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維漢和鄉親們一起看央視的春節晚會，和大家一起吃年夜飯。他接受一家又一家鄉親的宴請，有時一天吃三家、四家，最後幾家一起宴請。臨別時，鄉親們開著汽車、騎著摩托車、趕著馬車拉著自家生產的新糧來送他，他每家隻抓了一把，結果裝了一麻袋！……
在春節這個一年中最歡樂喜慶的日子裏，特別是在看春晚的時候，我感受最多的是藝術家給我們帶來的歡樂，大概很少有人能想到科學家給我們帶來的福祉、給我們帶來的安全。今年是央視春節30年的紀念日，許多老藝術家登台獻藝，他們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獻給了熱愛他們的人民，我們不能不對他們表示深深的敬意！可有誰知道，還有一些偉大的人，他們在另一個舞台上為人民為祖國獻出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但是他們是默默無聞的，甚至可能被我們忘記了。
1958年的某一天，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對1950年從美國回來的博士鄧稼先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需要你！”然後鄧稼先回到家裏對妻子說：“要調動我的工作了。”從此他的身影消逝在大漠戈壁的深處，他的朋友同學誰也不知道他幹什麼去了，連他年幼的兒女也想不起了他的樣子了。接著，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從原子彈到氫彈的研製，法國用了8年，美國用了7年，蘇聯用了10年，而中國隻用了2年8個月！這就是鄧稼先和那一代“兩彈”元勳的功勞。
作為研究和試驗一線的指揮，鄧稼先大量的時間是在荒涼寂寞的試驗場度過的，他和那些獻身國防的科學家們忍受著遠離親人的孤寂、繁重危險工作的勞累和衣不保暖食不裹腹的饑寒，還有不斷的政治運動的磨難。若不是從美國回來的老同學楊振寧教授的尋找，鄧稼先還在青海的集中營裏接受審查和批判，理由是“懂英語的都可能是美國特務，懂俄語的都可能是蘇聯特務”。當楊振寧從鄧稼先的信中得知中國成功研製原子彈和氫彈的科學家沒有一個外國人而全是中國人時，禁不住熱淚長流。
可惜，1968年7月29日被稱為“中國原子彈之父”的鄧稼先與世長辭了，當時他隻有62歲，因為他被放射性物質幅射了。那是在一次航投試驗時，降落傘發生了事故，原子彈墜落被摔裂。100多個防化兵沒有找到原子彈遺骸。而鄧稼先親自趕到現場找到了破碎的原子彈，然後抱在自己懷裏檢查。臨死前，他對妻子說：“我知道會有這一天，但沒有想到它來得這麼快！”他對同事的遺言是：“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鄧稼先死後多年後，他被評為“最感動中國的人”，頒獎詞中這樣話：“當大漠的蒼茫點綴了蘑菇雲的硝煙，當五星紅旗升起在聯合國上空：是他，長空舞劍，吼出雄獅的憤怒；是他，以身許國，寫下山河的頌歌。殷紅熱血，精忠報國，他是共和國忠誠的奠基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是中國華民族不倒的脊梁。”“為祖國，他默默無聞，隱姓埋名31年，壯大的蘑茹雲見證了他的偉大，他使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就算在臨死前，他也麵不改色，始終想著祖國，他是真正的中國男兒！”
30年，在光鮮亮麗色彩繽紛的舞台上，一代藝術家給人民帶來歡樂；31年，在荒漠或大山深處，有多少科學家隱姓埋名鞠躬盡瘁，以自己的生命讓中華民族挺直腰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藝術家和科學家都是值得尊重的。但那些科學家更值得敬重幾分，不僅因為他們隱名匿姓鮮為人知，而是他們偉大的獻身精神，為了祖國的強大他們付出的極大而索取的極少。要知道，那個時代一個偉大的科學家一生的積蓄，大概不如現在一個歌星一場演出和一個影星一部電影或電視劇的收入！
以文化人和以科學強國，對我們的民族都是重要的。藝術家和科學家我們都需要。我們的國家從文革的泥潭中走向富民強之路的標誌是1977年恢複高考和1978年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在那次大會上鄧小平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和“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經過三十多年的奮鬥，我們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了，但是我們的科學技術仍然落後，我們的國防還不夠強大，有獨立知識產權的產品還是太少。為了實現鄧稼先：“不要讓人家落的太遠”的遺願，我們需要更多有為的年青人為科學獻身。當然，這比需要為舞台獻身有年青人更多，更急迫。可惜，現在向往舞台的人，要比向往科學的人也多得多。因為在舞台上可能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而獻身科學可能一生無名一生窮苦。誰願意有天堂不上，非要下地獄呢？
在這個飛速轉型的社會，我們急需重塑社會價值。社會價值，就是人通過自身和自我實踐活動滿足社會或他人的物質的、精神的需要所做出的貢獻和承擔的責任。我以為，社會的民族的和國家的需要才是我們年青一代的選擇，我們要為生養自己的祖國做出自己的貢獻，承擔自己的一分的責任。年青一代理想信念的庸俗化，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節日的娛樂是一種需要，但也有結束的時候，就像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娛樂”倒不一定“至死”，但過分的“娛樂”也可能腐蝕我們的靈魂，巔倒我們的價值觀。現在的中國不缺少娛樂，而缺少科學。盡管廣電總局不斷的發布“禁娛令”，但娛樂節目還是太多，科教節目還是太少。原因很簡單，因為“娛樂”能帶來更多的廣告，而科教不能。看來不是“娛樂至死”，而是“一切向錢看”可能至死。這才是真正的危險！
“鬧正月玩二月瀝瀝拉拉到三月”的風俗正在轉變。朋友們，應該收心了。讓我們每個人減少娛樂都去熱愛科學當科學家不可能，就像每一個人都當歌星影星一樣不可能，但擔負社會的一分責任還是必須的。還是那句老話：該幹啥就去幹啥吧！
2011年春節
背影如山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是寫他的父親，我寫這篇“背影”是寫我的一位老師。在我的心中，他是和父親一樣值得我敬重的人。
我在1963年秋天考入哈爾濱一中讀高中的，董希評先生是我們的班主任兼教政治課。一身退了色的軍裝和挺拔的身材讓我們有幾份敬重，可他像訓練軍人一樣的嚴格要求卻讓我們受不了。如每天上課前都要領著全班同學圍著操場跑步，邊跑邊高聲地喊“1、2、3、4！ ”；而每年的下鄉勞動，就像領我們進了軍營，早出操、晚點名、半夜拉練，讓我們叫苦不迭。記得那年在阿城的阿什河公社參加秋收勞動，半夜時分董老師吹哨緊急集合，然後領著我們跑到一片墳地，接著就讓大家潛伏在萋萋荒草之中，嚇得我們毛骨悚然。收隊總結時，他批評了因太緊張穿錯衣服和跑進墳地雙腿發抖的同學。後來我理解了，他著意要把我們培養得像軍人一樣勇敢頑強。
別看董老師對我們這樣嚴厲，可有時，他又特別溫情。他上任不久，就利用晚上或星期天到我們每個同學中家訪。後來，我們知道，那時正是董老師人生最困難的時期，他從部隊轉業不久，妻子患病長年住精神病院，他帶著四歲的女兒和兩歲的兒子生活，可從來沒影響過工作。白天忙了一天，一到晚上，他就背著兒子領著女兒走街串巷到同學家訪問。記得到我家那天是星期天的晚上，外麵正飄著漫天的雪花，董老師背著女兒滿身霜雪地走進我家，父母大為感動，母親張羅著要給他做飯，他說吃過了，隻是一碗接一碗地喝水，汗水順著他的臉流了下來。那時，家裏真沒有什麼好吃的，媽媽削了一塊蘿卜，讓董老師的孩子吃。董老師背著孩子走時，我去送他。當時我家住在和興路的沙曼屯，走很遠的路才能到電表廠的有軌電車站。我跟著董老師，頂著風雪，深一腳淺一腳地走著。他說：“你快回去吧！明天還要早起上學！”董老師連說了幾次，我隻好停住了腳步，望著他背著女兒消逝在遠處的風雪中。
“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流了下來了。我趕緊拭幹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
朱自清先生在文章中是這樣寫他父親的，和我當時送董老師的情景一樣。董老師在風雪中的背影讓我記了一輩子，像是聳立在我心頭上永遠景仰的高山。
更讓我終身受益的是董老師的諄諄教誨。他是教政治的，難能可貴是他不是用極左的思想禁錮我們的思想，而更多地教我們科學的思想方法，幫助我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上他的課，更多的時候是討論問題，有時大家爭論不休，他也不做結論，而是引導我們課後繼續思考。他考我們的辦法也很用特色，讓學生麵對麵地給他講自己的答卷，他又提出問題讓我們回答，最後再根據我們平時的思想能力打一個綜合分數。董老師鼓勵我們多關心國際形勢和國家大事，引導我們把自己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聯係在一起。那時，我們班每天下午上自習前都要讀報、講國際形勢。當年我們班這項活動有三個“積極分子”：其一楊春時，現在是全國政協委員、廈門大學博士生導師，其二為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經濟學者鄒濱年，還有一個就是我。事實求是地說，我們後來的人生發展，是董希評先生為我們奠基的。“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而董老師不滿足於此，他還為我們班的每一個學生都設計了人生，他的心中還有了一個“三楊開泰”、“五王進京”的高考升學計劃。可惜，突然而至的文革風暴斷送了他的計劃和我們的夢想。1968年5月，當我胸前戴著大紅花走進上山下鄉的隊伍時，看到了歡送隊伍中董老師孤獨的身影和憂鬱的眼神。
在下鄉北大荒的八年期間，我探家時到六中去看過董老師，那時他已是這個學校的副校長了。我是在學校的果園裏見到他的，他正在伺弄葡萄。他說：“我看到你在報上發的文章，堅持寫下去吧！”從他說這話時淡淡的表情，我看得出他的心思，在他的“計劃”中，我不是當業餘通訊員的。告別時，我回望他在綠蔭下的背影——微微的駝背和花白的頭發，眼裏又湧出了淚水……
明年是我們入學一中50周年，半個世紀來，我一直在尋找，尋找一個機會向董希評先生鄭重地表達我心中對他的尊敬和感激。這個機會來了，在前幾天（11月1日）在紀念哈爾濱一中百年校慶的隆重慶典上，我跟隨曾任黑龍江省人大副主任滕昭祥、副省長王東華等十幾位校友，走上主席台向我們健在的班主任老師獻花。當我把一大束鮮花送到董老師的懷裏並和他熱烈擁抱時，我看清了他眼中的淚光。當主持人現場采訪我時，我講了董老師冒雪家訪的故事，台下一片掌聲。後來聽何泉校長說，當時許多校友流了淚。接著，我把自己創作的十部著作獻給母校。我說——
師恩重如山，母校的教誨廣如大海。我無以回報，隻能獻上這幾本書。在母校“全麵發展，人文見長”的教育思想指引下，母校培養了舒群、關沫南、支援、陳嶼、叢深等一批在中國文學史上刻有光輝印記的作家。作為晚輩我也代表已經仙逝的他們向母校表達深深的謝意。我還想說的是，是我已故的語文老師餘治先生把我的一篇題為《鋤掉雜草好長苗》的作文作為範文張貼在教室的牆上，點燃了我的文學夢想，而我最初的作品發表在學校的黑板報上。
我想，名校的大廈是靠名師支撐的。哈爾濱一中百年名校的曆史是一代又一代的名師寫就的：1926—1927年中國著名的作家學者楚圖南和馮至先生在一中擔任國文教員，他們傳播知識也播散馬克思主義革命的火種。1928年11月4日，曾是北京“五四運動”骨幹的一中老師王複生組織了全市數千名學生參加的“反抗日本強修五路”大遊行，在軍警的血醒鎮壓中244名學生受傷，其中就有92名一中學生，當時的《晨光報》記者金劍嘯有這樣的記載：“奔走呼號，喚醒民眾。在道外與警察的衝突，一中諸生適在先鋒。”在東北抗日運動最困難的時刻，一中體育教員車鴻誌帶領二百多名學生到珠河縣參加抗聯隊伍、組建抗日義勇軍學生大隊，湧現出犧牲在戰場上的校友王光宇、陶淨非、何延川等抗日名將。一中的師生最早迎接了新中國的曙光，從1946年開始，中國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學家作家彭真、馮仲雲、蔣南翔、郭沫若、錢三強、劉白羽、蕭軍等到一中兼職任教或做報告，在他們的鼓舞下先後有近百名學生加入共產黨。
就這樣，這所山東同鄉會的公益學校，在革命先賢的引領下，成了東北民主革命前鋒的搖藍和新中國各方麵人才的基地。
建國以後，一批批忠誠於教育事業老師們，嘔心瀝血，皓首窮經，把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都獻給對數萬學子的教誨中。其中許多人曆經磨難，忍辱負重，他們的思想和德行，讓母校光豔千秋。語文教育家王琱被下放到一中的第一堂課上對同學們說：“我是右派，我有錯誤。但我教給你們的知識準確無誤，我會盡全力教好每一個學生！”畢業於上海名校的數學家馮寶琦因社會關係複雜被“發配”到一中，他在上第一堂課時對學生說：“做你們的老師，我拿國家的工資，絕不會謀財，更不能因浪費你們的青春而害命！我要把每一堂講好、講深、講透、講懂。我要教給你們書本上的知識，還要交給你們一把擴大知識的鑰匙！”這金石一般的聲音還回響的母校的曆史深處。而從外交部和北京外文出版社下放到一中的英語翻譯家蔡光霞和張惠民先生幾十年潤物細無聲的教育實踐，成了一中外語教育輝煌時代的佳話。為表達對母校和恩師的敬意，在百年校慶大會上，1942屆校友王成斌中將（原北京軍區司令，13、14屆中央委員）校獻上“母校神聖”的牌扁並捐獻50萬元，王倜先生教過的1980屆高中二年五班的學生捐資16萬建立“王倜獎學金”，1985屆校友、香港企業家楊向東和美國校企業家周廣濱各為母校捐款10萬元……在他們看來，做什麼也無法表示對母校的感恩之情！
正因為有一代代名師的無私奉獻，才有一中一代又一代人才的湧流。讓母校引為自豪的是韓光、李範五、高德占等13位省部級幹部、是徐濱生院士等許多科學家，也是王成斌等6位將軍，當然更是為民族的解放獻出生命的英雄和為共和國的建設獻出青春和力量的建設者。也許讓母校驕傲的還有在35年國慶時，在天安門廣場的流行隊伍中，打出“小平你好”的條幅、喊出中國億萬人民心聲的年輕一代校友北京大學的郭慶斌和欒曉峰！
這使我想起1923年到1926年任職的第三校長王裏封先生的“校訓”—“內圖發展個性，外圖供獻人群”。這話源於李大釗先生的名言：“內圖個性之發展，外圖貢獻於群”，王裏封校長有意將“貢獻人群”的“貢”改成“上供”的“供”，以強調貢獻要虔誠。近百年來一中的教師們秉承先輩的遺誌，努力造就有益於國家文明富強和人類進步的人才，無怨無悔、鍥而不舍。在他們看來，培養全麵發展的人才比高考“升學率”更重要。社會上對一中“哈爾濱黃浦軍校”的讚譽，是他們最大的光榮。
每當我從哈爾濱一中的校門前走過，望著那曾被曆史煙雲熏染的但仍然年輕的米黃色的大樓，我不禁一陣陣激動。我仿佛看見，一隊又一隊學生像背著武器赴奔戰場的戰士，英氣勃發地走出校門。他們高舉的旗幟上寫著：“一中諸生適在先鋒！”而向他們揮手告別的老師，又默默地走回校園，等待他們哺育的是又一代學子。他們的背影，依然挺拔，那是一座座托起青天的大山。
這時，我的心底湧起司馬遷的那句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記於2012年11月1日哈爾濱一中百年華誕
早該對你說的話
——悼念陳桂琛先生
桂琛先生的離去，讓我很突然。雖已進髦耋之年，但先生的非凡活力和熱情，時常讓我忘記他的高齡。最後一次見先生是在2012年9月21日，在天河園參加百歲仙逝的王化成老市長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桂琛和哈爾濱日報的同事們排著隊向老市長惜別，他遠遠地向我打招呼，又走出隊伍和我握手，其真誠熱情讓我感動，按說先生是前輩，每次見我都如老朋友、老同事。沒想到，四個月後，桂琛先生也隨老市長而去了。遺憾的是，當時，我正隨汽車拉力賽的車手們飛馳在黑龍江的風雪之中，失去了和先生最後告別的機會。在寫下此悼文時，我的心情正如杜甫哭文友的心情：
一代風流盡 修文地下深
斯人不重見 將老失知音
第一次見桂琛先生是在1976年12月，我和蔣巍、胡夢龍等十個下鄉八年的兵團知青被哈爾濱日報招工進城，成了新聞人，那是江村和鄒本業等報社領導引進人才的特殊辦法，時任報社領導葉貴祥和剛從柳河五七幹校陳桂琛先生親自去兵團選調，王述純和王文龍也參予此事。當時陳桂琛是政教部主任，正為人手的青黃不接而著急。見麵時，他的高大魁偉和笑聲朗朗，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早就盼著你們來了！”他的握手很有力，目光注視著你，讓你感到親切。後來浪漫的知青詩人蔣巍和靦腆的十八團的報道骨幹胡夢龍進了政教部，成了他的門徒；我師從王述純，到評論部寫評論。我們的辦公室和政教部斜對門。
那是哈爾濱日報“激情燃燒”的時代，在文革中全省最早被打倒又沉寂了十年的哈報新生了，飽受磨難的老報人們又煥發了青春，大家憋足了一股勁，衝破極左思想的束縛，要為讀者辦一張黨性和人民性統一的報紙。江村的辦報思想得到施展，我以為陳桂琛、王述純等中層幹部是其手下最得力的幹將。當時，我們在王述純的領導下，寫了幾篇為“黑市委”翻案的評論文章，還辦了在思想上撥亂反正的群眾評論專欄“大家談”，在剛剛從萬馬齊喑中清醒的社會中真有點振聾發聵的作用。常到評論部和我們議論風生的是江村，最先為我們叫好並常給我們出題目的是陳桂琛。那時報社還擠在市法院那座老樓裏。全樓最晚熄滅燈光的是我們評論部和政教部辦公室。在我們的辦公室裏經常能聽到陳桂琛的高談闊論，他激情、高調，思想前衛，頗有鼓動性。那時桂琛先生是報社頭腦級人物，他領導的政教部風生水起，充滿活力。
我以為，陳桂琛先生當時是報社最富有激情的人。他是一把火，無論在那裏，他都能點燃每一個同事的事業心，共同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很榮幸，我從北大荒回來，落戶在哈爾濱日報這樣一個光榮的集體。我曾說過，北大荒是我的大學，而哈爾濱日報就是我的研究生院。哈爾濱日報的前輩就是我的導師，如江村的政治遠見、思想活躍，鄒本業的正派寬厚、愛惜人才，王述純的敏感嚴謹勤奮，都對我的一生產生巨大的影響。而陳桂琛先生從一個15歲就參加革命的童工，通過自學和幾十年的實踐，成為一個精通辦報業務的一流專家，其人生道路堪稱我們的楷模。他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他的事業激情和極其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我在哈報先後工作十多年，無論在評論部，還是後來當了副總編，我常被桂琛鼓動得熱血沸騰。他總是對報紙工作充滿熱情，點子多，辦法多，又善於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在他手下工作誰也閑不住。我雖然沒有直接在他手下工作過，但經常被他的工作熱情感染和感動。桂琛對工作的精益求精，更是哈報的每一個記者編輯深知。凡是事實不清楚，文字不幹淨的稿子，是不可能過了他這一關的。他有時說話很重，讓記者臉紅心跳，但他的批評是對記者最好的指導。凡是他上夜班，版麵設計更是頗費心思，如果不滿意了，他總是親自上手，改了又改，一直到他滿意為止。當時跟他上夜班的編輯還時有怨言，可現在一想，他的這種嚴謹負責的工作態度影響了多少人，經他手推出多少好記者，又培養了多少好編輯！記得我1982年采寫的通訊《一個能打開局麵的黨委書記》，是在他值夜班時，在哈爾濱日報頭版頭條推出的。他把這篇文章從四千多字壓縮到三千多字，當時我心痛得幾乎落淚。後來這篇通訊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並獲當年好新聞獎。這是新時期全省新聞界第一篇在全國獲獎的作品。我想，沒有陳總編的精心修改，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唐朝詩人殷文圭有兩句詩是頌揚宛陵丞相的：“先生鬢為吟詩白，上相心為治國勞。”我以為陳桂琛先生一身獻給新聞事業，他夙夜在公，幾十年如一日，為報紙工作熬心費力，白發日增，身體漸衰，可謂鞠躬盡瘁，但他無怨無悔。按桂琛先生的資曆和能力，他是可以當更大的官、做更大的事的，但他熱愛辦報、癡迷辦報，寫滿了他的心血的報紙可以鋪滿整個城市，但那上麵幾乎沒有寫過他的名字。這一輩子，他是為別人作嫁衣的幕後英雄。這正是他和那一代報人的光榮！
誰要寫中國晚報曆史，是不能不寫上哈爾濱《新晚報》的，也是不能不寫上陳桂琛的名字的。按現在時興的說法，陳桂琛應該是“新晚報之父”。因為他是這張報紙的籌辦者，從1984年5月報紙起步，到他1993年3月離休，他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這張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晚報工作中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期間的每一張報紙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和創造性勞動。如今這張報紙以近三十年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突出成績躋身於全國最好的幾家晚報之列，陳桂琛功不可沒。當然，《新晚報》繼承了江村時代《哈爾濱晚報》的好傳統，而在陳桂琛和王清勝主政時期，又創造了《新晚報》的“黃金時代”。
那時的《新晚報》生機勃勃，人才湧流，蔣巍從這裏顯示才華，走上領導崗位；呂曉琪也是在這裏獲得全國好新聞獎的。他們都是陳桂琛的門生。正是因為《新晚報》在全國晚報界的影響，陳桂琛被推舉為中國晚報工作者協會副會長；也正是因為陳桂琛在全國晚報協會的傑出表現，又擴大了《新晚報》在全國的影響。退休之後，陳桂琛還應聘到《北方時報》、《黑龍江晨報》擔任過總編輯，為兩張報紙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作為黑龍江省著名的報人，他為全省的報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和江村一樣，陳桂琛是位有思想的報人，有主張有主意的領導者。比如，他特別強調晚報是老百姓的報紙，要有老百姓的聲音，要替老百姓說話，要和老百姓同呼吸、共命運；比如，他要求晚報要突出服務性，報紙要好看，還要有用；比如，他支持晚報要多舉辦群眾活動，通過活動促進辦報；比如，他主張晚報的文章要短小、生動、活潑，他講究版麵的鮮活，力求圖文並茂，引人入勝。他有自成體係的報紙美學觀念。我想，我們對陳桂琛先生的最好紀念，是總結他的辦法思想，並予以發揚光大。令人欣慰的新晚報的後人繼往開來，讓報紙日新月異，仍保持著全省領先、國內一流的位置。桂琛先生的在天之靈，也可以以此為樂了。
從1990年10月，我調到省裏工作以後，失去了先生耳提麵命的教誨，但每次邂逅，我總是給我很多鼓勵，如那篇文章寫得感人，那件事做得對，總是情意真誠，話語可親。凡是他編的書，他都千方百計地捎給我一本。遺憾的是，我從來沒有機會，當麵表達我對他的敬意和謝意，就像這篇文章說的這些心裏話。一想到這兒，我心裏就很難受……
還好，桂琛的孩子們要編了這本書，給了我一次感懷先輩的機會。但願這篇小文，化做一束潔白的小花，放在桂琛先生的墓前，寄上我這份思念吧！
2013年10月
將軍淚
和老任見麵是在他們機關門前的一家小酒館。這些年我傾心寫作知青故事，像淘寶的文物販子，誰手裏有玩藝兒，我就盯住不放。這不，我又盯上了在北大荒的兵團連隊當過指導員的老任。我看過他在報紙上發表的知青故事，我相信他還有不適合見報的“私貨”。
小館快要打烊了，燈光有些暗淡，我注視著老任那刻滿風霜的臉。
“姑娘，上瓶酒！”我招呼正在打嗑睡的服務員。
“什麼酒？”她有氣無力地說。
“北大荒！”
“沒有！真的沒有！”她說得很肯定。接著她又說出一大串酒名。
“您再換一種吧？貴的，便宜的都有！”
“算了算了！姑娘給上白開水吧！”
老任打斷了她的話。他自言自語：老知青見麵，不喝“北大荒”有什麼意思，還是喝白開水吧，幹淨！
他抬起頭來，望著我的眼睛，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然後說：“我就給你講一個‘北大荒’酒的故事吧！”這時他的臉色暗淡，語調低沉——
不知為什麼我們剛下鄉那幾年，北大荒總愛著火，而且是熊熊的山火。火光就是命令，每次打火，我們知青都衝在前麵。1969年3月30日，就是黨“九大”召開的前一天，我們連隊附近的山裏著了一場大火，那火威脅著完達山的原始森林。為了撲滅這場火，我們連隊的7個知青被燒成重傷，他們立了大功，戰友們“明知大火險，偏向火海衝”的事跡還上了《人民日報》。1970年11月7日，又一場大火在穆棱河南岸接近原蘇聯邊境的山林裏燃起。為阻止大火越境，我們團的官兵勇往直前全力撲救，帶隊救火的副參謀長明海濤和14名知青為此獻身……
說到這兒，老任停頓了。他點了一棵煙，平息了一下情緒說——
開追悼會的那一天，團部大禮堂臨時改成了靈堂，前麵擺了一長排棺材。場內一片哭聲，場外頓時天昏地暗，風雪交加。北大荒的人在哭，北大荒的天也在哭啊！我望著掛在前麵已經犧牲的知青戰友的照片，眼淚就止不住了，特別是看到她那微笑的麵容和清澈的目光，心如刀絞啊！
老任說不下去了，眼裏湧出了淚水。他喝了一口水，又講了下去——
她叫王曉勤，北京知青，在團部機關工作。1969年秋天，她作為整黨工作組成員來到我們連隊，邊整黨邊幫助我們秋收。她的穿著打扮和別的知青不一樣，別人穿黃軍裝，她是一身淺灰色的海軍軍裝，雖然退色發白了，卻洗得幹幹淨淨，穿得板板正正，腰間還紮了一條皮帶。真是威武精神，和電影《紅色娘子軍》中的女戰士一樣。她是軍人的後代，父親是一位海軍將軍。她高挑身材，四肢勻稱，圓臉盤，大眼睛，見人不笑不說話，笑時兩隻酒窩浮現兩腮，特別可人的樣子。現在回想起來，她有點像電影演員方舒。真的很動人！
王曉勤是個快樂的人，她白天和我們一起參加秋收勞動，晚上和黨員們學習到深夜，從不知疲倦。無論你什麼時候看到她，臉上總是掛著微笑，好像憂愁與她無緣。一次她在井台提水，正在小聲地哼唱“兵團戰士胸有朝陽，屯墾戍邊戰鬥在邊疆……”一回頭看見我也在等著打水，在大會上講話都不臉紅的她，突然不好意思地紅著臉說：“這下子壞了，讓人聽見了！”說罷笑著挑著水走了。
直到現在，我的耳邊還常響起她的笑聲。後來聽團部機關的人說，她還是籃球場上的一員虎將，她左手投籃很準。可惜，那段時間太緊了，沒機會讓她和我們打球，這種機會再也沒有了……這樣美麗的青春被無情的大火吞噬了，真是太可惜了！
沉默了許久後，老任告訴我，王曉勤犧牲後，凡是認識她的人都失聲痛哭。人們回憶起她臨上火場的那一刻——
她的父親是一位部隊離休的老幹部，體弱多病，身邊又無子女照顧，組織上已經決定調她回北京工作。第二天回家的火車票就在口袋裏！這時那場山火發生了。本來機關撲火隊伍中沒有王曉勤的名字。一聽說要去救火，她追趕著蹬上了剛起動的汽車。車上的同誌說，你明天不走了？她笑著說，打完火再說罷。上車前，她留下火車票，又摘下手表交給同宿舍的戰友，並掏出口袋裏僅有的幾十塊錢，然後鄭重地說：“如果我回不來，手表留給你做個紀念，這點錢作為我最後的黨費，請你替我交了吧！”
“她真是這麼說的？”老任看出了我臉上的狐疑，特別和我強調，王曉勤確實是這麼做的這麼說的，這是活生生的事實，蒼天可以作證，參加那次撲火的人都可以作證！看我肯定地點著頭，他接著又說——
王曉勤的老父親、東海艦隊的老首長、一位轉戰南北的老將軍，聽到噩耗後，急忙從北京趕到團裏和他最心愛的小女兒訣別。本來他盼望著幾天就能看到活蹦亂跳的女兒，可現在看到的是被山火燒焦的她的遺體！老人家身經百戰，目睹了許多親密的戰友倒在自己身邊，淚水早已流幹。可這一次麵對女兒的遺體，他老淚橫流。他大聲哭喊：
“孩子呀！爸爸來晚了，我會替你上火場的！你太年青了……”
最後，老將軍挺直身板，鄭重地給女兒敬禮！在場的所有人都和他一樣，向王曉勤致以崇高的敬禮。那一刻悲痛的場麵變得悲壯了。
離走時，老將軍帶走了女兒的幾件遺物，還有一小袋北大荒的黑土。他說：“這是女兒灑下汗水、淚水和鮮血的土地呀！我要一直帶在身邊。就是我死了，也要帶到骨灰盒裏！”
團首長特別給老首長帶了一袋當地產的大豆，還有兩瓶“北大荒”酒，是透明的白玻璃瓶裝的，是北大荒人都喝的普通的白酒。老將軍說，女兒探家時，給我帶過，還陪我喝過，真是好酒啊！將軍這一輩什麼酒沒喝過？可他就是喜歡“北大荒”，因為釀造這種酒的這片土地是他的戰友和女兒貢獻青春和生命的地方。這也是愛屋及烏吧。
可惜，在牡丹江換乘去北京的列車時，陪同老將軍的那位參謀，一不小心，那兩瓶“北大荒”掉在了站台上，隻停“啪！”的一聲，酒液四濺，玻璃瓶破碎！老將軍立刻火了，他大聲地對那位參謀吼道：“你知道這是什麼酒嗎！這是孩子們，還有十萬轉業官兵用血和汗釀造的呀！”
這時，老將軍已是滿臉的淚水了。那位不知所措的參謀陪著首長一起落淚。牡丹江站台第一次灑下將軍淚……
故事講完了，那個服務員小姑娘怔怔在站在那裏，她滿眼的淚水，忘了開門送客，因為她一直在聽老任的故事。
“我送你們一瓶酒吧！不要錢！”小姑娘很真誠。
“謝謝你，孩子！不是‘北大荒’，我們不喝！”老任擺了擺手。
這時，我想起曹操的那句詩：“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對我們來說，“何以壯懷，唯有大荒”！
我和老任走出小酒館時，已是滿天的星鬥的時分。熣璨的路燈下，我們的影子一會兒短一會兒長。
老任感慨到，為了北大荒這塊土地，有多少人付出了年青的生命！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理解，當時這些人為什麼連死都不怕呀！可他們不知道，那些人是為理想而赴死，是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赴死的。當然，我們終於盼來了以人為本的時代，我們有條件減少不必要的犧牲了。但那些為大義而舍生忘死的人永遠值得我們尊重和懷念。
我說，現在許多老知青聚餐都先向地下灑一杯酒，表達對死去的戰友的懷念和祭奠之情。
這樣看來，老將軍在牡丹江站台打的那兩瓶“北大荒”，就算一個老軍人對所有獻身北大荒的英雄的懷念和祭奠吧！當然其中也有他心愛的女兒王曉勤。這樣想，老將軍就不會難過了。
這是我和老任那一天晚上達成的共識。
當晚，我把這個關於“北大荒”酒的故事寫進了《我們的故事》，一夜無眠。
2012年6月15日於大山中
他用生命為北大荒寫傳
——走近鄭加真
那篇登在人民日報2010年9月3日的報告文學《仰視你，北大荒》，讓我一時間名聲鶴起。雖然我在北大荒下鄉的時間如抗戰一樣也是八年，但我成為作家之後，寫北大荒的東西並不多，大概除了那兩部寫北大荒老知青經曆的《我們的故事》，就是這篇《仰視你，北大荒》了。此文發表後，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著名評論家李炳銀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輝煌黑土地的激情報告》的評論文章，文中說，“對於黑土地，賈宏圖有著特殊的情感”，“他的人生和文學之路甚至可以說是從北大荒開始的。因此，對於北大荒的前世今生，賈宏圖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感受。”“他多年不斷地在這塊土地上行走、穿越和凝思，其實早已經為這樣的文字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麵對北大荒這樣如此漫長、豐厚、豪邁、紛紜的對象時，他就顯得激動而從容。”李炳銀在這篇文章的最後說：“在讀了賈宏圖《仰視你，北大荒》之後，我對賈宏圖也再一次有了一種‘仰視’！”
我在這篇報告文學的後記中說：“以鄭加真先生為代表的北大荒三代作家的豐厚的作品，就是這篇文章的初稿，我的作用是綜合和提升。我的署名隻表示責任。”我這樣說，不是謙虛，而是事實，因為這篇紀實文學中關於北大荒開發建設的曆史過程，許多取之於鄭加真的紀實文學，所以我在這篇文章之後，特別附錄了我引用的鄭加真先生的作品：《將軍與北大荒人》、《北大荒移民錄》、《中國東北角》、《北大荒六十年》。我這樣做，隻是為了表達我對鄭加真先生深深的謝意和敬意！
其實，真正值得仰視的應該是鄭加真先生。我隻是他的追隨者，是他的學生。
我第一次見鄭先生大概在1972年或1973年，當時我在兵團戰士報當記者，工作和生活都是佳木斯火車站對麵的兵團總部大樓裏。其實多數時間，我都在兵團的基層單位跑新聞。很巧，那次我正好沒外出。呂正衡總編告訴我，五師宣傳科的老鄭晚上住在你們宿舍。這是常有的事，下麵來了通訊員，常來我們的宿舍“找宿”，16團的薑昆，還在我的床上擠過呢！老鄭就是鄭加真吧？我的眼前一亮。那時他的長篇小說《江畔朝陽》正火遍全國。當然也是我們北大荒知青們搶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