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鄭先生是我見到的第一個著名作家，他就坐在我對麵楊楠（哈爾濱知青，當時是戰士報的編輯，後調中組部，曾任黨政幹部局局長和香港工委組織部長）的床上。他白淨的麵孔，寬闊的額頭，身材修長，江南口音。他笑容可掬地望著我，很可親的樣子。我有點緊張，像中學生一樣問他，《江畔朝陽》是怎麼寫的等問題。他擺了擺手，不肯多說，接著他便問我那個學校畢業的，什麼時候下鄉的。我要給他打水洗腳，他謝絕了。然後端著楊楠的臉盆自己到公用衛生間去了。後來和我一樣脫衣睡覺，我們一夜無話，第二天我起床時，他已經走了。
再見麵時，是十七八年後，我從兵團回到哈爾濱日報，又調到省作家協會當主席，鄭先生是兼職的副主席，在每年的例會上，都能見上一麵。他還是那麼謙和儒雅，隻是額頭更大頭發見疏。
這期間，我不斷收到或看到鄭先生的新作，都是關於北大荒曆史的紀實文學。2007年春天，我們還一起在上海搞過新書簽售活動，我的《我們的故事》受到知青的歡迎，而鄭先生的《北大荒六十年》有更廣泛的影響，當時文彙報、北京周報都十多家報刊和網站都做了報道。
我曾說過，鄭加真是北大荒的“文學教父”，我們這些知青作家，如張抗抗、梁曉聲、肖複興等，北大荒的第二代作家常新港、王左鴻、王鳳麟、趙國春等，還有第三代的作家宋曉玲、王軍等，那一個沒得到他的幫助，那一個沒受到他的影響！我還說過，鄭加真是北大荒文壇上的“長青樹”，他們那一代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部隊轉業到北大荒的作家，如林予等好幾位先生早已去世，而多數人也不再動筆了，隻有鄭加真還在寫，已進耄耋之年的他，近兩年又推出長篇小說《北大荒人》和長篇紀實文學《北大荒流人圖》，特別是後一部被稱為鄭先生最好的作品。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還在寫的作家已經微乎其微，越寫越好的，就更少了。鄭加真因文學上的突出貢獻，被省委宣傳部和省農墾總局都授予“終身成說獎”，在北大荒墾區，隻有他一人！
很幸運，最近我又收到了鄭先生贈送的他的新作《北大荒流人圖》和由北大荒新一代作家劉紅豔撰寫的長篇紀實文學《情係北大荒——圖說鄭加真》，讓我大喜過望。我用了半個月的時間，對這兩部書逐字閱讀，使我對十分尊敬的鄭先生又有了更全麵、更深刻的認識。我以為鄭加真的人生經曆和他的文學創作經驗，對一切熱愛文學的人都是難得的教科書。特別應該感謝，劉紅豔這位生於黑土地的孩子，在獲得管理學碩士學位後，能皈依文學創作，潛心研究鄭加真的文學道路，寫出如此鮮活生動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家評傳。這是鄭加真的幸運和光榮，也是北大荒唯得的一份文化財富。我願意借助劉紅豔的這部關於鄭加真的評傳提供的寶貴的又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材料，闡述一下對鄭加真的新認識，以此釋放一下我對鄭先生心藏許久的敬意。
其實，我要歌頌的鄭加真的創作精神，在《情係北大荒》這部書的封底上，鄭先生自己亦說明了——
“幾十年來，為北大荒寫作已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寫作，生命就不能延伸，生活就沒有意義；幾十年來，我用生命為北大荒寫傳，在那片黑土地上我留下了自己無愧的生命之旅。”
下麵寫下的是我仰視鄭加真先生的新感受。
文學少年和複旦才子
在民國三十七年（1947年）四月號的上海《家》雜誌上登載了一首敘事詩《母親的話》。 這是一首詩講述的是“浪子回頭”、勸人為善的故事。他的作者就是正在上海京滬中學讀書的學生鄭加真。他是那所知名的中學的《嚶鳴》牆報主編之一。《母親的話》是這個文學少年的處女作。第二年，他又嚐試著寫了短篇小說《愛的白鴿》參加一家雜誌的全國征文，竟得了三等獎。
據我所知，在北大荒的那批轉業軍人出身的作家中，鄭加真是發表作品最早的人。在那個國難當頭的動蕩年代，他接受較好的教育，為今後的文學生涯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鄭加真1929年 出生在溫州的一個山村裏，父親是個有文化追求的青年，自幼勤奮好學，後考入國立溫州中學，成為全村的“狀元”。畢業後到上海郵政總局當職員。這樣鄭加真就有了在上海讀書的機會，可惜讀到初中畢業時，日本侵略者鐵蹄下的上海已沒有他們一家的安生之地，他跟母親冒著炮火回老家避難。在家境十分艱困的情況下也進入了當地最好的中學讀書。抗戰勝利後，他又回上海繼續求學，並走上文學之路。
據劉紅豔在書中的記載，“1949年，鄭加真考入上海複旦大學中文係，成為新中國成立後複旦大學的第一批新生。這一年，鄭加真二十歲。一副瘦弱的身軀，充滿了對新生活的向往。”
戰爭中，這座名校多次搬遷，但學術傳統還在，諸多學術大師還在。鄭加真入學時，這裏還集聚著陳望道、郭紹虞、劉大傑、馮雪峰、唐弢、勒以等名家。劉大傑教授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讓這個文學青年著迷。他還給劉先生提出過自己對文學史上幾個的疑問，劉先生鄭重地給他寫了兩頁紙的回複。難得的是魯迅的學生唐弢教授還親自講評過鄭加真的習作——
“沒想到下周散文課，唐弢走進教室，笑容可掬地說道：‘今天，我們就講一講鄭加真同學的習作。’唐弢整整點評了兩個小時，在行文修辭和布局上，倍加讚賞。作為一名新生，寫出了來的文章能得到唐先生的認可，在同學中引進不小的震動，大家紛紛向他投來敬佩的目光。”（引自劉紅豔文，下同）
係統的文學理論的學習，對大量的中外名著的苦讀，名師的及時指點，奠定了鄭加真後來的文學道路。現在有一種輕薄文學理論學習和修養的傾向，一種很普遍的說法是“大學裏培養不出來好作家”。其實中外的許多好作家都有在大學讀過書，甚至有國外留學的背景。即使那些沒進過大學的作家，也有過長期堅持自學，博覽群書的經曆。老一輩文學大師魯迅、巴金、茅盾、郭沫若、老舍、曹禺都有過海外留學的經曆，他們學貫中西，通達天下。當代中國文壇上最活躍的作家許多也是恢複高考後，從基層進入大學係統學習後走上文學道路的，如茅盾文學獎得主路遙、劉震雲、張煒等。我們省的作家協會主席、著名女作家遲子建，不僅上過大學，還讀過北師大的研究生，而諾貝爾獎得主莫言就是當時她的同學。
鄭加真的文學道路給我們的啟示是，你要想成為作家，你要想寫下無愧於時代的作品嗎？從認真讀書開始吧！能接受完整的教育最好，不能進大學，也要盡最大的努力讀書，當然越多越好。從社會大學走上文學殿堂的著名俄羅斯作家高爾基特別看重讀書，他說過：“讀書，這個我們習以為常的平凡過程，實際上是人們心靈與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偉大智慧結合的過程。”而下麵，這句名言，更是他切身的體會：“書籍一麵啟示我的智慧和心靈，一麵幫我在一片爛泥中站了起來。如果不是書籍的話，我就沉沒在這片泥塘裏，就會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文學藝術當然是需要天分的，也是需要勤奮的，但是許多很有天分又很勤勞的作家，走得並不遠。其重要原因是他們的知識和文化的準備不足。
難道作家的生活，作家的生活經曆對創作不重要嗎？
跨過鴨綠江和挺進北大荒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的爆發，讓鄭加真再也坐不住平靜的課桌的。這一年12月，中央政府出發了召收青年學生入軍校的通知。盡管身為獨生子的他是可以不報名的，但是侵略者的戰火已燒到家門口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應該挺身而出了。“報名去，讓祖國挑選！”複旦的學生們在紀念“一二九”運動十五周年的大會上喊出這樣的號，這時鄭加真和同宿舍的五六個同學都報了名。父母的勸阻沒能阻擋他壯士一去不複返的決心。
經過半年軍校的學習，1951年7月，他和7名同學被分配到中朝聯合空軍司令部，開赴安東，然後又跟隨誌願軍空軍司令員劉震秘密進入朝鮮，他們在一個叫鶴峰洞的小山村落腳。在這裏鄭加真開始了空軍司令部通訊處參謀的戰鬥生涯。他們躲過美軍飛機的轟炸和特務的跟蹤，為自己的戰鷹提供通訊服務。鄭加真主動辦了一個普及性的《雷達工作彙輯》，被分送到誌願空軍的每個戰鬥員的手中。一年後，他又被調回北京的空軍總部，又辦了一本《空軍通訊工作彙輯》。在朝鮮參戰的經曆雖短，但侵略者的猖獗，朝鮮人民的苦難和戰爭的殘酷，都讓這個年輕的學子仿佛一夜之間長大。戰爭，無疑是鄭加真一個最好的學校，投筆從戎，是他無悔的選擇。
後來鄭加真在北京度過了六年的生活。他的才能得到施展，在空軍通訊處當參謀，連續兩年獲三等功，加入共產黨，1955年被授銜中尉，第二年又晉升為上尉。他還收獲了愛情，因辦牆報與通訊處新來的見習參謀重慶姑娘劉安一相識、相戀，她喜歡他的書卷氣，他愛她的熱情美麗，還寫一手好字。他向她表達愛意的方式，是以她為原形寫了一篇小說《牆報委員》，他向她贈送的第一份禮物上送她一部蘇聯小說《遠離莫斯科的地方》。
這一切似乎都帶有寓言性。因為劉安一字寫得好，她成了鄭加真一輩子的文學助手和第一讀者，他的所有文稿，幾乎都是妻子幫他抄寫，而到了晚年她學會了電腦打字，成就了鄭加真的著作等身。在他向她贈送《遠離莫斯科的地方》不久，鄭加真真的來到了遠離北京的遙遠的地方——北大荒，兩年後劉一安追隨而來。如今他們已經在黑龍江患難與共、相濡以沫地生活了55年。他們的一雙兒女及他們的孩子都成了北大荒人。
鄭加真是1958年春天，在王震將軍的率領下挺進北大荒的英雄的十萬轉業官兵的一員，他永遠以此為榮。回首往事，他也不免有幾份感傷，因為他命運的改變，起始於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運動之初，在黨的鼓勵下剛剛入黨的鄭加真，為了表示自己對黨的忠誠，他積極響應號召，為一位把報廢的軍用收音機私用的副處長前後寫了兩張大字報《某處長家裏的公家收音機》、《領導者必須受教育》。1957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了由毛主席親自撰寫的社論《事情已經起了變化》，表明“引蛇出洞”的目的已經達到，開始打擊那些向黨進攻的“右派”了。而單純的鄭加真又寫了第三張大字報《大字報的詠歎調》，於是他“理所當然”地受到連續的批判。這時，“鄭加真滿心苦楚，腦海裏浮現出莎士比亞名劇中‘奧德賽’一夜白頭的情景”。一個對黨滿腔熱忱的新黨員，突然失信於他所信賴的組織；一個前途看好的青年軍官，突然被斬斷了前程；一個新婚才半年幸福生活剛剛開始的年輕人，突然被劃入另冊……這時他唯一的選擇是，離開是非之地，聽從上級的安排，轉業去北大荒！他隨著潮流，寫了報名到北大荒的小字報，因為“我對於當時北京的環境已經徹底的失望了”。
1958年3月20日清晨，拉著空軍司令部轉業的官兵的列車馳出北京前門車站而奔向北大荒時，鄭加真想的是：“過去了，一切都過去了。”北大荒將是他的再生之地。
四天後，從上尉軍官而成為農工的鄭加真，在完達山下的八五六農場原來犯人住過的兩間草房裏開始了他的刀耕火種的墾荒生活。他努力表現自己積極的勞動態度，在秋收時，過分用力的鐮刀在他的小腿肚子砍出了小孩嘴一樣的刀口，在養傷時，這位激情燃燒的複旦才子，完成了他在北大荒的處女作、發表在1958年第17期上的紀實文學《向地球開戰——我們在密山的生活》。
後來他的命運發生了轉機，被調到虎林辦《北大荒文藝》，這時他和從北京下放的大文化人聶紺弩、丁聰等成了患難與共的同事……在他們影響下，他沒有向連續的自然和政治災難低頭，在個人命運起伏跌宕和家庭的顛沛流離中，他始終高舉文學的火炬，既點亮自己，又照亮了別人，在絕境苦寒中創造了記錄了北大荒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荒蕪走向富足的史詩，也創造了自己精彩的人生。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回憶當年走出北京，走向荒原，是不幸，還是有幸？是無盡的人生苦難，還是成就大業的機遇？其實，鄭加真早就有自己的結論。在困難的時候，他常想起司馬遷的話，從紀實文學這個角度說，他是他的前輩。他們都靠寫“史記”而成名。
司馬遷的在完成《史記》後，給他的好朋友任安寫了一封信，解釋他甘受宮刑的奇恥大辱而偷生於世書寫《史記》的原因，他在信中說：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違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墳》。《詩》三百首，大抵賢聖發憤之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看來鄭加真先生也屬忍受苦難而成就大業的人。為曆史留下如此輝煌的北大荒的“史記”，他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苦難，對有理想有追求的作家來說，從來都是機遇和財富。這就是鄭加真先生的非凡人生給我們的啟示。我們不可能為成就作家而製造苦難，但真正視文學創作為生命的年青人，應該熱愛生活，迎難而上，在和困難的鬥爭中，打造自己堅強的靈魂。而真正的文學才會應運而生。
進省城還是留在黑土地
1960年以糧倉著稱的北大荒墾區卻遭受了餓死人的自然災害。這時鄭加真和從北京調來的妻子劉安一共度饑寒交迫的日子。他們每天隻有一塊玉米摻酒糟製成的“烤糕”維生。在這種情況下，《北大荒文藝》停刊了。省文聯專門派人來墾區網羅人才，鄭中真也榜上有名，作家符宗濤、王忠瑜、楊昉、王觀泉，畫家晃楣、張作良等十多個人都被調進了省文聯而進了哈爾濱。這時省委組織部來了電報，限期鄭加真到省城報到。
鄭加真拿著電報去找墾區主管文化的宣傳部副部長鄭亢行，在就要在調令簽字的那一刻，他感歎道：“你們都走了，北大荒的文化誰來幹呀！”本來去意就不堅決的鄭加真說：“那我就再呆一段時間吧！”
可這一呆就是五十年，就是一輩子！鄭加真再也沒離開北大荒一步。有人說：“鄭加真沒走，為墾區的文化藝術的發展留下了一顆火種。”
可以肯定地說，調到省城工作條件要比北大荒好多了，但鄭加真舍不得離開的這片廣闊天地，因為他認為在這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至今鄭加真還認為他這一生的兩個重要選擇的正確性，一是從北京到北大荒，二是紮根北大荒不進省城。因為，他一直認為生活是創作的源泉，接地氣的生活，為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作素材，他寫不盡，用不完。就在自然災害最嚴重的1960年，鄭加真深入到牡丹江墾區的青年墾荒隊深入生活，寫出了長篇紀實文學《戰鬥在北大荒》和副產品《小北大荒人》，在上海兒童出版社出版後受到讀者的廣泛好評。1962年5月，鄭加真創作的小說《新隊長到來之後》發表在《北方文學》上，後被選入《黑龍江短篇小說選》，受到《文藝報》副主編唐因先生的高度評價。
1962年初冬，鄭加真的命運又有了轉機，他和妻子都調入了由牡丹江墾區和合江墾區合並而的東北農墾總局的宣傳部，他主管文化工作，劉安一負責統戰和內勤，這時他們在佳木斯有了安定的家。可鄭加真又主動要求到青年農場代職，擔任生產隊的副指導員。他一直堅信：“搞創作，生活積累很重要”。他和當年北京青年墾荒隊的隊長楊華同吃同住同勞動，醞釀著以他為原型的長篇小說《黑龍江畔》。1964年初鄭加真完成了這部小說二十五六萬字的初稿，立刻被來組稿的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看中。1965年夏秋之際，出版社為鄭加真請了創作假，到上海改稿。等已經完成的書稿清樣送領導審閱時，文革爆發了，鄭加真殫精竭慮、精心創作的《黑龍江畔》被遺棄在了出版社的倉庫。
和所有正直的知識分子一樣，鄭加真又經受一次磨難。隨著東北農墾總局的撤銷，1969年他又一次被下放，全家四口從佳木斯輾轉千裏落戶在嫩江畔的5師49團（九三局所屬尖山農場），鄭加真擔任了七連的副連長，劉安一任女工班長。在那個最嚴寒的冬季，他們一家住進潮濕陰冷得隻有零下五六度的房子裏，兩個孩子的腳上都長滿了凍瘡。因為沒有準備過冬的煤和燒柴，“鄭加真一咬牙，搬出從佳木斯長途運到連隊的7箱書，一本本挑出來燒。先燒精裝的，再燒平裝的；先燒經濟類的，後燒文藝類的。看著爐中跳躍的火苗漸成灰燼，感受到室內片刻的溫暖，鄭加真的心裏說不出是喜悅還是酸楚。”
當然在最嚴寒的日子裏，鄭加真也感受了特別的溫暖，當地的幹部、知青盡力幫助他，因為他們尊重這位給過他們溫暖的作家。就在這冷暖交際中，鄭加真一家在這片黑土地上度過了9年的時光。他自己曾用這樣一句話概括為段經曆：九三九三，呆了九年；連隊三處，師部三年，分局三年；九年生涯，一生難忘。
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之後，鄭加真被調到黑龍江農墾總局擔任宣傳部副部長兼史誌辦主任。在別人看來是個閑差的地方，他把涼板凳坐熱了。由“光杆司令”發展成99個史官，主持了墾區三級修誌隊伍，曆時十載，七易其稿，形成在全國被評為一等獎的黑龍江的首部《國營農場誌》。
至此，已功莫大焉。但鄭加真利用十年積累了大批寶貴的北大荒開發史料，先後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北大荒反思三部曲”：《北大荒移民錄》、《中國東北角》係列（蘇醒、磨煉、崛起）和《北大荒六十年》。為此，鄭加真又用了十年的時間。國內外媒體對“三部曲”是好評如潮，總局領導和三代北大荒的評價是：“這是一部反映北大荒60年開發建設的史書，百萬大軍開發北大荒的曆史畫卷；這是一部新中國曆史和當代農墾史的縮影，也是一個北大荒特色文化的精品巨製，是留給北大荒後人的精神財富。”
因為要寫《仰視你，北大荒》，我通讀了這三部書，其感受正如法國作家巴爾紮克所言：“文學是事實與靈魂相吻合後的再現。”我也想到了中國隋朝詩人江總讚揚文友的詩句：“下筆成三賦，傳觴成九秋。飛文綺彀彩，落紙波濤流。”而杜甫讚揚李白的詩，對鄭先生也是適合的：“筆落成驚雷，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
鄭加真一直是位低調的作家，說到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他隻有這句樸素的話：“感謝北大荒的生活，給了我豐富多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才使我有了創作衝動，有了可以提煉的藝術加工的豐厚的素材。”
“江畔朝陽”的沉沒和“流人圖”的永恒
在劉紅豔所著的鄭加真評傳有重要的一章“終身遺憾的‘暢銷書’《江畔朝陽》”，講述了鄭先生這部頗費周折的作品出版的過程。我以為盡管鄭先生在自己的簡曆中沒有提到這部作品，但我仍然認為《江畔朝陽》為鄭先生的重要作品之一，因為它畢竟是特殊年代出版又有廣泛讀者的作品；沒有《江畔朝陽》就沒有後來的“反思三部曲”，也不會的《北大荒流人圖》。《江畔朝陽》所提供的經驗和教訓，對鄭先生自己，對所有作家都是寶貴的財富。
不了解實情的人以為《江畔朝陽》是文革中的迎時之作，是“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的產物。其實，鄭加真開始構思這部作品是在1963年，那時一起轉業到北大荒的作家林予寫出的長篇小說《雁飛塞北》和符鍾濤寫出的長篇小說《大甸風雲》出版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映。這成了促進鄭加真創作的“發動機”，他主動要求到青年農場代職，深入生活，1964年已寫出反映青年墾荒隊生活的長篇小說《黑龍江畔》，在上海文藝出版社準備出版時，因文革爆發被擱淺。1972年夏，鄭加真又被請回出版社改稿，他冒著難耐的酷署，把稿子先後改了五遍，又增加了來自生活的感人至深的情節和細節。根據出版社的要求，他違心地設置了路線鬥爭的情節，批判了農場職工的“小開荒”、“自由市場”等“資本主義傾向”。
從思想深處說，鄭加真不想這樣寫，但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他隻能這樣寫。那一個作家不希望自己付出巨大心血的作品，早日出版！他盡極大努力擺脫極左的束縛，當時書中引用領袖的語錄是必須的，可鄭加真將初稿時引用的一百多條刪除得隻剩下一二下條，這是要冒很大政治風險的。小說出版後，還受到一位讀者的批判，他認為該書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因為書是英雄人物，農場場長兼黨委書記於崗高而瘦，反麵人物戴聯則胖乎乎，喜歡和人握手，一邊握一邊說‘好嘛，好嘛’。很顯然，正麵人物是黨內最大叛徒劉少奇的形象，反麵人物則是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
《江畔朝陽》作為文革中出版的第一批長篇小說的第一部，這部被鄭先生隻認為的一塊“廢磚”的書，連續印刷了13次，總發行數超百萬，還在日本翻譯出版。在文化極度匱乏的年月，這部書還是受到一些讀者，特別是我們廣大知青的歡迎，當年鄭加真還收到張抗抗的來信，說這部書知青們讀得“津津有味”“小說中的每個人物成了我們那些天來談話的中心”。她表達的就是當時我們北大荒知青們的心情。
劉紅豔在書中說：“對於自己這部走出國門的‘暢銷’之作，鄭加真至今懷有深深的遺憾。正是這個轉折點，使他的文學創作走上了‘深刻反思’之路，走上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正本清源、撥亂麼正之路，真正開啟了他後半生寫作‘反思三部曲’的康莊大道。”
鄭加真是一位與時代同行、與人民同心的作家，他遵從“生活是創作源泉”的創作思想。如果說，在特殊的曆史時期，他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意願，寫過服從和服務當時政治的作品，那麼新時期，他又回歸了自己的本質，那就是他最喜歡的巴金先生的“說真話”。他的作品不再遵從某種政治、某一個口號，而是從實際出發，遵從自己的內心感受。他為自己的文學定位是“用生命為北大荒立傳”。他是北大荒人民忠誠的歌者。
鄭加真的老朋友、北大荒的作曲家顧震夷說過：加真這個名字起得真好呀！就是在你的作品中“加”“真”，用“真愛”、“真誠”、“真知”、“真情”、“真跡”書寫北大荒的曆史。
評論界和廣大讀者對他的北大荒“反思三部曲”高度讚揚，我更看重被他自己稱為他的“封山之作”的《北大荒流人圖》。我讚成肖複興在讀過這部書後給他的信中的觀點：“這是一部很有意義亦有價值的書。你所付出的一切，在未來會越來越顯示它獨有的價值的。”
“直書秉筆有加真，寫盡大荒右派人。”這部傾注鄭加真一生心血的作品中，既記錄了我們熟知的被下放在北大荒的中國文化名人丁玲、艾青、聶紺弩、丁聰、吳祖光等人的痛苦經曆，還破天荒地披露了在1958年下放北大荒後被又一次打成右派的那些轉業軍人的人生災難！如被逼自殺的農墾局副局長，在從北京到北大荒的火車上被打成右派因不服被送進拘留所又凍掉雙手的少尉領航員……鄭加真還痛心地告知天下，在嚴重的政治壓力和自然災害造成的饑餓中，有大批轉業軍人和下放幹部在北大荒死去，僅850農場雲山畜牧場就在1958年冬到1960年冬死去34人！如若不信，你看附在《流人們對饑餓與死亡的回憶》那篇文章後的“死亡名錄”！
這流著血淚的真實讓人不忍卒讀！這流落在北大荒的四五千位“右派”鮮為人知的苦難經曆，是共和國曆史上不可回避和掩蓋的一頁。鄭加真勇敢地翻開了這一頁，記錄了這些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還在這部書的最後附錄了當年的“右派”楊崇道先生五十多年來收集的《1958年下放北大荒的“右派”名單》。肖複興感慨道：“名冊長長壓卷尾，驚心最是眾冤魂”！
這些年，我效仿著鄭加真先生，也在收集把青春犧牲在北大荒的老知青的故事，寫成了《沒有墓碑的青春》的長篇紀實文學，想為他們立了一座無形的碑。而鄭加真立下了更讓北大荒人永遠不能忘記的那些曾經為這片土地的開創了奇跡的“流人們“壯麗的碑林。他在這部可以傳世的《北大荒流人圖》的最後寫下了這樣的話：
曆史上的成就，是一筆財富；曆史上的失誤，同樣是一筆財富。然而人是容易健忘的，以史為鑒，才能有所前進、有所發明、有所創新！願北大荒流人們的一座座碑林，化作警鍾長鳴！幫助這塊美麗、富饒的黑土地，擺脫因襲的怪圈，走出曆史陰影，走向真正的輝煌！
當我讀完鄭加真先生的許多作品，當我讀完他的這部“封山之作”，當我讀完先生的最後的幾句話，我不能不再一次仰視他——這座北大荒文學的“喜馬拉雅山”了！
2013年10月10日
大師相與孩子氣
——盧禹舜印象
人生風景乃大風景。在黑龍江文化界有兩道大風景，是不能不看的。一是遲子建的文學風景，二是盧禹舜的美術風景。兩人都為“60後”，盧長遲兩歲，為1962年生人也。純屬土著的北極村出生的遲子建，是中國文學屆矚目的獲獎“專業戶”，三次中短篇小說“魯迅獎”不必多說，而長篇小說“茅盾獎”的獲得，打破東北無此獎的曆史。而盧禹舜更是中國美術界的“神童”，26歲副教授、29歲正教授、33歲當哈師大美術學院院長、34歲任哈師大副校長、44歲榮膺中國國畫院常務副院長。其學術職務數不勝數，得獎更是得的手發軟。盧禹舜之勝景為中國美術界絕無僅有。誰言“關東無聖人”？盧氏、遲氏年少有為，頗有些大師之相，我曾冒言：有一天如果遲子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並不吃驚。
長幼有序，此文我隻是想說說盧禹舜教授。我與盧非同行，又非摯友，偶有相見，也隻是握手言歡，少有敘談。我這裏隻是用非專業的世俗眼光，打亮他一番。是想說明，黑龍江及哈爾濱這個地方人傑地靈，是出過大師，而且還會出大師的。我們不必妄自菲薄，更不要為沒出個“趙本山”而遺憾。
我認識盧禹舜時，還未見其有什麼大師之相。大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盧還個剛露尖角的小荷，在他的美術作品展上，他在門前迎候佳賓，像一個靦腆的中學生，平頭而無時尚的長發飄然，微笑而寡言，眼睛瞇成一條縫。九十年代後，盧名氣漸大、地位漸高，我們常在一些官辦會議上見麵，如領導接見、文藝名人座談之類。他還是平頭，不像個中學生而像一個中學美術老師了。他還是人嚅嚅言語不多。文藝界這幫人，“鳥都是好鳥，就是話多”。經常上演“訴苦劇”，聲淚俱下，頗為感人；也有仗義執言批評朝政的，諸如對文化及人不重視雲雲。而盧教授盧院長隻笑不語，而偶有發言也是自說自話。也許思想深刻的人總是含而不露。
在常人看來此生隻是個儒雅低調的畫家而已。還是老百姓的話準，“不叫的狗才咬人”。後來我逐漸知道了盧教授的“狠勁”，首先他獨樹一幟的《靜觀八荒》在全國美展榮獲一等獎，讓黑龍江人結束了“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隻知道北大荒版畫和晃楣、冰雪山水畫和於誌學——的曆史。長江後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黑龍江美術界終於有了新時代的領軍人物。而盧禹舜一發而不可收，他的“靜觀八荒”係列、“唐人詩意”係列和“域外寫生”係列，在全國同行中大成氣候，他的“北派山水畫”名聲鶴起，洛陽紙貴。更讓我震驚的是，他把哈師大藝術學院辦得風聲水起，不僅美術專業在全國藝術院校地位上升，其音樂舞蹈等專業也人才湧流。在本省文化界省藝術學校曾是藝術人才的搖籃，而師大藝術學院成後起之秀。我在文化廳任職時曾運作省藝校和師大藝術學院合並為“哈爾濱藝術學院”之舉，雖未成，還是見識了盧副校長造就“北方文藝勁旅”的氣魄和能力。更讓我領教盧先生大手筆的是，他在寸土寸金的呼蘭利民開發區建成了占地1、2萬平米的全省最大的美術館、全國最大的私人美術館。我出席了“盧禹舜美術館”的揭幕儀式，那一天盧先生雖也是西裝革履，但還是那個小平頭的標準形象和瞇著眼睛笑的一慣表情。那天他的講話不精彩，看來，這個人幹得多說得少，不善說而善作。從此哈爾濱有了自己的美術聖地和畫家的沙龍，美術活動不斷在此舉行，畫家及美術同仁們其喜洋洋者矣。當然，那座風格別致的建築也成了這個城市的文化符號和文化建設亮點。
據盧教授說，他對美術的熱愛啟蒙於哈爾濱南郊的一個小院，鄰居張奶奶坐在院子裏的大樹下，用剪刀剪的小雞、小狗和小羊的紙樣，讓他產生也要畫一畫的強烈願望。祖父母在他四歲的時候便教他背誦詩詞和兒歌，“長風萬裏送秋燕，對此可以酣高樓”的意境一直影響著他，這些影響後來讓他一直偏愛中國山水畫。可以肯定，藝術家的成才天資是第一位重要的，而後天的刻苦努力當然是成功的根本。作家、畫家和音樂家相比，搞美術和音樂是最“吃功”的。過去我們常說那位作家“著作等身”，其實畫家要成功，就不隻是“畫作等身”了。從信手塗鴉到接受係統正規美術教育，從靜物寫生到野外采風，從拜師求藝到院校進修，他們付出的辛苦一言難盡，誇張地說每一個學畫的孩子，用的筆墨可以暈染一條小河。但一旦成名，一旦被社會接受，畫畫就像畫錢一樣了。求者盈門，市價飆升，畫家就可坐享其成了。甚至還跟出一幫惟妙惟肖的“模仿秀”來，盜其名獲其利。這一點讓作家甚至音樂家隻有“羨慕嫉妒恨”的份了。
大凡的畫家都如此，但我們的盧教授並不滿足這樣，用時興的話來說，他努力創新，不斷地超越自己。就像李可染先生說的那樣：“用最大的功力打進去，用最大的勇氣打出來”。和所有畫家一樣，盧禹舜也有過傾心模仿、沉迷師古的過程，也達到過可以亂真的境界。但他很快走出來，因為他的目標不是高標準的畫匠，而是有獨立風格的畫家。有人說他是“複古至深又出古至遠”的藝術家。他是首先以他的傾心之作《靜觀八荒》引起美術界的關注的。那是他和宇宙天體的一次對話。我雖不懂畫，但朦朧的畫麵所展示的空靈、神秘、深邃、渾沌確讓我震撼。那是一種形而上的感受，宇廟之浩渺，天地之悠悠，人如蟲蟻，絕非主宰萬物的上帝。後來在盧先生的同類畫作中，我領略了遼闊的原野、沉重的遠山、蒼茫的太空，總給人以沉思睡般的寧靜和夢境一樣的迷離。評論家認為這一係列的作品是“對宇廟世界的宏觀關注和哲學的思考。”他們說，盧先生在探索個性化方式觀察自然、感悟自然的方法，形成了在明晦相交、渾渾茫茫的水墨調子中，表現盡可能的自我美學麵貌和藝術風格，力求擺脫物理空間的束縛，展示出不斷交織運動著的心理圖象，構成一個隨意即取的心靈空間。
當然，盧先生特別受到推崇的還有他的《唐人詩意》。對於也有山水情懷的作家，對此類畫我十分的欣賞。在墨線與淡綠描摹的山水中，我看到了盛唐文人散淡自由和樸拙單純的身影。這天人合一的場景是對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的禮讚。畫前久久端祥，我亦飄飄若仙，也身入其中了。我理解盧先生力求“靜觀”的方式與“無限”的境界做深刻的統一、自然的感悟和美學的思考達到互融。我也格外喜歡盧先生的“俄羅斯寫生”和“歐洲寫生”的係列作品，仿佛看見了昨日哈爾濱的影子，那種寧靜，那種幽雅，恍如隔世。盧禹舜說，作為哈爾濱成長的畫家，在對中國曆代大家還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滿腦子已經是列賓、蘇裏柯夫、契斯恰柯夫素描體係。現在已通曉中國文化傳統的他，再畫洋畫已別有一番風韻了。中國畫家筆下的歐洲風景更富詩意和人文情懷。
對於盧禹舜的繪畫作品的風格已多有專論，盧先生自己也有《論精神》和《八荒通神》等多部專著。看來他不是不說，要說就說出自己的高論。美術評論家特別看好這位北方畫壇精英，有人論：“除清代高其佩先生外，山海關以北尚未記載較大影響的國畫家，沒有形成完整的地域文化風貌。盧生於斯、長於斯、愛於斯，他對北大荒白山黑水的感情得天獨厚，他的研究在國畫史上具有開宗立派的意義。”還有學者說，中國國畫家40歲之前“師古”，60歲之前“師自然”，60歲之後“師心”，現在不到50歲的盧禹舜就已經“師心”了。他從“清新俊逸”到“蒼茫深沉”，再到“渾然天成”，較早進入“師心”的境界，由此知其前途無可限量也。
我是由盧禹舜身上的孩子氣喜歡上這個年青的畫家的，現在他已氣象萬千，頗有一些大師之相了。我以為，盧的非凡業績和日新月異的進步是和他孩子氣的天性分不開的，那就是他的樸素、單純、真誠、執著、謙和。他像孩子愛玩一樣醉心畫畫，像孩子熱愛大自然一樣追求藝術；他以孩子般的純真對待同事朋友，像孩子一樣對待師長一樣學習別人的知識和經驗；他又以自己善良和單純麵對複雜的社會，把複雜問題簡單化，溫情地處理矛盾。單純的人並不缺少智慧，而是一種大智慧；單純的人也不缺少責任感，往往是幹大事業的人。
溫潤是強悍的潤滑劑，儒雅是大家的外衣。這就我對盧禹舜的印象。
2012年初夏於阿城山水田園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