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安排自己的失蹤，特別周詳地安排失蹤的蹤跡。
對任何視者而言，我們都隻能先見到蹤跡，再見到對象，對象是蹤跡的最後集合，如果我們能把蹤跡集合起來的話。但這可能性很小。我們注視蹤跡，然後我們倦於追蹤，或自以為得計地找到了對象。注視是很累人的事。
你偷撿了妻子的一隻手套，取了一柄她用過的切菜刀，你把油箱幾乎開空，然後駛到大西洋邊的陡坡上，放下手閘，一使狠勁，汽車飛了出去，撞在巨石上翻過身，又撞向另一塊巨石，然後碎成兩段。一部分車體燃燒起來，另一部分直接衝進海裏，五髒六腑灑了整整一路。
你得意地搓搓手，像好萊塢電影那樣大煙大火地毀滅，而你一個人從火焰中走出，一個不可摧毀的半神。你不僅能做生意，也能自編自導自演。
而且，也像電影，會有人看。你知道你妻子正在歌劇院，她取不到“不在場證明”，除非從那個戲子那裏。你知道她肯定又會到後台去送花捧場，而他不得不向警方說明她的白色敞胸夜禮服潔無纖塵，胸前的黃色石竹花如每夜一樣鮮亮。這個作證將把他們綁在一起，抓奸成雙地捆上法庭。
那時，這條遍地狼藉的蹤跡將在錄像中放出作為證據。所有的陪審員、律師、法官、電視觀眾，將注視你落入大海被衝走的方向。
在呈現中，我不是呈現者，相反，我是被呈現者，我就是呈現。或者說，呈現使我主體化，因為我用呈現來強迫他者注視，我能使注視者像稻草人一樣充塞了呈現。因此，呈現是使我主體化的結構。
你在旅館裏打電話給蕭玲。蕭玲嚇了一跳，然後在電話裏大哭起來。你打斷蕭玲，讓她立即坐火車到上紐約的斯卡苔爾鎮來，你將在鎮上教堂的祈禱席埋頭祈禱，等她。“別問為什麼，快來。”
你知道蕭玲會順從地按你的要求做。一星期毫無動靜。你已開始著急了：警方似乎沒有逮捕任何人，電視上隻提了一次華人實業家某某失蹤的消息，放了一張沒留胡子的你的肖像。警方似乎沒有逮捕那兩個狗男女，或許他們都把車禍看作失事？看作自殺？你懊悔沒留下更多的蹤跡。今天是歌劇院休息日，你決定再擺個疑陣。
他人作為主體，與我的聯係，建立在他人注視我這可能性上；如果我作為主體，而他人隻有客體，我的注視很可能被切斷。要保持注視，不得不以客為主。想作為實存者的我，不得不麵對這根本性的苦惱。
你知道蕭玲會順從的。蕭玲永遠順從，好像在肯定定型化之重要：東方婦女，就得賢淑貞慧。你有點明白了定型化的好處，至少你對事態發展有把握，明白自己置身何處。你等到蕭玲後就帶她到店裏買了一套妻子也有的服裝，然後帶她去旅館。你簽了那個婊子養的歌手的名字，他的簽字式花俏而俗氣，容易學；而東方女子全是一個樣，難分。
其實很不一樣，你知道。索菲是香蕉女人，從來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嫁給你從心底裏覺得吃了虧。而蕭玲剛從台灣來，全身是東方的清爽，尤其在床上。
床上戲就像一幅畫，在任何畫幅中我都在尋找對方的注視，尋找注視的消息。隻有注視才能使我們真實地進入性高潮。麻煩都是從失去注視開始。
過了兩星期，還是沒有動靜。看來旅館主人根本沒有發現那是值得報警的事。你知道隻能找人幫助了。你打電話找唐人街某人物，那個人掛牌私家偵探，實際上神通廣大。電話那頭笑了起來：
“早就知道你會來找我，密斯脫孫。”
“什麼？”你驚異地問，“你不相信我被殺了？”
“當然不相信：你的現場太完美。”
“警方怎麼可以不偵查？”
“隻要沒人催，警方情願記錄在案，慢慢來。”
最可怕的處境不是身處敵人之中孤立無援，而是敵人都麵帶笑容顧左右而言他。不成為對象的我自動從意義中脫落，我就從這世界上被剝奪了存在的權利。
“我想請你幫我取得證據。要多少我付多少。”
“你老婆跟人睡覺的證據？那沒用，你得取消失蹤才有離婚資格。你的公司已經改組，你要恢複身份，新董事長能諒解嗎？”
“誰是新董事長？”
“那還用問？當然是你老婆！”
晚上你睡在蕭玲身邊。你喝醉了，蕭玲服侍你；現在你酒醒了，蕭玲累得睡著了。看著枕頭上蕭玲嬌美的臉龐，你罵自己愚蠢，從一開始就不應該去在意那婊子往哪個方向注視，隻應當在意你的目光指向何處。
畢竟，隻有上帝和青蛙不用閉上眼瞼休息。隻有他們的注視沒有時空限製，周全而且永恒。最主要的是，隻有上帝和青蛙不在乎別人的注視。
二
這是你的第一天，第一天走在這個滿是性信號的城市裏。你走在街上的樣子很狼狽，還沒有從第一家你邁進的書刊店的震撼中恢複過來：你一進門就被架上最上麵一排刊物像螞蟥一般吸住了視線。那一排女裸體千姿百態展列在封麵上。你臉紅心跳的，與其說是這些女人胴體之袒露，不如說是她們明顯的，幾乎不戲劇化的誘惑，也就是完全不針對某個人，尤其不針對你這外族人。你除了垂首離開，落荒而逃，別無他計。
人的本能是在對他人的欲望中尋找意義，這不僅是因為滿足欲望的鎖匙握在他人手中，而是因為欲望的第一目的是被對象所承認，被對象認為值得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