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爸爸：
經過這一年的掙紮，我總算謀到了一份工作，今年9月就要去加州州立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外語係任教了。這一年的求職過程，對於我來說實在是一種“煎熬”。忽喜忽憂，一顆心被種種渺茫的希望牽扯著，總沒個著落。有時，我真的懷疑起自己是否真正適合在學院裏發展。女人做學問，好像很少有做得很成功的。
最近讀了一本朱天文的小說集《花憶前身》(王德威主編，麥田出版)，其中有朱天文回憶她的老師胡蘭成的文章，論及女人做學問。胡蘭成曾“苦口婆心”地對他的女弟子說道：“今要複興美感，比理論學問還難。理論學問我是做了，但你們不必要同時來做。以前代代男子學美感，非其所長，因不及女子的是第一手，男子亦居然做到了使理論的學問美化。今女子來學理論學問，亦非其所長，因不及男子的是第一手，但非有不可。”他認為女子做理論取的是反逆精神的一點。這一說法倒也非常符合當代女性主義批評家的做法。
我初讀女性主義理論時，隻覺得艱澀難懂不知所雲，仿佛這些女學者故意要證明給世人看：她們比男性理論家還要理論化。後來讀進去後，倒也找到了一條規律，那就是，她們的“破”多於“立”，“解構”多於“建構”。所謂的艱澀，是由於她們理論批評角色的遊離性造成的。比如說，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係的著名教授斯皮瓦克(spivak)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的理論建構於女性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解構主義的基礎上，但同時又與這些理論基點拉開距離，遊離於其中。我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看問題，確實常常看到一些宏觀曆史敘述所掩蓋的非主流敘述。這些被視為“邊邊角角”的地方，往往能出其不意地改變我們對曆史的看法。但是，所有的理論都有其局限性。尤其是當我運用西方理論來探討中國的問題時，更是發現這一過程中充滿了“斷章取義”的偏頗。即使當今學者已注意到回歸曆史、回歸本土的必要，可是如何回歸、如何撇開高深莫測的理論術語而窺見事實的真諦，卻仍是一個難題。
我雖然不同意胡蘭成所說的女子做理論學問非其所長，因為這種說法的背後是一種大男子主義，但是卻也體會到，女子(或男學者)若能以感性的知性來洞察世間的條理，卻也能達到邏輯思維所不能達到的地方。這種感性的光輝自有一番“真味”在其中。不過，以感性見長的人又常會先有結論，再有推論，個人主觀色彩濃於客觀推衍，像胡蘭成的理論文章就多屬這一類。他的“陰性”及“嫵媚”的文風時時浮現紙上，理性的思維總是沉迷於他自身設計的耽美姿態中，我想，這仿佛是做學問的另一個陷阱，你說對嗎？
小梅
1997年5月10日近年來在這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下生活的同胞中發展蔓延的某種卑諛之風氣也一直使我心難靜，意不平。
我心難靜，意不平
——丹陽血淚鑄書信、靈魂訴好友
文琪：
來信收到，讀了好幾遍，很解渴。我同意你對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西方國家在控製世界不平等格局中使用的一些手段的分析。我也深感：在這些手段中，文化心態的操縱和控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麵。而近年來在這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下生活的同胞中發展蔓延的某種卑諛之風氣也一直使我心難靜，意不平。
大約是在一九八五年的深秋，我還在A大學念書，一日傍晚，接朋友電話，說是國內新來了一位訪問學者M教授，想見見我；因為他得知我的導師之一D教授是美國近年來學術界重要的知名人物，想向我了解這些情況，並希望能去聽聽課。我放下手中的功課便去了朋友住處。三人聊至半夜，盡興而歸。D先生確實是我所見到的美國學者中頭腦異常敏捷，見解極其尖銳的一流人物。他研究歐洲近代思想史，走的是一條從哲學到曆史到文學，然後又回過頭將文、史、哲熔於一爐的研究道路。這樣一種綜合性的思考方法，在中國人看來，很容易理解，雖然很不容易做；但在以精細的理性分析和嚴格的專業分工為正宗傳統的西方學者中，這種方法顯得出格地標新立異，人們不知道是應當將他列為文學理論家，抑或思想史家，還是哲學批評家。因此，他的名氣是與日俱增；但在同僚中，他實際上頗感孤獨，且常有被人黨同伐異之危。從太平洋彼岸來的中國教授不僅知道他的工作，還想去聽他的課，則不啻是一份難得的肯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