，在外麵花園轉了一下，還囑咐花工一些小事，然後上汽車回家了。上汽車後，她還戀戀不舍地、深情地看了實驗室一眼。這一次是她永遠地離開了她的實驗室，她那一瞥也是向實驗室永遠告別的一瞥。
從此她就再也沒有起床，她一反常態，非常馴服，毫不反對地就進了醫院，想必是從身體內部傳來的信息，使她知道這一次的病來勢不善。她的病沒有確診，有時說是流行性感冒，有時又說是氣管炎，兩次X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被請到這個學者床邊來的專家們困惑莫解。
從檢查上來看，居裏夫人似乎沒有一個器官有病，而且看不出有任何的明顯的病症，隻有X光相片上有她舊有的病症和一點發炎的陰影，他們給她使用拔罐療法來治療。治療既不見好，也不見壞，居裏夫人周圍的人開始低聲地談論到“療養院”了。
小女兒艾芙撫摸著居裏夫人消瘦的肩膀說：“媽媽，您太累了，暫時去療養院休息一下好嗎？”
居裏夫人同意了。她以為是城市中的喧鬧和灰塵才使得她不能治愈，希望比較清新的空氣能夠治好她。計劃擬定了，艾芙陪著母親去，並且居裏夫人的哥哥姐姐們也會從波蘭來陪她一起做伴，到了秋天，居裏夫人就會好了。
居裏夫人的病情突然間加重了，在去療養院的路上就已經支持不住了，倒在女兒艾芙的懷裏。到了療養院以後，醫生把居裏夫人安排在療養院中最美麗的一間屋子裏之後，又用X光照了一些相片，並檢查了幾次。
沒有對居裏夫人實行痛苦的治療法，沒有進行拖延時日的輸血，這些都毫無用處，而且會給她不好的印象。沒有匆忙地把親戚們叫到居裏夫人的床邊來，她看見他們的聚集，心裏會突然感觸到那可怕的結果已經確定。
她的體溫總是在40度左右，醫生們一時也弄不清她為什麼高燒不退。直到最後從日內瓦請來一位醫生才下了結論：是爆發性惡性貧血。
於是開始了人們稱之為“緩慢的死法”的那種折磨人的、殘酷的戰鬥，在這種情況之下，不肯滅亡的身體以一種瘋狂的決心抗拒著死神。
艾芙在她的母親身邊還需要作另外一種戰鬥，因為在居裏夫人還很清醒的頭腦裏，並沒有想到過自己要死，這種奇跡必須設法保持住，使居裏夫人不受這種不能以安命思想慰解的巨大痛苦。主要是，一方麵必須設法減輕她身體上的苦楚，另一方麵還要安定她的身體和精神。
血液裏的紅白血球數目減少得非常快，這是一種無法控製和治療的絕症。但居裏夫人卻因此而放了心，不必為膽囊結石開刀了。她自己也知道她隻能聽天由命，因而根本不再為病情去操閑心。
7月3日早晨，居裏夫人最後一次用顫抖的手拿起溫度表，體溫突然下降！她微微笑了一下。
艾芙連忙安慰媽媽說：“這是病開始好的征兆，……”艾芙坐在媽媽床邊，心中祈禱上帝保佑媽媽平安度過這一關。
居裏夫人望著敞開的窗戶，懷著希望，對著太陽和巍然挺立不動的山群說：“治好我的不是藥，而是清新的空氣和地方，告訴……”
過了一會兒，居裏夫人看了一眼茶杯，想用茶匙攪動一下，忽然她像夢幻般地低聲說：“用鐳，還是用釙製作……”接著是一些吐音不清的低語。
艾芙驚恐地請來醫生，醫生想進行搶救，居裏夫人突然用微弱、但還清晰的聲音說了她一生的最後一句話：“不用了……讓我安靜點吧。”
她一生喜歡安靜，討厭鬧哄哄地做一些實質上無用的事。
1934年7月4日淩晨，居裏夫人臨終的時刻，顯示了一個人的力量和可怕的抵抗，顯示了藏在漸漸冷卻的身體裏麵的強壯的心，它仍在跳動，不疲倦，不讓步。
燦爛的晨光充滿了這間屋子，照著床上消瘦的臉頰和無表情的灰色眼睛。死亡已經使她的眼睛定住，居裏夫人的心髒停止了跳動，一位偉大的學者走完了她一生的坎坷之路。
醫生在死亡報告上寫道：
居裏夫人於1934年７月4日在桑塞羅謨去世。她的病症是一種發展很快的再生障礙性貧血，骨髓已不起反應，很可能是由於長期受到輻射而引起的病變。
全世界各國都以沉痛的心情報道了居裏夫人去世的消息。世界各國的大學、科研機構、科學家的唁電不斷向巴黎湧來。
居裏夫人躲開了這些悲哀，躲開了這些激動和尊崇，她躺在床上休息。科學家們和家人一直在房間裏保護她，不許生人進去看她，擾亂她的安息。
居裏夫人那雙粗糙的、結了老繭的僵硬的手，被鐳嚴重灼傷，它們一向的痙攣已經消失；它們伸在被單上，僵直，一動不動，這是一雙做了那麼多工作的手。
7月6日下午，在親人好友陪伴下，居裏夫人被葬到了皮埃爾的墓地裏。布羅妮婭和約瑟夫從波蘭帶來一把祖國的土，輕輕地撒在她的棺木上。墓碑上寫著：
瑪麗·居裏—斯可羅多夫斯卡，1867—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