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人，都曾經很關心：是否有神―在人類之外？以及神是睡著了，還是醒著？在喜出望外的時候。在大禍臨頭的時候。在有懺悔的心事的時候。在很多很多時候。人會覺得自己很渺小。
臥佛寺始建於唐貞觀二年（628年）。至於這尊5.3米長、1.6米高的釋迦牟尼臥像，則是元至治元年（1321年）冶銅五十萬斤鑄成的―（總重量約54噸）―為我國現存最大的銅鑄臥佛。算起來，它已經不變姿勢地躺了七百餘年。這一覺睡得可真夠長的。
殿內的香案上陳列著許多雙大鞋，皆是清代皇帝敬獻的禮物。皇帝們考慮得很周到，連拖鞋都給預備好了。
假如神是睡著了，對這一切渾然不覺。那麼，它什麼時候才能醒來―起身穿上碩大的鞋子？對於睡者來說，鞋子僅僅是擺設。
說實話，神在我想象中，原本是不睡覺的。神先知先覺，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神的視力與聽力是永遠有效的。假如它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多辜負那些善男信女的膜拜呀。假如不相信神的存在，他們怎麼甘心麵對一堆堆青銅、泥土、頑石念念有詞呢？
然而臥佛寺，偏偏供奉著一尊墉懶的臥佛。是怕它老人家累著了吧？
臥佛之存在，是有典故的：紀念涅槃於拘屍那國城外婆羅樹下的釋迦牟尼。這是無比漫長的最後的瞬間。一兩千年過去了，神依然保持著初人睡的姿勢：頭衝西、麵朝南，微抬起上半身，以右手托腮，左手則平放在腿上……仿佛正在閉目養神，抑或考慮什麼問題。
我覺得這尊臥佛比羅丹的“思想者”更為深沉，更為莊嚴，更具威懾力。因為佛祖所沉浸於其中的，是一個更為博大的世界―人類對此頂多隻能算一知半解。
婆羅樹為釋迦牟尼遮擋過陽光，由此而出名了，成為佛教徒公認的聖樹。臥佛寺原先有三棵古婆羅樹：“兩棵在天王殿前，早已不存在了，另有一棵在三世佛殿前，1949年5月4日被大風吹折，現存的一棵是1954年補種的，實際是和婆羅樹近似的一種七葉樹，並非印度產的婆羅樹。”（趙迅語）我去臥佛寺，總要在這棵“中國特色”的婆羅樹下繞三圈，算作問候吧。假如樹能懂得我的意思的話。
所謂的臥佛寺，僅是約定俗成的稱謂，老百姓叫順嘴了。畢竟，臥佛是其最大特征。可寺廟的本名，反而被逐漸淡忘了。在三世佛殿前月台左側，有雍正禦製十方普覺寺碑；而山門殿懸掛的金匾，上麵也寫著“敕賜十方普覺寺”。這是雍正皇帝的賜名。那麼，在雍正之前，該怎麼稱呼呢？
臥佛寺的曆史，簡直就是不斷改名換姓的過程。唐代叫兜率寺。元代叫昭孝寺，後改作洪慶寺。明代正統八年（1443年），英宗賜名壽安禪寺，至崇禎年間，又改叫永安寺；據說英宗、憲宗、武宗、世宗、神宗等五位皇帝，都曾親自來拜謁臥佛，並為寺廟的幾度重修捐贈過財物。英宗送了一部大藏經，陳列在佛殿內。憲宗敕命於寺前蓋了座高六丈九尺的如來舍利寶塔及其左右二殿，並額外賜地五頃二十五畝，作為香火錢。神宗甚至拿出宮內的“私房錢”作為重新裝修的費用，同時賜大藏經及錦被等物―他很細心，給臥佛送了床保暖的被子，以免著涼？
到了清代，帝王們來得更為頻繁。三世佛殿的門額，懸掛著雍正禦筆“雙林邃境”木匾，兩側又有乾隆題寫的對聯：“翠竹黃花禪林空色桐，寶幢珠絡梵宇妙莊嚴。”院內那座四柱七樓式五彩琉璃牌坊，正麵寫著“同參密藏”，背麵寫著“具足精嚴”，均為乾隆的書法。與雍正禦製十方普覺寺碑相對的，還有乾隆詩碑。至於作為本寺靈魂的臥佛殿，內懸乾隆題辭“得大自在”之匾額，殿外的門匾“怯目恒明”，及楹聯“發菩提心印諸法如意，現壽者相度一切眾生”，均是慈禧太後的手跡。想不到慈禧也練過毛筆字，寫得還挺“帶勁”的。
臥佛寺，仿佛在舉辦帝王們的“書法比賽”？看得我眼花繚亂。不知道該誇誰的字好，不知道又會得罪了誰。他們一個接一個趕來舞文弄墨，難道不怕打擾了佛祖的清夢？或許，生怕佛祖不了解自己肚裏有墨水，文化程度較高？我覺得這多多少少有點賣弄的意思。
寺廟兩側，有三座以遊廊連接的院落，係清代皇帝避暑的行宮。看來皇帝恨不得由紫禁城搬到這裏來辦公？或許會感到更踏實一些？這分明是找靠山來了。
而寺廟東側相對稱的院落，則是僧侶們的“集體宿舍”：大齋堂、大禪堂、霽月軒、清涼館……以及為本寺開山祖師爺所虛設的祖師院。
四大天王、哼哈二將、十八羅漢什麼的，其實都是陪襯，那尊高枕無憂的臥佛，才是真正的主人。即使皇帝來了，它也懶得睜開眼瞧一瞧。再顯赫的皇帝，也不過是曆史甬道上的匆匆過客。鬱壽江先生認為銅鑄臥佛表現了元代高超的冶煉技術，臥佛殿是寺內的精華部分：“臥佛前有銅製‘五供八寶’，後麵環立十二圓覺塑像，原為泥塑，采用高超的‘撥金花’法雕成，反映了我國古代卓越的技藝。殿中的全部造像，向人們描述了釋迦牟尼涅槃前向弟子囑托後事的情景。”傳說殿內原先另有一尊檀香木雕的唐代臥佛像，明末清初兵荒馬亂時遺失。
我來臥佛寺，為了尋夢的。尋一個古老的夢。我的動機，估計比那些抱佛腳的皇帝要純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