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在對世界觀的轉變和對社會問題的進一步的研究中越來越渴望寫一部長篇小說，這使他想到了檢察官柯尼於１８８７年給他講述的一個真實的訴訟案件。也正是這個案件在托爾斯泰的創作活動中留下了某種痕跡。
柯尼在19世紀70年代，曾任彼得堡地區法院的檢察官。有一次他那裏來了一個年輕人，“臉色蒼白而富於表情，閃爍的目光流露出內心的憂慮。他的衣著和風度表現出他是習慣於上層社會交際的人”。他十分激動地抱怨檢察官的同事拒絕把他的信轉交給一位名叫喀秋莎的女犯人，拒絕的理由是“信事先未經檢察官審閱”。
在與年輕人交談時，柯尼了解到，喀秋莎是一個因為從一個喝醉的“客人”那裏偷竊了100盧布而被逮捕的妓女。柯尼了解了她生活的經曆。看來第一個使喀秋莎“失節”的就是來找柯尼的這個年輕人。審判時“他才發現，這個被指控為偷竊的不幸的妓女就是自己曾經強暴過的喀秋莎時”，於是決定同她結婚。然而喀秋莎患了斑疹傷寒，並且在監獄的醫院裏死去了，她的未婚夫從此便不知去向。隻是在過了許多年以後，柯尼才“在俄羅斯內地省份的一個副省長的任命書上”看到了他的名字。
在敘述這個悲慘經曆時，柯尼寫道：“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偶然事件，而是道德規範的啟示，是‘上帝洞察實情，隻是不早言明’這句格言的崇高正義性的體現。”
托爾斯泰要求柯尼把他要講的這個故事敘述得像生活裏發生的實事一樣，或者按照托爾斯泰愛用的術語，像“生活的一個側麵”。
他顯然非常擔心，像柯尼這樣熱衷於說教的檢察官是不太會講故事的。因為他們大多數都喜歡說教，可是文學創作就最怕這一點。一旦文章寫成了說教式的東西，其說教本身就會使故事本身受到損害，讀到故事的人也不會覺得這個故事會怎麼樣有意義了。
柯尼答應了托爾斯泰的要求，決定給媒介出版社寫。事隔兩年，也就是１８８９年底，托爾斯泰知道柯尼並沒有寫，於是決定親自動手，他要把這個故事完整地寫下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寫下了以道德懺悔為中心的《柯尼的故事》的初稿。但他對這部初稿很不滿意。此後，他一直為自己尋找不到一種完美的藝術形式而苦惱。
托爾斯泰此時的世界觀已經發生激變，拋棄了上層地主貴族階層的傳統觀點，用宗法農民的眼光重新審查了各種社會現象，通過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一幅幅沙俄社會的真實圖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監禁無辜百姓的牢獄；金碧輝煌的教堂和衣衫襤褸、憔悴的犯人；荒蕪破產的農村和豪華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亞和戴手銬腳鐐的政治犯。托爾斯泰以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對當時的全套國家機器進行了激烈的抨擊。
在他的創作過程中，幾度出現躊躇不前、數易其稿、前後迥異的情況，但是他及時給作品作了調整。在千錘百煉之下，最後終於演變成了不朽的，以對社會空前批判而著稱的創世傑作《複活》。
１８９９年末，《複活》在《原野》雜誌上全文刊登完了。未經刪節的版本也在契爾特柯夫和比留科夫在國外辦的自由言論出版社出版了。
《複活》發表時，柯尼這才看到，他講過的故事在小說中隻留下了“某種痕跡”，完全沒有占有像這部小說的研究者們通常所說的那種位置。
還有一點就是托爾斯泰為幫助移民，開始為他們籌措旅費，並同時寫小說。這是促進托爾斯泰完成《複活》的原動力。
《複活》的思想藝術構思的產生經曆了複雜的途徑，吸收了不少的素材。小說情節的發展，不是來自一粒，而是來自許多粒“種子”。“柯尼的”情節隻是其中的一粒。
對於托爾斯泰全部作品來說，《複活》第一次不用貴族而由一個普通女人來充當主角。它以深刻、感人的藝術力量，描寫了喀秋莎·瑪絲洛娃的悲慘遭遇。作品圍繞瑪絲洛娃悲劇性的命運，無情地揭露了沙皇俄國專製政體和農奴製度的全部罪惡，對俄國地主資產階級社會作了空前尖銳的批判，發出了最強烈的抗議！
可以看出，托爾斯泰世界觀的局限，使他在作品中暴露出許多尖銳的矛盾。他通過廣闊的藝術畫麵，從法庭、監獄、政府、教會，一直到經濟、道德、倫理，嚴酷地揭露了沙皇專製的黑暗統治，把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推到了最高峰。
與此同時，他又大肆鼓吹“不以暴力抗惡”，要人們跪倒在上帝麵前進行“道德自我完善”、“饒恕一切”、“愛仇敵”，甚至期望“好老爺”把土地恩賜給農民。這些消極的缺乏鬥爭的觀點似乎和基督教有著很重要的關係。
在這部作品裏，作為“撕毀一切假麵具”的清醒的現實主義者所具有的暴露熱情達到了最高潮；作為千百萬俄國宗法製農民利益代表者所持的立場也表現得最明確；作為思想家的“托爾斯泰主義者”開出的救世藥方所顯示的軟弱無力及反動實質也最清晰。顯而易見，這是托爾斯泰全部文學活動帶有總結性的作品。
這部作品在發表前，曾經接受政府審查官員的檢查，他們認為這種思想不對，又說哪處寫得不妥當，最後將很多地方刪減得支離破碎，甚至有一章全部都被刪去。托爾斯泰真是氣極了，可是政府官員所做的事情，是沒有辦法辯駁的。
由於遭到太多的刪改，文辭語氣已無法連貫，所以不得不重新改寫，以至於這部小說越寫越長。當初原來預定的稿費為12000盧布，現在因篇幅增加了，不得不提高到23500盧布。所幸這部作品終於獲得全世界的好評。這是托爾斯泰花了11年的心血才最終完成的一部鴻篇巨著。這部小說的問世，引起了社會上的強烈反響，很多作家學者都給這部小說極高的評價！
羅曼·羅蘭評論道：“透過這部作品，能夠見到托爾斯泰閃耀的眼睛；他那雙灰色而銳利的眼睛，能夠立刻穿入人的心，並已能找到人性的精神所在。”
在《複活》的創作過程中，擬定創作提綱占有重要地位，這是直接和晚年托爾斯泰對藝術任務所持的新觀點緊密相連的。
在持續了60年的創作活動中，托爾斯泰在藝術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用他一生的心血換來的。他的處女作《童年》有４種稿本；《戰爭與和平》的某些章節有７種稿本；《安娜·卡列尼娜》許多章節有20種稿本；《複活》的開頭部分有20種稿本；特別是他為《生活的道路》一書所寫的序言，竟多達105種稿本。
托爾斯泰把這部作品的稿費，全都捐贈給了教徒們。在繼續寫這部小說時，他不斷呼籲各界踴躍捐助。沒過多久，教徒移居的費用與預定的金額相差無幾了。這些教徒們流著眼淚和這些好心人士道別後，移居到加拿大去了。
這部作品完成後的幾年，俄國與日本的戰爭爆發了。這場轟動世界的戰爭給托爾斯泰帶來的又將是一次特殊的經曆，在托爾斯泰的創作道路上，他又向新的目標邁進。
晚年生活
在富有、權力、榮譽和獨占的愛當中去探求幸福，不但不會得到幸福，而且還一定會失去幸福。——托爾斯泰托爾斯泰晚年生活被教會革除教門
托爾斯泰的思想被基督教的思想套牢，從而失去更多的自由，他的思想也開始不斷發生變化。這讓他的妻子及身邊所有親近的人都感到不安。
“我們家裏今年常常發生口角，”索菲婭·安德烈耶夫娜在1881年4月22日給妹妹塔妮婭的信中寫道，“我甚至曾經想離開這個家。這大概是由於我們開始過基督教生活的緣故。我覺得，以前不信基督教倒是好得多。”
隻有托爾斯泰的摯友尼·尼·斯特拉霍夫一人仔細觀察他的心情，懂得他內心的活動是多麼緊張尖銳，這種活動別人是不可能有的，而有時甚至還不願意見到。
托爾斯泰在《懺悔錄》裏說道：
我感到，我的立足點崩潰了，我沒有立足之地；我賴以生存的東西消失了，我無以生存。我的生命停止了。
如果有一個女巫走到我跟前，表示願意幫助我實現我的願望，我不知該說什麼。除了死，沒有什麼可希望的。我甚至連認識真理的希望都沒有了，因為我猜到真理是什麼了。活著毫無意義，這就是真理。
我仿佛是活著，活著，走啊走啊，結果走到深淵前麵，我清楚地看到前麵什麼也沒有，隻有死亡。
他這樣一個健康幸福的人竟感到活不下去了。他停止帶槍打獵了，害怕“受到誘惑而用過於簡單的方法擺脫生活”。他有時望著那塊把他的臥室同書房隔開的壁板，考慮它是否能承受得住他的身體的重量，於是他就把繩子藏得遠遠的，免得在書櫥之間的一根橫木上吊死，因為每晚他都是一個人待在房間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