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失業後的窮困生活
曹雪芹在右翼宗學的歲月是他長大成人後生活最穩定的階段，隨著一些變故發生，也行將結束了。乾隆十五年，內務府對右翼宗學實行改組，不但人事方麵要進行調整，校址也將遷到宣武門內絨線胡同新址。
曹雪芹與敦氏兄弟們日日剪燭快談、聯吟結社的事，終於引起了宗學的注意。試想，一個當差的內務勤雜人員，竟吸引了那麼多位學生在他周圍，對他欽服、崇拜，這豈不是跟宗學的正統教育分庭抗禮嗎？再說，皇室子弟崇拜一個包衣奴才成何體統。
恐怕還有一個原因，曹雪芹孤傲狂放，他的詩文談吐，確比不少有功名、頭銜的教師高明得多，這樣下去，教師們還會有臉麵嗎？如此種種，宗學終於借了個因由，把曹雪芹掃地出門了。
曹雪芹失業了，沒有了正當的職業，就意味著沒有飯吃了。曹雪芹從此進入了一個十分困難的流浪的時期，這種處境也是他後半生的基本狀況。
他是一個公子哥兒出身的人，不懂得生計的事， 也無經營之門路，甚至連衣食也不能自理，是需人服侍的廢物。這就是他自謂的天下無能第一了。
他很快就陷入了缺衣少食、舉目無援的困境。在極端的困窘折磨著他的時候，他發出了“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的感慨。
當時潦倒的曹雪芹，所能想出來的辦法就是求親告友，忍辱負重地求一個寄食借住之地，暫且勉強苟活。
平郡王府是第一處可以托身寄命的所在。姑母會疼憐他，收容他。平郡王府裏多了一個半個吃閑飯的窮親戚，原算不得一回事。有些難堪之言，遭受下邊人的白眼，難聽的話……這些世態炎涼的人間相，他領會了。
不幸的是平郡王福彭隻活到乾隆十三年便去世了。福彭一死，府中情況隨之大變了，曹雪芹看情形無法再住下去，隻好向姑母辭行，隻好來到了嶽父母家。
然而他在嶽父母家的經曆並不很愉快。也許就有些像小說中封肅這個人對待他的女婿甄士隱那樣：“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肅每見麵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隻一味好吃懶做等語。士隱知投人不著，心中未免悔恨……”
這種局麵自然不能久長，漸漸便與嶽父母家斷絕了來往。在無親友可投時，曹雪芹不得不住在廟院裏，此時的情況可真是每況愈下了。曹雪芹小時去過的古廟臥佛寺，那時是賞景，如今成了貧無可歸的曹雪芹的寄居處。
住處是勉強有了，可是三餐沒著落。於是曹雪芹就靠寫小說來維持生計。可是寫小說是要用紙的，而他連紙也無錢去買。他就把舊曆書拆開，翻轉了頁子作為稿紙，每夜一個人挑燈寫作。
比寄食生涯略為強一些的，是他後來有了在富貴人家做西賓，也就是當家庭教師的機會。由於人人都知道他才學最富，罕與之匹，於是被“明相國”府請去做了西賓。
明府的主人明亮本人是通文墨的，能作小詩句，還能畫幾筆墨竹。但他對曹雪芹這樣放蕩不拘的人，未必喜歡，再加上旁人的嫉妒和誣謗，給曹雪芹加上了一個有文無行的罪狀。不久，明亮就把曹雪芹辭掉了。
被相府辭退了的曹雪芹，聲名大壞，沒人再敢請他了。曹雪芹在北京城內已無立足容身之地。曹雪芹做西賓時繼續寫人人皆知的《石頭記》，不少人愛看他的書稿，及至看不到下文時，就來催促他快些接寫下去。
曹雪芹每當此時，就對催書的人說：“你給我弄來南酒、燒鴨，我吃飽喝足，就給你續寫下一回！”
雖然生活慘淡，但他卻性格詼諧，善談，能令聽者終日忘倦。曹雪芹在無衣無食之際，自然也曾忍恥求告過自己的骨肉同胞和至親近戚。但是他得到的是辱罵多於幫助。
一時間，曹雪芹真是舉足無定，走投無路。不錯，京城裏還有幾家有身份的親朋尚未求到，但是，那寄人籬下的滋味可真是不好受。這條路決不能再走。他不禁想起了杜甫在困厄時，沉痛吟出的悲涼詩句：
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拔旗歸營黃葉村
茫茫乾坤歸何處？他思前想後，看來京城內是決計待不下去了，隻有出城了。那麼，舉家歸營吧！原來清朝時候，凡是在旗的人，當他在外邊混不到事由了，唯一的歸宿就是拔旗歸營。
清兵入關，曾瘋狂實行圈地，除了皇室占有的稱皇莊，官僚貴族占有的稱官莊，一般旗人所得的分地則稱旗地。
北京西郊所圈占的旗地，按八旗的名稱劃分區域，每區都設有專人管理，稱為旗營。原屬於哪一旗的人，拔旗歸營後就隻能回到哪個旗的旗營內。曹家隸屬於正白旗。
在一個風雨飄搖的秋日，曹雪芹打點行囊，攜著妻子回到西郊香山附近正白旗村落了腳。曹雪芹初到香山時，按照旗營的規定，他每月尚可以領到4兩月例銀，每季支領17石米，另分草房3間。
這點進項，生活用度自然很拮據。不過，這裏沒有城裏的喧囂，沒有烏煙瘴氣的人事糾紛，倒也落個清靜。
清秋時節，香山一脈楓葉染丹，與黃櫨樹金色的樹冠錯雜交織，遠遠望去，像一副織錦掛毯。
正白旗村也滿種的是黃櫨樹，如果站在山頂往下看，就像誰撐起的一把金傘，故又稱黃葉村。敦誠在《懷曹雪芹》詩裏曾詠道：
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扣富兒門。
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
這些詩句，正是對曹雪芹拔旗歸營回到西山後的思想和生活風貌的寫照。
他的《石頭記》在右翼宗學裏並沒有寫完，一些已經寫下來的章回，還有不少地方空著待補。曹雪芹的創作態度一向是很嚴肅的，一句詩斟酌未穩，一個情節甚至一個細節還沒有十分把握住，他就空起來，待思慮成熟之後，再回頭補上。
他是經曆過大富大貴的人，但在飽經滄桑以後，已經體會到這人間的悲苦、世態的炎涼。他開始對過往的一切要重作思考，重新評價了。
在右翼宗學與友人交遊中，他了解到了更多的與他相近人家的盛衰變遷、坎坷際遇，這使得他能夠跳出僅僅局限在自家經曆的小天地裏，把《紅樓夢》裏所寫的人物、事件，放到曆史社會的大背景下來觀察把握，深一步挖掘出它的悲劇意義。這就促使他必須繼續積累生活素材，邊寫邊改。
《紅樓夢》第一回作者自白：“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這就證明這項浩大的工程，是在他晚年貧居黃葉村時最後完成的。
黃葉村厚待了作家。盡管生活是十分清貧的，有時候不免舉家食粥，但是，農民的真誠，民風的淳厚，給曹雪芹的思想與生活打開了一個新境界。
有一天，他路過漢民村落，看到村民們正在忙著收秋莊稼。米穀剛剛打下來裝好袋子，莊戶頭就挨家挨戶來討租了。
農民們哭著喊著向莊戶頭求告，訴說今年遭了澇災，收成不好，減收一點租子吧！沒有用，糧食還是一袋袋被強行裝車搶走了。就這樣，地淨場光，農民們一年的辛苦又落了空。
曹雪芹知道，莊戶頭搶走的糧食，轉手還要運送給作為他們主子的住在城裏的富貴人家。
早年，曹家也是這樣的。不過，那時候他不知曉農民種地有多艱難、生計有多困苦。
以前讀唐詩，每讀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這些句子，往往並不大去理會。現今，活生生的情景就擺在眼前，使他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
後來，曹雪芹在寫到莊頭烏進孝來賈府交租一節時，就好像那一日看到的淒慘情狀又浮現於眼前了。烏莊頭是為賈府經營旗地的代理人，本身並不是佃戶。他向主子訴說：
回爺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起，接接連連直至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日。九月裏一場碗大的雹子，方圓近一千三百裏地，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
這本是如實反映的，卻不唯沒有獲得賈珍一點同情，反而被賈珍臭罵一頓，說他“打擂台”，還惡狠狠地斥他：“不和你們要，找誰去要？！”
曹雪芹已經朦朦朧朧地意識到，整個貴族統治階級驕奢淫逸的生活，就是建立在那些一年四季脊背朝天，在地主的土地上當牛做馬，流血流汗，卻無法活命的廣大農民的肩膀上的。一旦這些農民的肩膀再也負擔承受不動了，他們就隻有鋌而走險去做盜匪一條路，官逼民反啊！
他借書中人甄士隱之口說：“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恐怕這正是作家對大清朝局大廈將傾的預感。
經過一次次的修改，地主階級與農民之間不可調和的鬥爭這條暗線更加分明了。《紅樓夢》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末世的一麵鏡子，在客觀上確實反映出了深刻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
曹雪芹在鄉村的生活除了寫書之外，還有與塾師張宜泉的相識、結誼。這份友情給曹雪芹山村清居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樂趣與慰藉。
張宜泉生於1720年，卒於1770年，內務府漢軍旗人，比曹雪芹約小5歲。他自言“先世曾累受國恩”，祖上曾因戰功授勳，但後來不明因為何故敗落了。足見他也是一個破落戶飄零子弟。
宜泉13歲喪父，沒過幾年，母親也死去，繼而遭到哥哥嫂嫂的虐待，被迫分居離開了家。好在他念過書，流落到西郊來，便在農村私塾裏謀得個塾師職務。他嗜酒好飲，詩也寫得出色，留有詩集《春柳堂詩稿》。
他在詩稿自序裏感歎身世說：“家門不幸，書劍飄零，三十年來，百無一就。”這跟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一回“作者自雲”所說的“半生潦倒，一技無成”，正是一樣的口氣。
張宜泉也是一個傲骨嶙峋、放浪不羈的人。他與曹雪芹的身世際遇有相似處，又都有著憤世嫉俗、傲世傲物的情懷，所以，一經相識，便一見如故，成了交往密切的朋友。
有時候曹雪芹來訪他，有時候他又去訪曹雪芹，兩人便“破灶添新火，春燈剪細花”，對飲暢敘，通宵達旦。兩人要是有幾天不見麵，就會有如隔三秋的思念，企盼著“何當常聚會，促膝話新詩”。
他們的交誼紐帶，正在於能常聚會，得以有暢意抒懷的詩歌唱和。隻可惜曹雪芹的詩沒留存下來，我們隻能從張宜泉的詩篇裏，覓尋些蹤跡了。《春柳堂詩稿》存有一首題為《題芹溪居士》的七律，對曹雪芹作了熱情稱讚。
愛將筆墨逞風流，結廬西郊別樣幽。
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謳。
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
借問古來誰得似？野心應被白雲留。
曹雪芹結廬西郊，貧賤自守，以詩畫著述為樂事，張宜泉的詩描繪得多麼真切生動。
“羹調”、“苑召”用李白和閻立本二人的典故。李白號青蓮居士，唐玄宗召他為翰林學士，曾“以七寶床賜食，禦手調羹以飯之”，初時甚得玄宗歡心。
閻立本為唐代宮廷畫家。有一回，唐太宗召他為宮廷畫花鳥，他急得汗流浹背，回家後深感慚愧，告誡兒子說：“勿習此末技！”張宜泉借用這兩個典故，意在稱讚曹雪芹有骨氣，寧受窮，也決不去做那種供皇上役使的禦用文人、禦用畫家。由此還讓我們知道了一件事，曹雪芹遷居西山後，大約曾有人向宮廷畫苑舉薦過他，被他拒絕了。
飲酒唱和之餘，他們談得最多、也最投契的，恐怕還是時世。翻閱《春柳堂詩稿》，張宜泉筆下竟然數次跳出諸如“莫厭飛觴樂，於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謳漢家”等這樣直言不諱諷怨當時貴族統治者的詩句。這與曹雪芹在《紅樓夢》裏借秦漢而諷喻當朝的思想感情，又是多麼驚人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