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 敬先賢
劉白羽和霽虹橋
懸著的心總算落了下來，險些被拆除的霽虹橋保留下來了，隻是按原樣、原材料、原位置複建，以延續城市的文脈，為市民留下美好的記憶。這是哈爾濱市政府的莊嚴承諾。我要感謝英明的決策者和即將參加複建的卓越的建設者———我代表一位老人，他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了，可他對哈爾濱，對霽虹橋，充滿深厚的情感，懷有永久的牽掛。
他就是劉白羽先生，一位偉大的小說家、散文家，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領軍人物。先生曾對我說過，他這一生最熱愛的有兩個城市，一個是延安，１９３８年作為一個在中國文壇已經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他投奔延安，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聆聽毛主席那篇確定了中國文藝方向和方針的講話，並和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建立了朋友似的友誼，從此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領袖地位；再一個城市就是哈爾濱了。在決定中國命運的解放戰爭中，劉白羽受周恩來同誌指派以新華通訊社駐東北戰場首席軍事記者的名義，跟隨解放軍轉戰白山黑水之間，向中國和全世界報道戰爭真相，發出共產黨自己的聲音。哈爾濱是他的駐地，也是他的家。每當戰爭的間歇，他就回到這個城市，聽取上級的指示，整理稿件，和妻子汪琦團聚，她是延安時的戰友，此時正在《東北日報》當記者。他們臨時的家就安在報社、現在黑龍江日報在經緯街那座老樓的二樓。哈爾濱留下了白羽同誌的戰鬥足跡，在這裏他創作了短篇小說《無敵三勇士》和《政治委員》等被譽為中國軍事文學經典的作品，晚年他創作並獲矛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第二個太陽》，也是在哈爾濱孕育的；在這個浪漫的城市裏他也享受了和戰爭死神擦肩而過後的甜蜜愛情。
在作家中，除了本地作家外，也許劉白羽是對哈爾濱描述最多的。在他的三卷本傳記文學《心靈曆程》中，有專寫哈爾濱的《東方的巴黎》、《哈爾濱之冬》、《哈爾濱之春》，其他篇章也多有涉獵。可能因為他剛剛經曆浴血奮戰的殘酷，使他格外珍惜和平和美好；可能因為昨天還在槍林彈雨在原野上奔波，使他更強烈地感受都市生活的溫暖和安詳。所以白羽先生筆下的哈爾濱是那樣的華貴清雅，那樣生機盎然———
“我到了哈爾濱，從下火車起，我一下子就為這個具有歐洲風味的異國情調的城市迷住了。我住在中央大街的馬迭爾飯店，這個飯店跟這個城市一樣都是充滿了俄羅斯民族色彩和貴族氣派。”
“特別讓我心神迷醉的是，我到市中心南崗，在那黑色石塊鋪砌的廣場稍稍隆起的中心，有一個小小的教堂，我一眼望去，就被它的魅力所吸引了，哥特式的建築，那樣精雕細刻、玲瓏透剔……”
“不過我第一次認識哈爾濱，使我永遠難忘的莫過於鬆花江，鬆花江就從哈爾濱身旁流過，它清澈、明靜，給人秋水依人之感。沿著江邊一條石砌的花園長街，走到白色的水上俱樂部。陽春五月，聚滿遊人。”
也許是“愛屋及烏”，白羽先生對哈爾濱的一切都留下美好的記憶，秋林公司“那飄來一陣香噴噴氣味，各色各樣的列巴”，“特別是像鍋蓋一樣大的大麵色”；哈爾濱最豪華的中央大街，“不要說旁的，隻說說街口上那個像玻璃杯罩一樣的賣鮮花的花店吧。在冰天雪地之中，看看裏麵那些綠盈盈的嫩葉，各色的鮮花，仿佛回到江南的春日，一片生意盎然。”白羽還記著中央大街的一個路角有一個俄文書店，他在那裏買了一本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他還記得：“有一天，明麗的天空中日光強烈地照射著，丁香花突然在不知不覺間怒放開來，那豔紫的、雪白的花像晨曦，像晚霞，一下子漫染了整個春城。”……
當然，白羽先生還寫到了在哈爾濱生活過、戰鬥過的趙一曼，他說，“她是哈爾濱之魂”，“這個美麗的女革命家，使我又一次想到了屠格涅夫對那個非凡的女革命家索菲婭·彼羅夫斯卡婭，那虔誠而崇高的讚頌……對趙一曼來說，比她美麗的容顏，纖細的身子更應該令人紀念的是她那火一般熾烈的信仰與勇氣。”白羽先生還寫到了“李兆麟的生命沒有死，他的靈魂至今還在哈爾濱的上空遊蕩。”他還寫到了蕭紅，“她像一棵美麗的樺樹，在這黑色的沃野裏生長。我同蕭紅在臨沂的一麵之識，但我對她的印象———從她的作品到她的人，都十分美好。”
哈爾濱是劉白羽一生的牽掛，他熟悉這裏的街巷，更深諳它的文化和曆史，他戰鬥的青春在這裏閃光，他神聖的愛情在這裏滋潤，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濱濱就出生在霽虹橋下的鐵路醫院。半個世紀後，白發婆娑的白羽和夫人汪琦又回到了他們朝思暮想的“心城”哈爾濱，那一天，我有幸陪著他們先來到了鬆花江畔，他們佇立許久，然後又走進中央大街，他們找尋那家花店和俄文書店……接著省委領導又在富麗堂皇的馬迭爾飯店宴請他，那是先生每次從前線回來，都要和汪琦聚餐的地方。那天來了好幾位領導，他們說，我們就不顧禮儀了，當年我們因為讀你的書，參加革命的。在場的有孫維本、周文華和戴謨安等同誌。
後來，我們又去了省報經緯街的那座老樓，找到了當年他們住過的那個房間。白羽說，當年華山、華君武、穆青、嚴文井、張汀都在這座樓住過。從樓上下來，我們向霽虹橋走去，白羽一手拄著拐杖，一手牽著汪琦的手，步履蹣跚地向橋頭走去，這時路上車水馬龍，路旁行人匆匆。當年每次從前線回來，短暫的團聚後，汪琦總是把白羽送到霽虹橋上。白羽深情地說：“每次都是不等軍事行動的召喚，我都提前整束行裝，火速登程。汪琦從來沒有阻止我，她從來都支持我，但離情重重，別緒依依，像每次送我出征一樣，站在霽虹橋頭默默地望著我走去，走遠，漸漸消失在人海之中……”
很有趣，那天老兩口在霽虹橋頭擺出揮手告別的姿態，讓我們拍照，不一會就圍上很多看熱鬧的人，他們不知道又在拍什麼戲，因為幾乎所有關於哈爾濱曆史的電影或電視劇，都有霽虹橋的鏡頭。
後來在白羽的《心靈的曆程》中，是這樣記述他的橋上行的：“１９９１年夏天，我們又高興地站在霽虹橋上，但這一次不是分手的告別，而是相依為命，也許還不到我可以為人生作總結的時刻，但是對於霽虹橋，恐怕這是最後的訣別了。我作了一首詩：
冰雪烽煙往日情，霽虹橋上費叮嚀。
魂係縈夢魂難斷，淚漬難溫淚更傾。
不舍生死離索苦，焉能重見笑輕盈。
堪憐白發尋蹤跡，萬裏紅霞放早晴。”
一座橋凝聚了一位偉大的作家、一對革命的老人這麼深的情感，一想起來就讓人動容。哈爾濱有多少這樣讓人感懷，讓人牽掛的地方！誰也說不清，誰也數不完！親愛的讀者，我們應該為生活在這樣一座寫滿革命曆史，充滿藝術色彩的城市而驕傲和自豪。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對自己的城市的珍愛和保護。保護它就是保護自己的尊嚴和光榮，就是保護自己的生命和幸福。
很遺憾在白羽的《心靈的曆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他這樣的記述：“哈爾濱人喊它叫‘喇嘛台’，綠、紅、金、黃，組成一座精美的藝術品。這濃鬱的俄羅斯色彩，成為哈爾濱風格的標誌。後來，無論我居住在哈爾濱的這三年，還是以後每一次到哈爾濱，我都要到這裏看一看。真是無限遺憾，哈爾濱皇冠上這顆寶石，在十年浩劫中竟被紅衛兵作為四舊拆毀得一幹二淨，我聽到這個消息，心情無限沉重。當美好的東西一旦失去，不能不發出令人難以忘懷的悵惘。”
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讓白羽和汪琦兩位深愛哈爾濱的老人的在天之靈不必為失去霽虹橋而沉重和悵惘了。這些年我常為一些曆史文化遺存的破壞而生氣。這一回，我感動了，為我們這個光榮的城市的市長和市民的文化覺醒和進步。
現在我們思考的問題是，除了霽虹橋，還有什麼需要我們格外的愛護和精心保護的？
2009年8月
高莽的記憶
拜訪高莽先生是跟隨一位青年雕塑家去的，他在俄羅斯的列賓美術學院讀的博士，專攻雕塑，回國後一直想為在俄羅斯有很大影響的翻譯家高先生雕一尊頭像。這個小夥子的父母和我一起在北大荒當過知青。這樣，我就有了和他們同去高宅的機會。
和我的預料相反，大家高莽的家並不大，以書為牆，從腳下一直摞到屋頂，空白處都被畫占據著，那不大的畫案上也堆著書。站在案旁的高先生穿著顏色鮮豔的毛衣，蓬鬆的頭發如升騰的火把。他一張口，竟是滿嘴黑土地的“大餷子味”：
“你啥時候來的呀，來北京幹啥？”
我心裏好一陣溫暖，好像麵對一位剛才從屯子裏來的長輩。
在雕塑家為他畫速描的時間裏，我和高先生不緊不慢地嘮著喀。
高先生1926年出生在山東，後來隨著父母闖關東來到哈爾濱，父親在道外的一家公司當職員，他進入南崗花園街基督教青年會的教會學校讀書。開始因聽不懂老師用俄語上課，回家痛哭，幾年後，連和同學吵架他都用俄語了。這個學校是個小“聯合國”，學生都是來哈爾濱的十多個國家的僑民的子女，他記得後來成了好萊塢“光頭影帝”的猶太人尤伯連納也是他的同學。結束在這個學校的十年學習生活後，他成了剛剛解放的哈爾濱市中蘇友好協的小翻譯，後來他又調到北京的全國中蘇友好協會，成了為周總理當過翻譯、陪同梅蘭芳和老舍等中國名家訪問蘇聯的大翻譯。
高莽說：“兒童和少年時代，我記憶中的哈爾濱是一座具有異國情調和充滿詩情畫意的城市。”在他的一篇《哈爾濱——我成長的搖藍》中有這樣抒情的記述：
“雪花霧淞、白雲晚霞、起伏的街道、綠蔭的院落、滿街的花香、浩浩蕩蕩的江水、傍晚遠飛的雁群、節日教堂的鍾聲、俏麗多姿的建築、特別是憨厚勤勞的居民和他們對未來的憧憬，潛移默化中使我受到俄羅斯風俗的感染，形成了我的人生意識與審美觀念。”
這恍如夢境的昔日風景，讓我這個今天的哈爾濱人也心馳神往。多種文化的交融是這個城市的特色，它如熔爐一樣造就了許多文化巨匠。
高先生回憶中，還有許多閃光的碎片。他說，當時哈爾濱人受到俄羅斯人影響，很愛讀書，私營的圖書館和舊書鋪很多。在秋林公司下坎處、有幾棟樓房的大門洞，也有賣舊書的床子。中央大街兩側的小街也有擺在地上的小人書攤。那裏都是我們放了學的去處。我第一本俄羅斯油畫畫冊，就是在門洞的書鋪買的，而那小人書的故事至今還刻在我的記憶裏。
哈爾濱的孩子都有學習繪畫和音樂的傳統，不管你家窮富，想學點什麼並不難，老師都是俄國人。我課外的第一位油畫老師是奧西波夫，他住在馬家溝，獨門獨院，滿園的花草樹木把房間遮蓋得幽幽暗暗，讓你總有一種神秘的向往。我的第二位老師克列緬季耶夫，據說是列賓的學生，我是他私人畫班的學生，我們這些孩子，輪流當模特，畫好之後，老師講評，被畫的孩子可選一張畫的最好的留作紀念。有一次，一位猶太女孩選了我給她畫的肖像作紀念。60年後的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得知她現在是以色列的著名畫家，我在猶太人百科全書中查到她的名字：季娜·什穆什科維奇。現在我們還常在通信中回憶起渡過美好童年的哈爾濱。
當年的哈爾濱陪養了多少藝術家，我們無法統計。但高先生告訴我，在中國的各藝術家協會中當過主席的，如舞蹈家白淑湘、話劇表演藝術家李默然、作曲家傅庚辰；還有音樂教育家金鐵麟、歌唱家李雙江，他們的啟蒙老師都是哈爾濱的俄羅斯藝術家。
高先生還說起，他的第一篇翻譯作品是發表在《大北新報》上的一篇屠格涅夫的散文《曾是多麼美多麼鮮的一些玫瑰》。“那是1943年，我還是個17歲的孩子，如果當時的編輯不理睬我這個無名小卒，我怎麼可能走上專業文學翻譯之路！？”正是由於這篇小文受到的鼓勵，高莽一發而不可收，接著在哈爾濱的各種報刊上發表了許多俄羅斯文學作品的譯文。1949年大翻譯家戈寶權先生去俄羅斯接收國民黨的大使館路過哈爾濱，特別召集當地翻譯俄羅斯文學的作者開會，等了半天隻來了高莽一個人，後來他搞清楚了這些作者都是高莽的筆名。就是這次曆史性的會麵堅定了高莽作一個人民的翻譯家的信心和決心。這之後，在眾多俄羅斯文學名著上出現了翻譯“烏蘭汗”的名字，那是他翻譯俄羅斯文學的筆名，而高莽是他畫畫和用中文寫作的筆名。大概隻有哈爾濱當年的老同事知道他的真名叫宋玉槐，因為經常生病，父親又給他改名為宋玉楠。因為槐樹上經常生蟲子，而楠樹抗病能力特別強。
高莽的成名作是他1948年翻譯了根據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改編的話劇《保爾·柯察金》，並由此引來一段姻緣。當時哈爾濱教師文工團要排演了這部話劇，擔任冬妮婭的女老師孫傑，到中蘇友好協會請教蘇聯人的生活習慣，正好21歲的高莽接待了她。後來演出大獲成功，在慶功會上他知道那個曾給她指導的小夥子竟是她特別崇拜的這個劇本的翻譯。原來她以為他是個老頭，沒想到竟是個英俊的毛頭小夥子！
他們的婚禮是1954年在北京舉行的，那時中國青年劇院正在排演這部話劇，主演金山和張瑞芳等都來向他們祝賀。1956年來中國訪問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對他們倆說：“我才是你們的媒婆！”在高家的牆上我看到了他們的老朋友華君武為都是屬虎的高氏夫婦畫的一幅畫：兩個小老虎親熱地依偎在一起，一隻虎用雙手捂著自己的眼睛。那畫上的題辭是：捂著眼睛不是因為害羞，是因為上了眼藥。原來孫傑患了很重的眼病，高先生每天要為她上眼藥水。
高先生向我打聽現在還有沒有教師文工團？還經常演話劇嗎？我說，哈爾濱話劇院還很活躍，業餘的話劇團還沒聽說過。他說，哈爾濱是共產黨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當時雖然經濟生活困難，但文化生活十分活躍，各係統都有自己的業餘文藝團體，這個城市喜愛和擅長文藝的人又特別多，那時剛剛從黑暗的統治中抬起頭的人，心又特別盛。這樣，哈爾濱成了新中國第一個文化名城，我們到了北京，人們都高看我們一眼。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來北京的文化人，哈爾濱的很多。
聽了高莽先生對自己家鄉的美好回憶，我總是在想，在中國城市化建設日新月異的今天，我們哈爾濱還有什麼讓人可以高看一眼呢？是高樓大廈的階次鱗比？是交通的方便快捷？是滿街流動的時尚名牌？是哈爾濱姑娘的高挑和秀麗？是啤酒的全國銷量第一？是秋林麵包的又大又香？我想：是，也不全是。也許人們更看重這個城市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形成的文化傳統和每個市民熱愛藝術喜歡文化的習慣，曾有過的濃鬱的文化氣氛和對藝術人才的尊重和扶持；也許還因為從哈爾濱走出眾多的文化藝術人才對中國當代文化建設的巨大影響。
網上已經有人提出：親愛的朋友，我們拿什麼來拯救我們的民族——正在荒蕪的心靈和正在淪喪的道德？當然是文化，這是我們大家的共識。現在，建設文化強國和建設文化名城正從口號變成行動。但是我們不能把文化建設變成文化“大躍進”，建設輝煌的大劇院、寬敞的圖書館當然需要，但更重要的是恢複文化傳統、培養文化習慣、增強每一個人的文化自覺。因為說到底，文化是以文化人，這是潛移默化、日積月累的事情。
在這次拜訪之後，高莽先生又多次回到家鄉，無論是在市文聯的座談會上，還是在伏爾加莊園為自己的畫展剪彩，他都說過繼承哈爾濱的文化傳統和發揚哈爾濱的文化習慣的問題。我想，這位讓家鄉人引以為自豪的老人的叮嚀和囑托絕不是多餘的話吧！
2005年秋天
想起張權的歌聲
這不是傳說，而是傳奇，關於哈爾濱這個文化名城的文化傳奇。
1961年3月18日。那是共和國最嚴寒的春天，冰雪並沒消融，寒風仍然凜冽。在這一天的清晨，一列來自北京的火車喘著粗氣沉重地馳進哈爾濱的火車站。到站的乘客，急匆匆地湧下車廂，迎麵而來的寒意，讓他們裹緊身上單薄的衣服。有一節車廂裏的旅客，誰也沒有動，他們用憂鬱慌恐的眼神，望著窗外這個陌生的城市。他們沒有下車，因為他們的目的地在更嚴寒的前方。
“張權同誌！張權同誌！”一個穿著厚重的婦女，擠進這節車廂，邊走邊喊。坐在臨窗席位上的一個臉色慘白、氣度非凡的婦女，先是一怔，然後又低下了頭。“同誌”這個詞，對她太久遠了，已經四年沒人叫她了。“媽媽！叫你的！”坐在身旁的9歲的小女兒扯著她的衣襟說，而她使勁地搖著頭。
這時，那個呼喚她的女同誌已經走到了她的身邊。“張權，你不認識我了！我是馬楠呀！”她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好像再也不想鬆開的。“是夏衍部長告訴我和陳沂的，說你要來黑龍江的，這回你那兒不用去了，就留在哈爾濱吧！”這位當時的哈爾濱市文化局局長，代表這個城市向這位落難的女歌唱家發去了鄭重的激請。此刻，張權的小女兒莫燕高興地跳了起來，而媽媽已經是滿臉的淚水。
麵對這個在晨靄中樓宇典雅歐風濃鬱的城市，她好像又回到了她留學過的美國的紐約州的羅城和她曾舉辦過音樂會的西雅圖，更像她向往的西方古典音樂的發祥地維也納、柏林和巴黎。此刻迎麵而來的寒風也變得溫暖了，仿佛對這個似曾相識的城市有了一點歸屬感；但她還是禁不住打了個寒顫，她想到了和自己一起被打成“右派”的丈夫指揮家莫桂新，被下放到黑龍江的興凱湖農場，也是在哈爾濱轉車的，三個月後就死在那片冷酷的荒原裏……
冰雪總會消融的，這個嚴寒過後陽光格外燦爛的城市終於溫暖了這位女歌唱家已經冷卻了的心。也許是因為她剛剛下榻在國際旅行社，就被服務員送上了一杯冒著熱氣的牛奶感動，那時這個城市的人民正在饑餓中掙紮；也許是因為幾天後呂其恩市長設家宴招待她和小女兒，請她們吃北京烤鴨，當時呂市長對她說：“你才42歲，要振作精神，為人民唱好歌！”也許因為政府把她一家安置在鬆花畔一棟別致的小樓，和當時愛到人民熱愛的歌唱家郭頌成了鄰居；當她第一個清晨站在涼台上練聲時，樓下竟集聚了許多的人，他們靜靜地聽，然後熱烈地鼓掌。她說，這個城市的人懂音樂，比北京人還熱情！
心的溫暖，讓歌唱家打開了被封鎖了許久的歌喉。她是天生的百靈鳥，怎能不歌唱！她的第一次獨唱音樂會是開在隨同她的母校杭州藝專逃亡的路上，1938年春在沅江邊老鴉溪一座破房子裏，她唱《義勇軍進行曲》、《天涯歌女》、《梅娘曲》；她第一次主演歌劇是在1941年初，在重慶國泰大劇院演出了反戰歌劇《秋子》，周恩來和郭沫若來為她捧場，因為這是中國的第一部歌劇；她第一次在國外開獨唱音樂會，是1951年9月在美國的西雅圖，那時她已經在伊斯特曼音樂學院獲得音樂文學碩士學位和歌劇演唱家證書，她唱了《茶花女》和《蝴蝶夫人》的選段，也唱了中國民歌。
在巨大的成功中張權也有不快，美國觀眾以為她是日本人，在以後的每場演出中，她都穿上了中國式的旗袍，並大聲地告訴觀眾：“我是中國歌唱家！”當時她麵臨著人生的決擇，要麼接受待遇優厚的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和意大利歌劇院的任職聘請，要麼回到新生但還貧窮的祖國。她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後者，因為祖國和敬愛的周總理向她發出了真誠的邀請。這一年的10月14日踏上祖國的土地時，從心底湧出的熱流讓她的眼淚奪眶而出。
在春天般的溫暖中，張權成了共和國最美麗的百靈，她第一個用中文唱演了西洋歌劇《茶花女》，在京城連演百場，感動了身經百戰的將軍和郊區的農民，被譽為“東方的茶花女”。在1957年的那場突如其來的運動中，她被拆斷了翅膀、被封住的歌喉。最讓她痛心的不是連降三級工資和丈夫之死，而是有的領導說：“像張權這樣的美國婦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簡直不是能允許的！”
就這樣她被貶出京城了，在去遠方流放的路上，她被哈爾濱人民收容了。她回報哈爾濱人的辦法，隻能用自己就要嘶啞了的歌喉。市委老宣傳部長牛乃文回憶，張權來哈爾濱沒講條件，隻是想唱歌，她的第一場演出是在呼蘭縣，一炮打響。5月份市裏為她舉辦了專場音樂會，她唱了《月光頌》和《茶花女》等，真如“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啊！這之後，張權還開了13場音樂會。她後來回憶說，哈爾濱給了我溫暖，給了我鼓舞，是我的音樂生涯的再生之地。當時，我和牛乃文部長說過維也納和布拉格等音樂名城都有音樂節，我們哈爾濱能不能也辦個音樂會？正是根據張權的建議，這一年的7月，這個城市舉辦了第一屆“哈爾濱之夏音樂會”。這是張權對這個城市文化建設的一個重大的貢獻，也是她對給她溫暖的人民的一個回報。
1962年3月，張權接到北京的通知，請她列席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在此期間北京飯店的一次委員聯歡會上，她登台唱了一首《繡荷包》，周總理上前和她握手，“多年沒聽你唱歌了，你還唱得這麼好！”接著總理請她跳舞，邊跳她邊對總理說，哈爾濱應該建立歌劇院。總理說“你這個提案我已經看到了，很好！”三個月後，哈爾濱歌劇院成立了，朱德同誌親自題寫院名。接著這個劇院上演了《藍花花》、《焦裕祿》、《劉胡蘭》、《洪湖赤衛隊》等一係列民族歌劇。張權是舞台上的主角，又是青年演員的專業教師和劇院的藝術指導。在她的帶領下這個新生的劇院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
一個城市溫暖和融化了一個歌唱家冰冷的心，一個歌唱家以如火的熱情點燃了一個城市的文化熱潮。這就是關於張權和哈爾濱的一段佳話，經久流傳中讓這個城市的人民引以為自豪。
當然，我們的心裏也有隱痛，在那個以折磨和摧殘文化人為特點的特殊年月，張權遭遇了屈辱——被剃鬼頭遊街被踢傷腰骨。後來她被下放到阿城的農村勞改。有一次兩個紅衛兵，押著她回城批鬥，在過一段冰河時，不幸落入工廠廢水衝出的暗河，她脫掉棉大衣，甩掉大頭鞋，掙紮著爬上岸，卻昏倒在河畔的雪地裏。等她醒來時，正躺在朝鮮族老鄉的熱炕上。那位大娘趕走了紅衛兵，為她烘烤衣服，喂她熱湯暖身。後來這位老鄉成了她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朋友。多年後張權經常給別人講起這個寓言式的故事，她說是老百姓一次次地救了我，沒有老百姓就沒有我。我也不能再歌唱。
人民需要為自己歌唱的歌唱家，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文化最蕭條的時候，哈爾濱人民尋找著張權，呼喚著張權，渴望著她的歌聲。這時正在歌劇院食堂燒水的張權，被人了請上了舞台，麵對著如潮水般向她湧來的觀眾，傾聽著久違的雷鳴般的掌聲，她激動地昏倒在舞台上。在市立醫院張權被搶救了四天，醒來的第一句是：“我還能唱歌嗎？”
1977年張權被調回了北京，先在北京歌舞劇團當副團長，以後又被調到中國音樂學院當副院長。1979年消沉了多年的哈爾濱之夏音樂會又唱響了。張權又回到了她思念的舞台，她和大女兒莫紀綱的“母子獨唱音樂會”在哈爾濱連演了五場。她終於實現了“把最好的歌聲獻給有恩於我的哈爾濱人民”的夢想。
陪著母親在哈爾濱度過17年歲月的張權的小女兒莫燕說：“母親這一生最有感情、最牽掛的城市就是哈爾濱。就在臨去世的前幾天，她還在說，等我病好一點，你領我回哈爾濱看看！”
資深的音樂文化學者苗笛研究員對我說：“從十九世紀未，中東鐵路在哈爾濱建設，之後大約有30多個國家的20萬人湧入，帶來了西方和外國音樂文化的影響，這是哈爾濱這個音樂之城的開創時代。而真正發展建設起來，還是中國三代音樂家奮鬥的結果。當然張權功不可沒，她以自己在中國音樂界的重要地位，擴大了哈爾濱的音樂影響，她倡導的哈爾濱之夏音樂會是這個音樂城的標誌，她建議創立的哈爾濱歌劇院是音樂城的窗口和人才基地。如果哈爾濱真是個音樂城，就應該像維也納一樣，街頭上樹立著眾多在這個城市生活過的音樂家的雕像，張權立必然身在其中！”
我想，一個文化城市的標誌是有傑出的文化人，一個音樂城的標誌是有優秀的音樂人。如果想建設一個名副其實的文化城和音樂城，那麼多一些對文化人音樂人的關愛、包容和培育吧！這是市長和市民都應身體力行的。
在這個少雪的冬天，我有耳邊總是回旋著張權的歌聲——《假如我的歌聲能飛翔》、《我住長江頭》、《蝶戀花》、《烏蘇裏江》和《為什麼》（《茶花女》中女主角的詠歎調）。那是我當中學生時，當麵聆聽張權先生唱的。這些歌聲影響了我的一生。在我的心中，張權是我們這個城市的歌唱女神。我想她在天堂之上，每天都在為這個熱愛她和她熱愛的城市的人民祈福。
感謝你，雷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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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輕輕地、輕輕地走進撫順雷鋒紀念館那綠樹環抱的廣場，跟隨著中國作家“與雷鋒同行”采訪團的朋友們。
雷鋒還是那個樣子，他高高地站在花崗岩的平台上，向前邁著大步，身背衝鋒槍，懷揣毛主席的著作。五十年了，他從來沒有停下自己的腳步。他還是那樣青春勃發，可我已經老了。
我們把用鮮花和作家們崇敬的心編織的花圈，輕輕地放在他的墓前，追念這位永恒的英雄、我們的老朋友。如果不是路途遙遠，我應該在北大荒的原野裏采一束野花放在雷鋒的身邊，那紫色的是達子香，那金黃色的是百合，那白色的是芍藥。因為，我是代表北大荒的百萬老知青來的。雷鋒是我們須臾不能離開的老朋友、好戰友，是他陪伴著我們、引領著我們走出那蒼茫的暴風雪，走過那荒涼泥濘的“鬼沼”。那是把“北大荒”變成“北大倉”的偉大戰爭，雷鋒始終和我們並肩戰鬥。如今那片土地已成了“中華大糧倉”和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最明亮的“窗口”。
我是1962年“五四”在學習雷鋒的運動中加入共青團的，從那一天開始，我的日記本扉頁上，貼上了雷鋒的照片，然後鄭重地寫下雷鋒的那句經典的名言：“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1968年那個難忘的春天，我帶著這本日記本，還有《雷鋒的故事》和《雷鋒日記》那兩本書，意氣風發地從哈爾濱下鄉到黑龍江畔的兵團農場。這之後，陸續有百萬的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爾濱等大城市的中學生來到了黑龍江省的建設兵團、國營農場林場和邊遠的農村下鄉。後來我發現，許多知青都是帶著《雷鋒的故事》和《雷鋒日記》那兩本書來到北大荒的。因為那時是文化禁錮的年代，我們能讀的書真是太少了。而正是這兩本小書陪著我們度過了那最嚴寒的年代。從1962年到1966年，在我們的世界觀正在成熟時期，大張旗鼓的學習雷鋒活動和潛移默化的思想教育，讓我們的價值觀與雷鋒同步，即使沒帶雷鋒的書，但他的思想也在影響著我們。
“屯墾戍邊”和“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口號是豪邁的，但我們麵對的環境和從事的勞動是極其艱苦和艱辛的。冬天的漫天風雪、滴水成冰，夏天不斷的蚊蟲侵擾，讓常人難以忍受。在夏鋤時，麵對幾天也鏟不到頭的田壟我們禁不住雙腿打顫；秋收時尖硬的豆莢刺得我雙手鮮血淋漓；冬季刨水利，虎口裂出了血口子。這一切，我們都忍受了，因為雷鋒和我們在一起。最艱難的時候，我們默念著他的勵誌格言；夜深時，我們流著眼淚讀著他的日記，仿佛看見了光明。雷鋒是溫暖的，他像冬季裏的一把火，燒去我們心裏的怯懦和委屈；雷鋒又是智慧的，他教我們如何度過人生的難關，教我們如何驅走黑暗迎來光明。他教我們“對待同誌像春天般溫暖”，我們知青們互相幫助，“抱團取暖”，結果誰也不覺冷了；他教我們為人民服務，我們誠心誠意地為老鄉做好事，結果他們把我們當成了自己的孩子，讓我們在邊塞苦寒中享受了人間真情的溫暖，當然我們也發現了自己的價值。
我至今還保留著當年女朋友給我的信，她興奮地向我表述給老鄉做好事得到的快樂。她下鄉後被分配到貧窮的13連當家屬連指導員，在熱情地挨家走訪中卻嘔吐不止。隻見房屋破爛，人畜混居，肮髒不堪。那臉也不洗的婦女敞懷奶著孩子，炕上雞在啄食，地下鴨在拉屎。她組織家屬開展“新生活運動”，先是樹立相對幹淨的山西婦女“大白鵝”為樣板：人禽分離，再清理地麵，再用報紙糊牆，最後把窗子擦亮，在桌子上擺上插著野花的罐頭瓶。接著她領著其他的婦女來參觀，以她家為樣板，各家來個“改天換地”。“運動”又深入到她教每個家屬洗臉、刷牙、化妝、穿衣服；晚上請知青教她們識字。這下子，13連火了，最高興的是她們的男人，他們發現自己“屋裏人”香了，美了，有文化了。當時，女朋友在信中說：“雷鋒讓我從無用的人變成了有用的人，讓我快樂了！讓我幸福了！”她改變了別人，別人也改變了她——臉黑了，手粗了。放下了孤傲清高，變得開朗大度了。從此，她給我的信中總是洋溢著笑聲，而沒有帶來一片陰暗的雲彩。故事還沒有完，返城後她在哈爾濱團市委工作時，和同事們創造了由團中央向全國推廣的“學雷鋒送溫暖小組”活動，那可能是中國最早的青年誌願者活動。現在退了休的她，經常給孫子講雷鋒的故事，還領著他到公園拾垃圾；跟著他們活動的還有我——孫子的爺爺。
四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知青也陸續進入了老年。我常想，為什麼一個22歲的年輕戰士的事跡和思想，能鼓舞和激勵成千上萬的青年人堅持理想信念，勇敢麵對苦難生活的考驗，度過人生最艱難的階段，成了無愧祖國和人民的一代人？我想，可能因為雷鋒很普通，普通得就像我們的兄弟姐妹；可能因為雷鋒平凡，他沒有驚天動地之舉，所做都是舉手之勞的平凡小事。正因為，他的普通和平凡，才讓我們信服他，親近他，願意像他一樣地生活和工作。在百姓的眼裏，他就是一個好人、善人、真人；在我們的眼裏他像一個經曆過苦難的“陽光男孩兒”，他是那樣地熱愛火熱的新生活，他那樣強烈地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國的建設中，他的所有感人的表現，都出自真誠，而不是“作秀”；他所說的對青年一代可當勵誌格言的話，都是他在自己的人生實踐中流淌出來的真心話。在我們作家看來，雷鋒還是酷愛讀書寫作的文學青年，所以才能給我們留那麼多有文采有思想的文字。這是他吸引了當年的知青和現在更多年輕人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雷鋒，也是可能成為一個優秀作家的。
現在的青年人是幸福的，不會再麵臨上山下鄉那樣的社會悲劇和人生苦難了。但是在深刻的社會轉型期，他們也會有新的糾結與新的苦惱和苦悶。精神狀態的滑坡，也會讓我們的民族麵臨災難。我們作家采訪團的團長王巨才說：“現在我們還要像重讀經典一樣學習雷鋒精神，那是慰藉人們心靈，提升整個民族思想道德素質的‘祖傳秘方’。”
“謝謝你，雷鋒！”
在他的墓前，我深深鞠躬，心裏默念著這句話。
2012年8月
拜年時，一位老人對我說
過年時，總是要給幾位老前輩拜年。過去登門拜訪，現在就通過電話了。已是髦耋之年的江村前輩，是我必拜的第一位。每年，他總要說幾句鼓勵的話。今年他說：“於維漢的紀實文學，你寫的不錯，就是應該多為科學家樹碑立傳。”他又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家是特別值得尊重的。年輕人總想當歌星影星一夜成名，不是好傾向。”
過年的這些日子，耳邊總回響著江老爺子的這幾句話。我想，如果沒有於維漢這樣的醫學科學家控製了克山病這種曾威脅全國16個省區1、24億人民生命的地方病，沒有鍾南山這樣的醫學科學家控製了曾讓共和國的首都幾乎成了“鬼城”的流行病“非典”，全國城鄉的人民能這樣安祥歡樂地過年嗎！
那是令人難忘的歲月，1953年最嚴寒的冬季，克山病在我省北部農村大暴發，23歲的哈醫大附屬醫院內科主任於維漢帶著醫療隊，頂著漫天的大雪走進一個個病魔猖獗的村落。已經過年了，可他們看不到燃放鞭炮的孩子，農家門前也沒有大紅的對聯和彩燈，而最刺眼的黃紙串掛在許多草屋上，那屋裏傳出的淒慘的哭聲，讓他們忍受情感的煎熬。他們推開寒門，跪在炕上為病人打針服藥，連續幾天幾夜守候在病人家裏，餓了吃幾口冰涼的幹糧，睡了就擠在土炕上休息片刻。在以後的三十多年的克山病多發和高發期中，於維漢竟有28個新年和春節是在病區的農村度過的。因為“三九天、頭場雪、過小年”正是克山病嚴重發生的時段，也是搶救病人和研究發病原因的最佳時期，作為一個嚴肅的科學家和負責的醫生，他和他的團隊是不能因為在家過年放棄這個機遇的！
1966年新年期間，於維漢和全國的地方病專家在北京開會，等著向周恩來總理彙報。後來總理讓大家先回家過年。因買到不到返程的火車票，於維漢一直從北京站到齊齊哈爾，然後又擠上公共汽車趕回富裕縣繁榮鄉的克山病觀測點，除夕夜他是在病房中和病人一起渡過的。有人回憶，1972年從臘月二十九晚九點到大年初一早上，於維漢和他的同事在繁榮鄉連續工作了30多個小時，跑了三個村子，搶救了一個病兒、三個病婦，還接生了兩個小生命！
1984年春節，於維漢又回到繁榮鄉。鄉親們敲起鑼鼓，吹起鎖呐，扭起秧歌歡迎自己的救命恩人。於維漢和大家一起扭起來唱起來。他特別高興的是這個當年的重病區和全國的克山病病區一樣，急型病人已經十多年沒有發生了，慢型病人都在好轉。克山病這個“瘟神”在中國大地上銷聲匿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