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覺察到林奈特那天有點異樣。她買了咖啡端著走過來，我迎著她，說：“哈囉，馬克好嗎？”
她沒有笑容地說：“你怎麼總是先問馬克，不先問我好不好。”
這回話來得太突兀，我一愣，但馬上明白她說的是對的。我確實每次與她打招呼都先問馬克，雖然我沒有特別的意思，隻是禮貌。
其實我幾乎不認識馬克，他是個熱門係科商學院的學生，高個兒，一頭淡棕色頭發，人長得挺帥，穿著盡管隨便，卻也一看就知是有教養人家的子弟。我隻是在係裏研究生的一次集會上見到他一次而已。看得出林奈特很高興能把他帶來，讓大家有機會看到她的男朋友，而馬克也用西方騎士崇拜情人的眼光看著林奈特，跟著她從這堆人走到那堆人。可能是因為我是集會上除了林奈特外唯一的中國人吧，馬克特地跟我多聊了一會兒。當然聊的是中國文化之偉大。跟中國人還能談別的什麼題目？可能就從那以後，每次見到林奈特，我就老是用問候馬克來開始寒暄。
這次是林奈特打電話找我，問我是否願意第二天下午三點一起喝咖啡。我從不記得林奈特有坐咖啡館的習慣，但我還是很高興地答應了。我提前一刻鍾來到學生會對麵的金熊咖啡館。
那是個陰慘慘的下午，天空像孵蛋太久的母雞，疲倦得直惡心。那些一向在廣場四周台階上曬太陽的學生都擠進了咖啡館，空氣濕乎乎的，浸滿了低沉的喧鬧。我挑了一張玻璃門邊的桌位，把桌上散亂的報紙抹到一邊的空座位上去。
我和林奈特雖然曾長久在同一係裏，實際上隻同學過一次，那是上普特南教授的敘述學講座。她是個很認真的學生，太頂真了一些，尤其當她向教授那幾條有名的假定挑戰的時候，好脾氣的教授臉上不得不老是掛起寬容的微笑。林奈特上了一個多月，決定放棄這門課。“我沒法忍受半途而廢的理性思辨。”她說。她從書包裏掏出一條帶子，把長發束起來，趕去上別的課。
我重新起頭：“你最近好嗎？”
“馬克到弗雷斯諾他母親家去了。”林奈特挪挪身子，坐定下來，卻回答我原先的起頭方式。
我不知如何解釋，隻好設法改一個題目。
“論文怎樣了？”這該是個談得下去的題目。她是亞裔研究係的學生，是那個新係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之一，而那個科目在全國還沒多少大學開係。她總是說，從文學係轉過去是做對了，文學係是太古老的係科。
“這正是我想請教你的事。”林奈特臉上這才第一次掛出微笑。“美國文學中的中國女性形象，我原以為隻是材料羅列，現在才明白這題目不好做。”她把咖啡推到一邊，俯身向我，“是不是文學中的所謂‘形象’都是一種程式化？”
我鬆了一口氣，找我隻是“談本行”而已。
社會化的形象是超越主體控製的，我說。但也決不是客觀化，可以說，它是在主體與客體的動態過程中發展出來。我滔滔不絕地說了下去，可能是她臉上關注的表情鼓勵了我，能在一個漂亮女人麵前賣弄才學總是令人高興的事。我開始從文學現象談到非文學現象。
“例如。”我說。事情弄得出乎意料就是從這例如開始的。
“例如，在莫諾鹽堿湖再往西的西埃拉山中，有一個上世紀的礦城，叫博迪，現在早已無人居住，成了鬼城。”
“我知道博迪。”林奈特說。
“那裏現在有個小小的博物館，陳列鬼城的遺物——威士忌瓶子、手槍、馬具、舊招貼畫等等。收集這些東西，並非按一定程式進行的，有什麼就收集什麼。但這並不等於這些展品沒有表現程式化的形象。”
“不錯，”林奈特說，“我兩年前去過這地方，看到展品中有一管鴉片煙槍，算是代表礦城中的幾百中國苦力。我向館員抗議，但是他說那是他們能找到的唯一中國物品。”
聽林奈特的英語真是一種享受。在美國出生的華裔美國人，尤其是女性，英語都似乎說得清脆悅耳，聲調起伏有致，沒有美國語調中那種蠻橫的土氣。她們做教師肯定是好材料。
那煙槍倒不是唯一的中國物品，還有一雙繡花小鞋，我說。
林奈特張開嘴，看著我，伸向咖啡杯的手停在桌麵上。過了幾秒鍾，她才說：“我怎麼沒見到？”
我說，我是兩年前經過博迪鬼城的，比她晚一年。“還有一卷手寫的廣東民歌，也可能是粵劇唱詞，紙已經破爛了，字跡倒還清楚，可惜廣東話寫音，看不太懂。可能他們還沒有發現這個女人的東西。”
“一個中國女人？”林奈特皺著眉頭說，“她在那裏幹什麼？”
我沒有回答。她的神情好像不是在問我，而是在問她自己。
好一陣我們沒作聲。最後她說：“我得去那兒看個究竟。”
她說著就站了起來。“我現在就去。”她說。
我吃驚地抬頭看她。雖然我知道她做事一向出人意料，自有主張，但這決定太突如其來。我對她說這不現實，開車到那裏至少五個小時，而且，我對她說，看來要下雨，而在這個季節，西埃拉山中應當下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