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我更沒有想到的，是接著發言的那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同輩學人、已在P大學謀到教職的“漢學”新星，開口便宣稱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大災難，周恩來是天下第一個偽君子，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由於他們和他們同黨的出現而推遲了幾十年。事到如今，隻能是從頭再來，老老實實地向西方學習，“向世界靠攏”，洗心革麵，痛改前非，在“國際社會”中重塑形象，尋求接受。他用自己從一個中國留學生成為美國漢學家的“成功”經曆為例，說明中華民族這樣的“從頭再來”不僅必須而且可行，但是“要有勇氣，要有決心”。比起第一位白人“專家”，他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空白”顯得更為痛切，比起第二位黃膚“學者”，他對中國“從頭再來，走向世界”的未來前景，顯得更為樂觀。
白皮膚和黃皮膚、老牌的和新產的美國專家們滔滔不絕地“研究”“解剖”著中國和她的人民。我坐在聽眾席裏，作為被“研究解剖”對象的一分子，隻覺得呼吸壓迫，頭脹心躁；這是一種類似缺氧的感覺，一種在窒息中的掙紮。我問自己，火燒圓明園，血洗南京城的英、法、德、日，怎麼成了被燒被殺的中國人缺乏自信、抗拒開放、不肯與他人“平等交溶”的見證人?租界華界赫然分明的半殖民地中國，怎麼成了魯迅先生心造的幻景？而一身入時洋裝，一口美國英語的“時代英雄”，連國籍都已歸屬了美利堅，怎麼成了中國未來的出路與象征？在他們盛氣淩人的陳述判斷中，近代中國似乎是一個巨大的蠶繭，與世相隔，混濁無知，其中發生的一切，都是一味自殘的中國“自身的問題”，而以英、美為核心的西方強權自一八四年在中國的土地上所做的一切，那標誌著中國近代史開端、裹脅著中國近代史進程的“西方問題”，在他們對中國的“研究”中，由淡化到消失，直至蹤影全無。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被稱為“中國問題專家”？他們研究的專題隻是“中國方麵”的中國？然而，在他們對“醜陋中國”的解剖中，西方的“瑰美”分明無處不在；在他們對“愚昧中國”的指教中，西方的“文明”幾乎呼之欲出。在他們手中，具體的曆史的西方強權悄然隱去，抽象的詩化的“西方世界”則成為永恒。這份西方世界“永恒”的“瑰美”，當然並不是通過直接的表達與論證得以呈現，而是層層包裹在他們對近代中國的解釋闡述裏，深深蘊含在他們對“西方問題”的刻意回避中。當他們以種種“學術”手段與語言，描繪出一個西方眼中的“異己”，一個必須全力重塑的中國，他們顯然一刻也不曾忘記這“重塑異己”與強權西方一統天下之間的內在聯係；他們確實是訓練有素、忠於職守的美利堅合眾國“中國問題專家”。
會議例行的問答部分開始了，一片舉起的手中，不知為何，第一個點到的是我。我一站起來，雙頰便開始發紅，一開口，就有點收不住的意思。我已經記不清自己到底說了些什麼，隻記得身居講壇的同輩學人，未等我把話說完，便高聲打斷，全力反駁。我心中湧動的憤懣至此達到飽和，提起書包，抬腿就向門口走去。我走得是那樣急，以至沒有看見門邊放的一把椅子，絆了一下，手中的紙筆文件灑了一地，眾目睽睽之下，我的臉色大約已是赤紅。
立刻，就有兩三位與會者跑上來幫我收起地上的東西，隨後跟我一起走出門去，把那場並未展開的“爭論”留在了身後。在樓道轉彎分手處，他們向不肯再發一言的我伸出手來，握別時，各自說了幾句話。第一位說：“請相信，並非所有的美國學者都與他們看法相同。”第二位說：“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不解答‘西方問題’，就無法解答中國的根本問題；近代以來的中國問題，早已不僅僅是中國單方麵的問題！”第三位說：“我隻想補充一點：中國現實中的‘西方問題’，與近代西方自身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中存在的種種複雜尖銳的矛盾與危機，有著深刻的聯係。在這個意義上，你指出的問題，也是西方在反思認識自身的過程中必須麵對的問題。”
我抬起眼睛望著麵前三位辭情懇切的美國學者，激動與激憤的情緒漸漸平緩，心裏是一份安然降臨的清朗，一份孕育已久的黎明……
在美國執教已經整整五年，五個輾轉、抗爭和開拓的春夏秋冬。芝加哥的會議風波已經在這長長的跋涉中成為過去的記憶。但那是一份絕不會淡忘的記憶，象鐵一樣，凜冽而嚴峻。如果說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參加的國際會議使我悟出研究‘西學’必須始終記住中華民族整體的曆史體驗，芝加哥的風波則使我認清把握中國必須直接麵對“西方問題”這個曆史現實。在這涵蓋經濟、政治、軍事與文化全方位的“問題”中，承擔著解釋人類世界“公理與規律”之重任的“西學”，自然是極為關鍵的方麵。而構成“西學”核心的，不僅是中國自嚴複以來涉足西方的探索者所注目的那一切——即西方用以組織與定義自身的政治、學術及其相應的社會機製，更包括西方用以重塑與統治他人的強權文化及其相應的理論與實踐。近代以來西方對自己的組建與定義，離不開其對全球的擴張與統治，這互為前提、互為因果的兩大方麵，構成了“西學”的基本認知框架與價值主流，那位我曾經很感興趣的英國十九世紀的M．Arnold先生，他對英國高度工業化後文化的重新定義，正是與英帝國的殖民“事業”一脈相通的。而比起他們十九世紀的祖先，二十世紀末美利堅的主流文化權威們並沒有提供本質意義上的創新，隻是他們變得更為“專業化”、“專家化”，他們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是更為深入、精致、更為係統、全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