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中國一東盟的文化視野
銅鼓是東盟古代文化的共同載體
蔣廷瑜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是山水相連的近鄰，曆史上有悠久的友好交往。分布於中國南方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海南、湖南、重慶、四川8個省、市、 自治區的銅鼓，也分布於東南亞的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東帝漢等國家。銅鼓覆蓋著這麼一大片彼此連接的土地，承載著這片土地上各個民族的曆史文化。
就目前所知，東盟十國中，除了菲律賓還沒發現銅鼓，文萊的情況不太清楚之外，其中8國都曾經鑄造或使用過銅鼓，有的國家，有些民族至今還在使用銅鼓。銅鼓是東盟和中國南方古代文化的共同載體，也是他們曆史上共同聯結的重要紐帶。
現就東南亞各國銅鼓分布狀況，談談銅鼓文化在東盟中的曆史地位。
一、越南
按銅鼓的蘊藏量來說，越南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個銅鼓大國。越南北部與中國西南邊疆山水相連，很早就有經濟文化往來。在雲南滇西地區發源的銅鼓文化，到公元前4世紀左右，順紅河東下，與越南紅河流域的青銅文化融合，創造了著名的“東山銅鼓”。
東山銅鼓是以越南清化省東山一帶出土的銅鼓命名的。國際上稱為“黑格爾I型”鼓。一個世紀以前，奧地利學者黑格爾（F.Heger）在研究了165麵銅鼓之後，將當時所知道的銅鼓劃分為4個基本類型和3個過渡類型，以越南的沱江鼓（即慕列鼓）和中國的開化鼓為代表列為I型。它們都是大型銅鼓，鼓身自上而下分為三節，上為胸部，膨大突出；中為腰部，收縮成直筒形；下為足部，向下垂直或先收後張，形成一個向外擴展的截頭圓錐體。胸腰間附兩對並列的扁耳，飾編織花紋。黑格爾當時描述了35麵這類銅鼓，認為它們是銅鼓中的最早形式，其他類型銅鼓都是由這類銅鼓發展而來的。在越南清化省東山文化遺址出土銅鼓以後，有人將黑格爾I型鼓與東山文化聯係起來，到1968年至1971年間，越南學者正式將黑格爾I型鼓命名為“東山銅鼓”。越南的東山銅鼓主要分布於北部紅河流域，以河內西南的河山平省最多，越南中部和南部也有發現。1975年越南學者統計有東山銅鼓52麵。"' 1985年增至144麵。他們把東山銅鼓分為＾,B,C,D,E5組22個式，其中A. , B兩組相當於中國的石寨山型；C組和E組相當於中國的冷水衝型；D組相當於中國的萬家壩型。早期最著名的是A組玉縷鼓（圖1)、黃下鼓和沱江鼓（圖2)、廟門鼓（圖3),富川鼓、約丘鼓、廣昌鼓，鼓體較大，裝飾花紋豐富，鼓麵、鼓胸、鼓腰的主體花紋都有人物、動物及其組合的寫實畫麵，是最精美的銅鼓；次為Iti組富維鼓、鼎鄉鼓、河內鼓。晚期最著名的是C組右鍾鼓（圖4)、農貢鼓（圖5)、多筆鼓（圖6)、蒙山鼓，鼓麵邊沿多素暈，有青蛙塑像4隻，太陽紋芒間多以翎眼紋和折線紋相間排列，內側第一暈為對向三角形紋或S形曲折紋，主暈是變形羽人紋和變形翔鷺紋，並間隔定勝紋，鼓身一般無主暈。早期東山鼓主要集中在平原各省，分布形成兩大區域：河西一帶和清化一帶；晚期東山鼓的分地點集中在更靠南一些的清化平原。
比黑格爾I型還要原始的銅鼓，在中國雲南洱海―禮社江流域大量發現後，學術界建立了一個新的類型，中國學者命名為“萬家壩型”銅鼓，現在國際上稱為“先黑格爾I型”銅鼓，意思是比黑格爾I型還要早。這類銅鼓鼓麵特別小，鼓胸特別外凸，鼓腰極度收束，鼓足很矮，足徑很大，足沿內有一道折邊，鼓耳狹小，紋飾特別簡樸。越南也有這種原始銅鼓發現，1932年在河東省章美縣美良社淞林寺附近的田野裏出土過一麵，1973年在該地又出土第2麵；後來在永福省三清縣陶舍社、上農社和老街省也有發現。這種原始銅鼓在越南主要分布在紅河流域，尤其以接近中國雲南的老街最集中。
此外，越南也有類似黑格爾II型的銅鼓。這種銅鼓高大厚重，麵廣於胸，和黑格爾II型銅鼓有許多相似的地方。1918年H·巴門特（H. Parmectier）發表《古代青銅鼓》一文，錯誤地把它們歸到黑格爾II型銅鼓之內。但經細心觀察，這些鼓胸部長而下削，鼓腰已消失，隻留下一道很寬的突棱與鼓足相接，鼓麵太陽紋中心隆起如球狀，裝飾花紋以菩提葉、荷花瓣、菊花莖及各種檸檬花為主，與真正的if型銅鼓有別。據阮成齋研究，越南發現這類鼓129麵，以紅河、馬江中遊地區最稠密，越是深人山區各省，密度小，向南分布隻到義靜，個別的在義安發現，沒有超出河靜；北方沿海各省如太平、海防、廣寧根本沒有此類鼓。[5〕玄南指出，發現這類銅鼓的地區正是至今仍使用這類銅鼓的芒人居住的地區。[6］而且這類銅鼓常出於16-18世紀芒族郎官宗族墓中，至今芒族人還在使用，年代比真正的n型銅鼓晚得多，因此有的學者稱它們為“類黑格爾n型”鼓，或者直呼為“芒鼓”。芒族是越南北方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之一，居住在從黃連山、永福、山羅到河南寧、清化等地較遼闊的地方，以河山平省最集中。芒族郎官們隻有在主要喪葬的十三天祭祀中使用。
分布於越南河江省和高平省的課課（玩玩）族也還保存和使用銅鼓。據越南學者羅天寶調查，河江省同文、苗襪、安明3縣課課人有22麵銅鼓。這些銅鼓都是黑格爾N型鼓，即麻江型鼓。
在靠近老撾的山區也有黑格爾II型，即西盟型鼓。義靜省的克模（岱哈）人使用黑格爾I I型鼓，他們從老撾琅勃拉邦達冒瑤人那裏買來。
二、老撾
老撾，別稱寮國。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老撾古老的銅鼓主要出現於下寮，曾出土黑格爾I型鼓3麵。其中2麵是在沙灣拿吉以北40公裏處的會華桑村附近的湄公河東岸崩塌時發現的，另一麵是修巴色一烏墳公路時發現的。
在烏漢發現的銅鼓稱烏漢鼓（圖7)，具體發現地點是在當得的一塊稻田裏，故又稱為當得鼓，此鼓最初為巴色的納爾遜所有，又稱納爾遜鼓，即老撾I號鼓。後由駐紮官J·博斯克送到河內，1924年收作法國遠東學院藏品，編號為I - 17849。這麵銅鼓，戈鷺波認為可與越南的玉縷鼓相提並論，把它的年代定在公元1世紀。烏墳鼓與廣西西林鼓十分相似，鼓麵都有帶回旋的S形螺紋、鋸齒紋。烏墳鼓有30隻翔鷺，西林鼓有20隻，是翔鷺數最多的銅鼓。鼓胸部船紋，烏漢鼓有6隻船，每船9-11人，西林鼓也有6隻船，每船也是9-11人。船形也基本一致，烏墳鼓船外每端有一條大魚，西林鼓船外一端是大魚，一端是站立的2隻長詠鳥。烏漢鼓腰的上半部有鹿紋12組，每組和有鹿2隻，西林鼓腰的上半部也有鹿紋12組，
其中9組2鹿，3組3鹿。烏漢鼓、西林鼓腰下半部皆飾羽人12組，每組皆2人。
會華桑1號鼓麵徑97厘米，通高65厘米，太陽紋12芒，主暈是一圈圖案化的鷺紋，其他為幾何紋暈；會華桑2號鼓麵徑78厘米，通高50厘米，有相似的切線同心圓圈紋的模糊圖形。巴門特將它們定為黑格爾I型。[9]
1974年8月在沙灣拿吉省豐沙灣村湄公河岸挖出一麵銅鼓，即豐沙灣鼓。此鼓通高56厘米，胸徑71厘米。鼓麵小於鼓胸，鼓胸膨脹，鼓腰呈圓柱形，鼓足較高。鼓麵太陽紋12芒，芒間套疊V形紋，還有幾何紋暈圈和曲線紋暈圈；鼓胸有櫛紋，中間有點切線圓圈紋，鼓腰由各並行直段、切線圓圈紋柱分成許多格，格中有一隻不明動物，可能是鳥。
此外，1975年4月在桑怒省芒萬賽地區一個池塘裏發現一麵；1990年，一位老人在位於老撾南部占巴塞省孔埠地區東桑村附近的河裏發現一麵。
居住在老撾東部山區的克木人和拉麻人至今還使用銅鼓。他們用的銅鼓都是黑格爾111型鼓。生活在南塔省和豐沙裏省的高人、生活在北豐沙裏的富奈人使用的銅鼓是從泰國和緬甸購買的。克木人的銅鼓有的是用琅勃拉邦的銅源鑄造的，形製與泰國、緬甸的略有不同。[12]
三、柬埔寨
柬埔寨，別稱高棉。公元1世紀建國，2世紀後，曆經扶南、真臘、吳哥時期，經濟、文化、宗教都很發達。16世紀後改稱柬埔寨。
柬埔寨在馬德望近郊的特南蒙魯寨和磅清揚的托斯塔等地都出土過古代銅鼓。
特南蒙魯寨鼓又稱馬德望鼓，陳列在金邊阿貝魯沙羅博物館，為黑格爾I型。麵徑64厘米，中心太陽紋12芒，主暈有4隻逆時針飛翔的鷺鳥，鳥長詠，平展雙翅，三角形尾，已高度抽象化，還有數道中間有點的圓圈紋暈圈。
托斯塔鼓，於磅清揚省坦波樂的托斯塔村發現，也陳列在金邊阿貝魯沙羅博物館。為黑格爾I型。麵徑65厘米，通高35厘米，中心太陽紋10芒，芒間疊飾v形紋，還有字形紋、舞人和中間有點的圓圈紋。
邁爾在與巴黎的通信中，得知旅行家安托諾（A. Antono)在柬埔寨一些寺廟、兵營和戲院裏看到使用的銅鼓。安托諾說：“銅鼓是山寨部落裏的居民製造的，他們對其旋律曲調有天生的愛好。”這種銅鼓在柬埔寨東部的山民至今仍在使用。
四、緬甸
緬甸稱銅鼓為“巴棲鼓”，其意是“蛙鼓”。製作銅鼓通常成雙成對，一雄一雌，一個鼓麵有青蛙，另一個鼓麵無青蛙。有青蛙的銅鼓為雄鼓，無青蛙的銅鼓為雌鼓。
緬甸使用銅鼓的曆史也很長久。雖然，從考古發現來看，緬甸還未曾見很古老的銅鼓，但從曆史記載來看，至少在公元8世紀就已使用銅鼓了。據唐人劉詢《嶺表錄異》記載：唐貞元中“膘國進樂有玉螺銅鼓”。公元802年，國王派遣王子舒難陀和大臣那直元佐、摩訶思那率領膘國友好使團來中國訪問，在長安獻樂就用了銅鼓。著名詩人白居易為此還寫一首《騾國樂》詩。當時的國就是今日的緬甸。11世紀中葉，下緬甸有兩件孟／巴利文關於直通穆庫塔王的銘文提到他的臣民敲擊一麵大鼓向他示敬；蒲甘江喜王朝(1084-1111年）送給印度菩提伽耶一個佛教聖地的物品中有鼓，而從江喜佗優明的壁畫可以看到有三麵銅鼓。[14]
緬甸是黑格爾HI型鼓（即西盟型鼓）的大本營，不僅一些博物館和私人手中有銅鼓，而且克倫族、侃族、撣族直到現在還在使用銅鼓（圖8)。克耶邦的威當城（Nwedaung）即今樂可，曾是製作“蛙鼓”（發西鼓）最盛的地方，直至1894年還有人製作。[15]
19世紀末，西方旅行家就從緬甸紅克倫族手中購買過銅鼓。有的材料說，克倫族到1905年仍能製作銅鼓，甚至到了20世紀20年代，最後一個西盟型鼓製作者尚在人間。
五、泰國
泰國文獻首次提到銅鼓的是公元14世紀拍昭立泰王所撰的《三界經》。到了曼穀王朝，銅鼓仍然作為宮廷某些儀式的樂器之一。明洪武四年（1371年）羅（泰國）國王參列昭牙遣使奈思理濟刺識悉替來中國進貢，貢品中就有銅鼓一項。可見泰國使用銅鼓的時間很長。據菩衝·占達維（Bhujjong Chandavij )報道：在泰國有11處遺址發現銅鼓，其中南部10麵，東北部7麵，北部3麵，中部4麵。它們是加信府2麵，烏漢府2麵，木達汗府1麵，嗬叻府1麵，烏隆府1麵，程逸府3麵，北碧府4麵，素叻府5麵，春蓬府2麵，坤府2麵，宋卡府I麵。[17］近年來，中國一些學者到泰國考察，對泰國的銅鼓也比較留意。據姚舜安、滕成達調查，春蓬府、洛坤府各3麵，萬倫府5麵。泰國國王至今在主持國會開幕大典時仍然敲打銅鼓慶賀。泰國許多寺廟還保存著銅鼓，泰人和槍人還使用銅鼓。據廣西民族大學範宏貴教授2002年初考察，在曼穀西麵100多公裏的北碧府程木繆縣沙抵朗鄉斯錯勒村的尼維他巴通中學，在1999年建校舍時推土機推出一麵銅鼓；在坤敬市博物館陳列著一麵銅鼓；大皇宮一座宮殿門旁邊陳列2麵銅鼓；泰國國家博物館陳列4麵銅鼓。全泰國館藏銅鼓40多麵，，民間收藏的有20多麵。現在居住在泰緬邊境的克倫人還在製造銅鼓。［19］
泰國也發現過原始形態銅鼓，據邱茲惠說有3麵：一見於泰國南部，僅存鼓麵；二見於曼穀，其中一件已下落不明，一件被日本出光美術館購藏。［洲出光美術館藏鼓與雲南大海波鼓、越南上農鼓相似，鼓麵小，中心太陽紋凸起，胸部隆大，足部極短，辮狀形耳。比較特殊的是，這是一麵用失蠟法鑄造的銅鼓。[21]
泰國最著名的銅鼓是翁巴洞出土的銅鼓。據佩爾·索倫森《泰國翁巴洞穴及其出土的五麵銅鼓》介紹，翁巴洞在泰國北碧府沙越縣桂艾河與桂內河之間的群山中，1960-1962年泰國丹麥史前聯合考察隊進行發掘，發現4麵銅鼓碎片。此前該洞還出土過2麵完整的銅鼓，其中一麵在運往曼穀途中丟失，另一麵落到北碧府知府手中，後來施舍給了一座廟宇。這些銅鼓的形製和紋飾與中國石寨山型鼓和越南東山鼓相近，都屬於黑格爾I型。其中86號鼓（圖9）和89號鼓（圖10)鼓麵有變形羽人紋暈，其間還有.2個相同的房屋紋，有2暈鳥紋，與越南的廣昌鼓相類似。“知府鼓”和上述4麵鼓的紋樣不同，鼓麵紋樣已完全抽象化，其中心區有一暈幾何紋，外麵是一暈幾個正在飛翔的鳥，最外麵的一暈又是和中心區相同的幾何紋樣，是翁巴銅鼓中年代最晚的一麵。但比陳列在維多利亞和阿伯塔博物館的黑格爾第11號鼓要早。據洛溫斯坦因1962年介紹，黑格爾11號鼓有銘文，其年代為公元199年。[n]
素叻他尼省閣沙梅島也出過一麵銅鼓，這麵鼓與翁巴86號鼓相似，但在鼓麵的羽人暈中沒有房屋紋。閣沙梅島離馬來半島東岸比較近，馬來西亞東海岸地區發現的瓜拉丁加努鼓，也保留有越南廣昌鼓的風格，但船上的羽人紋已明顯圖案化。
19世紀80年代起，一些西盟型銅鼓就從泰國流往西歐，奧地利王國駐曼穀的總領事就曾為奧地利自然曆史博物館征集過銅鼓。英國維多利亞女王也珍藏有來自31羅的大銅鼓。1901年泰國還贈送過一麵西盟型銅鼓給日本帝室博物館（今東京國立博物館）。
住在泰國北部山地的一些部落在20世紀初一直在使用銅鼓。按照古老習慣，在泰國首都，銅鼓是一種高貴尊嚴的樂器，通常在渴見場合，人們和著燎亮的喇叭聲，敲擊銅鼓通告國王的到來。在盛大的國家儀典或在國王的前麵也都要敲奏銅鼓，在神廟或寺院的各種重要的宗教儀式上也常常使用銅鼓。
六、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有多少銅鼓，現在得不到確切的統計。據M.W.F．特威迪（Tweedie)所著《史前馬來亞》一書所載有黑格爾I型鼓4麵：1926年在彭亨地區的滕貝林河畔的眷都巴色加南發現過銅鼓，僅存鼓麵的一部分，後藏萊佛士博物館；1944年日本占領馬來亞期間，在雪蘭峨州的克朗也發現過銅鼓，隻有鼓身一小片和不到一半的鼓麵（圖11)。這兩麵銅鼓都與越南東山遺址出土的相似。[23]另據B. A. V．皮柯克（B. A. V. Peacock)報道，1964年在馬來亞西海岸甘榜雙溪朗發現兩麵銅鼓，羽人已圖案化，翔鷺間有定勝紋，並有青蛙塑像，年代已比較晚。[24]1967年在馬來亞東海岸的瓜拉丁加奴市南麵的巴生古墓裏也發現兩麵銅鼓。
馬來西亞沒有銅，沒有產生原始的采銅方法，所以沒有自己的銅器時代。在馬來亞發現的古代銅器，一個可能是由其他國家製造好傳進來的；另一個可能是輸人銅，與本地生產的錫合鑄而成。銅鼓顯然是從外地傳人的。
七、新加坡
新加坡，梵語意為“獅子城”，別稱星洲、星島。地處馬來半島南端。北隔柔佛海峽與馬來西亞為鄰，有長堤通馬來西亞的新山。南端隔新加坡海峽與印度尼西亞相望。地處太平洋與印度洋航運要道馬六甲海峽的出海口。古稱單馬錫，8世紀建國，屬印尼寶利佛逝王朝，18-19世紀是馬來西亞柔佛王國的一部分。’1824年淪為英國殖民地，1942年被日軍占領，1945年英國恢複殖民統治，1959年成為自治邦，1963年並人馬來西亞，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同年10月加人英聯邦。
新加坡未見銅鼓出土記錄，但民間收藏有銅鼓。饒宗頤說，林徐典博士家藏2鼓，陳之初香雪齋藏3鼓。林氏藏鼓，其有青蛙塑像者是其先人購自砂勞越；另一鼓則先由中國海南林姓從官廣西者帶至文昌，後經其尊人攜來新加坡，實是中國之“出口鼓”。〔川陳之初3鼓都是黑格爾ICI型，應是從緬甸或泰國傳人的。
八、印度尼西亞
“千島之國”印度尼西亞也是銅鼓分布區，銅鼓出土地點主要集中在蘇門答臘、爪哇和甘尼安、鬆巴哇、薩拉亞爾，東邊的羅地、塞盧、萊狄、塞拉盧諸島也有銅鼓發現，甚至在卡伊群島的土瓦島上也出土過2麵。
據武勝說，印尼有東山銅鼓25麵：蘇門答臘4麵、爪哇9麵、甘尼安6麵、土瓦2麵，羅地、塞盧、萊狄、塞拉盧各1麵。[29]
最古的是北加浪岸鼓，發現於爪哇的北加浪岸，高48.2厘米，麵徑63.9厘米，鼓麵中央18芒，有一暈羽人紋和馬鞍形屋頂的幹欄圖飾。幹欄前麵為4人敲擊4麵鼓的棚架圖形。屋頂上有兩隻棲鳥。鼓胸有船紋。幾何形紋除了同心圓紋、圓點圓形紋外，還有櫛紋。這些都與越南沱江鼓相似。
次為展玉鼓（圖12)，又名巴巴甘鼓，1904年在爪哇島展玉地區西北甘蓬巴巴甘發現，1905年送到巴達維亞博物館。此鼓比較低矮、胸部鼓脹、腰部寬大、足部較高。麵徑66厘米，足徑75厘米，通高47.5厘米。鼓麵中心太陽紋16芒，芒間有短劃花紋，各暈圈模糊不清，看得出的有：Z字形紋、鋸齒紋、有點同心圓圈紋，第8暈是長詠、展翅、三角形尾、逆時針飛翔的鷺鳥；鼓胸飾鋸齒紋，中間有點同心圓、凸圓點花紋，胸上部有1條立鳥紋帶。鼓腰有鋸齒紋，有點同心圓、魚刺紋，構成10格，除2格位於合範交接線上外，其餘8格還有立鳥圖案，每格2隻，皆向右，鳥詠大而長、足短、眼凸。鼓足無紋飾。胸腰間有2對對稱扁耳。此鼓與越南的約丘鼓、鼎鄉鼓、富川鼓相近，但花紋已經衰退，鼓胸沒有船紋，但有站著的鳥紋。腰上沒有人紋和牛紋而隻有像鼓胸那樣的鳥紋，應該晚於富川鼓。[30]
三寶壟有3麵鼓。1883年發現於爪哇島三寶壟，後藏巴達維亞博物館。屬越南B組鼓，鼓麵上鳥紋和河內鼓很相似。越南B組鼓沒有青蛙塑像，但三寶壟鼓出現了青蛙塑像。
甘尼安鼓，與越南同孝鼓相似。但腰部的執劍披甲人像、騎馬人像很特殊。
盧昂鼓，早在1715年以前就在盧昂島上存在。後來在這個島的伊魯馬拉小山上也發現一麵這樣的鼓，這麵鼓高51厘米，麵徑91厘米，鼓身殘缺不全，形狀與紋飾和塞拉亞鼓一致。
塞拉亞鼓（圖13) , 1861年在蘇拉威西南端的塞拉亞島波托班公村的小山丘發掘出土。隨後被安置在該村酋長住所前的一棟小房子裏，鼓耳用繩索穿著，懸掛在屋的橫梁上，以便在節慶日子，發生火災或戰爭危難之時用來召集部眾。這麵鼓作為一種虔敬的神器，為酋長治下臣民所共有。鼓重約100公斤，高92厘米，麵徑126厘米，底徑138厘米，太陽紋有24芒，沿鼓麵邊緣有4隻大青蛙塑像。該鼓被敲擊時發出洪亮悅耳的聲音。從畫麵上看，紋飾出現那個地區最有代表性的動物：象和孔雀。與它放在一處的還有一件銅拔，從花紋式樣看像是中國的，但和銅鼓之間沒有直接聯係。“由於薩拉亞銅鼓紋飾的原因，它的原產地不可能是中國。孔雀和大象明顯指向緬甸和A羅，其他地區一律被排除。[32]
羅梯鼓（圖14)，在帝a島西南的羅梯小島上發現，後存巴達維亞博物館，高62厘米，麵徑73厘米，太陽紋12芒，紋飾與塞拉亞相似，麵緣有4隻青蛙塑像。
萊梯鼓，在帝漢島東北端的萊梯小島上發現，與盧昂鼓相像，但比盧昂鼓大。麵徑100厘米，通高75厘米，鼓麵有青蛙塑像，太陽紋12芒。傳說這麵鼓是來自上天的神物，可能原屬鄰近島上的摩亞土著，村裏專門為它建了一間小屋，對它極為敬重。
土瓦鼓是帝漢島東北的卡伊列島中的土瓦島發現的。麵有4隻青蛙塑像，太陽紋12芒，有動物和人物形象的紋飾，土人對其特別崇拜。
九、東盟銅鼓的來源
銅鼓在東南亞分布這樣廣泛，成為研究這個地區曆史文化的重要課題。特別是現在對這個地區商品交換頻繁，更引起大家注意。
解釋銅鼓廣泛分布於東南亞地區這個現象，有不同說法：一種認為與居民遷徙有關，很可能有些古代越人帶著銅鼓從中國南部和越南北部往南遷徙到東南亞其他地區；一種意見認為銅鼓代表著合法權威，是中國南方或越南北部較強盛的國家，代表著統治權力的影響，將銅鼓頒賜給東南亞一些部落酋長，使其統治權力更加合法化；一種意見認為銅鼓的散布純粹是商品交換的結果。
馬歇爾研究了包括陶範碎片在內的印度尼西亞的出土文物後認為，沒有一件印度尼西亞銅鼓是當地製造出來的，相當數量的銅鼓可確定是從東南亞大陸輸人的。銅鼓從亞洲大陸經泰國和馬來半島濱海地區到達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瓜拉丁加奴鼓和泰國翁巴鼓的發現支持這種說法。瓜拉丁加奴和翁巴都是這條運輸線上的傳送點。
從銅鼓的發展曆程來看，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即濫筋期、成熟期、發展期和式微期。[33]
濫殤期：大約公元前7一公元5世紀，是先黑格爾I型，即萬家壩型階段，處於從銅釜演化而成原始形態銅鼓，主要集中分布於中國雲南中部偏西地區，洱海一禮社江流域，旁及雲南東南部的文山地區，向東到達廣西右江中遊的田東一帶；順元江一紅河東下達於越南老街等北部地區；在泰國也有零星發現。
成熟期：形成黑格爾I型早期類型，分別在中國雲南滇池附近形成石寨山係，在越南紅河流域形成東山係。此後開始向東南亞各國傳播。早期東山銅鼓與石寨山銅鼓並行發展，但東山銅鼓不像石寨山銅鼓那樣於公元前後消失，而是繼續發展，並回過頭來影響中國境內的銅鼓，造成後世繁盛的冷水衝型銅鼓。晚期東山銅鼓向東南亞擴散，老撾、柬埔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銅鼓都不同程度受到越南東山銅鼓的影響，使銅鼓文化深人到東南亞一大片古老民族地區，成為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
發展期：由黑格爾I型早期類型鼓，即石寨山係和東山係分別發展成為鼓麵有青蛙塑像的冷水衝型鼓和東山晚期型鼓。與此同時，在中國廣西和廣東交界的雲開大山區產生黑格爾n型鼓，即北流型、靈山型鼓。黑格爾衛型鼓至唐代中期向海南島和中越邊境地區轉移。在中國雲南東南部和越南北部可以見到零星的黑格爾n型中的靈山型鼓，後來退人越南西部山區，與黑格爾1型鼓結合，發展成為“類黑格爾II型”鼓。黑格爾II型鼓隻見於越南西部，沒有再往其他國家傳播。
式微期：大約8世紀，冷水衝型鼓發展成遵義型鼓，11世紀發展成麻江型鼓，即黑格爾W型鼓。中國黔、桂、填邊區是黑格爾W型鼓的大本營。隨著苗、瑤、彝族向印度支那半島遷移，到巧世紀後擴散到中越、中緬邊境山區，近現代華僑也有帶往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者。幾乎與此同時黑格爾II型鼓衍變為9型鼓，即西盟型鼓。II型鼓最早出現於中越邊境，如廣西龍州的響水鼓和靖西的鼓。大約8世紀進人緬甸。中國銅鼓進人緬甸可能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生活在廣西的侄人從龍州、靖西一帶，沿中越、中緬邊境向緬甸山區遷徙，將銅鼓帶人緬甸；一條是借雲南南詔政權和傣族、驟族的政治聯係，使銅鼓越過中緬邊境到達緬甸。這兩麵銅鼓在緬甸與泰國交界的山區彙合，形成一種新型銅鼓，即西盟型銅鼓，也就是黑格爾III鼓。
在東南亞，除了越南以外，其他國家還沒有發現自己鑄造的黑格爾I型鼓。那裏發現的黑格爾I型鼓都是從中國南方或越南北部傳過去的。
越南東山鼓早期階段，大量集中在紅河地區，還沒有影響到東南亞。老撾出現烏漢鼓與廣西的西林鼓和雲南的廣南鼓接近，與越南東山鼓有所區別，可能是直接從廣西或雲南傳過去的。泰國翁巴既有石寨山係特點，也有東山係特點，交叉受到影響。
自此以後，由於地緣關係，東南亞各國的銅鼓主要就受東山文化的影響了。影響擴展到東南亞海島地區，其代表就是爪哇島的北加浪岸鼓，與越南的沱江鼓相近。爪哇展玉鼓代表東山鼓所影響到東南亞海島比較晚的階段―約丘鼓、鼎鄉鼓階段。展玉鼓和越南鼎鄉鼓、富川鼓很相近，花紋已經衰退，鼓麵沒有鳥紋，鼓胸沒有船紋。
東山鼓對東南亞影響最為發展的階段是到了廣昌鼓、右鍾鼓為代表的時期。廣昌鼓類型的影響在馬來西亞半島東岸可以清楚看到，但在印度尼西也有發現。．右鍾鼓類型對印度尼西亞的影響就比較大。右鍾鼓上的羽人紋樣在越南山羅省扶安縣出土的一件銅倉上有，這種銅倉是漢文化容器，在廣西貴港漢墓和雲南晉寧石寨山漢墓都出土過這種銅器。可見，右鍾鼓上的紋樣是東山文化和漢文化相接觸的時候出現的。也就是說，右鍾類型鼓是在漢朝統治時期的東山銅鼓發展階段。其年代當在公元1-2世紀。這就意味著，在漢朝統治時期，東山文化吸收了漢文化，但東山銅鼓繼續向東南亞擴大影響。
和右鍾鼓一起，在越南有代表性的銅鼓是農貢鼓、富方鼓、裴村鼓等，花紋趨於更簡化。這類銅鼓在東南亞地區也更普遍。
銅鼓傳人印度尼西亞群島時，蘇門答臘流行巨石文化，已處於鐵器時代早期。銅鼓最初可能從中印半島南端直接傳人，後來這種鑄造方法被巨石文化的主人所吸收， 自己發現銅、錫產地，是否有礦砂或青銅錠進口，自己澆鑄青銅器。印度尼西亞有部分銅鼓是當地自己鑄造的。如塞拉亞鼓，有與右鍾鼓相似的劃船羽人像，但鼓身上又有孔雀、象、椰子樹紋飾就是本地特色。由此慢慢形成本地銅鼓傳統，莫科鼓(moko)完全是另一傳統的獨特產品（圖15)。
在印尼群島，黑格爾I型鼓之後，沒有其他類型銅鼓發現。唯一例外是屬於黑格爾W型的文登鼓。明末張燮《東西洋考》一書記載爪哇下港物產條說到：“銅鼓即今華人所有者，諸國以爪哇為最。”在文郎馬神條又說，“入山深處有村，名烏籠裏彈……夷人攜貨往市之，擊小銅鼓為號。”說明晚期銅鼓隻有大陸去的人在用。
近現代也有銅鼓在東南亞流動。如前麵說到的新加坡林徐典家藏兩麵銅鼓，一麵購自沙勞越；一麵從中國廣西帶到海南文昌，再從海南帶到新加坡。
創造燦爛銅鼓文化的各民族是同一大文化圈的兄弟民族，這些民族在兩千年的漫長歲月中，通過各種形式的交往以及遷徙、融合，形成種種經濟的、文化的關係。銅鼓文化是這些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共同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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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發表在《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壯族在東南亞最親密的兄弟
越南的岱、儂、拉基、布標、山齋族
範宏貴
一
我國壯族在東南亞的越南、老撾、泰國、緬甸、印度等5國有20個親緣民族，其中越南的5個民族與我國壯族的親緣關係更為明顯、突出，至今仍然有密切交往。打個比喻，我國壯族與越南的岱、儂、拉基、布標、山齋（山齋族是由山子和高欄兩個支係構成。我國壯族中有一支係叫高欄）5個民族是親兄弟姊妹的關係（為了敘述方便，以下簡稱壯岱族群），而與其他巧個民族是堂兄弟姊妹關係。他們的親緣關係，筆者在拙著《同根生的民族》（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出版）、《越南民族與民族問題》（廣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已有論述。之後的這幾年筆者仍在深人探討中，2004年《中國民族報》又約筆者撰寫中越跨境民族的係列文章，其中2004年I月以《壯族進人越南一分為五》為題，連續發表了5篇短文，由於篇幅的關係沒有能夠細談，借此機會再補充、展開敘述。
首先要明確的是，中越兩國的邊界線是1077-1084年才第一次劃定的，在此之前中越兩國人民之間的交往可想而知，就是劃定疆界後，雙方來往也不受影響。即使是1885年法國殖民者統治越南後，又重劃邊界，雙方邊民仍可自由往來。
早在唐代，壯族先民“西原蠻”於7世紀年至8世紀年反抗封建統治達100多年，活動範圍很廣，南到後來劃定的中越邊境兩側，北至桂湘交界一帶。1041年，壯族先民“生僚”儂智高崛起，反對宋和交趾的統治。這些“生僚”居住的地方，當時還沒有劃中越邊界，是連成一片的聚居區，相當劃界之後中國廣西的大新、天等、靖西、那坡、德保，雲南的廣南、富寧、文山、麻栗坡等縣，以及越南的高平、諒山、河江等省。1053年儂智高在a州被宋朝名將狄青擊敗，退到雲南特磨道（今文山州廣南縣）。當時的“生僚”居住和活動的地方就在後來劃定的中越邊境兩側，也就是現在的我國廣西靖西、大新、天等、那坡、德保，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的廣南、富寧、文山等縣，以及越南的高平、河江等省。1075年，交趾李朝派遣李常傑率眾十多萬人寇我9（今南寧）、欽（今欽州）、廉（今合浦）三州。同年底，宋朝命郭A率30萬大軍把交趾兵趕回交趾。李常傑率領的交趾兵在潰退時，擄掠琶州“生僚”七八萬人到交趾，宋朝向李朝交涉後，才歸還221人。(P7732）這些被擄掠去的人太多，當然會安置在遠離宋朝邊境的地方。這次戰事之後，雙方才劃定中越邊界，也是第一次中越兩國劃國界。宋朝官吏陶弼認為，儂智高曾經活動過、“生僚”居住的廣源州是瘴病嚴重的不毛之地，劃給交趾。
到了明清時期，史書記載，在中越邊境中國一側的壯族還“居無定所”，有向越南遷徙的。
近五六年來，筆者收集到幾部越南岱族人用漢文寫的家譜，可以從中看到壯岱族群的親緣關係。
越南義安省《韋家世譜記》首頁載：
“家之有譜，所（可）以溯本源，記功德，使子孫世守補無窮也。我韋姓相傳是北國漢淮陰侯韓信之後， 當信遭呂氏毒手，僅存一兒。信友蕭何寄書囑龍川令趙佗善視之。佗養為子，及長，踢名仁，改姓韋，蓋用韓（字）之半。子孫世為嶺南酋長。其後世代愈遠，譜記遂無傳焉。馴至陳朝，韋公金升，字廷密，貫義安處東成縣萬汾總萬汾社，移寓矜懸釘山（山屬陸口）之西覽仕。於陳值奸臣胡季犁篡位，公乃去官，及明人使李彬、馬聯郡縣。我國黎太祖起義藍山，公與子福欣公舉兵從之，佐太祖定天下，以功封討虜將軍、左都督密郡公。公子封都督同知。”
該家譜共26頁，書末行寫“成泰庚子秋官爵書於諒平之督署。”文中所說的陳朝存在於1225-1400年。胡季犁於1400-1406年在位。越南舊時數鄉為一總，社相當於我國的鄉。黎太祖即黎利，於1418年起義，1418年建立黎朝。至於韋姓是由韓字取其一半，由趙佗撫養的傳說與我國壯族中的傳說完全是一個版本。成泰庚子即1900年。
另一份韋姓家譜記載：
“祖籍在大清國廣西省左江道太平府萬承州盛圖三甲下剛村，走入安南國地方驚山省祿平縣高樓總卒社那坪村。”
越南諒山用漢文書寫的《李家宗枝圖》第三頁記載：
“始祖原從姓李來隴西郡號是真佳立成祖圖傳後裔子孫名字好安排便免同名分同字世代兒孫得能才
李家始祖原籍中華國廣西省憑祥縣（原文漏字）、鄉隘口村板三屯，移過城廂鄉絹楊村下楊屯樂業， 因人多土少，再移入越南國，居諒山省脫朗洲（州）行蘆統（總）水彎社坤淩村安居樂業。高曾祖考列名矜後：李天理生李慶昌……”
越南南方林同省德重縣連義鎮盧姓原來居住在諒山省，1954年移居越南南方，他們用漢文寫的《盧家錄命吉日立置》記載：
“太始祖從頭啟起事
大清國廣西省太平府左州二圖三甲墟仁村移來
越南國諒山省脫朗州衡蘆總清密社那福村居住，是盧英貴，就將落業，置得田池地土，子孫發達，各房分去別處，各人分去別方，後日不知親戚，各人不知神規， 目矩謹將以計開列名於後……”
二
我國壯族中有儂支係，主要分布在廣西右江以南，雲南省文山州部分地區。越南學者黎貴淳於18世紀用漢文寫的《見聞小錄》卷六說：“宣光處有諸種人：一曰儂，皆內地小鎮安、歸順、龍州、田州、富州、太平、雷、泅城、向武等十二土州人，漂居本國，耕作樹藝，同受賦役。青衣短製，剃發白齒，有來寓已數世者，改從南俗。土官常有許他田一二為口分，使受兵率。諒、．太、高平皆有之。”文中說的小鎮安即今我國廣西那坡縣，歸順即今廣西靖西縣，龍州即今廣西龍州縣，田州即今廣西田東縣，富州即今雲南省富寧縣，太平州即今廣西崇左縣，雷州即今廣西大新縣，泅城即今廣西淩雲縣，向武即今廣西天等縣。他的結語是十二土州，但所列僅9個州。宣光即現在越南的宣光省，諒即今越南諒山省，太即今越南太原省，高平即今越南高平省。
儂族自稱“布農”，“布”的意思是人，也有人的量詞個或人的意思。“農”的意思有幾種說法，第一種認為，10世紀中葉，當時被稱為“山撩”人的儂智高率領民眾在現今的中越邊境一帶活動（當時中越邊界尚未劃定），反抗中國宋朝和交趾李朝的統治，後來為中國的壯族，越南的儂族、岱族所崇拜。在越南的高平省，尤其是保樂縣，儂人把儂智高尊崇為神農。在高平省省會高平市5公裏的和安縣永光社（即鄉）板銀村，建有儂智高的祠廟，每年農曆正月初一到初十，當地的儂族和岱族群眾到這個祠廟祭祀，盛況不亞於對越南民族英雄黎利的祟拜。在諒山省，儂人和岱人把儂智高視為農業守護神。甚至有人說，儂智高是一位沒有死去的英雄，還活在天宮。因此，他們稱為是儂人。第二種認為，古代中國廣西有一個姓儂的世襲酋長，或者說，古代中國廣西南部有4大族姓，儂姓是其中之一，由姓演變為族名。第三種認為，儂語“背農” (beillg）的意思是去那邊，或去邊界那邊，“那邊”指的是中國。筆者知道，廣西右江北岸的壯人稱右江南岸，尤其是靖西、德保、那坡、大新、天等一帶為“農”或“農地”。在越南居住在中越邊境的岱族和儂族，也把這一帶稱為“農”或“農地”。古時人們的地理知識貧乏，中國有多大，他們並不知道，於是“農”或“農地”也就是中國的意思，直到現在他們說去“農”或“農地”，也是去中國的意思。越南的儂人（族）都自稱是“窩杭儂”(ok haag nug）或“窩那儂” (ok nok nug)，意思是從中國來的儂人。
儂族有很多支係，其名稱都帶有他們在中國故鄉的地名，如：
萬承依，是從萬承州遷到越南的。萬承州始建於唐代，直至民國還有此地名，位於今廣西大新縣境。
英依，是從龍英州遷到越南的。宋代始建龍英恫，元代改建為龍英土州，明、清兩代沿襲此土州名。位於今大新縣境。
雷依，是從下雷州遷到越南的。宋代始建下雷州，元代改置為下雷恫。民國改置為雷平縣。今為大新縣下雷鎮。
安依，是從結安州遷到越南的。宋代始建結安恫，元代改建為結安土州，明、清兩代沿襲此土州名。位於今廣西天等縣。
歸順儂，是從歸順州遷到越南。歸順州始建於唐代，至清代改置為歸順直隸州。位於今廣西靖西縣境。
富依，是從富州遷到越南的。富州始建於元代，民國改稱富寧縣。位於今雲南省富寧縣。
他們遷移到越南的時間隻能在該地名出現之後，不會在此之前。
此外，還有依陰、依烏、儂江、依勘來、依炳，等等。
中國與越南是鄰邦。我國廣西、雲南兩省區與越南接壤，有漫長的陸地邊界線。有一小段是以河流為界，隔河喊話都可以聽得見，絕大多數邊界線是崇山峻嶺，隔山看得見，走路要半天。在邊境兩側或更深人的地方，居民的大多數，在我國是壯人，在越南是岱、儂、拉基、布標、高欄人。他們雖然生活在不同的國家，但大多有血親或姻親關係，老朋友關係，有的姐姐在這邊，弟弟在那邊；有的叔叔在這邊，侄兒在那邊。雙方的村寨一般相隔幾裏路，步行個把小時或三四小時就可到達對方的村寨。甚至有個別村子，村名相同，分上下兩村，上村在這個國家，下村在那個國家。節日喜慶喪葬，互相走訪，或祝賀或幫忙。甚至牛馬也牧放到對方的山嶺。
中越陸地邊界中國一側與越南交界的地方，東端從廣西壯族自治區防城港市起，有東興、寧明、憑祥、龍州、大新、靖西、那坡，西端是雲南省的富寧、麻栗坡、馬關、河口、屏邊、金平、綠春、江城等共巧準、縣（自治縣）市。越南一側的邊境地方由東端起是廣寧、諒山、高平、河江、老街、萊州6個省。
中越兩國的邊民關係非常密切，可以用如膠似漆來形容。19世紀70-80年代，劉永福率領壯、漢等族邊民組成的黑旗軍開赴越南，與法國殖民者展開殊死搏鬥，取得赫赫戰果。後來黑旗軍撤退回國，有極少數留居越南，現在成為越南岱族的一小部分。1886年，與我國相鄰的越南海寧、諒山、高平省京、岱、儂等族人民崛起反抗人侵的法國殖民者，遭到法國殖民者的武力鎮壓，越中邊境處於恐怖之中，越南邊民湧向我邊境東興一帶，我邊民熱情接納他們。後來越南人民的抗法和抗美鬥爭時期，越南邊民到我邊境避難，我當地政府和群眾解囊相助，給糧票，甚至免食宿費。抗日戰爭時期，我邊民逃到越南避難。1958-1961年，我國大躍進失誤，饑荒嚴重，我邊民大批到越南邊境投親靠友，或到越南邊境購買糧食，度過荒年。1991年，中越關係正常化後，兩國的邊民交往更密切，火熱的邊境貿易，優勢互補，增強了友誼，改善了生活。
1973年，越南確定民族識別的3條標準，一是語言，二是生活文化特點，三是民族自覺意識，但較注重第三條。經過數年的民族識別工作後，1979年，越南官方宣布，全國有54個民族，主體民族是越（京）族，占全國總人口的86.2% (1999年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下同），5311個少數民族，占全國總人口的13．8％，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是岱族，有1477514人；儂族有856412人，拉基族有10765人；布標有705人；山齋族有147315人。
在曆史上，由於兵荒馬亂、天災人禍、避免抓兵拉夫、反叛起義避免被鎮壓等原因而遷居越南。
壯族是我國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有16178811人（1999年）聚居於與越南毗鄰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和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越南的岱族也是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靠近和沿著越中邊境的廣寧、諒山、高平、河江、老街、北件、宣光、太原等省。
我國的壯族有很多支係，按自稱來說，有30多個，其中有岱、儂、拉基、布標、高欄，進人越南後，越南識別為5個不同的民族。我國廣西左江和右江流域和南寧一帶的壯族，大多自稱kantho，音譯為“根托”，意思是土人，或本地人。越南靠近中越邊境的廣寧、諒山、高平、河江、北件等省有不少人也自稱“根托”。1959年以前，越南官方和民間都稱他們為土人或土族。10世紀寫的史籍把這一帶的人稱為土人。1956年成立越北自治區時仍稱土族。土族中有一部分自稱“岱”，1959年以族稱岱族代替土族，但也可以稱為土族，即一族有二稱。1974年，確定義安省有個土族，為使二者區分開，於是自稱“根托”的人，一族一稱，叫岱族，不再稱土族。我國壯族自稱“岱”的隻有廣西龍州縣金龍鎮的1萬多人，雲南省文山州的壯族也有一部分與此自稱相同。
越南的岱族與儂族關係非常密切，語言和風俗習慣基本相同或相近，所以在報刊書籍中介紹他們時岱儂連用，一起介紹論述。越南黨和政府為少數民族創造拉丁化拚音文字時，也是岱儂族用共同的一套文字，編的字典也是共同的一套。岱族與儂族的主要區別是，首先，一般來說，18世紀以前從中國遷人越南的稱為岱，18世紀以後遷人越南的稱為儂。這種劃分並不很嚴格，2001年，筆者從雲南省文山州栗坡縣的天保口岸過到越南河江省渭川縣距離邊界線僅5公裏的同塔村，村民說，他們是岱人，一百多年前從中國雲南省文山一帶遷居越南。岱人在穿著上與依族不同，婦女穿黑色或咖啡色的長裳，類似我國婦女穿的旗袍，但前後下擺較長，長過膝蓋兩三寸，內穿同樣顏色的長褲。與我國自稱“岱”的壯族婦女服裝相同。儂族婦女穿的是陰丹士林布的天藍色上下裝，上衣長過臀部，襟邊和袖口邊繡有花紋。與我國自稱土人或儂人的壯族婦女服飾相同。中越雙方壯、岱、儂族男子穿的衣服也一樣，上衣是對襟布扣黑衫，下穿同樣顏色褲腿肥大的褲子。
壯、岱、儂三個民族都有“不落夫家”的婚俗。他們與我國漢族和越南京族男女授受不親的封建習俗不同，婚前婚後都有社交的自山，但婚事還得看八字，男女雙方父母同意才能結為夫妻。在新郎家舉行婚禮的當天，夫妻不能同房，次日在伴娘的陪同下，新娘返回娘家。當春耕夏收、夏種秋收農忙時節，或節日時，夫家便由小姑或丈夫的母親去請媳婦回夫家，這時才能與丈夫同居。農忙和節日過後，媳婦又回娘家居住。這樣在娘家與夫家兩邊走婚時間的長短，取決於媳婦何時生第一胎孩子。生了第一個孩子，媳婦才有權、才有資格到丈夫家長期居住。結婚與成家是兩個不同的觀念。生了孩子才能成家，也叫落夫家。因此，婚後快的一年就落夫家，有的拖長到十多二十年。近十年來，“不落夫家”的習俗在改變中，有的地方象征性地婚後“不落夫家”若幹天，不必等生頭胎孩子，便與丈夫長期生活在一起。
從過去到現在，邊境兩側的壯、岱、儂族通婚的不少。1991年4月，也就是中越關係正常化之前8個月，筆者來到廣西靖西縣吞盤鄉孟麻村，該村離108號界碑約2.5公裏。這時雖然無戰事，但雙方的軍隊還對峙著，通往越南的小道兩旁仍然埋有地雷。孟麻村的壯族青年結婚，越南高平省河廣縣的8位儂族姑娘走了幾十裏路來賀喜，小住了三天，喝喜酒、唱山歌、盡歡方回越南。後來得知，1985-1990年，越南高平省河廣縣的岱、儂族女子嫁到孟麻村有23人，年齡在21-38歲之間。嫁到中國來的原因，主要是越南女多男少，生活比中國艱苦。這時適逢清明節，從越南過來掃墓祭祖的人絡繹不絕。
他們的觀念認為，天上有位花婆聖母支配著人間的生育大事。女子懷孕是花婆神賜給的花。不僅如此，花婆還保佑孩童的健康成長。因此，他們虔誠信仰花婆神，婚後要舉行架橋求花儀式，才能得子。每家人的堂屋或者臥室裏，都設有花婆神台，初一和十五都上香敬拜，直到懷孕為止。如果久婚無子，還得在三岔路口或十字路口舉行“求花”儀式，用木頭搭一座象征性的橋，稱為幸福橋，給過往的行人帶來幸福。在路邊蓋一間茅草房，供來往行人歇腳，擋雨遮陽。助人行善，必有好報，求子得子。懷孕七個月內，要舉行“安花”儀式，祈求花婆聖母保佑產婦分娩時母子平安。他們不同之處是，我國壯族在村子裏立有花婆聖母廟，而越南岱、儂族則無。
每年人春時，他們要過“下田洞節”或叫“下田壩節”，人們邀請天上、地下的各路神聖同樂，保佑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寨老村老舉行開耕儀式。四鄰各方的人帶來農具、牲畜、生活日用品進行交易。實際上是為春耕大忙做物資準備，為期一周左右。
僅限於在中越兩側的壯、岱、儂族中，農曆正月初一至十五舉行“唱天”和“做天”的活動，“天”是天神、仙官的意思，其儀式叫“做天”。用唱山歌、作法的形式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人丁興旺，六畜肥壯，祈福消災。做法事的“天婆”不是一般人能充當的，與我國北方薩滿教的薩滿產生的情況一樣，凡患過神經錯亂疾病後已愈的婦女才能擔任。其他巫婆也是這樣產生的。在中秋節前後要舉行“請月亮姑娘下凡”與民同樂的活動。先打掃場地，驅逐妖魔鬼怪，然後由姑娘們唱山歌，請月亮姑娘下凡。另外，他們共同崇拜11世紀中葉舉兵反抗交趾李朝和我國宋朝的曆史人物儂智高，立有儂智高廟，定期拜祀。
此外，他們崇拜、敬畏誰都沒有見過的叫“都額”的水神或水怪，以及田神、山神、樹神等。總之，他們同一民族來源，又毗鄰而居，交往密切，但又生活在不同的國家，因此在文化上，相同的多，變異的少。
居住在中越邊境的壯族、岱族、儂族世世代代和平共居，友好往來，互相幫助。今後也仍然是中越兩國人民友好的紐帶之一。
三
高欄人是我國壯族的一個支係，山子人是我國瑤族的一個支係，這兩支人進人越南後，越南經過民族識別，確定為一個民族，叫山齋族，也可以稱高欄一山子族。主要分布在宣光、太原、河江、北件、廣寧、安沛、高平等省。
高欄人是他們的自稱，因他們住的是高欄屋而得名。高欄又稱幹欄，有人又叫高腳屋，即上層住人，下層養家禽家畜的樓房。山子是山裏人的意思。高欄人講的話，在中國與壯族語言相同，在越南與岱族語言近似。山子人講的話是廣東話（白話）中的一種土話。奇怪的是，平日高欄人講高欄話，但唱《興歌》（山歌）和祭祀時用的是山子話，寫的是漢字。在山子人集聚的廣寧省平遼縣和先安縣，20世紀40-50年代，歲數大一些的人講的是高欄話，到了1972年，還有少數老年人講高欄話。北件省山洞縣的山子人在婚禮、祭祀、喪葬時仍然用高欄話，但不知其意，是世世代代相傳背誦下來的。西方語言學家波尼法西說：“這個民族……一接受了所在地的壯語方言，然後使用一種廣東方言作為書麵語言，成為雙語民族，之後放棄了其中的一種語言，到了新居住地又與岱一儂語接觸。”
他們的祖先原來居住在我國廣東、廣西、湖南三省區交界的地方，慢慢向南遷移，經過廣東的雷州半島，轉人白雲山、十萬大山，再過欽州、廉州、靈山、雷州、上思、寧明等地，在明末清初時，即17世紀從廣西遷徙人越南。高欄人唱的《興歌》中有一段唱詞道：“人山斬竹條條落，無庇登王十萬山。廣東買藕廣西栽，返藕經成何處去？天星浪浪到天遊，花開月亮到雷州。行過雙關關雙雪，雪水油油過去山。”安沛省安平縣新香社（即鄉）20世紀初出生的趙文珍的家譜記載，他的祖先從前住在大明國廣東省北海道欽州府浪都筆符白村那邪地方。祖先在故鄉有田地，代代相傳，耕種謀生。到了明朝末年時，世道混亂，強人橫行，洗劫村寨，村民生活艱難，遷徙人越南，開辟新家園。富壽省端雄縣的高欄人相傳，他們的祖上的原籍是廣東省欽州和廉州的白雲山脈，到了明末清初，為了逃避戰亂，先從中國移居越南廣安省橫湖地方，居住了一段時間，遷往諒山省，再搬到太原省，最後定居在端雄。
現在我國的高欄人主要分布在廣西防城港市沿中越邊境的東興鎮、那良鎮、灘散鄉、那洞鄉、板八鄉、炯中鄉，大約有數萬人。1977年冬，筆者到板八公社（今稱鄉）細坑大隊（今稱村）高欄人的村屯調查得知，這裏離中越邊界的界碑約1公裏。1949年以前，有120多戶高欄人，有50多戶已遷人越南，其餘的70來戶仍留居原地。他們的語言與當地壯族語言相通，與越南高欄人的語言相同，也有親戚關係。
高欄人叫他們的住房為“牛神”，房屋中間的四根主柱象征牛的四條腿，椽子象征腰骨，屋頂象征脊背，柱子上掛著的東西象征心、肺、肝，門象征胃。戶外有按宗族設立的供祭玉皇、南花佛或灶君的一間小房，平日門是緊緊關閉的，嚴禁外人和婦女人內，主人也隻能在供祭的日子進去。
他們也有“不落夫家”的習俗，婚禮結束之後，新郎與新娘不能同房，新娘要返回娘家居住，每年回夫家若幹次，頭三次是在母親的陪同下到夫家，以後由夫家的母親、小姑去接回來，直至臨分娩時才回夫家定居。
他們有十多個姓，其中黃、陳、羅、李、寧是大姓，擁有的人口最多。各姓之下又分宗支。同一祖先的十代人為一宗支。各宗支有不同的禁忌，如黃姓，這個宗支嚴禁獵虎，也忌吃虎肉。另一黃姓宗支則忌吃鵝肉。各宗支的祭祖儀式也不完全相同。同一宗支範圍內的子孫後代不能通婚，即同姓同宗不通婚，同姓不同宗可以通婚。
由於他們遷人越南的時間已很久，在文化上，尤其是語言上受到越南主體民族京族的影響。
四
在我國壯族中，有一支自稱“布標”或“嘎標”的人，主要分布在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如麻栗坡縣董幹鄉和鐵廠鄉。他們的先祖原來居住在富寧縣普梅大洞，後來逐漸向西遷移，到達現在的居住地。越南有5個民族人口不足100(）人，布標族是其中之一，現有705人。主要分布在靠近我國雲南省文山州麻栗坡縣、富寧縣的越南河江省同文、安明、北迷縣，宣光省有少量分布。由於人數少，他們與赫蒙（苗）族、華（漢）族雜居在一起。他們自稱“嘎標”，含義是什麼，布標人自己都不知道。著名的美國語言學家本尼狄特經過語言比較後說，“嘎”的意思是人。“標”是什麼意思則不清楚。他們何時遷人越南的，已無法知道。但居住在同文縣的華人、赫蒙人、倫佬人當祭祀時都提到，最早來開發同文縣的是布標人和課課人（我國的彝族進人越南後，越南至今都稱他們為課課，而不稱彝族）。可見他們遷移到越南已很久了。越南的岱族、儂族稱他們布標，意思是標人。中越兩國的布標人毗鄰而居，春初的節日都互相走訪，喜慶紅事，喪葬白事，也都互相幫助，關係密切友好。
越南語言學家與蘇聯的語言學家共同合作，對布標語言於1980-1981年進行調查，1989年進行複查，1992年出版了專著（布標語》一書，指出：由於布標人太少，雜居在幾個民族中，因此，他們能操幾種語言，尤其是漢語西南官話和赫蒙語，成為多語民族。在布標語的詞彙中已摻進許多漢語詞。布標語已成為瀕臨消亡的語言。有的學者認為布標語接近岱一泰語，也即我國的壯一傣語，有的學者則認為屬南島語係的語言。
大約一百年前，他們的住屋是上麵住人，下麵養牲畜的幹欄屋。因亂砍濫伐，森林破壞嚴重，建材木料難找到，改成與附近漢人、赫蒙人住房相同的土牆茅草頂屋。近40年來，改為磚瓦房。
布標人以前有自己的姓，在同文縣有嘎公、嘎甘、嘎讓、嘎真、嘎梭等22個。後來受漢人的影響，並使用在名冊、文件上，有龔、張、普、白、王、陶、鍾、龍、楊、陸、梁等。
同姓不能通婚，甲姓家的男子娶乙姓家的女子，但乙姓家的女子不能嫁甲姓家的男子，必須嫁給丙姓家的男子。同輩分的人才能通婚。嚴禁姑舅表婚，允許姨表婚，但不允許換門婚。嚴禁兩兄弟娶兩姊妹。妻亡，夫可以娶妻子的姐姐或妹妹。
家裏有人去世，喪家忌吃油，不能坐高椅，不能唱歌，隻能吃粥。鋪草坐在棺材旁。埋葬時，吹喇叭，打銅鼓。銅鼓是從中國買來的。據老人說，過去布標人普遍敲打銅鼓，現在隻用於喪事。與越南課課族相似。平時銅鼓收藏在屋樓的角落裏，嚴禁移動。他們認為移動了銅鼓的位置就意味著有事了。使用之前要逐個供祭銅鼓，祭品有兩碗酒，一隻雞。祭畢，酒灑在銅鼓麵上才能把銅鼓懸掛在中間房門旁，雄鼓掛在左邊，雌鼓掛在右邊，鼓麵相對。由男子站在兩鼓之間敲打。在巫師的指揮下，用削過的芭蕉杆當鼓褪敲打兩個鼓麵。他們認為，玉米和稻穀的魂怕銅鼓聲。因此敲打銅鼓得在秋收之後，敲打一晝夜，人們伴隨鼓點跳舞。喪事打銅鼓有嚴格的限製，規定隻能敲打三下：敲雄鼓一下，敲雌鼓兩下。銅鼓必須成雙成對，雄鼓是小鼓，敲打後聲音尖細，但傳得很遠；雌鼓是大鼓，敲打後聲音粗獷，但傳不遠。平時嚴禁敲打。越南現在隻有三個民族還打銅鼓，布標族是其中之一。我國還有13個民族打銅鼓。
五
拉基人是我國壯族的一個支係，遷入越南後，越南確定他們是單一民族―拉基族，要分布在越南河江省（與我國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縣、富寧縣、廣西壯族自治區那坡縣接壤的省份），少量分布在老街省。
我國的拉基人分布在雲南省文山州馬關縣中越邊境的南勞鄉、仁和鄉、夾寒w鄉、小壩子鄉、金廠鎮的20個自然村。
拉基人自稱“裏布略”(lipulio)，分為幾個支係，在南勞鄉的稱為“口袋拉基”(lipute)，在仁和鄉、夾寒警鄉的叫“漢拉基”(liputio)，在小壩子鄉的叫“紅拉基”(lipuke)，在金廠鎮的叫“花拉基”(lipuliog)。而居住在越南板優的叫“黑拉基”（lipu-tio)，在板蓬的叫“長毛拉基”(lipupi)，在南曼邦、曼美的叫“白拉基”(lipupo)。這些支係都是以從前他們穿的紅、白、黑、花等顏色的服裝而得名的，“口袋拉基”是因為他們愛背一個口袋而得名。但越南的民族學調查說，越南拉基人自稱“古碟”，是人的意思。
我國的史書把拉基人寫為“喇記”、“喇奚”、“那機”、“拉雞”，這些都是同音異寫，現在統一寫成拉基。
“拉基”是什麼意思，拉基人自己也搞不清楚。拉基是他稱，是漢人對他們的稱呼。有人認為，拉基人稱“我”為laki，音譯為拉基，極可能由此而來。另外有人認為，拉基人遷居文山州後，壯族人見他們崇拜“田雞”（民間對青蛙的一種稱呼），或喜歡吃田雞而得名。壯語稱田為“那”，叫田雞為“那雞”。
拉基人流傳他們祖先遷移的故事：我們的祖先原來居住在阿迷州（今雲南省開遠市）叫公雞寨和母雞寨的地方，因與附近的其他民族發生衝突，被打敗。兩個寨子的人相約，在雞叫的時候向日出的方向逃走。不料公雞寨的人在半夜時聽見雞啼就出發了，而母雞寨的人直到次日中午母雞叫時才離開寨子。結果兩個寨子的人就此分散，以後再也沒有見過麵。
據明代天啟年間（1621-1627年）劉文征寫的《滇誌》卷之30記載，當時拉基人已在文山地區生活。又據民國時撰寫的《新編麻栗坡特別區地誌資料》載：“那機人，其類獨一，語言與儂人通。原我郡係其先到，開挖為田。隻知耕作而食，不知文教。清乾隆時，為儂人所逐，現本村隻有數戶。”看來乾隆時（1736-1795年）有些拉基人便因此進入越南。
又據越南民族學者的調查，越南拉基人的祖先原來居住在中國，為了尋找一塊更富饒的地方四處走動，一次迷失了方向，見一群蜜蜂飛向一個地方采蜜，便跟著蜜蜂走，進人越南地界，到離邊界7公裏越南一側的一個地方住下來，後來又向南遷移到其他地方。
1850年前後，訖佬人從中國遷徙到越南河江省黃樹皮縣時，已見到拉基人生活在這裏。現在他佬人狩獵、砍大樹、到森林裏去，都睡在森林裏，得燒香祈禱拉基人祖先保佑自己。傳說，拉基人最早遷來的祖先叫黃銀統，新門是他們最早的落腳點，再從這裏遷到其他地方。有些拉基人從板逢、板由遷到黃樹皮縣、北光縣。岱人、儂人、赫蒙人、瑤人、越人與拉基人毗鄰而居，交往密切。
他們居住在高原上，但養的雞鴨成群，家家戶戶在梯田裏養魚， 自給自足，這是罕見的。雞、鴨、魚是祭祀時不可缺少的供品。他們養的豬、水牛、馬、羊，平時野放，任由牲畜在山野覓食，睡在野外，收割時才圈養，要用時才到森林裏去尋找。因豬雞不是圈養，而是野放，故不能在住宅附近種菜，在舍地裏種少量蔬菜，不夠吃的那部分是用種的早煙跟其他民族換瓜菜，再不夠吃，就到森林裏采集野菜補充。
以前他們養黃牛，現在則禁止養黃牛。傳說，他們遷來越南的第一個祖先黃銀統隻接受的供品是黃牛，隻要聽到黃牛叫，就會醒來要供品。有時黃牛成天吼叫，供品要的很多，村民負擔不了，於是大夥決定不準養黃牛，沿襲下來成為習慣。每年的七月祭祀黃銀統時，就得到附近的鄉村向岱人、儂人買黃牛來獻牲。
拉基人各姓或分支有自己的皮鼓和鑼，表示同一祖先，同一血緣，互相親密，有難相幫，有樂同享。李、鄧二姓是他們祖先的根基，每年的六月底祭祖、掃墓。祭祖時，祭師一手拿一塊薑，另一手拿著水牛角，表示獻牲物和一杯酒。
婚俗規定，兄弟姊妹結婚要按長幼次序，先兄姐，後弟妹。由於拉基人的姓少，允許同姓通婚，但同宗的子孫要三代以後才能通婚。
嬰兒出生後三天，便請祭師來舉行取名禮，由父母或養父取醜名，才不會被鬼抓走魂魄。名字可區別男女姓，但要祖先認可，嬰兒才能健康成長，於是要察報祖先。在取名禮上，把一個雞蛋立在一碗米上，抓一把米撒在蛋上，米粒停在蛋頂上就表示祖先同意這個名字。現在，他們已會取越人的名字，男性名字的第一個字用文字，女性用氏字。
拉基人喜歡吃的佳肴很特別，把生牛皮切成小塊，掛在灶台上，讓煙熏火燎烤幹。吃的時候，把幹牛皮放人灶火裏烤，使幹牛皮膨脹，再切成小塊，放入鹽水中浸泡，洗幹淨，與油、薑、蒜煮來吃。醃酸肉，把豬、牛肉切成三指大小，與鹽、炒米粉拌勻，置於壇中，過一兩年可生吃，也可以加工成其他菜肴。也醃酸菜、酸筍。男子喜歡喝酒，祭祀和隆重的場合要用牛角當酒杯。吃飯時忌把筷子橫放在碗上，這是供祭死人的方法。
六
我國的壯族與越南的岱、儂、拉基、布標、高欄人，猶如兄弟幾人，一個守本家，另幾個搬家到隔壁鄰舍，另立門戶，單獨生活，仍然保持著共同的文化。分家出去以後，時間久了，在文化上也會出現一些差異，這不足奇。
［參考文獻]
[1]沫水紀聞（卷一三）[Z] .
[2]宋會要樣稿（第一九七冊）藩夷四 [Z]
注：此文發表在《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1期
壯泰族群的淵源
覃聖敏
壯族主要聚居在今中國廣西，鄰近的雲南、貴州、湖南、廣東等省也有分布。泰族則主要聚居在今泰國境內，為泰國的主體民族。這兩個民族的分布區域之間，相隔著千山萬水，但他們的傳統文化卻有著許多共同的特點。這些共同點是如何產生的？它們說明了什麼？本文試加分析。
一、壯泰民族文化的共同點
壯泰民族的傳統文化，在許多方麵可以說是大同小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下幾方麵：
1．語言文化方麵
在壯語和泰語的語音中，共有的聲母為p, ph, b, m, f, v,t, th, d, n, s, 1, k, kh, r, h,？等17個，共有的元音有a、i, u, e, o, a, t.u等7個；韻母中有以一i、 一u、 一o、 一m、 一n、 一I)、 一p、 一t、 一k收尾的音節；元音帶有韻尾時，分為長音和短音的現象比較普遍，而以單元為韻母時則都是長音。在壯語北部方言中，沒有送氣塞音聲母，而在泰國南部的董裏、博他侖府的泰語中也是如此。另外，壯泰語中韻母係統的布局通常是對稱的，例如有ei就有ou，如果ei變為i，則ou也相應變為u;高元音和韻尾之間往往帶有過渡音，帶過渡音的高元音和愕化、唇化音與漢語的介音不同。
壯語泰語中的聲調都是四個基本調類，又因聲母的清音和濁音各分為陰、陽，故而形成八類。盡管壯語和泰語的聲調和調值不完全相同，但卻有整齊的對應關係。
在語法方麵，壯、泰語的詞序和虛詞都是表達語法意義的重要手段，語序均與漢語一樣為主語―謂語―賓語；但是，壯泰語的詞序則與漢語大相徑庭，壯泰語語句中的修飾或限製一般位於被修飾的中心詞之後，指示代詞更在整個修飾詞組的後麵，而漢語的修飾成分則在中心詞組之前。例如，漢語中的“牛肉”、“豬肉”、“大哥”、“二哥”，在壯泰語中的詞序為“肉牛”、“肉豬”、“哥大”、“哥二”，等等。這種詞序結構的不同，如果從漢語的角度來看，往往會把壯泰語的詞序視為“倒裝”。其實，從思維的順序來說，壯泰語屬於順行結構類型，而漢語則屬於逆行結構類型。
在基本詞彙方麵，壯語和泰語有許多是相同或相近的。我們曾列舉了2000多個基本詞彙進行比較，相同或相近的約占75％左右。為了避免選詞時的主觀傾向，梁敏、張均如教授在《侗台語族概論》川一書中，以斯瓦迪士（M.Swadesh)選定的200多個詞彙為基礎，剔除一些在侗台語中沒有或用詞組表示的詞項，最後選定200多個詞項作為壯語和泰語對比的基數。他們對比的結果，壯泰語的同源詞占64.74%。另外，與壯、泰民族語言密切相關的地名，其結構及詞義也往往相同，例如以“板”[ban]、"豈”[pia],“古”[ko],“雷，”[doi]等詞冠首的雙音、三音地名，在壯泰民族分布區並不罕見。
2．物質文化方麵
壯族和泰族都是稻作農業民族，都以種植水稻為生，日常生活中以稻米為主，都喜歡吃糯米飯。耕作的過程從犁田、耙田、灌溉、撒秧、育秧、拔秧、插秧、耘田、割稻、打穀、曬穀，直到收藏、加工等程序都基本相同，就連生產工具和用具如犁、耙、鋤、鐮、打穀桶、穀倉、石磨、泥磨、雄等也基本相同，甚至有關的名詞、動詞也大多相同或相近。隻是種植的季節和田間管理有所不同而已。
與稻作農業緊密相關的是水果的種植和家禽家畜的飼養。在壯泰民族的農戶中，通常都在屋前屋後種植果樹。這些果樹中，除了因氣候條件不同而異的品種之外，許多品種例如龍眼、抽子、黑欖、楊桃、黃皮、柑子、芒果等，它們的名稱都相同或相近。在飼養的家禽家畜中，主要有水牛、黃牛、馬、豬、狗、雞、鴨等，它們的名稱也完全相同。
作為稻作農業的補充，漁撈業在壯泰民族中也有許多相同的，例如捕魚工具曾、網、篡、船、木筏等，不僅形體相近，稱謂也相同；捕撈的對象如魚、蝦、蟹、塘角魚、黃鱔魚、螺蜘等，名稱完全相同。
壯泰民族的民居建築，都是“幹欄”式，“幹欄”的結構和布局大體相同，不僅是房屋的柱子、檀條、橫梁、樓梯、門、窗、火灶等名詞完全相同，就連建房和人居的儀式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不同的隻是屋頂的式樣風格和室內的擺設有所差別而已。
壯泰民間使用的紡紗機、織布機以及紡紗織布的方法也基本相同，織成的壯錦、泰錦的圖案風格很相近。染色的方式方法也很相似，甚至連對顏色的審美觀念都很相近，例如都喜歡穿用蘭靛色的衣物。
3．製度文化方麵
壯族和泰族的家庭結構和社會結構，都是父係、母係並行，現在雖然以父係為主，但母係的餘韻仍較濃厚。其在婚姻製度上的表現，是兩個民族過去都盛行“夫從妻居”，但這種現象在近現代已有不同的表現：壯族的“夫從妻居”，在桂東地區已經很少，桂中地區還有一部分，桂西地區則較多，而且夫到妻家後，須與女方父母同住，子女須跟母姓；而泰族的“夫從妻居”，不需與女方父母同住，隻在女方村子裏另起樓房獨住，而且子女不隨母姓而隨父姓。在壯泰民族的社會中，原無“重男輕女”的現象，因為女子也可以成為家庭的承嗣。
在壯泰民族的民間習慣法和地方法中，有許多相同和相近的內容，例如都推崇資深的人，族長或村長往往就由這類人擔任，村內或族內有矛盾產生時，也由這類人來裁決；如果有偷盜事件發生而未抓住偷盜者，同村的人則共同負擔責任。
4．精神文化方麵
壯、泰民族的倫理道德觀念大體相同或相近，無論是家庭倫理還是社會公德方麵都很相似，例如尊老愛幼、崇尚賢能、尊重婦女、勤儉互助、誠實待友、謙和相讓、不爭名利等，甚至連善惡觀、義務觀、榮辱觀、幸福觀等也基本相同。
最大的區別是宗教信仰方麵，泰族普遍崇奉佛教，而壯族則主要信奉原始巫教和“師教”，而且“師教”中融合了漢族的道教及佛教。但是，在原始宗教觀念方麵，仍然可以找到許多相同或相似之處，例如崇奉土地神、山神、樹神、水神、田神、穀神等，不僅觀念相似，就連舉行的有關祭祀儀式也相近。
在文化藝術方麵，壯泰民族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都能歌善舞，往往以歌舞迎客待客，但到後來，壯族民間“重歌輕舞”，而泰族民間則“重舞輕歌”。另外，民歌中不乏旋律相近者。
二、壯泰民族溯源
由前近述，壯泰民族的傳統文化中確有許多共同點。這些共同點何以形成？尤其是壯語泰語中基本詞彙的相同相近率那麼高，原因何在？
1．語言的啟示
不同的民族及其不同的曆史時期，都有不同的語言，所以，語言是一個民族曆史發展的“活化石”。
語言的產生，首先是在同一個群體內的人們因長期生活在一起而約定俗成逐步形成的，並在不斷地發展。隨著各種人類群體的發展和壯大，各種語言呈現出紛繁的現象。為了區分世界上各種語言的譜係關係，語言學家們把各種語言分為不同的語係、語族和語支。一個語係包括若幹個語族，一個語族包括若幹語支，同一個語係內的語族、語支，都有同源的親屬關係。按照這種譜係分類法，中國的語言學家通常都將壯語和泰語劃歸於漢藏語係侗台語族台語支。盡管語言學界的意見並非完全一致，但分歧點主要在於侗台語族的語係問題，而對侗台語族及台語支內部各種語言的親屬關係則沒有爭議。既然壯語和泰語同屬一個語支，就說明壯語和泰語同源，同時也說明壯族和泰族同源，因為語言不可能離開民族而存在。
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曆史發展中，不可能是孤立的，通常都與周圍的其他民族進行交往。互相接觸、交往的結果，在語言上也會互相吸收。所以，非同源的民族也可以在語言上產生共同詞彙的現象。有人曾經設想，壯語和泰語的共同點，有可能產生於兩個民族的交往。但是，這種設想經不起推敲，首先，一個民族在語言上受到其他民族的影響，通常隻是吸收其詞彙而棄用其語法，而壯泰民族在語言上的共同點，不僅是詞彙方麵，更重要的則是語法完全相同，由此可知壯語泰語的共同點並非隻是接觸關係。其次，兩個民族之間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受著地理條件的製約，在古代尤其如此。在壯泰民族分布區之間相距甚遠，陸上沒有河道溝通水路，陸路也因千山萬嶺的阻隔而不暢通，海道還要繞過馬六甲海峽，風險甚大。在交通如此不便的自然條件下，壯泰先民的交往必然受到限製而不可能頻繁。即使壯泰先民有所交往，也不可能達到在語言上具有那麼多共同性的地步。這點還可以從壯族和漢族的交往曆史和結果得到反證。從地理條件看，壯族先民分布區和漢族地區之間的交通條件遠比壯泰民族分布區之間便利得多；從交往的曆史看，即使僅從秦代算起，壯族先民和漢族交往至少已有兩千多年，而且從未間斷過。但直至今日，壯漢之間的語言差距仍然很大，用壯語和漢語仍然無法直接進行交談。這種情況與壯泰語言之間的親近距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例如，1991年我們和泰國學者同去訪問廣西靖西縣（南壯）的一個農村。該村的村民從未聽人說過泰語，剛開始時，村民們對泰國學者說的泰話並不明白，但當泰國學者把一句話的有關詞彙分開，一個單詞一個單詞地反複說了幾次之後，村民很快就反應過來，一個小時不到就可以進行簡單的對話了。當說到農戶中一些家具的名稱時，一個文化程度不高的壯族中年婦女甚至還糾正了泰語翻譯人員的誤譯，結果使大家開懷大笑，壯泰之間的語言距離一下子縮短了許多。如果用漢語普通話同村民交談，絕對達不到這種效果。所以，壯泰語言的共同性，不可能僅僅由於兩個民族的交往所能形成的，而是因為原來曾經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緣故。
為了區分兩種語言之間是同源關係抑或接觸關係，中國年青一代的語言學者、北京大學的博士陳保亞先生創造了一種新方法[2](P198)：將斯瓦迪士從印歐語言中挑選出的被公認為人類語言中最穩定的200個詞彙分二階，第一階稱為“第一百詞”，第二階稱為“第二百詞”；然後根據兩種語言在第一階和第二階中的“關係詞”的多少來確定從第一階到第二階是上升還是下降，如果是上升，則表明這兩種語言沒有同源關係而僅有接觸關係；如果是下降，則表示這兩種語言有同源關係。其關係如下圖：
這個“關係階曲線圖”，經過在已知有同源關係或不同源而僅有接觸關係的各種語言中進行驗證，結果都證明這種方法是正確的。我們運用這種方法對壯語和泰語進行比較的結果，第一階有90個關係詞，第二階有65個關係詞，從第一階到第二階的趨向是下降的，說明壯泰語有同源關係。
既然壯泰民族同源，其先民原來曾在一起共同生活，那麼，他們於何時何地在一起共同生活？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有必要分別追溯一下這兩個民族的起源。
2．壯族來源問題
關於壯族的來源問題，主要有“外來說”和“土著說”兩種觀點。
“外來說”總的認為壯族是從其他地方遷到廣西來的，而從何地遷來，又有不同說法。有說直接從山東、河南遷來的，也有說從四川、陝西一帶輾轉遷來的，還有說從湖南、福建、廣東遷來的，等等。至於遷人廣西的時間，多數說是宋代，還有一部分說是明代。
這些“外來說”的根據，主要是流傳於各地壯族民間的族譜和一些碑刻。綜觀各姓氏的族譜和墓碑，幾乎都沒有說是廣西本地土著的，所以，從表麵上看，壯族“外來說”的根據似乎很充足。但是這些族譜多是清代以來陸續編修的，明代編修的都已經很少見到；墓碑也多刻立於明清時期。這些族譜或墓碑多數都說是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期間從中原的“山東白馬”遷到廣西的。由於編修族譜或刻立墓碑的時間與其文中所說遷人廣西的時間已相距數百年之久，因而其可信程度如何，還需要謹慎考訂。假如這些族譜或墓碑所說的都可信，那麼，在宋代以前廣西地方就不應該有壯人。但這與曆史事實不符。據《淮南子·人間訓》記載，廣西地方在秦時就生活著勢力強大的土著民族西販、駱越。而據曆史學家和民族學家們的研究，一致認為西販、駱越即今壯族的先民。約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五十萬大軍分為五路攻略嶺南（今廣西、廣東），其中一路曾經遭到西販、駱越人的頑強抵抗。越人利用地形、地物在夜間襲擊秦軍，擊殺了秦軍統帥屠唯，使秦軍“伏屍流血數十萬”；逃得性命的秦軍提心吊膽，“三年不解甲弛弩”，精神高度緊張。進攻廣西的秦軍有兩路，至少有二十萬，為數已經不少，秦軍裝備的精良，亦遠非越人可比。但人數眾多、裝備精良的秦軍卻遭到了越人的重創，可見越人在人數上應比秦軍更多。秦軍雖然最後打敗了歐駱越人，但也不可能將他們全部殺光，西漢時廣西還有許多越人，就說明大部分越人生存、繁衍下來了。既然壯族的先民西甄駱越繁衍下來了，那為什麼壯族各姓的族譜都不肯提及，而幾乎都說是從北方遷來的呢？這除了文化落後的原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與曆史上各朝代實行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有關。
中國的姓氏大約是在西周時由漢族先民發明創造的，而壯族先民直到秦代仍是有名無姓。據《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軍攻略廣西時曾經擊殺了西販君譯籲宋。這個“譯籲宋”，隻是西販首領的名字的譯音而已，並沒有姓氏。西甄人的首領尚且如此，其他一般的西販人就可想而知了。而到秦代以後，壯族先民受到漢族影響，才陸續取了姓氏，較早的有呂、黃、蘇等姓，以後又有韋、覃、莫、藍、周、寧、淩、白、盧、邵、柴、李……這些姓氏，幾乎都是漢族姓氏。壯人既然借用漢人姓氏，又企圖藉族譜以提高自家的社會地位，於是就“順手牽羊”，將漢人姓氏族譜中的先祖也奉為自己的先祖。這樣，就將本來似是而非的曆史變得順理成章了。
所以，不能單憑藉姓氏族譜就說壯族來自北方漢人。當然，在壯族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不能排除有漢人加人的成分，因為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不同於宗族。宗族是由血緣關係組成的，照理說沒有血緣關係就不能成為宗族的成員；而民族則因由地緣關係而形成，隻要在一定的地域內共同生產和生活，具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風俗習慣、共同的文化心理等，就可以成為某個民族的成員，而不管其血緣關係如何。所以，南遷的漢人來到廣西後，受壯人的影響而改變了他們原來的語言和風俗習慣等，就變成了壯族的成員。但是，總的看來，變成壯族的漢人在壯族中的比例並不大，充其量也隻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壯族的主體無疑應是廣西的土著民族。
“土著說”總的認為壯族是由廣西史前的土著民族發展而來的。這是目前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其根據主要是三方麵材料：
第一，曆史文獻材料。從流傳至今的漢文史籍來看，壯族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越人，具體說是西販和駱越。這些越人到東漢時期稱為烏滸、理人，南朝至唐朝時期稱為僚人，宋代以後除了原有的理、僚等名稱外，還有布土、土人、撞、憧、儂、很、沙、鑲等二十多種不同名稱。這是對不同地方或不同支係的壯人的稱謂。到20世紀50年代，統一稱為“憧族”10 1964年時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提議，才將“憧”字改為“壯”字，並沿用至今。這些不同的名稱，因時代的不同而異，但它們的前後關係基本上是清楚的。
第二，體質人類學材料。廣西地區先後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晚期（以柳江人為代表）和新石器時代早期（以桂林顫皮岩人、柳州鯉魚嘴人為代表）的許多古人類骨骼材料，將這些材料和現代壯族．人的體質形態材料相比較的結果，發現壯族在其體質形態的形成過程中，與包括廣西在內的嶺南地區一些新石器時代的古人類有著繼承的關係；壯族的根源不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顫皮岩人、鯉魚嘴人，甚至還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柳江人。［’〕也就是說，現在的廣西壯人是由柳江人、既皮岩人和鯉魚嘴人逐步發展而來的。
第三，文化人類學材料。將這方麵材料綜合研究的結果，發現現代壯族的許多傳統文化，例如語言、民居建築形式、生活習俗、喪葬習俗等，都與廣西的古代越人或新石器時代的古人類的習俗有著承接的關係。在語言方麵，據西漢人劉向（約公元前76一公元6年）所著的《說苑》卷十一“善說篇”記載，公元前528年的一天，楚王母弟子哲（官為令尹，掌管全國軍政大權）在湖中泛舟，給他劃船的一個越人用越語唱了一首歌（後人稱之為“越人歌”）。子哲當時聽不懂，便叫人翻譯成楚語（漢語方言）。子哲聽懂後很高興，以隆重的禮節賞賜這位劃船的越人歌手。這說明漢語和越語是不同的，要經過翻譯才能溝通。可貴的是，劉向在《說苑》中用漢字記音的方法，將這首“越人歌”的歌詞的讀音記錄下來，並附有用漢語翻譯的意思，因而是極為難得的語音資料。20年前，壯族語言學家韋慶穩先生將記音的漢字擬構出其古代讀音，然後與侗台語中的壯語、傣語、泰語的擬古音進行對照，最後用壯語將原歌詞的意思翻譯出來，[4〕結果發現，原歌詞的詞彙和語法與現代壯語差別不大，其前後詞序正與漢語相反；用壯語翻譯出來的意思與原附漢譯的意思完全一致；原歌詞與現代壯族山歌有著共同的特點，例如壯族山歌多臨時隨意而唱，常以提問開頭，腰、腳韻互押，“越人歌”也是這樣。這充分證明，壯語與古代越語確有淵源關係。另外，在民居建築形式方麵，據文獻記載，壯族先民居住的房子為“幹欄”式建築，廣西考古也發現不少“幹欄式”房屋的模型；這種建築形式在壯族地區至今仍然可以見到。在生產、生活習俗方麵，古代越人是稻作民族， 日常種植水稻；喜食大米飯，尤嗜糯米飯；喜慶或節日喜歡對唱山歌，各地都有“歌好”。這些在現今壯族中依然如此。在喪葬習俗方麵，廣西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常見二次葬和蹲葬；而現今壯族在人死後盛行二次葬，拾骨時亦多作蹲坐狀。
由以上幾方麵的材料看來，壯族的主體應是由本地的史前人類發展而來無疑，而在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不排除有其他民族加人的成分。
3．泰族的來源問題
泰族的起源問題，從公元19世紀以來西方和泰國學者不斷提出了許多種觀點。據泰國法政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上的《泰族的發源地：知識的寶庫》一文介紹，概括起來約有如下五種觀點：
(1)認為泰族起源於中國四川省，這是英國倫敦劍橋大學教授拉古伯裏在其1885年出版的《撣族的發源地》一書中最先提出來的，後來得到泰國“逞羅曆史之父”丹隆·拉查奴帕親王的讚同，他於1924年在朱拉隆功大學的演講和1934年出版的《論古A羅統治的性質》一書中就重複並發揮了拉古伯裏的論點。
(2）認為泰族起源於中國西北邊睡的阿爾泰山，後遷人四川，再遷人雲南，最後遷到泰國素可泰。這一觀點最初是由長期在泰國清萊府傳教的美國牧師杜德在《泰族―中國人的兄長》一書中提出的。後來，英國駐清邁府總領事吳迪於1926年出版了《A羅史》一書，泰國學者坤威集瑪達拉也於1928年出版了《泰國的根基》一書，都重複並發揮了杜德的觀點。
(3)認為泰族起源於中國南部和東南亞北部。這一觀點最初是由英國探險家阿克馬爾·R·柯爾奎洪在1885年出版的(CHRYSE》一書中提出的，其後1894年英國駐中國海南島領事E. H．派克在《中國評論》一書的“古老的泰帝國”一章中也持此觀點。
(4）認為泰族起源於馬來亞半島和印度尼西亞群島地區，以後才逐漸遷到現今泰國的土地上。這一觀點為泰國學者頌薩·素旺那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他比較了泰國人和印尼人的血型，發現二者極為相似，因而認為泰族起源於印尼群島，以後遷人媚南河流域並逐漸北上。
(5)認為泰族是土著民族， 自古以來就生息在現今泰國的土地上。這是泰國學者研究了本國考古發現的古人類遺骸而提出的最新觀點，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泰國西裏叻醫學院解剖係的素·盛威昌先生。他將泰國一丹麥聯合考察隊在北碧府大小桂河兩岸發現的37具人類遺骸同現代泰人遺骸進行對比研究的結果，認為這37具“新石器時代人類遺骸和現代泰人的遺骸完全是一致的”，所以，“現在泰國的土地也就是史前泰人祖先生息的地方”。
以上幾種觀點，概括起來也是“外來說”和“土著說”兩種。“土著說”隻有第（5）種觀點，而“外來說”則比較複雜，還可分為“源於中國說”和“源於印尼說”兩種，上述第（1）（2)(3）種觀點就是“源於中國f之”，第闖種觀點即“源於印尼說”。
“土著說”在泰國是較新的觀點。泰國的考古發現表明，至少在一萬多年前在現今泰國的土地上就已經有人類在活動，這些史前人類如果能在泰國土地上延續下來，就應該成為泰國的土著民族。但是，這些土著民族是否就是泰族的先民呢？泰國學者找到了一些證據，不僅是前麵提到的西裏叻醫學院素·盛威昌先生，另一個泰國學者親·育邁在《泰國史前時代》一書中也說，泰國新石器時代的人類在體質形態上與現今泰人的特征沒有多大差別。其實，他們據以同泰國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骨骼進行比較的現今泰人的材料，主要是1927年對來自泰國各地的一千多名士兵進行活體測量的結果。這批材料有三個缺陷：一是年齡段過窄，二是來源地域過寬，三是世係來源過於複雜。因此，比較的結果不一定可靠。而且，泰族如果真是泰國的土著民族的話，就很難解釋壯語和泰語為什麼那麼接近。
另外，據研究，曆史上在今泰國境內建立的許多古代國家中，時間較早的國家都不是泰族建立的。例如，公元I-3世紀在泰國南部半島的都元國、金陳（金鄰）國、盤盤國、赤土國等，是由馬來人和占人建立的國家；公元1-7世紀在泰國中部地區的口巴盧沒國、湛離國、墮羅缽底國、羅解國等，則是孟一高棉族建立的國家。一直到了公元12-13世紀，泰族才在今泰國北部、中部建立了蘭那國和素可泰國。從13世紀中葉起，素可泰王國統一了全泰國，以後相繼的有大城王朝、吞武裏王朝、曼穀王朝等，也都是泰族建立的國家。正如披耶阿努曼查東在（泰國傳統文化與民俗》(P17-18）書中所說，“一千多年前，泰國大部分領土，除馬來半島的南部地區之外，都處於印度教化墮羅缽底（公元457-657年）的講孟語民族和高棉或柬埔寨帝國（公元957-1257年）的統治之下，而馬來半島則處於宗主國室利佛逝這一印度教化的蘇門答臘帝國（公元657-1157年）的統治之下。”可見由泰族建立的國家，在泰國的曆史上比較晚。所以泰族不是泰國境內的土著民族，而是後來才遷人並融合了當地土著民族。
在“外來說”的各種說法中，“源於印尼說”是一種新觀點，而且因為論者頌薩·素旺那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將現代泰族人和印度尼西亞人的血型進行比較的結果，因而是值得重視的。但是，僅從血型的相似而導出泰族人起源於印度尼西亞的重大結論，根據顯得過於單薄，因而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
在“源於中國說”的幾種觀點中，說源於中國西北的阿爾泰山或四川省，根本就沒有什麼根據，因而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人相信了，但認為源於現今中國雲南省境內的古代南詔、大理國的觀點仍有不少人相信。論者認為南詔和大理國是泰族人建立的國家，後來由於“受中國人的壓迫而南遷”。其實，這種觀點一開始就受到眾多學者的反駁，例如曾在泰國教育部學術廳任職的曆史學家菲德裏克·莫特就認為，南詔的主體民族是白族和彝族，泰族的人數並不多，而且不是統治者，所以，南詔國操泰語的民族和泰國境內的素可泰時代的泰人的曆史上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雲南社會科學院的杜玉亭、陳呂範二位教授也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並在《曆史研究》1978年第二期上發表了題為《忽必烈平大理國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遷》的論文，也認為大理國的主體民族是白族和彝族，與泰族無涉，因而那種認為元朝忽必烈平定大理引起泰族大量南遷的觀點就成了無稽之談。
至於說泰族源於中國南方的觀點，在其籠統的觀念中有合理的成分，但需要進一步細化。近十年來，經過我們和泰國藝術大學課題組的學者合作研究，特別是對壯泰語言的研究，現在已經形成共識：壯族和泰族共同起源於販駱越人。
4。壯泰民族的分流
西甄駱越主要是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居住在今廣西全境和廣東西部的越人的名稱，其中包含了壯泰先民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時間和地域。那麼，他們共同生活到什麼時候？何時才分離呢？這方麵雖然沒有明確的曆史記載，但可以從一些時代特征比較明顯的基本詞彙中得到啟發。下麵先看一些有關聯的詞彙：
在上列詞彙中，有的在壯語和泰語中讀音相同或相近，為同源詞；有的讀音則迥然有別。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同源詞，應是在壯泰民族的共同生活中產生的，也就是說這些詞彙產生時壯泰民族尚未分開。而讀音決然不同的非同源詞，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一F產生的。所以，它們形成時壯泰民族已經分離。但是，同源詞產生的時間有早有晚，而要說明壯泰民族共同生活的最後時間，應該根據這些詞中出現時間最晚者來推斷；而讀音迥異的非同源詞出現的時間也有早有晚，要說明壯泰民族何時開始分離，應該根據這類詞彙中出現時間較早者來推斷。根據這樣的原理來分析，在壯語和泰語中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同源詞中，有些與稻作農業有關的詞彙產生的時間應該較早，例如hoU55 , khaU41（稻穀、米飯），hours niu24, khau33 neu2a（糯穀、糯飯），na33（水田）, han 31 ., kha : n33（田埂），k jars \ kla41 (稻秧），。：155（甘蔗）, Vai55 , iai41（棉花）,Ye 1習42、 1e .習 453（旱）, tum33 `thuam41（水淹）, ko : n33、 k3: n 11 , vit51 ( 鬥）等，這些詞開始出現的時間我們雖然無從進行確切的考證，但至少在東漢（公元25年）以前即已形成，因為在兩漢時期越人的經濟社會中，稻作農業已有較大發展，提到的這些農作物、農具等已在稻作農業的生產中應用。隨著稻作農業的發展，一些新的技術才逐漸得以推廣和應用，因而有些詞彙出現較晚。例如va : 131、 khtua : 133（水牛），cai24、 thai24（犁），e.. k35.k22牛ii（犁田）等詞，就出現得較晚，因為西販、駱越雖然是較早進行稻作農業的群體，但使用牛力拉著鐵犁耕田，則要到東漢時期（公元25-220年）才出現。
在壯泰語中讀音相同或相近的詞彙中，還有一些與商業貿易有關的詞彙，例如ka : 124 , khai33（賣），9姍42 caw , su,T453（買），p e：`J n3l、 Phe： ij 33（貴）, thu : k22（便宜）, card 33 , tshai4l（秤），ki : m35 J l : m33（金），iganll（銀）,lui（銅錢）,yo:m24%h3:m24（攢錢）等。從西歐、駱越的社會發展來說，利用金、銀、錢幣和秤進行買賣的商業貿易活動，並形成貴、便宜、攢錢的觀念，大約也是在西漢時期才開始形成，要到東漢時期才盛行。廣西、廣東地區迄今未發現過西漢以前的貨幣而西漢時期的貨幣已較普遍就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