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琪，你可以想見這張紙條和這次半途中斷的交談對我產生的影響。雖然當時我還不能完全理解他那些話的全部內涵，完全把握曆史的“深根”與知識的“翅膀”之間的辯證關係，但我給自己總結了這樣一個基本原則：一切認真研究西方的人，必須始終記住中國，必須在深入西方的同時，透徹地理解中國，因為漠視或者不懂近代中國的人，不可能真正認識西方。從此，在琢磨歐洲近代社會發展的時候，我會不斷參照與此同時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在追索西方各類思潮的時候，我會不斷比較在中西兩方麵的實際生活中，這些思潮不同的內涵外延與變異歸宿。在摸索西方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整體構造及具體運作的同時，我隨時審視著這構造對西方意味著什麼，辯認著這運作給中國帶來的後果，當在邏輯的層麵上，西方的強大並非一定與中國的受損相輔相成，而在曆史的現實中，西方的擴展與中國的貧弱往往互為因果時，掌握”西學”便成為一種雙重的努力：是探索，也是抵禦；是汲取，也是揚棄；是學習，也是鬥爭。既是把握認知他人的過程，也是變革創造自己的機會。當同輩學人問我為何不在美國利用“背景優勢”以中國問題作為自己的論文題目，卻去啃歐洲思想史的“酸果”，我說自己其實就在努力理解中國，我說的是實情。我是努力在中西雙方一百五十多年來的多重聯係中，認識西方，理解中國。
那是一個收獲豐美的思想季節。我醉心於知識與信息的迅速增長，視野與思路的日益拓寬，完全沒有預見到自己這一份發展中的理解，將會如何地與美國主流派的“中國問題專家”發生根本性的衝突。而這衝突，並不管我是否願意或者有無準備，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範疇的巨變動蕩中，遽然到來了。
我會永遠記得那一次在芝加哥舉行的北美亞洲研究學術會議。其時，我的論文工作已經接近尾聲，見此次會議規模宏大，講壇林立，其中一組有關中國“現代化”的討論尤其引人注目，我未加多想便欣然前往，相信不會虛行。
然而，我是大大地驚訝了。
首先，我沒有想到那位名聲顯赫的中國近代史“專家”會如此或明或暗地把當代中國與滿清時代完全等同，而兩者等同的特征竟都是對西方“無知”與“無理”。在他的描述中，鴉片戰爭，源於林則徐的“粗暴禁煙”，正像現在西方國家的種種“製裁”，源於中國人“違反現代文明社會標準”。一八四年以來整整一個半世紀的中國幾乎等於空白，中國人的全體，仍然處於“非現代化”的史前時代，“迄今為止”，這位白膚藍血的“中國問題專家”總結道，“我們仍然不能稱中國為‘現代民族’，因為它並未能像英、美、德、日諸國那樣，對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清楚自信，與他國在政治開放中，平等地進行經濟文化的競爭與交溶。”
我也沒有想到那位一九四九年從中國大陸到了台灣，又從台灣來了美國的首席華人血統“漢學家”，會將中國現代文化奠基人魯迅先生徑直斥為“好勇鬥狠”、“偏知陋學”的“學匪”人物；說是尤其是魯迅後期的雜文，全無“麵向世界”的若穀虛懷與恭良修養；太平天下，偏去心造亂世之象，專好指人為權門“二醜”或者租界“西崽”。“中國文化現代化的自然進程，”這位黃皮膚黑眼睛的“著名學者”收尾道，“由於出現魯迅這樣的文人而發生病變，至今未能產生歐美那樣真正的文學巨著，純淨的文化巨人，而總是政治、政治，還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