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國民黨綏遠省主席傅作義認為王若飛是個難得的人才，曾親自和他談話，表示隻要他願意留在綏遠工作，就可以立即獲得釋放。王若飛則要求傅作義實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反蔣抗日，否則他寧願老死囚籠，或死於斷頭台，也決不出獄。後來，他的舅父黃齊生去看望他時，再一次轉達了傅作義的意見。王若飛明確表示：“我已將生死置之度外。”“除了忠實於我的理想以外，一切都辦不到。”他的這種為真理而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精神，使老人深受感動。黃齊生慰勉他說：“好！就按你說的辦！大丈夫要流芳百世，不能遺臭萬年。”王若飛還撕下了衣服的一角，給他的妻子李培之寫了一封告別信。信中敘述了他在獄中的生活情景和準備就義的決心，希望李培之不要為他的犧牲而難過，要她加倍努力去完成黨的事業。在信的末尾，他寫道：“……別了！我們在紅旗下齊聚，又在紅旗下分手。戰士們雖然在紅旗下倒下，但革命的紅旗卻永遠不倒，它隨著戰士的血跡飄揚四方，這就是我們的勝利。”
在獄中，王若飛把難友們緊緊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並用自己的模範行動去影響大家，同敵人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他仍然組織難友們學政治、學文化。他積極主動地給難友們做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大家的覺悟，鼓勵大家要在思想感情上、革命氣勢上壓倒並戰勝敵人。他用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去感染周圍的每一個同誌，使他們自覺地鍛煉身體，戰勝病魔。他把自己僅有的一點積蓄和舅父送來的東西，全部贈送給比他更困難的戰友，在生活上關心他們。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絕望的人振作起來了，悲觀的人堅強起來了，對黨還不了解、甚至抱有某些成見的人向黨靠攏了，有的還加入到黨的隊伍，那些個人英雄主義者也投入了群眾鬥爭的行列，甚至連監獄的看守人員也願意不畏風險，主動為難友們探風放哨、傳遞消息。
1934年4月，敵人宣布判處王若飛15年徒刑。他聽了之後，用紅線在帽子上繡了一個“出”字。他說：“敵人判我15年徒刑，我就熬他15年，反正我終究要出去的。老實說，我肯定坐不了15年，因為中國革命用不了15年定會成功。”
由於王若飛堅持不懈地進行鬥爭，也由於黨的北方局和中共山西省委的多方營救，王若飛終於在1937年5月被無條件釋放，重新回到了黨的懷抱，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延安。
到延安後，王若飛先後擔任過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宣傳部長、第十八集團軍副參謀長、中共中央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秘書長、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央黨務研究室主任等職。他懷著飽滿的政治熱情，兢兢業業地工作，從不知道疲倦。這期間，他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了一係列很有見地的政治、軍事論文，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根據地的建設工作。中央有關抗日根據地建設的許多政策、指示，他都參與研討、製定，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之一。
抗日戰爭勝利前後，為了實現和平、爭取人民民主權利，王若飛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之一，曾先後三次參加同國民黨的談判。
1944年5月，王若飛同林伯渠等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先後在西安、重慶與國民黨的代表進行談判。中共代表團提出在國內實行民主政治和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組織民主聯合政府，但這些合理要求都被國民黨頑固派無理拒絕。談判數月，仍未達成任何協議。他們發現國民黨並不是真心實意地想解決問題，便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時局和方針的報告，建議我黨一方麵不把談判的門關死；另一方麵對國民黨利用談判來粉飾國內團結，敷衍國際輿論，抑製民主勢力和黨內進步力量的陰謀，給予堅決的揭露。這一正確建議，得到了黨中央的及時肯定。1944年9月，他們又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在參政會上提出了召集各黨派會議，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這個建議，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的熱烈響應，從而把鬥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