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中國-東盟的經濟視野
台灣對東盟國家和大陸投資比較分析
劉國彬 李壽雙 周雙慶
東盟國家和中國大陸是距離中國台灣比較近的兩個區域，也是台灣進行投資的兩個重要地區。在吸引台灣資金問題上，東盟國家和大陸競爭比較激烈。把台灣向東盟國家和大陸的投資進行比較研究，找到雙方的優勢和劣勢，發揮我們的優勢，避免和減少我們的劣勢，將更有利於大陸吸引台灣的資金，發展大陸的經濟。一、台灣對東盟國家和大陸投資時間比較分析
台灣對東盟國家和大陸投資時間是不同的。台灣對東盟國家投資比對大陸的投資要早得多。台灣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對東盟國家進行投資，對大陸的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
1．台灣對東盟國家投資的階段劃分
從台灣對東盟國家投資的情況（見表1)來看，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1]
第一階段（20世紀50年代末一-0年代末），為投資起步階段。這一時期，由於外彙短缺，台灣對東盟國家投資大都以原料、半成品或舊機器設備為股本，重點是簡單加工工業，且投資資金額較小。60年代，泰國和馬來西亞是台灣投資的重點，對這兩個國家的投資占其海外投資總額的半數以上，投資產業以食品、紡織、塑膠及其製品、非金屬及礦物製品、電子及電器製品為主。70年代，台灣“國際”收支有了盈餘，對外投資有所增長，對東南亞的投資仍居其海外投資的首位，投資重點由泰國、馬來西亞轉向印尼和菲律賓，投資產業以化學品製造和木竹藤製品為主。
第二階段（1980-1986年），為投資成長階段。進人80年代，由於美國逐步加強了對台灣的貿易保護，加之台灣對美國出口快速增長，台商大量轉赴美國投資建廠或成立辦事處，從事進出口貿易兼批發零售業務，但這一時期台灣在東盟國家的投資仍呈擴張之勢。據統計，1959-1979年間，台灣對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的投資共計2739萬美元，而1980-1986年間，台灣對這4個國家的投資總額達3395萬美元，是過去21年投資總額的1.2倍。這一階段，台灣在東南亞投資的重點集中在印尼和泰國。據統計，這一階段台灣在泰國、印尼的投資分別為1048萬美元和1872萬美元，分別占同期台灣在東南亞四國投資總額的33.9％和55.1%。第一、二階段中，台灣對東南．亞的投資策略基本上是為了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投資形態則以外銷導向產業規模較小的企業為多。
第三階段（1987-1991年），為投資快速增長階段。這一階段是台灣在東南亞投資增長最快、金額最大的一個時期，在這一階段，台灣對外投資的重點又從美國轉向了東盟國家。據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字，1988年台灣在美國的投資為3.09億美元，1989年為6.2億美元，而同期東南亞四國吸收台資金額分別高達21. 85億和20億美元。
第四階段（1992年以後），為投資成熟階段。以金融危機為界，這一階段又可分為危機前和危機後兩個階段。
危機前階段。1992年，台灣在東盟四國的投資額下降為14.7億美元，比1991年下降了50.4%7 1993年進一步下降為7億美元，下降幅度達52.4%。造成這種局麵，一方麵是由於東南亞投資環境已明顯不如以往，更為重要的是大陸投資環境明顯改善，台商掀起了又一波大陸投資熱。1992年，台商在大陸的投資金額達55. 6億美元，相當於同期東盟四國吸引台資的3.8倍，1993年台商在大陸的投資更高達10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近1倍，相當於同期台灣在東南亞四國投資的14.3倍。
危機後階段。隨著1997年7月金融危機爆發，台灣在東盟投資遭到重創，投資增速下降以至出現明顯衰退。據台“經濟部”統計，1997年台灣對東盟六國投資金額增長速度下降，較上年僅增長8.5%，遠低於前幾年的增長率。其中，除受金融危機衝擊較小的新加坡、菲律賓投資有一定增長外，對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等國投資均出現不同程度的衰退。不少台商計劃在東南亞投資的重大項目被迫延後與擱置。1998年，台灣在東南亞投資繼續衰退。1--6月份，台灣對東盟六國投資較上年同期衰退70%。
注： (1)菲律賓投資不包括在菲律賓加工出口區及蘇比克灣經濟特區之投資。 (2)排名係指當地累計投資排名。台商在印度尼西亞投資居外人投資第5位，次於日本、英國、中國香港及新加坡；在泰國投資居外人投資第3位，次於日本、美國；在馬來西亞投資居外人投資第3位．次於日本、美國；在越南投資居外人投資第2位，僅次於新加坡；菲律賓投資居外人投資第14位。 (3)馬來西亞統計資料至2002年5月。
2． 台灣對大陸投資的階段劃分
台灣對大陸的投資始於1983年，不過出現大批投資的熱潮則是1987年台灣“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之後（見表2)。[2]總體來說，台灣對大陸投資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1)試探性階段（1983-1986年）。當時，台灣正在謀求經濟“升級轉型”之時，對大陸雖聲稱“三不政策”，但卻開放部分大陸貨間接人台，兩岸間接貿易逐步恢複。不過，台當局卻視台商投資大陸為“資匪”行為而加以嚴禁。同時，大陸投資環境仍然較差，台商赴大陸投資的金額與件數均不多。在這種背景下，台商經過第三地秘密地投資大陸且發展緩慢，就成為這個時期的主要特點。 自1983年首家台商投資大陸到1987年，共5年時間，合計投資項目僅:f1]個，金額約1億美元，平均每年16項，約2000萬美元。
(2）擴張性階段（1987-1991年）。 1987年以來，台灣“政府”放寬外彙及宣布開放台灣居民赴大陸探親，前往大陸從事投資的台商開始增多。1988年大陸公布了《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使這個時期台商投資大陸進人了較快發展階段。1988年至1991年的四年間，合計投資項目3785個，金額達33.29億美元，年平均項目為946個，金額達8.32億美元，分別是上個時期年平均項目的59倍和年平均金額的42倍，投資地點也延伸到大陸沿海整個開放地帶。這個時期投資渠道雖經由第三地中轉，但直接以台灣企業法人身份從事投資活動已日益增多。同時，不但投資年限較前期長和領域較前期寬，而且投資形式呈多樣化，既有獨資經營，也有合資經營，還有“三來一補”等。
(3)全麵性投資階段（1992年至今）。這個時期以大陸確立市場經濟體製和台灣首次以“正麵表列”準予部分製造業產品項目到大陸投資為轉折點， 自1992年起台商投資大陸掀起了新的熱潮。當年投資項目達500餘項，協議台資金額約達50億美元。1994年，大陸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1999年，又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全麵加強了對台灣投資者的保護。這個時期台商投資大陸不但發展速度快，而且在投資方式、地域、領域、規模以及運作模式上均發生了很大變化。
資料來源;1．台灣資料係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中國大陸對外公布資料係根據商務部統計之外商直接投資金額。
注：內為補辦許可登記案件。
從以上台灣對東盟和大陸投資情況不難看出：台灣對東盟國家投資的時間長，對大陸投資的時間短；對東盟國家的投資在減少，對大陸的投資在增多；對東盟國家投資效果不夠好，對大陸投資的效果越來越好，增加、擴大對大陸的投資是台灣投資的必然趨勢。
二、台灣對東盟國家和大陸投資環境比較分析
總體而言，東盟國家與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各有優勢，東盟國家雖然人力資源的優勢不及中國大陸，但在外商投資政策上卻較中國大陸明確與透明化。大陸“當地的市場潛力大”和“勞動力廉價充沛”這兩點的優勢是比較突出的，特別是大陸經濟增長迅猛，消費需求旺盛，對外資有很大的吸引力。
從上述資料中分析可以看出，大陸與東南亞的投資環境，相比較而言，大陸除了在市場潛力和人力資源方麵具有優勢外，在稅收、外彙管製、投資管製等方麵並沒有優勢，甚至一些方麵還處於劣勢。
三、台灣投資“此消彼長”原因分析
台灣對東盟國家和大陸的投資，在向大陸投資之前，對大陸的投資是空白的，因此要進行台灣對東盟國家和大陸投資的比較隻能從台灣對大陸投資開始到現在進行比較。台灣自20世紀80年代初接觸大陸市場，至今已二十多年了，在這二十多年中，台灣既向東盟國家投資，又向大陸投資。針對台灣向東盟國家和大陸的投資的趨勢來看，向東盟國家的投資是先多後少，向大陸的投資是先少後多，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造成這種發展趨勢要從三個角度進行分析。
第一，從台灣對東盟國家投資角度分析。
東盟國家自身的發展是造成台灣向東盟國家投資減少，向大陸投資增多的內部原因。台灣之所以選擇東南亞作為投資的首要地區，主要是因為東南亞距離台灣較近，台灣生產網絡可以支持當地的製造，以彌補當地周邊產業不足的缺點。此外，東盟國家的勞力充足、工資便宜，可以降低廠商的生產成本，彌補台灣勞工短缺及工資上漲所導致的競爭力下降。但是進人20世紀90年代，隨著東盟經濟的高速增長，工資上漲，勞動成本低的優勢已逐漸喪失，與80年代後半期相比，東盟國家投資環境已逐漸失去昔日光彩。台灣必然要找更加適合投資的環境和地區，為向大陸投資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餘融危機的負麵影響是造成台灣向東盟國家投資減少，向大陸投資增多的客觀原因。金融危機之前，台灣在印度尼西亞的投資金額最大。但金融危機後，印度尼西亞國內經濟及治安惡化，尤其華人在當地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迫害，使得台商投資卻步，甚至許多台商在生命財產沒有保障的情況下，紛紛撤離當地。因此台灣對印度尼西亞的投資自1998年起就急速下降，1999年雖然投資金額近12億美元，但那是印度尼西亞紙漿廠的增資，並非台灣的投資。實際上金融危機後，台商在印度尼西亞的投資減少很多，2000年僅有1.31億美元，2002年1-9月才1534萬美元而已，衰退之嚴重可以想見。隨著金融危機的發生，台灣對核準投資金額居第二位的泰國投資大幅下滑，1998-2002年9月累計的投資額也僅有11億美元而已，隻占全部累計投資額的十分之一左右；尚不及1996年一年投資金額的四成，衰退趨勢非常明顯。
居台灣對東南亞投資第三位的是馬來西亞，台灣對馬來西亞的投資在1990年達到高峰的23.5億美元，隨後即逐年下降，僅1994年投資金額恢複到10億美元以上，其他各年的投資額均在6億美元以下。金融危機後1999年投資額甚至降到7000萬美元左右，降幅之深超乎想象。2000年因國際經濟景氣，尤其是電子相關產業成長亮麗，使得投資額向上拉升，但仍不超過3億美元。
菲律賓雖然距離台灣最近，但因為政治不穩定、社會治安亂，因而台商投資相對較少。金融危機後，台灣對菲律賓的投資急速下降，2000年投資金額不到100萬美元，2001年僅5萬美元，惡化之程度難以想象。
金融危機使東南亞的投資環境更加惡化。根據數據顯示，這兩年台商在東南亞的主要投資國泰國、馬來西亞投資均不理想。[4]
第二，從台灣對大陸投資角度分析。
自古以來台灣就是中國的領土，隻是國內戰爭造成兩岸相分這種局麵。隨著大陸和台灣關係的解凍，兩岸交往不斷增多，對大陸的投資也不斷增多。台灣對大陸進行投資有三大優勢，一是地緣優勢。台灣與大陸距離非常近。二是親緣優勢。兩岸很多人員都有親屬關係。三是族緣優勢。台灣和大陸的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成員，有著共同的民族之根。另外，大陸對台灣在大陸提供一些獨特的優惠政策，能使台灣在大陸的投資獲得更多的利潤。大陸投資環境二十多年中變化極大，越變越好。台灣為適應大陸市場的快速變化，不論在投資形態、規模及投資地點上也作了很大的改變。例如台商初期在大陸投資時以合資為主要投資方式，現在在大陸整體投資環境不斷改善的條件下，台商獨資的比例大增（70％左右）。台商在大陸的投資也由過去純粹的外銷加工轉到內外銷市場並重，並擴大了投資的規模與據點，現在台商不再隻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慢慢地也深人到內陸的一些城市生產，一來為降低勞工成本，二來為配合內銷市場的拓展。據經濟部的統計。2003年1-10月台灣對“外”直接投資額達62.5億美元，其中對大陸的投資是35.5億美元。而2003年全年台灣對大陸的投資則達45.95億美元。 自2000年以來，對大陸的投資持續增加。所占的比率是，從1999年的27.7％躍升為近年的57%。就產業類別來說，電子產品是占30%。因此可以看出，隨著兩岸的經貿關係日漸密切，台灣廠商在大陸的投資是呈明顯上升趨勢的。
第三，從台灣自身角度分析。
對台灣而言，如何投資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對東盟國家和大陸的投資問題要進行全麵研究。1999年，台灣“經濟部”對台灣對外投資做了一個調查，調查的主題即是“為何對外投資？”調查顯示，19％年跟1998年所做的調查沒有很大的差異，前三大主要原因是“利用當地廉價之勞工” (65%)“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 (50%）以及“‘國’內經營環境惡化”(36%)。但是對於不同規模的企業而言，重要性除了第一點“廉價勞動力”外，其他原因卻各不相同。小型企業中，隻有42％的廠商把“當地市場潛力”當成對外投資的原因，但是大型企業有高達66％認為這是重要的因素。而“國內環境惡化”的問題上，小型企業有41%認為這是出走的原因，但隻有29.8％的大企業這麼認為，對他們而言，反而“有效利用公司資本”(31.3%）更為重要（見表7)。
把台灣對東盟國家和大陸投資進行比較，對東盟國家投資下降有多方的原因。 (1)當地市場潛力有限。雖然根據台灣“經濟部”2002年所作的調查顯示，除印尼和菲律賓外，東盟其他國家當地市場未來的發展潛力是台灣廠商選擇東盟為主要投資地的主要考慮因素之一。但是，根據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當地市場的發展空間並不大。(6)此外，亞洲金融風暴後，東．盟各國整體經濟實力尚未完全恢複，對台商的吸引力也大大下降。 (2)較難取得便利技術及技能。東盟各國，除新加坡外，其餘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不論在人力資源、產品製造品質或技術上都遠遠不如台灣。因此，台商在東盟國家難以便利地取得技術及技能。 (3)文化背景差異較大，語言溝通較難。除大陸外，台商在其他地方投資，都存在語言問題。台灣與東盟文化前景差別也比較大，與當地的融合較難進行。 (4）但東盟各國，除新加坡外，均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橡膠、木材等熱帶農產品、石油、天然氣、紙漿等原材料。因此，赴東盟各國投資的台商並非如同投資大陸的廠商著重於當地市場，而是看重當地的自然資源。廠商會利用當地的原材料，進行加工後出口，以提高產品的附加值。這點是吸引台商赴東南亞投資的重要因素。
台灣對大陸投資分析：(1)市場發展潛力大。過去幾年大陸的經濟成長非常強勁，也帶動大陸本土的消費能力迅速提升。2001年，大陸加人WI以後，更進一步開放境內市場，因此，外資不可避免地被大陸廣大的市場所吸引。(2）土地取得容易。台商以製造能力見長，台灣島內缺乏大麵積與廉價的土地，台商外移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大陸的工業開發區，大多數涵蓋在一個大開發區架構下，例如高新技術開發區、經濟開發區等，而以工業使用為主的高新產業開發區麵積大都在500公頃以上，並且價格遠遠比台灣低，而且當地政府為了吸引台商投資往往給予很大的地價優惠。當地政府借著規模經濟與土地使用的互補、互利，形成複合式且具有吸引力的生產環境。十分有利於台商的經營。(3)利用當地廉價充沛的勞動力。微利時代加工製造業所麵臨的就是獲利率鑊漸下降，因此，兩岸間工資水準的差異就必然成為台灣廠商獲利必爭的空間，根據台灣資策會信息市場情報中心（MIC）指出,目前台商與大陸在研發、製造與產量的分工模式已經逐漸形成，而又根據台灣中時人力網（CTJob）所發布的2002年上半年兩岸薪資調查報告顯示，兩岸薪酬所得倍數為2.87倍，廠商在追求獲利時，兩岸薪酬所得差距就成為台灣廠商必爭之地。(4）台灣島內經營環境惡化。根據數據測算，2000年下半年以來，台商赴大陸投資的金額是1993年至2000年下半年的10倍。雖然台灣廠商外移的背後因素各有不同，但是台灣投資環境的惡化，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其中包括台灣工資大幅度上升，使得勞動密集型產業呈現劣勢。而且台灣越來越注意環保，土地成本日益趨高，均無法與大陸相比。(5)隨台灣客戶赴大陸當地投資。一般台灣廠商對原材料的需求彈性較小，因此，當台灣廠商在大陸發展穩定後，會要求原本在台灣本地的供貨商就近前往大陸投資設廠，以方便提供相關原料和零部件。根據台灣“經濟部”統計處2002年調查發現，此因素已經成為帶動台灣島內相關上下遊產業廠商赴大陸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又以金屬、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的比率為最高，約達35% 。(6)文化背景相同，語言容易溝通。台灣廠商在大陸具有同文同種的優勢，因此，台灣廠商在開發產品時，能較準確地把握當地民眾的消費習慣，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根據這種分析，台灣外投資重心逐漸由東盟國家轉向大陸，正是反映了對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物質、技術、地理、資源等特性與投資規定或待遇等投資環境因素之評估調整。大陸在股權比例限製、企業所得稅、進口關稅、勞工工資、雇工比例規定、 自製率、通訊設備、土地、供電要求等方麵比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更具吸引力。
在投資環境優劣互見情況下，台灣舍東盟國家而朝大陸之投資傾向，除顯示大陸具有之勞力充沛、工資低廉和資源豐富優勢不遜於東盟國家外，“同文同種容易溝通”是影響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此點和對地區投資廠商意見調查所反映之“文字難懂”問題正相對應，可知同文同種已成為台商赴大陸投資的優先考慮因素，其重要性甚至優於其他與生產成本或營業限製有關之因素。
但是，就台灣而言，大陸與台灣文化背景和語言相同，則是不可替代的巨大優勢，這一點對台商對外投資流向的影響是巨大的。台灣官方幾乎所有統計、調查等刻意回避這一點，是有明確的政治目的的，但是台灣廠商在對外投資區位選擇上並不會忽略這一點，相反，他們之所以大規模地“西進”大陸投資，看重的，除了大陸廣闊的市場前景和充沛廉價的勞動力之外，最為看重的就是與大陸的文化背景和語言相同。[7]綜合分析影響台商在大陸與東南亞投資流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要素，應當說，未來大陸仍然對台商投資具有不可替代的磁吸效果。
四、大陸引導台灣投資流向的基本策略
大陸要吸引更多的台灣投資，這並不是說未來大陸能夠完全將台商對東盟國家的投資吸引過來。基於台灣對東盟國家和大陸投資的分析，大陸對台灣投資的政策是台灣向大陸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大陸要用更好的環境和優惠政策來引導台灣投資流向大陸。
1．要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
改善投資環境是吸引台商更大規模投資、提高其技術水平和資本質量的基本條件。台灣對大陸投資已有二十多年的曆史，台商們已經經曆了試驗階段，希望投人更多，也需要更多的保障，對投資環境的可預先性和透明度的要求也更高了。因此，要進一步改善大陸的投資環境，根本在於使政府的行為更加規範，宏觀政策不會因為個人意誌而發生波動。一個理性、合作、有控製力的政府對投資者而言無疑是一劑定心丸，對進一步吸引台資、保持台資，引導台資流向周期較長的基礎設施項目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2．吸收台商投資統一規範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內
在立法上按照國際通行法則，以“公司法”取代現行的合資、合作、獨資法；在稅收方麵，建立各種經濟成分公平統一的稅收；製定“投資促進法”，鼓勵投資，引導投資；逐步使外商（包括台商）投資企業享受國民待遇，能夠按照國際慣例和市場經濟法則在大陸投資經營，與大陸企業公平競爭。
3．加強法治建設
提高政策法規的穩定性和透明度，簡化司法和仲裁的程序，降低行政部門對司法製度的幹擾，特別在地方的層次，加強各級官員的法律教育。嚴懲不法分子和防止貪汙舞弊活動，更要防止濫用職權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出現。對於容易產生貪汙腐敗的前線部門可考慮設立特別的監督機製加以監察。
4．增加行政部門決策的透明度
政策出台前有相應的谘詢，以增加政策的可操作性，政策出台到執行宜有一段適應期，讓各方都掌握和熟悉新政策的具體操作。加快和擴大新政策法規的發布速度和渠道，設立相關的谘詢架構和常設性的資料查證中合，設立獨立的投訴機製，讓問題得到公平公開的處理。
5．精簡各項登記和審批工序
減少投資生產過程中的審批和登記工序，統一各地不同的做法，逐步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商業操作體製，減少政府部門的人為幹預，提高行政效率，提高投資“軟環境”的質量。提高海關執勤的透明度，公開海關執勤的工序和流程，明確海關的職權，適當延長海關的辦工時間，簡化進出口程序，統一不同海關的做法。簡化海關合同手冊批核的工序，改善機器設備或零部件退回香港修理的海關監管手續，統一全國合同清單產品的名稱和編碼，加快進出口報關電子化的步伐。
6．統一稅務和收費製度
徹底治理亂收費現象。由中央列明各部門和地方可收取的各類費用的清單，並把清單公布，明確各種收費征收單位和權責歸屬，讓各方以此為據。適當調整地方製定各類收費的權力及建立相關的監督和審批機製。健全各種收繳費體製，設立專門的收費部門，實現收費與行政分開，各類收費必須開具收據和人賬。同時要完善稅製。大陸稅製改變時，除了考慮國家政策需要外，在可能的範圍內也照顧港商在內地從事加工貿易業務的需要。
7．加強對知識產權的監督
中國近年已加速有關知識產權的立法工作，並出台了多條有關知識產權法規。同時，中國也加人了多條世界知識產權的主要公約，可以說，中國有關知識產權的立法已基本與國際接軌。但內地在執行時仍有不少可改進的地方。除了在加強執法力度和次數，嚴打抄襲，打擊冒牌產品外，更要加強對國民的知識產權教育，以維護中國內地知識產權製度的嚴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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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柬埔寨首都金邊，中國和東盟國家領導人於2002年11月4日正式通過了《中國與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預計到2010年將建設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簡稱CAFrA)。這一事件標誌著中國-東盟關係在21世紀初步人了新的發展時期。
21世紀，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特點之下，中國認識到未來20年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步人全麵“小康”社會的有利時機。
中國認為經濟全球化不但促進一體化進程而且還加劇了各國之間競爭，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競爭。中國的戰略目標是民富國強，把中國由一個區域性大國變成世界大國，從一個經濟大國變成一個世界經濟強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積極發展，體現了中國和東盟的共同努力，同時證明在21世紀初中國的戰略走向了成功的一步。
中國一東盟框架協定簽署的過程，是中國和東盟各國全麵合作、發展以及在政治、經濟、科技和其他各領域互相了解的過程，特別是自冷戰結束後中國努力的過程。
正如我們所知，在中國， 自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內容主要是經濟建設，進行改革開放，把中國建設成為富有、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1991年蘇聯解體後冷戰結束，冷戰的結束不僅是世界格局的改變，而且是國際關係利益的改變。在經濟全球化和政治格局多極化的進程中，中國和東盟各成員國一樣重新調整本國的外交政策。
中國對東盟各國的外交政策是：不結盟，不以意識形態為合作準則，強調和平共處，睦鄰友好，增強合作，共同發展。反過來，東盟各成員國也重視政治、經濟地緣性問題，因此也迫切需要與中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共同發展。
中國與東盟各成員國的發展，起步於20世紀90年代初，當時中國與印度尼西亞恢複外交關係．，與新加坡建立外交關係，與越南關係正常化。中國經常性地與東盟各國保持高層互訪，不斷拓寬與東盟各國在貿易、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
1992年中共十四大強調了中國的外交政策，即不以意識形態為主，而轉向以外交政策為經濟利益服務為出發點，增強與鄰邦各國的外交工作，積極推動與東盟各國的親密合作、相互信任的關係。由江澤民總書記在大會上發表的報告提出：在國際形勢複雜的環境下，中國的外交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與周邊各國的親密合作關係正處於解放後最好的時期。
1994年，江澤民主席訪問了東盟4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中國與上述四國的關係進人了新的發展階段，此舉在中國與東盟各國關係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維持本地區和平、穩定、發展方麵也產生重要作用。江澤民與上述四國領導人都舉行了會談，並就國際問題及雙方合作關係等本地區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江澤民重申中國將一如既往地與東盟各國相互支持、共同發展。中國堅持東盟各國的內部問題應當由該國人民自己解決，對於雙方的分歧，各國應當以全局為重，保護各國人們的共同利益，麵向未來，尋求共同點，擱置不同點，拓寬認識，通過和平協商解決間題。
1997年2月26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國一東盟合作委員會，中國外長錢其深在成立大會上發言強調中國與東盟各國有許多的共同點，中國、東盟各國、亞洲各國的崛起有利於本地區和全世界的和平、穩定、發展。
1997年4月17日，中國一東盟高級官員在中國安徽省黃山召開會議，這是中國首次與東盟召開對話夥伴的會議。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唐家漩主持會議，東盟7個成員國出席會議。除了谘詢委員會外，中國東盟通過了商貿投資和科學技術2個基金會，擴大了合作範圍。中國得以享受東盟合作委員會的對話機製。中國以70萬美元成立了基金會，稱為中國一東盟合作基金。
1997年12月16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中國一東盟政府首腦會議上，發表了麵向21世紀中國一東盟合作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東盟成員國領導對中國和東盟之間的關係快速發展表示滿意。大家一致認為鞏固這一關係為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發展提供有利的基礎。
2001年11月在文萊舉行的10+3會議期間，中國和東盟成員國在成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上達成共識。從這一點看，中國2001年加人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中國將擴大對外關係，使其在國際上的影響更大。此次10十3會議是中國和東盟合作的新突破。
在政治方麵，中國簽署了東南亞區域協議。在經濟方麵，中國東盟在未來10年內將建立東盟和確認5個合作優惠領域，其中有農業、信息產業、人力資源開發，相互投資並開發泥公河流域等。通過這些，我們看到了中國一東盟的夥伴合作關係進人了新階段。
2002年11月4日，第八次東盟首腦會議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中國總理朱榕基說中國東盟關係進人了曆史最好時期。雙方應鞏固已經取得的成果，深人合作，促進雙方關係進人全麵發展新階段。為促進中國東盟關係，朱榕基總理提出了三個建議：
(1)為促進雙方全麵經濟合作，正式啟動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進程。 (2)促進東盟一體化進程，啟動開發循公河流域的全麵合作。 (3)為維護地區穩定和安全啟動非傳統安全領域全麵合作。中國和東盟各成員國對《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進行磋商。
此事不但標誌著中國一東盟在政治方麵更加相互信任，而且還有利於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在中國的積極倡議和中國與東盟各國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協定》，這個協定不隻是同意在十年內完成自由貿易區，而且包括在經濟、貿易、投資領域中增加合作。2003年就自由貿易區開始進行第一輪磋商，並爭取在最短時間內達成共識。這個自由貿易區的簽署包括新加人東盟各國家在經濟效果方麵的同步全麵合作和減少地區差距，升級東盟各國普遍關心的農產品領域，這些表明中國對東盟非常關心。
對中國而言：第一，中國想增強與東盟各國的關係；第二，中國想消除東盟在“中國威脅論”的認識；第三，東盟重要的不隻是中國貨物的進出口地，而且是為中國供應石油和天然氣。
而對於東盟各國而言：東盟各國希望有更多的貨物出口到中國市場，東盟的產品與中國產品競爭很大，因此這是一個考驗。但中國市場繼續增長將促進出口。在想減少對美國市場過多的依賴，又要麵對日本市場的停滯，東盟各國更關心中國市場。此外東盟各國還注意到中國的投資和旅遊領域。
框架協議達成共識是在雙方利益和中國的積極態度下，麵對農產品開放市場和經濟的發展而達成共識的。
成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對雙方，特別是經濟合作爭議地區將是一個最好的開端。它不但符合中國一東盟的共同願望和雙方利益，而且符合區域一體化發展趨勢，同時對地區安全有推動作用，符合國際機製。
框架協議簽署的結果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中國今天已經從理想主義轉到有理性的實際主義，通過這些我們明白了中國的區域戰略。中國的一個戰略家寫到，中國的安全根本利益是為改革開放創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安全環境。
首先要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穩定，再到海上的邊界問題。要與各大國合作，確保東北亞的和平穩定，要與東南亞有戰略性合作，為改善中國的戰略環境，促進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把握經濟合作。
中國一東盟的共同利益將是未來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的推動力。[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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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發表在《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4期
萬隆精神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
黃成授
在這新的21世紀之初，我們回顧50年前的萬隆會議，備感它倡導的各國間、區域間和平、合作、互利、發展的精神是多麼的親切、可貴和永恒！亞洲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軍以後，提出並實踐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精神，這都是在追求人類的永恒目標―和平與發展。今天，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各國人民和中國人民，更有信心去繼承和發揚萬隆精神，促進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鞏固和發展，以造福於各國人民。
一、萬隆會議的召開與萬隆精神
1. “二戰”後的新形勢及人民民主運動的發展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使國際和亞洲的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是德、意、 日3個法西斯國家被打垮，殖民主義在亞、非地區減弱了；二是歐洲和亞洲先後建立了許多人民民主國家，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蓬勃高漲，西歐和北美的工人運動也日益發展，要求世界和平、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成了世界潮流的主流；三是美國和蘇聯在戰爭中成了強國，美蘇兩強爭雄的格局開始出現，特別是美國由戰時的“民主兵工廠”變成戰後的“世界憲兵”和反動勢力的中心，這是世界和平的主要障礙。
“二戰”以後，亞洲各國人民在和平、民主、獨立的征程中，仍是艱難險阻。首先是美帝國主義的霸權野心，勾結一些國家的反動派，企圖阻止亞洲人民的民主民族解放運動。1945年ll月， 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後，美國從軍事、經濟、政治上支持的中國國民黨發動反人民反民主的內戰，企圖阻止中國人民的獨立和解放。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打敗了國民黨的800萬軍隊，1949年10月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菲律賓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也先後宣告成立。1950年6月，美國糾集15個仆從國，組成所謂的“聯合國軍”，發動了對朝鮮的戰爭，但最終被中朝人民所打敗。其次是老牌的殖民主義不願退出曆史舞台，做垂死掙紮。 日本投降後，英國又恢複了對馬來西亞的殖民統治，荷蘭則對印度尼西亞發動兩次戰爭，企圖阻止印度尼西亞的獨立，法國也為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統治，發動“印度支那”戰爭，人侵越南、柬埔寨和老撾。但滾滾向前的亞洲車輪是擋不住的，上述各國人民經過英勇的反殖解放鬥爭，終於先後獲得了獨立。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飽受殖民主義侵略和奴役的亞洲各國人民，在民族解放以後，深感和平、民主、獨立來之不易。必須維護、鞏固和發展這珍貴的成果。1954年4月至7月，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旨在討論和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在朝鮮問題上，中、朝、蘇提出了合理的主張，但由於美國的橫加阻撓，沒能達成協議；在恢複“印度支那”問題上，經過中越等國的種種外交努力，最終達成了協議，實現了和平。在6月下旬的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周恩來應邀訪問了印度和緬甸，分別同印、緬兩國政府總理進行了友好會談。會談中，周恩來把他在1953年12月31日首創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川 (P118）又加以闡述。中印、中緬會談之後發表了聯合聲明，聲明倡導了著名的“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時強調指出，五項原則也適用於與其他各國的關係。隨著新中國對外交流頻頻出現在國際舞台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越唱越響亮，展現了它那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2．萬隆會議及其核心精神
為了和平與發展，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印度、巴基斯坦、緬甸、印度尼西亞和錫蘭（今斯裏蘭卡）五國總理在錫蘭首都科倫坡舉行會議，對日內瓦會議通過談判恢複印度支那的和平表示歡迎，並提出了召開亞非會議問題。同年年底，五國總理又在印度尼西亞的茂物舉行第二次會議。會議發表了聯合公報，決定聯合發起在1955年召開亞非會議。聯合公報闡明了召開亞非會議的主要目的是：促進各國間的友好合作和睦鄰的關係，討論與會各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問題和關係，討論亞非各國的主權等問題，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會議決定在1955年4月在萬隆召開第一次亞非會議，除5個發起國外，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柬埔寨、老撾、埃及等25國參加會議。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萬隆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隆重舉行。參加會議的有緬甸、錫蘭（今斯裏蘭卡）、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五個發起國，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華人民共和國、埃及、埃塞俄比亞、黃金海岸（今加納）、伊朗、伊拉克、 日本、約旦、老撾、黎巴嫩、利比裏亞、利比亞、尼泊爾、菲律賓、沙特阿拉伯、蘇丹、敘利亞、泰國、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國、也門（今阿拉伯也門共和國）等亞非國家。周恩來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席了這次會議，並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強調指出：“根據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社會製度不同的國家是可以實現和平共處的”，“我們亞非國家需要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於消除我們在殖民主義的長期掠奪和壓迫下所造成的經濟上和文化上的落後狀態。……這種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的合作是有遠大的發展前途的。"c" (P151 -152)周恩來在補充發言中，批駁了所謂中國的“共產主義威脅”和“顛覆活動”等謬論。周恩來的發言，受到與會國代表的普遍讚揚。深受殖民主義壓迫的許多亞非國家代表在會上發言，共同表達了要團結互助，反殖反帝，促進世界和平，增進與會國之間的經濟、文化合作，共同發展的強烈意願。會議通過了“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十項原則，其核心精神是：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處理國際爭端，促進世界和平；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平等互利為基礎，建立各國間的合作；發展各國經濟，建立各國間的經濟文化合作；同其他地區的國家建立和平合作關係。這就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引申和發展而形成的萬隆精神。
二、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是萬隆精神的繼承和發展
1．東盟的建立和發展
渴望和平、重視合作、追求發展的亞洲各國，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用他們的實際行動，一步一步地走向合作互利發展之路。首先是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三國，於1961年7月在曼穀成立了“東南亞聯盟”，這就是今天東盟的前身。1967年，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五國外長在曼穀舉行會議，發表了《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宣言》即《曼穀宣言》，宣告“東盟”正式成立。東盟成立的宗旨是促進本地區的和平與發展。《曼穀宣言》明確提出：東盟成立是“為了增強東南亞國家繁榮與和平的社會基礎，本著平等和夥伴關係的精神，通過共同努力加速本地區的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之後，文萊、越南、緬甸、老撾等國相繼入盟。1999年4月，柬埔寨成為東盟第十個成員國，“東南亞十國共同體”的目標實現了。
東盟成立以後，在政治上、經濟上、安全上和對外關係上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政治上，奉行互相尊重獨立、主權、平等、領土完整和互不幹涉內政的原則，強調用和平手段解決地區內部爭端，以維護地區的政治穩定。經濟上，先是促進東盟內部在貿易和工業等方麵的合作；繼而加強交通、通信、金融、保險、糧食、石油、橡膠、木材等方麵的合作；後是推動東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安全上，大力加強東盟地區的安全合作，健全合作機製。一是製訂安全條約，如製訂了《馬六甲海峽航行安全協議》、《東南亞十國關於建立東南亞共同體設想的聲明》、《東南亞無核區條約》、《東盟聯合反恐行動宣言》等。二是建立安全對話與合作機構，如“東盟地區論壇”，每年舉行一次會議，探討地區安全問題，如東南亞無核區問題、核不擴散問題、裁軍問題、海盜問題、毒品問題、反恐問題等。三是開展軍事交流與合作。對外關係上，首先是強調在加強東盟內部團結一致，製訂了《東南亞中立化宣言》和《東南亞國家協調一致宣言》，在建立內部和平、 自由、中立區的基礎上，推行大國外交政策，重點與亞太地區的中國、 日本、美國、俄羅斯四大國發展平等友好的雙邊關係。同時也注意發展與亞洲各國的關係。
2． 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是新時期對萬隆精神的發揚光大
東盟風風雨雨走過30年後需要有新的目標。到20世紀90年代，東盟自由貿易區和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逐漸從構想到構建，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
首先，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東盟各國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到20世紀90年代初，東盟各國的經濟都有新的發展，東盟成為全球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之一。這就必然要求東盟各成員國采取一係列特惠貿易政策，如簽訂長期貿易合同，提供關稅優惠和貸款利率優惠等，以加速東盟區域經濟的發展。1991年7月的東盟外長會議和10月的經濟部長會議，討論並同意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倡議。1992年1月，東盟首腦會議簽署了《新加坡宣言》、（（東盟加強經濟合作的框架協定》和《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3個文件，正式批準關於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議。
其次，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要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北美自由貿易區、歐洲國家聯盟、美洲自由貿易區、全非共同市場等等都在運行或構建中。東盟也必須進一步增強本區域經濟的一體化，采取更開放更自由的政策，充分發揮各成員國在資源、資本、技術、產品、市場等的互助性，以便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中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再次，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必然選擇。從中國方麵來說，中國在和平發展戰略中，把營造良好的周邊環境放在突出的位置，特別是加強了同東南亞各國的友好關係， 目的是和平共處，互相學習，共同繁榮。鄧小平分析說：中國和東南亞各國都要加快發展經濟，都爭取上台階，“東南亞一些國家興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們前麵……我們不抓住機會使經濟上一個台階，別人會跳得比我們快得多，我們就落在後麵了。' [2] (P369）我們要向人家學習管理，“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2] (P378）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與東盟的關係得到了友好的全麵的發展。1997年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盟國家首腦會晤聯合聲明》及各領域的合作文件。進人新世紀，構建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步伐力口快了。2001年11月，中國總理朱v基出席在文萊舉行的第五次東盟與中國（10+1)領導人會議，朱總理在會上正式提出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2002年11月在金邊召開的（10+1)領導人會議上，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合作的3個文件。2003年10月在印尼巴厘島，溫家寶總理代表中國政府與東盟各國領導人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聯合宣言》，宣布建立“麵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提出加快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建，“應確保在2010年前順利建成”，促進經濟合作，“以實現在2005年雙方貿易額達到1000億美元。’，{3]另外，中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和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也需要進一步密切同東盟的經濟關係並有能力維護東盟的利益，進而可消除東盟對中國崛起的一些憂慮。從東盟方麵來說，在經受亞洲金融危機和"9.11事件”等衝擊後，深感加快開放和擴大區域合作的必要，也更想搭乘身邊大國―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列車，並減少對在新世紀初經濟下滑的美， 日的過分依賴。
最後，中國和東盟的全麵合作和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是萬隆精神的發揚光大。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聯合宣言》所指出的：“中國與東盟關係取得了迅速、全麵、深人的發展，雙方已成為重要合作夥伴。”“中國與東盟合作將繼續以《聯合國憲章）、《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為指導。”如前所述，萬隆精神的核心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平等互利、經濟文化合作發展，尊重《聯合國憲章》，維護世界和平。“睦鄰、安鄰、富鄰”是中國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互利雙贏，並促進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三、發揚萬隆精神，發展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
1．新中國睦鄰政策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發揚中華民族優秀的“以和為貴”的傳統思想，致力於同周邊國家的和平友好關係。新中國成立初，為了打破美國的“封鎖”、“禁運”和“顛覆”，中國就謀求“睦鄰友好”，“爭取恢複印度支那和平”，“開始建立東南亞和平區”。[4](P562）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為萬隆會議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1955年5月，毛澤東在同印尼總理的談話中指出：“亞非國家的團結是有希望的，萬隆會議已經走了第一步。以後我們應該共同努力，繼續工作，團結起來，促進和平。"[5] (P1178)60年代，中國提出了第三世界國家要互相幫助，反帝反霸，“中國永遠不稱霸”。 [5] (P1141-1173）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並做出不懈努力，“積極參與亞太地區多邊的經濟、政治和安全合作，不論在亞太經合組織，還是在東盟地區論壇，中國都竭誠與其他各國一道，努力推動這種區域性合作不斷取得進展。" [6] (P385）就是要和周邊國家建立“長期穩定的睦鄰關係”。進人新的世紀，中國又在20世紀末與東盟建立“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的基礎上，提出“以鄰為善，以鄰為伴”和“睦鄰、富鄰、安鄰”的政策措施。
2． 中國的睦鄰政策為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服務
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亞洲的和平發展。一是要建立亞洲整體和平發展的良好格局；二是要實現亞洲國家的共贏；三是有了亞洲的整體良性發展才有中國的持續發展。溫家寶總理在2003年10月的10+1峰會上發表的演講《中國的發展與亞洲的振興》和同年11月在博鼇亞洲論壇的演講《迎接挑戰，把握機遇，實現共贏) 。都作了有理有據的闡述。中國實施的睦鄰和平發展方略大體是：一是通過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實現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全麵合作，互利共贏。並促進10+3的合作，最終形成“東亞自由貿易區”，實現整個東亞的和平、穩定和繁榮。《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宣言》明確提出：“三國將通過10+3等多種區域合作……促進東北亞經濟合作與和平對話，促進該地區穩定和繁榮。’，[31從而穩定和繁榮我國的東南地區和東北的老工業基地。二是通過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和完善，實現中國與中亞各國的合作互利，這有利於穩定和發展我國的西北地區。三是通過發展與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亞各國的和平友好關係，保障中國西南地區的安全和發展。通過亞洲的和平與發展，保障中國的和平崛起，而中國的和平發展，將有力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3． 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是保障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塊重要基石
這是因為：(1)構建好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有利於化解東盟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且拉動日、韓，促進東北亞合作一體化進程，並推動亞洲區域一體化，這對中國的和平發展是至關重要的；(2)鞏固和發展中國與東盟的關係，有利於打破美國鷹派“圍困中國龍”的戰略圖謀，並有助於粉碎“台獨”勢力拓展東亞“國際空間”的夢想，這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個關鍵所在； (3)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有利於保障中國南海經濟命脈。東南亞地處太平洋和印度洋之交界，是溝通兩洋的重要通道，對中國的南海經濟主權和資源進口的戰略地位應居於重中之重。2003年10月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聯合宣言》莊嚴宣布：中國與東盟建立“麵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的目的是：通過在21世紀全麵深化和拓展中國與東盟的合作關係，培育睦鄰友好，加強互利合作，為本地區的長期和平、發展與合作作出更大貢獻，也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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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發表在《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4期
論西部民族地區在循公河次區域合作中的方略
粟珍
一、問題的提出
經濟的全球化與區域經濟合作是當代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中國21世紀對外開放的戰略重點，次區域合作是促進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重要步驟。我國參與泥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始於1992年10月由亞洲開發銀行發起，有中、老、泰、緬、柬、越六國代表參加，在馬尼拉召開了第一屆瀾滄江一vm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會議。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泥公河次區域合作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2002年11月1日至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了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召開的第六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和首次大泥公河領導人會議，“會議期間正式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國農業部和東盟秘書處農業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向柬埔寨、老撾、緬甸提供特殊優惠關稅待遇的換文》、《中國和老撾政府關於建設昆曼公路老撾境內部分路段項目的協議書》、《大泥公河次區域便利貨物及人員跨境運輸協定》、《大嵋公河次區域政府間電力貿易協定》等一係列重要文件。”「’二這些文件的簽署標誌著：中國與東盟關係已形成政治互信與經濟融合良性互動的積極態勢，曆經10年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進人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嵋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是中國貫徹實施對周邊國家睦鄰友好外交政策、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次謂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主要包括七個領域，即交通、能源、電信、環境、旅遊、人力資源開發和貿易與投資。
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是中國21世紀對外開放的戰略重點，媚公河次區域合作是促進CAFTA建設的重要步驟。我國西部民族地區，如廣西、雲南等省由於地緣優勢，使其在淚公河次區域合作中有著特殊的戰略地位和作用。因此，積極分析、研究和探索西部民族地區參與泥公河次區域合作的地位、 目標、步驟及相關措施，進一步勾勒出中國區域合作的新格局，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
二、西部民族地區在泥公河次區域進行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作為我國大西南邊境省區的廣西、雲南，是我國少數民族的集聚地之一，這兩個省區與大泥公河次區域國家的越南、老撾、緬甸等國有4 242公裏的陸地邊境線，並與泰國、柬埔寨等國近鄰，桂滇等省與泥公河次區域的合作有著良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