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的侄兒要他讓一個著名的俄國藝術家畫一幅肖像，他幾次回信解釋為什麼他的容貌不值得畫下來保存的理由：
我已會見了畫家馬可夫斯基，我要告訴你，如果上帝他老人家能夠大發慈悲讓我年輕30歲，使我的軀體值得花費畫家的顏料和油布的話，我就會像一個聽話的孩子那樣坐著讓馬可夫斯基畫像。
我漫無目的在人生的海洋中四處漂流，沒有值得自己歡欣鼓舞的回憶，對將來既沒有令人愉快的幻想可以安慰自己，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填補自己的空虛。
我沒有家庭可供放置這唯一的遺物，沒有朋友能使我的感情得到有益的發展，也沒有因惡意而招來敵人。
不過我卻有自我批判的習慣，通過自我批判，一切無可洗刷的醜惡揭露無餘，遮掩我的缺陷的麵紗也撕得粉碎，因而使我深感痛苦，這樣的一幅肖像掛在一個歡樂的家庭裏是極不協調的，應該丟進紙簍裏去。
當有人為稱頌他的業績，而希望將其新造的輪船命名為“諾貝爾”時，他婉言拒絕了對方的要求，他的理由是：這實在有種種困難：第一，船屬“陰性”，如果任意給她變性，她一定會不高興；第二，你說船很摩登，那麼，以我這個老朽不堪的人之名為名，不是很不吉利嗎？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隻是諾貝爾做給世人看的一種姿態。但是，這種“姿態”對於處在當時社會條件下的大發明家和大企業主是根本沒有必要的，謙虛是諾貝爾天生的本性。
諾貝爾厭惡在大庭廣眾之間拋頭露麵，被公開宣傳，或被拍照，或者讓報紙、雜誌登載他的消息。他對各種名譽頭銜和頌揚都不屑一顧，同時也因為他真正感興趣的隻有工作，他不願自己的工作因這些事務而被中斷。
很多人為著各種不同的使命來找他。這些拜訪有時使他高興，但在更多的情況下，那些無益的訪問或打攪使他感到厭煩。
諾貝爾珍視一切技術事務和所涉及的問題，但是討厭董事會議、股東會議和經濟會議。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他首先進行調查，然後通過信件給予指示。這些信件十分中肯，但顯然有很多是料想不到的，或者在通知很晚的情況下發來的。
從他自身方麵來說，諾貝爾終生輕蔑榮譽的頭銜、高貴的獎章和其他正式的稱號。這位偉人在這些方麵接受得很少，隻是出於內心的善良才接受了幾個，這是他在無法不傷感情而予以回拒的情況下才勉強接受的，因為有些懷著好意和崇拜心情的授獎人並不了解他的這個癖性。
在諾貝爾的書信裏，可以發現很多事例說明他對“所有這些獎章和勳章，不管它們是掛在胸前、腹部或者背後”，都一律表示挖苦。他要把“所有這些表示寄存到動肝火的地方”，並且懇求“予以保存，免受齒輪和電鍍之苦”。崇尚簡樸的生活作風
諾貝爾是一位比較謙虛的人，他偶爾會參加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們的友好聚會，但他卻很少在現場，並且對那些社會活動感到反感。
諾貝爾舉行過一些大型晚宴，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來自歐洲不同國籍的公司頭頭和商界朋友，招待他從瑞典和俄國來的親屬。
還有從倫敦來的亨利·德爾默索爾、阿迪爾工廠的經理喬治·邁克羅伯托和侖特霍爾姆以及從漢堡來的古斯德福·奧夫斯拉特在內的一些人，來感受這位單身漢家庭中所充滿著文化與歡樂的氣氛，盡管缺少一位女主人。
其中有人曾說過：這位主人自己“非常節儉，但待客殷勤，對餐桌上的豐肴美酒感到巨大的驕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簡樸，而對客人的招待卻很周到。
諾貝爾在其一生中，對自己的飲食和生活有著嚴格的規定，不抽煙，不喝酒，不玩牌或賭錢。而且樂器也都不會玩，跳舞更不用說了。同他的哥哥們一樣，他對音樂沒有欣賞興趣。
然而，他卻是很細心的人，體諒人這方麵表現得很突出，對待男客，他消息靈通、照顧周到；對待女客，則彬彬有禮、非常熱情，並且還會為每位女賓準備一份禮物或一朵鮮花。
他在斯德哥爾摩老家的親屬和他們的孩子每逢聖誕節、結婚紀念日和生日，不管他身在何處，都會為他們寄去一份漂亮的禮物和一封關切的信件，尤其是媽媽在世時的聖誕節期間，更能體現他的這種品質。
在他心情良好、孤獨感完全消失的時候，他就會成為談笑風生的主角。他每次講故事的時候，都會用到那種有趣的哲學推理，因為這樣更能打動聽眾的心，更能使他們歡呼雀躍。
但是他也有著特別的一麵，當遭遇不測和疾病折磨的時候。他就會把自己說成是“一個無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於世”。
他經常會患心絞痛，呼吸困難，頭痛嚴重，然後就會出現反複無常、坐立不安等不良反應。他有時感到非常渺茫，無家可歸，然後消失幾天或幾周，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裏。
當病魔打擊過去後，如果他不是跑到阿迪爾、漢堡或者維也納，就會很快看到他充滿了憂鬱和厭惡自己與生活的情緒，回到他那座實驗室裏。
諾貝爾沒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弗侖巴克就會聽到他那些最奇異的計劃，而且不管是白天吃飯或晚上睡覺的時間，都必須立刻去執行。隻有通過緊張的工作才能讓自己的疼痛和憂慮去除掉。這些工作包括實驗、寫信，或是寫一些小的文學作品，有時寫實驗日記。
諾貝爾經常給人留下一種明顯的印象：他是一個非常寂寞的人。盡管整天都忙於工作，並且在經濟和社會事務方麵完全獨立，但他仍然擺脫不了那種孤寂感。也許這是由於“腐蝕性潰瘍”型的內在憂鬱症，正是因為他自己沒有一個真正美滿的家庭。
這位苦惱的發明家對自己那種遺傳性的火爆脾氣是心知肚明的，因此，當與外界發生摩擦時，諾貝爾總要設法盡力控製它，特別是每當發火之後，他的健康總要受到很大的損害。
諾貝爾曾宣稱，當他憤怒的時候，“諾貝爾式的血液就會沸騰，我自己的炸藥多得很，而令我非常生氣的時候，就會冒出火花來，然而，這不過是隻能維持半個鍾頭的事”。
從諾貝爾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如果他作為一名發明家的榮譽和名聲受到攻擊時，他就會變得異常凶狠。他經常被那些無聊至極的乞求信件折磨。他們通常是以討好和可憐的語氣來表述這些要求，但有時是以令人難以相信的厚顏無恥來寫的。
諾貝爾對這些要求則表現得非常冷淡，不予接受。但是，像他那樣樂於幫助別人的人大概為數不多。對於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輕人，當他們的計劃使他產生興趣時，他就會誠心誠意地幫助他人。
不過有一點，他對自己年輕時代為取得必需品而進行的艱苦鬥爭則記憶深刻。他曾寫道：“記憶裏沒有海綿而隻有石板。”“我不問他們的父親生在哪裏，也不管他們崇拜哪個小人國的神，因為正當的施舍是不分國界和無需表白信仰的。”
諾貝爾一生簡樸，但在對待一位奮鬥中的青年或一家科學企業真正有需要的情況下，他則表現出熱情、樂於助人的一麵。
諾貝爾在給一位被他認為對人吝嗇的猶太朋友的信中曾經寫道：
不曉得你能否僅僅學會懂得，確實有人能夠不帶私利，或說不出動機地去幫助別人。在猶太人中間，恐怕隻有一個人，即基督，曾經發現過這種思想。正因為少得可憐，所以他才被授予神的證書。
諾貝爾的性格，使得他的信件出現很多不同的音調。顯然，技術和商務性的信件有特別的語調，即就事論事和特別有禮貌；而給親屬、密友和婦女們的私信，也帶有他自己的口氣。在這類私人信件中，他更多地注意到坦白的話，並且會以生動的言語來擺脫孤獨感的困擾。
在諾貝爾所有的書信裏，體現了兩點：他熱愛人類，對所有的人都沒有偏見，不分貧富貴賤，平等對待。他還對人類各種事業的現狀毫不避諱地進行批評，並且常常提出一些改進的建議。
諾貝爾帶著雄心勃勃的理想，盡可能把一切事情都做到最好，完美無缺，這在他的科學工作中還是行得通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對他自己還是別人所提出的要求，都未免過於理想化了。
在很多給他寫信的人當中，諾貝爾最感興趣的是那些理想家，他們有著自己傑出的計劃，往往在激烈地爭吵之後開始行動起來。
我們從複信中發現，諾貝爾與他們討論著一些最不平常的事務，這種討論往往是比較有價值的，但有時卻顯得非常的渺小。他對於某些人提出的計劃問題，如在研究或金錢給予幫助這一方麵，他們始終感興趣地予以解決。
在某些時候，諾貝爾也會走極端，對所有受他尊敬的人，他會用熱情和尊重的態度對待；但是，當遇到某些使他很不高興的事情時，他又會以譏諷和嘲笑的語調來惡意地加以譴責。介於兩者之間的情況，卻很少見到。
在他的書信裏，完全沒有假裝多情的感傷言辭，但卻經常出現對人對事的某些相當尖酸刻薄的評論。
在諾貝爾的生活中，若是有人向他借錢，他都會慷慨給予；但是作為一個習慣於數字的商人，他對那些懶惰的人非常厭惡。這位富翁可能會訓斥他們說：“我曾有過形勢不利的時候，甚至在金錢方麵也是這樣。但無論如何困難，我從來沒有一天出現超支的情況。這使我有理由來要求別人也能像我一樣遵守這條規矩。”
在斯德哥爾摩，有一個貸款者，他的處境很好，但卻經常向諾貝爾索要恩惠，更是拖延還賬，於是，他收到了下麵一封信：
由於你再次忘記了我的那項小要求，而這項小要求在我看來已經延擱得夠久的了，因此，我隻好冒昧地通過大使館或者瑞典慈善會將它收回，以便交給沒錢的同胞使用。
果然，從賬本上看出的這項“小要求”為1萬克朗，後來真的被用於照顧在巴黎的瑞典藝術家們的福利。擁有鮮明的獨特性格
諾貝爾有著堅強不屈、勤勞、孝敬父母、崇尚科學、為科學獻身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他又是一位矛盾的人。
在他的整個一生中，他身體虛弱、健康不佳，但他卻能夠在工作中建立驚人的功績。
他早年的生活比較貧困，又充滿了憂慮感，但他卻喜愛偏遠的地方和安靜的生活，他認為隻有遠在他鄉，才能擺脫這種現象。
諾貝爾不僅是一個炸藥和武器方麵的發明家，同時也是一個工業家，但是他卻反對自己發明的炸藥和武器用於戰爭，並且大力提倡和平發展。在青少年時期，他就已經努力去做了，在他一生的言語文字中，始終流露著這種感情。
由於早年身體狀況的影響，使他養成了不安靜的習性，或是由於他廣泛分布的活動，以致讓他變成了把整個世界作為自己工作場所的一位發明家。
諾貝爾雖然是那個時代最大的資本家之一，但卻持有某種社會主義觀點。他天性謙虛、溫和，可是在社會的形勢所逼下，又不得不與他這種性格相違背，以至進入到糾紛與對立中。
日常生活中，諾貝爾的交際麵不是很廣，時常對陌生人采取回避的態度，但他經常鼓舞和幫助他人，曾在全世界引起過強烈反響。
諾貝爾是一位機智的觀察者，年輕時就對所看到的一切時常表示不滿。這個世界包含著他所不能接受的事物：“現實曾無情地挫傷了我年輕時心中的理想。”這個籠罩著憂鬱的孩子變成了實驗室裏一名害羞的思想家，對很多東西感到有興趣，但對什麼都不感到奇怪。
諾貝爾沒有繼承他父親那種潔白的膚色和強壯的體魄，也沒有繼承他的自信和粗暴的性格。他年輕時的形象同他母親是一樣的。他有著高大的腦門，蓄著整齊的黑中帶有灰紋的短胡子，掛在他那蒼白麵孔上的胡子更多地表現出他的性格，而不單是好看。
諾貝爾非常厭惡那些吵嚷的人群，但當與很好的朋友和同事們在一起時，他表現出愉快、輕鬆的一麵，善於傾聽別人的意見，時刻對他人禮貌有加，並且從來不考慮朋友們的身份地位。
諾貝爾40歲到58歲在巴黎生活期間，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富翁了。但是，他卻幾乎很少參加宴會，從不過那種逍遙的生活。
隨著年代的消逝，諾貝爾改變了年輕時對巴黎的意見；但在他的整個一生中，他始終討厭那種對社會有害的環境。他反對人性中的高傲和自大、黑暗交易、陰謀、欺詐以及花言巧語。
但是，像他這樣樂於幫助別人的人並不多見。對於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輕人，當他們的計劃使他感興趣時，他就會誠心去幫助他們。
諾貝爾對於任何事情，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在一位奮鬥中的青年或一個發展中的企業需要幫助的情況下，他都會付諸行動。但對於那些為立雕像、設晚宴等而提出的幫助，他則從來不會動心。
他曾寫道：“作為一條規矩，我喜歡為活人的肚皮幫忙，而不願為死人的紀念碑出力。我的天生癖性是，不要去過於尊敬崇拜死人，他們對我們的大理石獻品既感覺不到，也一定會有不同意見，還不如去幫助那些有所需要的活人。”
盡管他做任何事都非常警覺，但是仍免不了被騙子詐取資助，雖然這並沒有損失什麼，但是卻造成了他總是以厭世觀點來看待人類。
這位孤獨的人在做過好事之後，並非沒有忘恩負義的事情使他感到懊惱。他給一位朋友寫道：“你提到我的‘很多朋友’。他們在哪裏呢？是在蒸發幹燥的幻想的泥底子上，還是在嘩啦作響的水銀柱旁邊？請相信我，你隻能在用別的動物肉來豢養的一群狗中間，或者用你自己的肉來喂肥的一些蟲子裏麵，才能找到‘很多’朋友。愉快的肚皮和感恩的心靈是雙胞胎，阿門。”
眷戀祖國落葉歸根
1893年10月21日，諾貝爾的60壽辰是在沒有任何正式讚頌慶祝的情況下度過的。一生四海為家的他甚至沒有一處真正意義上的家。雖然在意大利的聖雷莫和法國的巴黎他擁有3處以上的別墅，但陪伴他的始終隻是寂寞與孤獨。自從移居聖雷莫之後，諾貝爾更加陷入一種難以解脫的失落和孤獨之中。
這位思慮深遠的人，由於他的發明性質，曾為社會的福禍造成了那麼多雷鳴般的爆炸之後，現在竟同機械的聲音戰鬥起來了，厭惡他所製造的那些響亮的禮讚或者別的騷擾。然而，他的思想明確地回到了他的祖國，在那裏也許能找到更好、更固定的場所，以便他以後的試驗發明。
諾貝爾自從9歲隨父母離開瑞典移居俄國，此後隻是在1863年至1864年回瑞典住過兩年。這時雖然他的大哥羅伯特還住在瑞典，但自從他的母親羅琳娜於1889年去世之後，他本人在瑞典也就沒有相對穩定的住所了。
諾貝爾在國外工作和生活已快50年了，但他從心底仍然覺得自己是一個瑞典人。正是出於這種強烈的祖國之戀，諾貝爾決定踏上他的歸國之路。
諾貝爾並沒有像別的富翁那樣隻是簡單地購置一處別墅以安享富裕的晚年。1894年，他斥資130萬克朗買下位於瑞典韋姆蘭省的伯弗爾斯，古爾斯邦股份公司的一家鋼鐵廠及一家彈藥廠。為了扶持伯弗爾斯公司的發展，諾貝爾接著又以購買股票的形式付給該公司250萬克朗。
諾貝爾還委托助手索爾曼聘請一大批優秀的瑞典工程師來這個公司工作。伯弗爾斯公司之所以能在20世紀初成為瑞典一家擁有1萬餘名職工的大企業，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諾貝爾生前為這家公司所奠定的資金基礎和技術基礎。
諾貝爾居住在伯弗爾斯工廠附近柏格博的一所貴族莊園裏。當然，他也在莊園內建造了在各處住所都有的實驗室。伯弗爾斯的實驗室在1895年建成，比聖雷莫的大得多，在這裏進行實驗幾乎和工廠生產的規模一樣。
莊園裏除四間實驗室和兩所廠房外，有製作炸藥的廠房和機械室，還有電解實驗室、水煤氣廠、大蓄電池房，還備有供各種實驗用的特別器械等。
在買下伯弗爾斯公司不久，諾貝爾又把韋姆蘭省的比爾波路易鐵工廠買了下來，主要從事開發高爐、貝塞麥特爐等。
與此同時，他還購買了附近的卡拉斯大瀑布，計劃開發這條河流的水電資源。這是瑞典利用所謂“白煤”的早期先例。而水電開發成為現今這個國家擁有的最重要的電力資源。
諾貝爾本人也想就此在祖國定居。但是，由於瑞典那種嚴寒的北歐氣候使諾貝爾病弱的身體很難適應，因此，他也就隻能在每年夏秋季節返回瑞典居住一段時間，而冬春兩季就在聖雷莫度過。
由於諾貝爾自幼體弱，他在20歲那年就去礦泉療養，在他整個一生中常接受同樣的治療。工作的疲勞和經常旅行自然也傷害了他的身體。死神已經奪走了諾貝爾幾個心愛的人的生命，現在心絞痛又威脅著他自己的生命。
1893年發生了一件事情，卻使他感到非常幸福和自豪：曆史悠久的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授予諾貝爾名譽哲學博士的學位。
諾貝爾一向推崇那些一心專攻難題、毫不考慮其商業價值的科學家。這項榮譽使他深受感動，他仔細思索，為了真理而尋求真理是否仍然行得通。
諾貝爾在一封信中這樣寫道：
現在就死未免有點可惜，因為我正在考慮一些非常有趣的問題。自從大學評議會授予我哲學博士學位以後，我幾乎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哲學家，而且開始覺得“實用”這詞隻不過是個幻覺而已。
但是，自從1893年以後，諾貝爾的病情日趨嚴重。1894年，他的病況幾乎比以前更壞了，風濕性病魔隔幾天就來侵襲他心髒的肌肉或那地方的附近。他覺得隨時可見死神張開雙臂歡迎他。
1896年，諾貝爾在他一生最後一年中仍然在瑞典、法國和意大利之間奔波。這一年春天，他的心情似乎特別好，因為近年來的幾件事辦得令他很開心。
第一件事是諾貝爾在1893年從瑞典聘用了一位他很滿意的工程師索爾曼做他的助手。第二件事是諾貝爾在1894年回到瑞典投巨資買下了伯弗爾斯公司，從而使他的報國之情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第三件事則是諾貝爾比較妥善地處理了同索菲婭的關係。所以，這年夏初，他再次途經巴黎回到聖雷莫時，心情一直都比較舒暢。
1896年8月，諾貝爾的大哥羅伯特不幸死於心髒病，這一噩耗打破了諾貝爾心靈的平靜，他在趕回瑞典參加羅伯特的葬禮之後，順道赴巴黎治病，並在巴黎住了數月。
諾貝爾在逝世前兩個月在巴黎發出的信中說：
你知道我來巴黎是為了請一位著名的心髒病專家治病，他和我的醫生都說我的大動脈進一步硬化，不能再像往常那樣苦幹了。這並不是說我得整天閑著不幹事。隻是要盡可能避免緊張疲勞的旅行。
第二天他在給他的助手索爾曼的信中說：
我為了心髒病要在巴黎住上幾天，一直要等到醫生們商定最好的治療方法。他們開的處方是內服硝化甘油，這好像命運和我開玩笑。他們為避免嚇壞藥劑師和公眾，把它叫特寧克酊。
諾貝爾的最後一封信是在1896年12月7日寫的，收信人是拉古納·索爾曼，發信地址是他已經逗留近兩個星期的聖雷莫。但這封信尚未寄出，在幾小時以後他就心髒病猝發，並於1896年12月10日淩晨2時去世。而那封信仍被擱置在辦公桌上。
諾貝爾去世後的第二天，他的兩個侄兒海爾馬·諾貝爾、伊曼紐爾·諾貝爾以及助手索爾曼趕到了意大利聖雷莫。在此之前，他們收到了電報。
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發來一份電報。電報上說：
諾貝爾的遺囑存在銀行的金庫裏，現已打開。銀行將郵寄一份遺囑給你們。
諾貝爾的遺體遵照他的遺囑，先交醫院解剖靜脈血管，讓醫生查明死因。第一次喪禮在聖雷莫別墅舉行。他新交的一位朋友、教皇駐巴黎公使館的一位青年牧師蘇德布勞姆來到聖雷莫，並在他靈前致悼詞。
蘇德布勞姆的悼詞中說：
他所受的孤獨和磨難是他的命運，是天賜的結果，在眾人眼裏他是一位富有而顯赫的人，而也有人把他看做一位平常的人。現在他已經死了，讓我們不要永存這種錯誤，因為我們不能把我們的所有和成就帶進墳墓。我們也必須拋棄這種塵世的幸福。
我們可以正確看待這位死去的人，雖然他富有，有親友的情愛，但他也是貧窮的。他孤獨地生活，孤獨地死去，沒有家庭的喜悅，沒有妻兒的安慰，這是他的選擇或命運。他的天性是不為名利所動，不為孤獨所苦，他一直到生命的末日，仍是熱心的、仁愛的。他的生命是高貴的。
遵照諾貝爾的遺囑，他的骨灰安葬在斯德哥爾摩近郊的“北方公墓”，與他的父母和兄弟合葬在一起。諾貝爾的墓碑是一座高約3米的灰色尖頂石碑。石碑正麵刻有“Nobel”幾個金字和諾貝爾的生卒年月，墓碑兩側刻有諾貝爾四位親人的名字和生卒。墓碑周圍是10棵柏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