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遺囑帶來的風暴
托爾斯泰在隨後的幾年裏，不僅完成了許多創作，還為農民創辦學校，這是他最後一次辦學了。這時他已經80歲高齡了。
托爾斯泰的莊園雅斯納亞·波良納在１９世紀末成了獨特的文化中心。許多作家、藝術家、科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從俄國和世界各個角落來到這裏。20世紀初，世界文學史上兩位巨人——年邁的托爾斯泰和年輕的高爾基會見了，並留下了廣為流傳的照片。
托爾斯泰畢生的文學創作和社會活動得到了全世界進步人士的讚許和尊敬，當然，也引起了沙皇、教會和形形色色反動分子的咒罵和攻擊，但他們卻不敢公開鎮壓。俄國教會瘋狂叫囂要封住他的嘴，宣布對他“革除教籍”。但這一切不僅無損於偉大的藝術家托爾斯泰，反而加速了他作品的傳播，越發贏得了各階層人民的廣泛同情和衷心愛戴。
同時，在19世紀80年代出現的托爾斯泰的追隨者、所謂托爾斯泰主義者，這時也像蒼蠅一樣密密麻麻地包圍著他。他也深為自己的世界觀與生活之間的矛盾而痛苦不堪。
盡管他早已放棄了莊園財產事務的處理權，開始了平民化的生活嚐試，但他畢竟還置身在貴族生活的圈子裏，農民還是畢恭畢敬地稱他為“老爺”。特別是當他看到妻子在管理田產、森林所采取的措施和從出版他的作品中獲取收益時，更使他焦躁不安。而他的妻子不僅在複雜的生活處境中苦苦地掙紮，同時也在他和那些形形色色的“弟子”的親密交往中感到窮蹙、窒息。她匆匆且若有所失，幾乎像被遺棄了一樣。
1909年７月初，托爾斯泰接到邀請，要他去斯德哥爾摩參加第十八屆世界和平大會。托爾斯泰想去。他覺得，隻有他才肯直言不諱地說出製止戰爭和普遍裁軍的真理，人們肯聽的也隻有他的發言。他認為出席會議是自己的責任，但是他把出席大會的想法告訴夫人以後，夫人卻大哭大叫，鬧著要自殺，堅決不放他去。托爾斯泰隻好放棄了這次旅行。
1893年11月５日，索菲婭在日記中痛苦地寫道：“魔鬼已經抓住我所熱愛的人了。但願能保持我禱告的力量。”這個魔鬼便是契爾特柯夫。契爾特柯夫原是一名豪門望族出身的軍官，年輕時生活放蕩，成就不多，後來接受了托爾斯泰的學說，從事慈善事業，放棄了貴族生活的特權，成為托爾斯泰學說的忠實信徒。
索菲婭開始對他毫無戒心，可是不久，他就在托爾斯泰的生活中占據了特殊的重要地位，甚至把托爾斯泰最小的女兒薩莎也爭奪過去了。索菲婭孤獨得很，感到她的全部生活都被人奪走了。她的眼睛哭腫了，精神崩潰了。她變得越來越不能忍受。最後，圍繞托爾斯泰的遺囑，終於釀成大風暴。
托爾斯泰曾在1895年的日記中表達過由妻子和契爾特柯夫等人參加的處理他死後文稿的遺囑性願望，妻子索菲婭以為他會讓自己參與其中。可是讓索菲婭意想不到的是，丈夫托爾斯泰在契爾特柯夫影響下，製定正式遺囑時，卻把自己排除在外。遺囑中隻是很明確指定契爾特柯夫為自己一切作品的主編和出版人。
索菲婭想要對出版托爾斯泰著作的出版商起訴，但心裏沒有把握。恰好這年夏天托爾斯泰妹妹的小女兒列娜帶著丈夫傑尼先科和兩個孩子到雅斯納亞·波良納來做客。傑尼先科是法院院長，托爾斯泰夫人便問他過去那份出版和銷售他的著作的舊委托書是否有效，傑尼先科回答說無效。
於是，索菲婭便對托爾斯泰大發雷霆，喊道：“一家人都要討飯去了，你卻滿不在乎。你想把一切著作的版權都交給契爾特柯夫，讓子孫挨餓！”索菲婭一再要求把全部著作的版權都給她，托爾斯泰堅決不同意。他認為隻有契爾特柯夫才是他的繼承人，隻有他才能讓自己的“數十年的心血”發揚光大。
這讓索菲婭很生氣。她焦慮不安，生怕得不到1881年以後寫的那些還沒有出版的著作的版權。要是這樣的話，她以後和孩子們的生活都會因為沒有托爾斯泰的支持而變得窮困潦倒。
這時候，家庭中精神上的緊張氣氛已經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托爾斯泰被妻子攪擾得日夜不得安寧。托爾斯泰夫人的所作所為已超出正常人的界限。她哭泣、喊叫，半夜闖進托爾斯泰的房間哭鬧。她已失去理智，沒有意識到她這樣做絲毫沒有作用，那隻會讓丈夫托爾斯泰更加討厭她。她實際上是在扯斷她跟丈夫聯係的最後一根線，她這樣的日夜不停地攪鬧隻是會加速丈夫的死亡。
托爾斯泰在7月12日的日記裏寫道：“假如妻子知道並明白就是她一個人在扼殺我生命的最後幾小時、幾天、幾個月就好了。”
契爾特柯夫沒來雅斯納亞·波良納。托爾斯泰看到契爾特柯夫每次來都要引起索菲婭的大吵大鬧，幹脆不讓他來。這樣自己還能輕鬆一些。
托爾斯泰８月２日給契爾特柯夫寫信說：“整個這段時間我的生活過得很糟，心緒不好。沒有愛，就沒有快樂，沒有生活，沒有上帝。我這個人很糟，越來越想死，以前是每天晚上想，現在每天早晨也想，而且這使我感到高興。”
1909年11月1日，托爾斯泰在穆拉維約夫律師起草的新遺囑上簽了字，寫明把全部版權交給長子謝爾蓋、長女塔尼婭和小女兒薩莎，由他們轉交社會共同享用。
然而，有一天早晨，托爾斯泰寫了一份新的遺囑，把版權交由薩莎一個人。沒過多久，托爾斯泰便在離家幾俄裏遠的一個樹林裏，坐在小樹墩上親手把遺囑寫好，跟3個證人一起在上麵簽了字。
後來他還對小女兒薩莎說：“假如出版第一版著作剩下什麼錢的話，最好能從你媽媽和哥哥那裏把雅斯納亞·波良納莊園買回來交還給農民。”這時他依然像他信奉的上帝那樣充滿仁愛之心。
索菲婭已被遺囑的事情搞得精神錯亂，據說這是一種婦女精神病的譫妄症狀，越鬧越凶。她堅決要求托爾斯泰把日記從契爾特柯夫手裏要回來，否則她就要不停地折磨自己，折磨別人。
夜裏，她又到托爾斯泰房間裏大鬧，托爾斯泰被她折騰得一夜沒睡，7月14日淩晨托爾斯泰給她寫了一封長信：“現在的日記不給任何人，我要自己保管。過去的日記我要從契爾特柯夫那裏取回來，由自己保存，大概要放到銀行裏。”托爾斯泰希望妻子能因為這樣的話而變得稍微安靜一些。
後來，塔尼婭和她丈夫幫忙把日記從契爾特柯夫那裏拿回來，存放到銀行裏去了。但是家裏依然沒有平靜下來。於是他們決定請著名的精神病專家羅索利莫和托爾斯泰家的朋友尼基京醫生一同來看看。羅索利莫斷定索菲婭是“一種變態的兩重性體質，即偏執狂和歇斯底裏症，而占優勢的是前者”。他建議托爾斯泰與夫人分開住，多沐浴，多散步，要想辦法多安慰索菲婭。而索菲婭則堅決聲稱沒有病，不聽醫生的勸告。
隨後幾天，他們都在向托爾斯泰和薩莎要遺囑。7月27日，托爾斯泰在日記裏就有這樣的記載：“情況沒有得到好的轉變，依然是老樣子，但隻是暫時的平靜。安德烈走過來問：‘有遺囑嗎？’我說，我不願意回答。真叫人難過。我不相信他們所希望的隻是金錢，這是很可怕的。”
這時比留科夫來家裏做客，托爾斯泰就跟他談了遺囑的事。比留科夫說道：“應把全家人都叫來，對他們說明自己的意見，然後再立遺囑。”托爾斯泰也認識到不該秘密立遺囑。因為秘密立下遺囑，對於他的家人來說是很殘酷的事實。他沒有和家人商量就作出了立遺囑的決定，這樣會加深他和家人之間的矛盾。可是當他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已經有點晚了。因為此時他和妻子的關係已經緊張得不得了了。就連妻子的精神狀況也越來越差。這讓他的病更加嚴重了。
作家柯羅連科來探望病入膏肓的托爾斯泰，他的到訪暫時緩和了托爾斯泰家裏的緊張氣氛。他很善於講故事，晚上全家聚在大廳裏，聽他講在俄國和美國旅遊的故事，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但是，很快暫時的平靜又被打破了。他的妻子又開始為遺囑的事情大吵大鬧起來。決定離家出走
1910年10月27日這天，托爾斯泰整日都在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懷有好感，特別是在這位作家去世之後，他常以閱讀作家作品的形式來慰藉他們從未見過麵的遺憾。
托爾斯泰一直看到了深夜零時半才回到臥室休息。迷迷糊糊地度過了兩個多小時，托爾斯泰聽到書房裏有躡手躡腳的開門聲和腳步聲。他醒了過來，透過門縫，看見書房裏有燈光，並聽到索菲婭在那裏“沙沙”地翻檢紙張的聲音。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幾個晚上。他知道，這是索菲婭在尋找他的遺囑，她非常想知道遺囑的內容有沒有自己處理托爾斯泰書稿的權限。索菲婭開始監視他的行為，防止他又會把家產給其他的人享用。托爾斯泰耐心地等了好一會兒，索菲婭終於小心翼翼地走了。
托爾斯泰感到無法遏止的厭惡、憤怒。他已經再也不能忍受索菲婭的“折磨”了，他本想再睡一會兒，但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近半個小時，還是沒有睡著。頭痛得厲害，於是托爾斯泰就點著蠟燭，坐了起來。
這時，索菲婭把門推開，走了進來，一麵習慣性地向托爾斯泰問好，一麵驚異於屋裏的燈光。托爾斯泰一言不發。她待了一會兒，自覺無趣，因此轉身離開了。
厭惡和憤怒的情緒越來越強烈地感染著托爾斯泰，他數了一下自己的脈搏，是97下/分。不能再躺了，預期這樣被她折磨著，還不如離開家，離開那個被“魔鬼”附體的女人——索菲婭。他終於下了最後的決心——離家出走，並立即拿著手中的筆給索菲婭寫了一封信，然後，輕輕地下樓敲開了私人醫生杜尚·馬科維茨基的門，他神情激動而堅決地對杜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