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根地帶，住過的達官貴人、皇親國戚，不計其數。即使今天，風流皆被雨打風吹，你在橫七豎八的胡同裏穿行，稍不留神，就會撞見遺留的某某王府，或某某官邸。想當年，可都是代表著皇恩浩蕩的“賜第”。皇城根的子民，怎麼能剔除盡骨子裏的那份優越感呢？
推而廣之，整個京味文化，都隱隱約約地被這份優越感籠罩著。
這份優越感在清朝時愈演愈烈。因為北京劃分為內城與外城，能夠躋身內城的，是清一色的八旗子弟。而原先的漢族居民都成了拆遷戶，紛紛把家搬到外城。泱泱皇城，寸土寸金，即使能在邊緣地帶安營紮寨的，也肯定不無來曆。即使不是正宗的皇親國戚，也算得上是皇帝的遠房親戚―沒一點裙帶關係，怎麼可能離皇帝那麼近呢？當時皇城根的居民，稱得上是世襲貴族，沾了皇帝的光，由國家供養著，不愁吃不愁穿，於是提籠遛鳥、唱戲捧角，甚至鬥蟋蟀、養金魚……這是一群在遊戲中生活的有閑階級，靠吃祖宗打天下的老本度日，相當於“食利戶”。
當皇權被推翻之後，樹倒猢猻散，他們也紛紛成了破落戶。隻是積習難改，仍然在懶散中保持著近乎荒誕的傲慢與偏見。
老舍的小說中有很多這樣的人物，譬如《四世同堂》裏的一位：“平日他很自傲生在北京，能說全國尊為國語的話，能拿皇帝建造的禦苑壇社作為公園，能看到珍本的書籍，能聽到最有見解的言論……”他們怎麼也忘不掉自己年久失修的老屋―畢竟也是皇城根的建築，門前曾經車水馬龍、人來客往。其實那空空落落的拴馬石，已是現實對曆史的絕妙諷刺。老舍本人在正紅旗下出生時，八旗子弟的風尚已衰落了。
解放後，皇城根改叫黃城根了，恐怕是為了蕩滌這舊名稱裏的封建氣息。黃城根，再也不是八旗子弟的皇城根了。它進人了民主的時代。
但是皇城根的文化並未煙消雲散。直至今天，東黃（皇）城根一帶，與南河沿大街平行還遺存有一溜花鳥市場，街兩邊的店鋪頗具百科全書風格，什麼都賣：從花鳥蟲魚，到古玩字畫，甚至撓背的木製“不求人”也擺上了台麵。別的城市的旅遊商店，賣的大都是金屬或塑料工藝品，而這裏才是北京最典型的旅遊商品市場，能找到最有代表性的紀念品：要麼是活物，要麼是貨真價實的古董―譬如地攤上的幾枚綠鏽斑駁的銅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絕對不是贗品……走在這條博物館似的露天街道上，你能感受到八旗子弟怎麼千方百計、別出心裁地遊戲人生―有關玩的點子，他們似乎都已想盡了。你會長歎：他們哪來那麼多時間，哪來那麼多金錢，哪來那麼多閑情逸致？這肯定很讓現代人困惑。如今這條街走過的，大多是看客，而非真正的“玩主”。花鳥市場的生意，肯定遠遠不如清朝了。
西什庫本是明朝儲存宮廷禦用物資的十個庫房，至清朝則封閉了。它之出名，乃是因為西方利用十庫舊址建造的教堂，義和團運動時曾遭拳民圍攻。所以說起西什庫，我們首先會想到那座頗有歐洲風格的帶鍾樓的教堂。此是一景。西什庫往北，就是西皇城根，這一帶最熱鬧的地點是廠橋。據說原屬宮城範圍的西什庫，是挖開了一段宮牆，而與廠橋相通的―有“一枝紅杏出牆來”的意味。老北京人把這一段叫做“廠橋豁子”。可見市井生活的誘惑力與穿透力之巨大，即使等級觀念的銅牆鐵壁也非堅不可摧。
東、西皇城根，遙相呼應，如同兩條溫柔的臂膀，擁抱著冷血的紫禁城。
皇城根富於人情味的景觀，還有許多。東華門外，有著名的“小吃一條街”，尤其是夜市，燈光與爐火交相輝映，和盤托出的是老北京傳統的風味小吃：灌腸、炒肝、鹵煮火燒、爆肚、杏仁茶等等，芳香撲鼻。我估計皇帝在時，若聞見的話，也會經不住誘惑而微服私訪，邁著官步踱出宮牆。小販是否會上前招呼：“客官，能飲一杯無？”
這樣的事情並不是沒有發生過。
一牆之隔，就是民間了。
大宅門
老北京灰蒙蒙的胡同地帶，真可以說是魚龍混雜―既有駱駝祥子一類販夫走卒居住的破舊院落．也不乏公子王孫、達官貴人的豪宅。一路走過該怎麼區別呢？主要是看它的門樓。因為刻意保護住戶隱私的四合院是封閉性的，一旦大門緊鎖則滴水不漏。即使宅門是虛掩或敞開的，你也很難認得廬山真麵目―通常還有影壁作為第二道防線遮擋住外人的視線。
四合院的門樓，類別繁多，名稱各異，譬如“清水脊”、“道士帽”、“花牆子門”、“洋門”什麼的。但門的建築形式分為牆垣門和屋宇門兩種，牆垣式大門較單薄。無疑屬於貧民的；屋宇門的空間更富於立體感（相當於蓋一間房的麵積），還有聊楹、門簪、門墩、石階等具有裝飾意味的附件。真正的大戶人家的宅門，肯定屬於後者。如果你發現哪座四合院的門前還設有上馬石什麼的，它原先的主人肯定是當官的―不僅僅自用，還可以方便前來做客的同僚。武官在此上馬，文官在此坐轎。隻可惜現在，也一律門可羅雀了。
大宅門的門墩兒，又叫門枕或門鼓，分別是長方形的、鼓形的，一般都是石製的（也有少數木製的），雕有形形色色的圖案、花紋。偶爾能見到雕有石獅的門枕，說明這是昔日的王府。沒有爵位的人家哪怕再有錢，也不敢請石獅守門的―那叫“越製”，會受到懲罰的，輕則抄家，重則殺頭。
所以，即使過其門而不人，僅僅從宅門的規模與氣勢，也大致能判斷出主人的家底與身份。當然，我指的是它的老主人。我談論的是它的往事。
還需要強調一點：現在人們常隨口說的“大宅門”（有一部正紅火的電視連續劇就叫《大宅門》），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大戶人家的宅門”。“宅門”還有特定的意義，指具有垂花門等的多進院的住宅（即複合式的高級四合院），與隻有東西南北房的一般的四合院相區別。大宅門，至少可分為前、後院―甚至更多的院落，豪華點的還有後花園呢。住在宅門裏的， 自然是人丁興旺的大家庭了。有的還“四世同堂”呢。
什麼叫垂花門―為什麼構成宅門的標誌？垂花門由柱端雕有蓮蕾狀垂珠的垂蓮柱出挑屋簷組成，像一座典雅的亭榭，隻不過安裝有開閉的屏門。它之所以是宅門的核心，因為劃分著內宅與外宅―普通的賓客是不允許穿過垂花門進入後院的（那屬於主人家庭的私密空間），大多隻能在作為外宅的第一進院裏逗留。用現代房地產的概念來說，客廳歸客廳，主臥室歸主臥室，井然有序，涇渭分明。聽行家賡昭詳細解釋過：“俗話說的大家閨秀大P7不出，二門不邁的二門，就是指的宅門中的垂花門。垂花門用垂蓮柱加深出簷不占地麵很符合二門的功能需要。婦女們在此寒暄、行禮、殷殷話別需要一定的空間，如果兩根簷柱落了地，那門前活動地麵就要受到很大的局限，用不落地的垂蓮柱，地麵就寬敞多了，上而有遮陽擋雨的屋頂，再加上華美的垂花門的襯托，環境、氣氛均極恰當……”
可見，沒有垂花門，就稱不上是大宅門。它是大宅門詩意最濃的部分，堪稱是其靈魂。
外地人來北京旅遊，別忘了到古樸的胡同裏轉轉。但應該了解，什麼是普通的四合院，什麼才是真正的宅門。假如你有幸走進了一座結構繁複的大宅門，一定要找一找它的垂花門立在哪裏，並且慢慢品味那絕妙的造型。哦，簡直像一個尚未完全醒來的華麗的舊夢似的！大宅門可比一般的四合院講究多了。除了垂花門之外，四隅還有抄手廊曲折相連，雨雪天氣也不影響主客通行。有的增加了好幾組向縱深發展的跨院，最後麵甚至蓋有兩層的後罩樓。加上魚池、假山什麼的，真是重巒疊嶂，別有洞天。
“天棚魚缸石榴樹”，是四合院一景。可最有權勢的大宅門，瞧不上石榴樹了，種的是海棠樹。也摒棄了小家子氣的金魚缸，而就地挖掘了仿真的池塘。貴族的作派，是市井人家沒法比的。
大宅門啊大宅門，胸有城府，深不可測。因而藏龍臥虎。進進出出的皆非等閑之輩。在花開花謝的舞台上，演繹過數不清的繁華富貴、悲歡離合。也可以算作豪門恩怨吧。
老舍的《四世同堂》，應該發生在大宅門裏。曹雪芹的《紅樓夢》，同樣是大宅門的故事―榮、寧兩府，都是有資格安裝石獅門墩兒的大宅門。虎坊橋附近，紀曉嵐的閱微草堂（今晉陽飯莊），屬於文化意義上的大宅門―書香門第，這位頗受乾隆皇帝器重的清代大學士、禮部尚書在此寫了著名的《閱微草堂筆記》。至於恭王府、攝政王府什麼的，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宅門。至於皇帝住的紫禁城，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呢，堪稱大宅門中的大宅門了。
隻不過，歲月無情，人事變幻，所有的大宅門，都已經飽經滄桑了。
溫故而知新。要想了解這座城市的變化，要想重溫老北京的生活，又怎麼可能繞過胡同深處那一座座殘存的大宅門呢？多少寺廟煙雨中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本是形容江南佛廟之眾多。我一直以為杜牧歸納的這個數目帶有誇張的性質（“四百八十”是唐人強調數量之多的一種說法）。
然而北京的寺廟，比之毫不遜色，甚至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數量之多居全國之冠，並不亞於日本的京都、奈良；尼泊爾的加德滿都；泰國曼穀等被號稱‘寺廟之都’的城市。”（鬱壽江語）《北平廟宇通檢》一書記載：北京舊城內及近郊區有寺廟八百四十餘處。這還算是比較保守的統計。其實在鼎盛時期，已超過一千座―可謂“十步一寺，五步一廟”。
其香火之旺盛，恐怕會使煙雨南朝汗顏的。隻可惜很少有人替北京的這道風景作詩罷了。看來北京人自古即不太重視廣告效應。
當然，皇家的建築太多，分散了遊客的注意力。又有誰來北京，是專門為了看廟呢？
尤其在君主製的時代，神的殿堂再偉大，其豪華程度也不可能超越皇宮吧？天子腳下，寺廟再多、再輝煌，依然是一種陪襯―作為對盛世的裝飾與點綴。畢竟，中國的任何朝代，宗教都受製於政治―或者說都是為政治而服務的。難道不是嗎？
皇帝即使尊神，也不能說沒有一點私心：希望神保佑自己坐穩了寶座。
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將喇嘛教奉為“國教”，並且下令修建了集皇權與神權的象征於一體的大聖壽萬安寺（即今“妙應寺”）大白塔，本質上仍是為了貫徹“以佛治心”的政策。“坐鎮都邑”的白塔再高，也高不過忽必烈汗的王冠。
又譬如，清順治帝為接待達賴喇嘛五世來京朝覲修造了東黃寺（作為其駐錫之所），雍正帝又允蒙古部落之請興建西黃寺―“東黃寺與西黃寺，同垣異構，時稱雙黃寺”，也是為了加強“民族大團結”（滿、漢、蒙、藏諸民族和睦的象征）。雍正甚至將自己登基前的私宅捐出，作為黃教的上院（即雍和宮），夠慷慨的。到了乾隆年間，為禮待來京祝壽的班禪六世額爾德尼，在香山仿後藏日喀則紮什倫布寺形式創建大昭廟，供班禪郊遊（俗稱“班禪行宮”）。後班禪因病圓寂，乾隆帝敕建清淨化城塔於其臨終前居住的黃寺之西，同樣是為了紀念彼此的情誼。
北京的不少寺廟，都映射著帝王的影子。要麼是遵奉聖旨而修築，要麼則留有一代代皇帝的履痕或墨寶。至於與之相關的傳說就更多了。像潭拓寺的那棵遼代所植銀杏樹，就因為寺內老方丈告訴乾隆：“聖祖（康熙）和皇上駕幸潭拓寺，這棵老樹都生出一側枝，以示慶祝。”乾隆一高興，當場“禦封”為“帝王樹”。可見寺廟裏的一草一木，都可能因為皇帝的青睞而身價百倍―更何況寺廟本身呢？
現代人來北京遊覽，故宮常常是直奔的主題，其次才會去看佛廟。看廟，在拜神之餘，若能探聽到前朝王者的風流遺韻―更不失為一項額外的收獲。這，似乎才是遊客們真正的興奮點：更關注的是人而非神―一種以人為本位的獵奇心理。畢竟，北京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一座皇帝們住過的城市―這也正是“古都”之意義。皇帝的生活終究比神的生活離我輩更近一些，更容易引發起興趣。何況，在曆史上，皇帝的形象一向也是被神化的。
所以北京寺廟雖多，若論門票的銷售業績，注定比不上故宮或十三陵。皇帝的生與死，是最令人熱衷的話題。這多多少少衝淡了寺廟的吸引力。
其實，北京的寺廟，很值得好好看一看的．假如你相信：神是不死的―這種願望會尤其強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寺廟本應該比故宮呀十三陵呀之類更接近永恒。
看故宮、十三陵，隻要有好奇心就可以了。
看廟，更需要的是虔誠。
北京的內外城及郊區寺廟林立，若逐一抄錄，足可以排列成長長的一卷花名冊。隻是不知該以何為順序―以名氣大小呢，抑或以年代遠近？俗諺“八刹三山”，就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基本上屬於論資排輩吧。
先說三山：位於太行山餘脈寶珠峰南麓的潭拓寺，位於門頭溝馬鞍山麓的戒台寺，以及位於房山區石經山的雲居寺（亦稱西峪寺）。絕對算元老了。
“先有潭拓寺，後有北京城”―多好的廣告詞啊！形容其古老：始建於西晉（距今已一千七百多年），初名嘉福寺，至清代曾改叫秞雲寺。然而還有另一句民諺：“火燒潭拓寺，水淹北京城。”仿佛潭拓寺與北京城冥冥之中有某種因果關係―或神秘的呼應。甚至給皇帝當教師爺的翁同龢也如此迷信，他在鹹豐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感歎：“雨複至，殊無晴。直諺雲：火燒潭拓寺、水淹北京城。去年九月潭拓寺佛殿毀於火，今年恐有水患矣。”難道潭拓寺會發布氣象預報？那麼其寺後龍潭山上的拓樹稱得上消息樹了。
始建於隋開皇年間的戒台寺（距今已一千四百餘年），因有規模居全國之首的戒台而得名（素有“天下第一壇”之稱）。唐代稱慧聚寺，明代英宗賜名萬壽禪寺。所謂的戒台是共三層的正方形漢白玉台座，底層邊長約十一米，四周長約五十米。各層外圍均雕有鑲安戒神的石A，合計113k。頂層供奉釋A牟尼坐像，殿頂正對處有金龍藻井。
至於雲居寺，由隋代幽州智泉寺靜琬法師創建，遼金時因石刻經板而聲名遠播。
再說八刹―可分為內八刹與外八刹。內八刹位於內城，外八刹位於外城或近郊區。
還有一些同樣古老（甚至更為古老）的寺廟，並未列席內、外八刹之中。
這些磚石或木質結構的古刹，陰晴圓缺的古刹，毀於風，毀於雨，毀於火，毀於雷電，毀於後戈，也毀於建設（街道的拓展、城市的發展呀什麼的）―說到底是毀於時間。時間才是真正的敵人。
這些失去了神的佑護的古刹，最終隻能停留在紙上―發出被手指掀動的沙沙聲。這生命中無法承受之輕！
很多的情況下，它們以傳說的形式存在。幻影取代了實體。那一代代的僧侶，一代代的香客，一代代的建設者與毀滅者。
佛像。碑刻。燭台。經卷。鍾鼓。禪房。橋梁。園圃。階梯。池塘。牌匾……還有像鎮紙一樣沉重的寶塔。
麵對著你，我不得不屏住呼吸，我不得不放輕腳步。
我是怕驚動了遠古的夢境吧？
北京的寺廟，除卻辟作旅遊景點（需買門票進人）的那部分，其餘，恐怕已所剩無幾了。以什刹海為例―因其周圍有十座古刹而得名（據說全盛時增至五十八座），包括瑞應寺、普濟寺、龍華寺、淨業寺、豐泰庵、彙通祠、火神廟、永泉庵、淨海寺等等，如今唯一留存下來的是後海北沿鴉兒胡同內的廣化寺（今北京佛教協會所在地）。廣化寺占地一萬三千八百平方米，有山門（門外為影壁）、鍾鼓樓、天王殿（三間）、大雄寶殿（五間）、菩薩殿、方丈室以及後院的二層藏經樓。
北京的寺廟在明清兩朝估計是最興旺的。尤其明代，一些太監參與進這項“公益事業”，紛紛捐資創建或修複。譬如安定門內的慈隆寺是禦馬監太監高勳、張進等人讚助興建的，並且請得動萬曆皇帝題詞；魏公村的大慧寺是正德八年（1513年）司禮監太監張雄創建，供奉著高達十六米的銅製千手千眼觀音菩薩立像；舊鼓樓大街的廣濟寺，是成化元年（1465年）神宮監太監劉嘉林拆房賣地興建的，真夠舍得的；京西的崇化寺是太監吳公亮集資修複，也有皇帝題寫的招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山碧雲寺，本由正德年間禦馬監太監於經斥資擴建，並在寺後預留了墓地，想作為死後葬身之所。誰知權宦魏忠賢也看上這塊風水寶地，搶奪過來，選作墳址―據說製作規模和豪奢程度不亞於皇陵。當然，隨著他身敗名裂，這一計劃也破產了。他隻給碧雲寺留下一件半成品。
寺廟本是神聖的地方，而廟會則使之世俗化了。有廟會的日子，估計神也放假了，而寺廟則充滿市井的氣息。人們跨進山門，不再是為了燒香許願、求神拜佛，純粹是挑貨購物甚至看熱鬧―就跟逛商場、逛公園似的。心情肯定輕鬆了許多。
我一直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神的腳下，為什麼出現了最早的跳蚤市場？或者說，在神的眼皮底下討價還價、斤斤計較，居然也能做到理直氣壯？
可能因為寺廟裏的空地較大，便於擺攤設點、堆放商品。要知道，那畢竟是超市尚未出現的時代。況且，總不能在大馬路邊或天安門廣場上練攤吧―那多妨礙交通、影響市容啊！不管怎麼說，廟會提供了最平民化的節日。廟會不僅是集貿市場，簡直還帶有“群藝館”的性質，豐富老百姓的業餘生活嘛。廟會除了買賣百貨與零食，還有算命測字的、耍江湖把戲的、說拉彈唱的……
北京郊區還有專門的“花會”：張燈結彩，跑旱船、耍獅子、擂太平鼓呀什麼的。豐台鎮看丹村有一座藥王廟，每年舊曆四月二十八（相傳是藥王孫思邈生日），開廟三天，好戲連台。有一年，把紫禁城裏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後都吸引了去看熱鬧。“老佛爺”想不到民間還有如此的樂趣，當場封藥王廟的太平花鼓會為“皇會”，並賜龍旗，以資鼓勵。“老佛爺”肯定不是微服私訪，而是坐著八人抬的大轎，有大批的保鏢追隨。而藥王廟的花鼓會被評為“先進”，其檔次該如同當代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了吧？
路過雍和宮，我會聯想到西藏―尤其是下雪天，我會聯想到藏北的雪，還有熱騰騰的奶茶，在屋脊上飄拂的經幡……雍和宮究竟跟西藏有什麼關係？我的聯想究竟是荒誕的，還是應驗了某種冥冥之中的安排？
1723年雍正當了皇帝，把自己做世子時的私宅，一半作為行宮，一半則捐賜給章嘉呼圖克圖，成了黃教的上院―故名雍和宮。這座君權與神權達成統一的寺廟裏，住的都是喇嘛。喇嘛們大都是從西藏來的。雍和宮也就成了藏傳佛教在北京的一大根據地，同時又是皇帝的家廟。在清朝時，它應該算最正宗的西藏會館吧―或者叫西藏駐京辦事處。西藏的喇嘛得到皇帝的關照，在北京城裏有了落腳點，迎候著善男信女的頂禮膜拜。其中有一座白檀木雕彌勒佛屬國內最大的木雕佛像，是西藏七世達賴喇嘛於1750年進獻給乾隆皇帝的―以感激乾隆出兵協助他平息了一次叛亂。這棵白檀巨木本是尼泊爾從印度采集的，達賴又以重金換取，轉贈大清皇帝。據說由尼泊爾經四月運抵雍和宮，整整花了三年時間。如今又有幾百年過去，來自異域的白檀，不會忘卻那三年的風雨兼程吧？
雍和宮的紅牆，既有佛光四射，又皇氣逼人。雍和宮的雪是京城一景。雪是冷的。血是熱的。紅牆給人以溫暖的感覺。這是一座屬於佛的壁爐。穿黃袍的喇嘛， 日積月累地在給爐火添柴吧？他們想念故鄉西藏了嗎？那兒有一座布達拉宮，與雍和宮遙遙相望。雍和宮與布達拉宮。北京與拉薩。很遠又很近。
還有我，雍和宮的一位多情的看客。身體佇立在雍和宮門前，思想卻回到拉薩，回到遙遠的年代。如今有一首全國人民都愛聽的流行歌曲，就叫《回到拉薩》，鄭鈞唱的。這是一種精神上的回歸吧。寺廟是神的會客室，又是人類的精神別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