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報刊中，當時韜奮最喜歡的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和《時報》上遠生的《北京通信》。韜奮回憶說：梁啟超這一時期的文章是“他一生中最有吸引力的文章”，“他的文章激昂慷慨，淋漓痛快，對於當前政治的深刻的評判，對於當前實際問題的明銳的建議，在他的那樣帶著情感的筆端奔騰澎湃著，往往令人非終篇不能釋卷。”韜奮常常看得入迷。當時南洋公學校方規定到十點鍾就熄燈睡覺，他常常違反校規，“偷點著洋蠟燭躲在帳裏偷看，往往看到兩三點鍾才勉強吹熄燭光睡去”，連做夢也夢見裏麵所見的人物和故事。
在南洋公學的教師中，對韜奮影響最大的主要有兩位。一位是下院的國文和曆史教員沈永臒，韜奮說：“他的認真和負責的態度，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範。”另一位是中院的國文教員朱叔子，教學很認真，尤其善於批改作文，韜奮說：“他改你一個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裏隻要有一句有精彩的話，他都不會抹煞掉。”
韜奮在中院讀到初年級時，家中無法供給他上學的費用，“陷入經濟的絕境”，從此以後，上學的各種費用全靠他“自己掙紮”，設法解決。這裏有個有意思的故事。作為“優行生”，每學期可以免除學費。但有一個學期，校長認為像他這樣學識精研開達、性情謙遜韜晦的好學生，單單免除學費這種物質獎勵已不足以表彰了，而在大會上給予“榮譽的獎勵”，把“優行生”的名義“暫停一次”。這種好意，害得韜奮不得不為那一學期的學費“大費了一番籌謀”!
為了擺脫經濟上的困境，韜奮在中學裏就嚐試向《申報》、《學生雜誌》等報刊投稿，用微薄的稿費貼補日用。此外，他還利用暑假期間去當家庭教師，幫助一些有錢人家的子弟補習功課。他還盡量節省一切開支，如星期日有事要出去，有車也不坐，從南洋公學所在的徐家彙到市中心熱鬧地區，一二十裏路全靠兩條腿走。盡管如此，對韜奮來說，“這學期不知道下學期的費用在哪裏，甚至這一個月不知道下一個月的費用在哪裏，這簡直是常事。”
為了爭取獲得“優行生”的免費待遇，韜奮日夜苦讀，有兩次竟然熬到咯血，由“學監”出來勸告，並通知他的家庭去信勸告。這樣苦讀的結果，整個中學時期基本上都獲免費生資格。
韜奮在中學時代最重視的課程是國文，下苦功寫作文。一九一四年七月出版的鉛印線裝本《南洋公學新國文》一書，就收有他的三篇論文：《斯賓塞謂修道之法在嚐人生最大之辛苦說》、《諸葛武侯謂我心如秤論》、《問王陽明先生不動聲色而擒宸濠，功業冠乎有明一代，論者謂其生平學問之得力，在於龍場貶謫之後。其說如何》，教師批語是：“庖丁解牛，如土委地，所謂技進於道也。”此外，悉心攻讀英文，著重“聽的能力”與“看的能力”。
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二十二—二十三歲)韜奮進南洋公學上院(大學)電機工程科(係)學習。四月五日和五月五日，在《學生雜誌》上連續兩號發表了《梁任公先生在南洋公學演說詞》，記錄了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梁啟超在南洋公學演講的內容，並加讚語曰：“惟先生是視，惟先生是聞”、“以為全國學生，當奉為座右銘。”
但是使韜奮苦惱的是“勉強向著工程師的路上跑”。一九一九年初，當他升到大學電機科二年級的時候，對於微積分和高等物理更加感到難以應付，加之老師偏偏喜歡找一些最艱深困難的題目來考他們，弄得學生們叫苦連天，韜奮更加反感，於是想到了“改行”的問題。由於與一個姓戴的同學談話的啟發，韜奮決定轉到聖約翰大學去。
聖約翰大學是美國人辦的一所名牌教會學校(原址在今華東政法學院，今建有“韜奮樓”)。韜奮要從工科大學二年級跳到文科大學的三年級，別的都不怕，因為當時南洋公學的國文和英文的基礎厚教學水平很好，他最擔心的還是沒有足夠的錢。於是在聖約翰大學前，韜奮經同學葛英的介紹，到宜興一個瓷廠老板家做了幾個月的家庭教師，總算湊齊了第一學期的學費。
二十年之後，韜奮在其自傳經曆中寫道：進入聖約翰之後，“在南洋時功課上所感到的煩悶，一掃而光，這是最痛快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