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區位條件
我國民族地區，特別是廣西、雲南等省地處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市場的結合部，與東盟的越南、老撾、緬甸3國接壤，是我國參與瀾滄江一帽公河次區域國際合作的主要省份。廣西麵積23.67萬平方公裏，居全國第九位，南與越南陸路接壤，北部灣可以輻射到整個東南亞地區， 目前連接中國與東南亞的主要鐵路經過廣西進人越南，廣西還擁有與東南亞距離最近的海運港口。[2] (P224）而雲南的總麵積為39.4萬平方公裏，居全國第八位，東與廣西相連，南與越、老、緬三國接壤，邊境線長達4060公裏，瀾滄江-湄公河連接雲南省與東盟的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越南5個國家。[3]隨著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與東盟國家相鄰的廣西、雲南、貴州等民族地區將成為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方麵的重要窗口和通道。廣西、雲南等民族地區參與泥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不僅將有利於這種重要窗口和通道的建設，而且，必將強化廣西、雲南等西部省份作為中國麵向中南半島、東南亞國家開放的前沿和窗口地位，提升廣西、雲南等民族地區的知名度。同時，也將使廣西、雲南的地緣優勢在泥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中得到充分發揮。
2．基礎條件
西部民族地區，如廣西和雲南等省，在自然察賦、產業結構、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麵，有較強的競爭力。(1)從礦藏、能源條件來看，西部民族地區最具特色和規模的資源是礦業，並且在西部各省極具普遍性。廣西的有色金屬礦產資源種類多、儲量大，已探明儲量居全國前10位的就有53種，其中錫、錳、砷等14個礦種儲量為全國第一位，廣西沿海的海沙礦資源豐富，海底富有天然油氣資源、海洋動力資源等。而雲南50個礦種的保有儲量居全國前10位，境內江河縱橫，水能資源的蘊藏量居全國第三位。 (2）從經濟結構條件來看，改革開放以來，西部民族地區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擴大內需和實施西部大開發等各項方針政策，經過多年的努力，經濟結構調整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培育並初步形成了南亞熱帶特色農業、有色金屬工業、能源工業、食品加工工業、建材工業以及旅遊業等一批特色產業。盡管西部民族地區整體的產品競爭力較弱，但少數產業仍然是極具競爭力的，廣西在製糖、有色金屬工業、食品加工業、建材工業、微型汽車製造業以及旅遊業等均有比較優勢，如柳微、玉柴。而雲南省的比較優勢集中在煙草、生物資源開發、化工、電力等。 (3)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西部民族地區的大多數省份，如廣西、雲南等省處於基本相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有著共同的經濟特征：第一產業所占比重遠大於東中部地區，農業在兩省區均屬比較優勢行業。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廣西、雲南兩省的經濟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從GDP總量來看，2000年，廣西GDP值為2 050. 15億元，在西部12省區中排第二位，雲南省GDP值為1955.3億元，在西部12省區中排在第三位。[4］以上分析表明：廣西和雲南地處中國的西南，大泥公河次區域各國是離廣西和雲南最近的國家集團，如泰國、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五國，從它們的經濟發展條件及曆程來看，與廣西和雲南等西部地區屬於相同的經濟發展水平，這些國家無論在資源察賦、產業結構、基礎設施、貿易結構，還是在政策導向等方麵與我國西部的大多省份均有相似之處。這種相似性，使得這些國家在與我國西部地區的經濟交往中，既有競爭關係，又有合作關係。也正是通過這種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使雙方之間互惠、互利，最終實現提升雙方的總體實力，以達到雙贏的目的。
3．政策環境
黨中央、國務院對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在世紀之交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是我國實現第三步宏偉目標的重要舉措，是長期的經濟發展戰略，因此，黨中央、國務院給西部12個省區包括廣西、雲南等省區帶來了很多政策的傾斜與優惠，包括加大建設資金投入、優先安排建設項目、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加大金融信貸支持、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實行土地和礦產資源優惠政策，進一步擴大外商投資領域和拓寬利用外資渠道，增加教育投人等。可以預見，隨著今後黨中央、國務院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逐步實施和鼓勵外商到西部投資的一係列政策的落實，泥公河次區域的國家，必將會對廣西、雲南等省區的貿易與投資不斷增加。目前，越南、泰國的一些企業對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旅遊、房地產開發、醫藥等領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近年來，已先後有多個商團到西部地區考察。可見，泥公河次區域的國家是非常看好西部地區的廣闊市場的。
4．地理氣候條件
我國西部民族地區的部分省份地處亞熱帶，如廣西、雲南等省區，廣西地處雲貴高原東南邊緣，既有很長的海岸線，又有地形地貌複雜的山區，長年雨量充沛、氣候溫和。而雲南、貴州兩省為山地高原地形，不僅地形複雜、垂直高度差大，而且氣候類型多樣化。也正因為具有獨特的地理氣候條件，使廣西、雲南、貴州三省成為了全國的中藥材主要產區，共有藥用植物500(）餘種，良好的自然資源條件使民族地區在發展中醫藥產品方麵具有相當的優勢。如：廣西是全國的中藥材主要產區之一，共有中藥材4623種之多，而且素以品種多、分布廣、產量大、質量優著稱，廣西的中醫藥產業化方麵有了相當的基礎，已形成了桂林三金、柳州金嗓子等國內知名企業，2000年中成藥工業產值達28億元，占當年的醫藥工業產值的71.38% 而泥公河次區域的國家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泰國.長期以來，這裏的人們深受醫藥傳統文化的影響，對中藥依賴很大，對滋補品尤其喜愛，如越南政府提倡使用中藥，采取各種政策和措施發展中藥的生產。但由於種種原因， 目前，泥公河次區域的幾個國家的中藥生產仍然非常落後，產品單一，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6〕因此，從客觀上來說，我國西部民族地區的中醫藥企業必將能夠打開、占領泥公河次區域國家的市場。
三、西部民族地區在渭公河次區域合作的方略
湄公河次區域的人口約2.46億，礦產、水能等自然資源非常豐富，有廣闊的市場開發前景，而且在經濟合作中有先行運作貿易投資便利化的基礎和條件，完全有可能成為西部民族地區率先實現全麵合作的經濟區域，廣西、雲南等省作為我國參與泥公河次區域合作的前沿，與泥公河次區域的國家有地理的天然聯係和經貿的傳統往來，今後，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和行動迎接挑戰，通過服務次區域、服務東盟、服務全國來贏得西部民族地區發展的新機遇。因此，西部民族地區在泥公河次區域的合作方略，應體現在以下三點：
1．東引：聯合珠三角參與嵋公河次區域的合作開發
在中國一東盟經濟圈中考察，廣東與西部的省份相比具有明顯的經濟優勢。首先，廣東是貿易強省，在2000年，廣東對東盟各國的進出口貿易額近200億美元，占全國對東盟進出口貿易總額的1 /3。而廣西，2002年對東盟的進出口額僅為6.27億美元，僅占全區進出口貿易總額的25.8%。其次，廣東是經濟強省，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發展， 目前以廣東為代表的華南經濟圈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製造中心之一，既有世界大型工業企業，也有受托製造電子設備的企一業，廣東省在一些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方麵具有比較優勢。再者，廣東得改革開放的風氣之先，培養了大量的熟悉市場經濟的管理人才和企業家，他們對國外市場都很敏感，善於捕捉商機，善於駕馭市場。因此，在參與大泥公河次區域的合作開發中，西部各省應主動融人華南經濟帶，加強與廣東的合作，背靠廣東進軍大循公河次區域市場。也就是說，西部各省，如廣西、雲南、貴州等省，都各自擁有自己的優勢，尤其是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方麵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要把這些潛在的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經濟發展動力，還必須有資金、技術和市場。如果西南各省加強了與廣東的合作，主動融人了華南經濟圈，就能夠克服自身經濟實力不足的弱點，在共同參加大循公河次區域的合作中，提升自己的經濟實力。
2．西聯： 與黔川重慶等省市合作參與渭公河次區域的開發
我國西部，如貴州、四川、重慶等省市，在能源開發、礦產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麵有豐富的經驗和較強的競爭力。一是西部的一些企業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規模、技術、產品已日益成熟，具有了相當的競爭優勢。特別是一些高新科技行業也具有世界領先水平，西部一些省市的許多工廠產品在發達國家都具有相當的優勢，如四川長虹、重慶嘉陵等。如果這些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在淚公河次區域國家投資辦廠，就可以麵對兩個市場：一是東南亞市場，按照原產地原則，在這些國家投資，且產品技術含量達到一定比率，可享受相關優惠關稅待遇。另一個是其他國家的市場，這些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完全可以利用在這些國家生產的有利條件，投資生產在中國出口可能麵臨障礙的產品，並利用西方對老撾、緬甸、越南等不發達國家的特殊優惠進口政策，獲取出口市場。二是西部很多產業具有良好的技術基礎和市場前景，如航天、航空技術開發、片式元器件、片式電阻、片式電容器件及可視電話等，都是具有比較優勢的。那麼，西部的這些公司，如信息技術公司可以參與越南、泰國等國的軟件開發。加之，現在發達國家由於產業結構的調整，很多家電、機械等大眾成熟技術製成品已很少生產，那麼，這些產業的相當部分也是我國四川、重慶等省市企業的比較優勢所在。三是西部的企業，如四川、重慶等省市的企業可以利用東道國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資源輸出我國的設備，建立小規模勞動密集型的公司，使西部的企業生產成本相對低廉，同時，不必像大型企業那樣要付出昂貴的廣告費和龐大的管理費，以減少支出、降低成本，再加上西部企業派出人員的費用和出口設備、零部件相對便宜，使這些企業的產品能以低價進人國際市場，獲得豐厚的利潤。
總之，桂、滇、黔、川重慶等省區同屬我國西部大開發省區，也同處在泥公河資區域的前沿地帶，與謂公河次區域各國均有地緣關係，共同擁有“泛珠三角”經濟合作區和大西南腹地，且這些省區的經濟基礎發展水平、發展需求相近，如能聯合起來，就能克服單一省區力量單薄的態勢，形成強大的經濟力，共同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
3．加快“兩廊一圈” 與渭公河次區域合作的銜接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2004年10月對越南的正式友好訪問，在兩國發表的聯合公報中，雙方同意積極探討“昆明一老街一河內一海防一廣寧”、“南寧一諒山一河內一海防一廣寧”經濟走廊和環北部灣經濟圈的可行性合作。這一合作具有對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示範和試驗效應，兩國政府將會對這一合作給予政策、資源等方麵的投人，這意味著西部民族地區又麵臨一次重大的發展機遇。對廣西而言，南臨北部灣，背靠大西南，廣西的後方華南、西北、華中、華東是擁有數億人口的大市場，而越南的背後是一個擁有4.6億人口的大東盟自由貿易區。獨特的區位優勢使廣西成為進軍越南乃至東盟各國的最便捷的通道。從雲南來看，雲南是全國惟一能從陸路通過東南亞、直接與印度洋沿岸各國溝通的省份，在連接中國與東南亞、南亞三大市場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參與泥公河次區域的合作目標，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削減關稅，消除貿易壁壘，便利貿易投資外，還應包括農業、信息通訊、人力資源開發、交通設施建設等廣泛領域的合作，必須要有快捷、便利、相對對接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作支撐。 目前，廣西正在加大交通基礎設施的港口碼頭的建設。在鐵路建設上，正在建設南寧一河內的上等級的鐵路；在公路建設上，抓緊修建南寧一友誼關的高速公路。同時，還抓緊修通連接湖南的高速公路，打通與我國中部、東部地區的快速通道；在海運上，正抓緊北海、欽州、防城、西江流域的港口建設。與廣西平齊，雲南目前也在抓緊通往泥公河次區域各國的通道建設，近幾年來，雲南加快了公路、鐵路、航空、水運等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使雲南成為連接內地省份和東南亞各國的快捷便利的國家大通道。總之，西部民族地區今後還應再接再厲，要以更開闊的視野、更務實的行動、更高的工作效率，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的跨越式發展，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和貫徹落實黨中央“睦鄰友好，穩定周邊”的外交政策做出應有的貢獻。［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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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發表在《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1期
東盟四國經濟發展中政府與市場的互動及其啟示
張 華
對於東盟國家經濟發展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對東盟國家在曆史、文化、政治、經濟方麵的相似性的研究，特別是經濟較發達東盟國家的相似性研究，考察導致這些國家普遍取得經濟高速增長的共同特征和因素。東盟國家的相似之處使得經濟上較發達國家的經驗移植到落後國家的可能性增加。因為一國經濟增長除了經濟方麵的因素，還有社會、政治、文化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東盟經濟發達的國家也屬於後發展的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獨立後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經濟奇跡。東盟經濟落後的國家如果也希望獲得同樣的成功，就應當更加仔細地注意他們的鄰國發展之所以成功的這些共同的因素。後發展國家的政府應在本國經濟發展中起到怎樣的作用，本文通過對東盟國家中經濟較發達的四國（本文討論的東盟四國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的研究，其目的是為東盟其他經濟較落後國家的政府在設計發展方向，長期規劃，建立有效的機構框架，製定和實施政策等方麵提供一些借鑒。此外，對正處於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政府應發揮怎樣的作用，政府的職能應如何轉型，研究東盟四國政府幹預的特征和方式也具有啟示作用。
一、對東盟國家經濟發展的幾種解釋
東盟四國在建國後有著殖民地經濟的共同特點：經濟結構畸形，生產力低下，民族工業尚未形成，外資占據主要經濟部門。但經過短短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新加坡已跨人世界發達國家的行列，馬來西亞、印尼（印度尼西亞的簡稱，下同）、泰國也已經進人或正在進人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行列。長期高速的經濟發展引起了眾多經濟學家的關注，人們提起了對“東亞奇跡”的解釋歸納有以下幾種川（P16)：經濟發展論、政府體製論、綜合現代化論和儒家文化論，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分析了東亞經濟發展的原因。眾多經濟學理論提出的對東亞經濟發展的解釋，針對的國家一般包括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以及東南亞的三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包含了本文涉及的東盟四國，因此對我們的研究仍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其中政府製定的公共政策與快速增長之間的關係引起學術界和發展機構的關注，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到的作用成為爭論的焦點。
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在政府對市場化過程的幹預在這一地區的快速經濟發展中是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各學派的觀點大相徑庭。新古典學派的理論認為，這一地區的經濟之所以能夠快速發展是由於實行了自由市場經濟，政府的作用僅在於提供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可靠的法律框架以促進國內和國際競爭，宏觀的經濟穩定為投資、儲蓄和高水準的人力資本積累提供的適宜的激勵，才是這一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因。世界銀行《1991年世界發展報告》發展了這一觀點並稱之為“親善市場論”。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福利經濟學、早期發展經濟學為理論依據的政府幹預理論則認為，發展中國家為了謀求經濟發展，必須推行全麵的經濟規劃和廣泛的政府幹預。這一地區經濟的成功恰恰是由於政府有意識地扭曲價格、限製市場的作用、利用產業政策扶植某些關鍵性的戰略產業。這一觀點被稱為“國家推動發展論”。新古典主義的修正學派對東亞奇跡的解釋，及世界銀行1993年的出版物《東亞奇跡：經濟增長和公共政策》代表的觀點，則被稱為“折衷主義”的，[2」它們在承認自由市場經濟和宏觀經濟政策（遵循基本經濟原則的重要性）對東亞經濟發展的影響外，也肯定了幹預性政策的作用：“基本政策並不能完全解釋這些國家的成功”，“政府在一些關鍵領域發揮了引導市場的作用”。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對東亞經濟發展的解釋，多數研究東亞經濟的經濟學家認為過於理想化，沒有考慮到獨立後的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已經獲得了早期的經濟發展和多年的社會與政治的發展。而東亞國家在發展初期並不具備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體係和製度條件：消費品市場、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極低，產業結構嚴重畸形，價格信號不準確，缺少推動創辦企業、貿易和信用的機構。不發達國家如果僅僅依靠市場自身的因素自發的成長，經濟會長期處於落後的穩定狀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時間將會很漫長。在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並引起了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情況下，落後國家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隻能以人為的手段推進工業化和經濟的發展。
在一國的經濟發展中，無論是“親善市場論”還是“國家推動發展論”都承認政府承擔著一些基礎性任務，否則一國就不可能取得可持續性的發展。但是“這些基本的政策不能完全解釋它們的成功”，[3] (P4）在大多數東盟國家中，政府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幹預扶助經濟發展。東盟國家獨立以來的經濟發展，主要是以早期西方發展經濟學作為理論指導，采納了政府主導的發展戰略。經濟學家將它們歸納為東業式的發展模式，[4] (P10, 34, 64, 73)即在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框架下，通過外國投資和發展出口產品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模式。事實上，這些國家對經濟的幹預是可以觀察到的，這一地區的大多數的政府都通過形式多樣的幹預促進發展，如稅收減免政策，為特定產業提供指導性貸款，建立並支持政府銀行，製定產業和企業的出口目標並提供優惠貸款等。
二、東盟國家政府幹預的特征
在東盟四國經濟發展中，強調政府的權威作用與市場調節作用並存，國家控製與市場經濟的高度統一是其根本特征。政府在經濟運行和發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主導作用，同時政府的宏觀幹預和市場機製有效結合，從而形成一種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製。這種經濟體製有以下三個特征［[41 (P75): (1)政府的權威地位的樹立並得到社會的認同。政府具有製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決策權，在宏觀經濟活動中起指導作用。 (2)在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製中，資源配置以市場機製為基礎，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基本上由私營企業根據市場價格信號作出，但在相當程度上受政府強有力的引導，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的導向作用。 (3)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是在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框架中進行的。東盟國家的政府幹預除了具有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製的這三個共同特征之外，還具有一些特征，如：權威政治體製對經濟優先和持續發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政府與私營企業的互動關係，建立提供了反饋、信息共享和協調的機製。東盟國家這些政府幹預的特征，既有力地推動了本國的工業化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又注意對市場不過多幹預，為培育市場經濟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為經濟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1．政府的權威地位及社會的認同
東盟國家大都有被西方列強殖民的曆史，因此獲得獨立後，都希望國家的自主、強盛。除了國家安全和社會政治的穩定，經濟長期穩定的發展是各國公共行政的重要目標。政府具有“強烈的經濟建設意識和強大的導向作用”,(P12)將經濟的發展戰略置於國家發展的優先地位。政府強調了其經濟職能，特別是對市場調控和指導。有些觀點把這些國家的經濟成功歸功於政權的集中。東亞經濟發展的政府體製論認為，“強力政府”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在除泰國外的其餘三個國家中，強有力的領導人與強有力的政府機構結盟是一種共有的特征。(P36)
經濟發展優先的結果，是政府利用國家的強勢地位和集權的力量調動和使用全部社會資源，並通過發展規劃、產業政策、行政規劃等合理的方式，實現社會經濟發展和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強力政府實現了有利於發動經濟增長和緩解隨之產生的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壓力的製度創新、製度供給，而且以較高的政府質量，有效地確保了各項製度安排的順利實施，從而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增長和工業化進程。”（P16)政府引導大多數國民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經濟活動而非政治活動中，民主化被束之高閣。甚至，“國家動用國家機器壓製不同政見者，鉗製言論自由”，“西方民主模式的各個方麵被置於次要地位甚至被壓製。[5] (P30)國家在經濟上實行自由化和市場化的同時，政治上卻實行集權化和一元化，這是它們共有的特征。
政治穩定被認為是保證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東盟四國在獨立後保持政治環境相對穩定，為經濟的增長提供了起碼的條件。在政治穩定方麵，泰國是一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泰國發生過多次政變，但泰國獨特的政治文化與社會價值觀和關係模式卻有助於泰國的統一。雖然高層政權頻繁更迭，政策卻保持了相對的穩定性。而同時加入東盟國家的菲律賓，在其他條件類似的情況下，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卻由於政治上的動蕩而經濟增長緩慢。
此外，政府的權威地位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和遵從也十分重要。為了獲得公眾的普遍支持，確立其統治地位的合法性，政府製訂了分享增長的原則，使所有階層都能從經濟增長中受益。[3](P9）各國政府通過普及初級教育、有利於農民的農業政策、提供低價住房和公共醫療等形式來提供公益。政府為實現這些目標建立了專門的機構，並且切實發揮了作用。東盟四國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收人分配不公平的現象也得到了改善。在減少不平等和社會不安定因素的同時，政府獲得了民眾的普遍支持和認同。
2．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的導向作用
在東盟四國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製中，資源配置以市場機製為基礎，但在相當程度上受政府強有力的引導，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的導向作用。政府作為信息的中間人及合作的促進者支持特定產業的發展。雖然政府的幹預造成價格信號扭曲並降低市場效率，從長期來看，偏離市場信號的成本高昂，但短期內卻能激勵企業家精神並促進生產率增長。
東盟四國都通過各種形式的幹預促進經濟的發展，扶持特定產業發展的政策也是普遍的。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幹預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直接參與，即通過建立國有企業和政府財政支出的形式；二是製定幹預性產業或貿易政策，如稅收優惠政策和指導性貸款等。政府幹預的作用是通過扶持具有潛在優勢，能帶動整個結構升級的產業部門的發展，並限製和幫助“衰落”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使資源配置朝著有利於結構高級化的方向傾斜。
3．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在市場經濟框架中進行
東盟四國實行的政府幹預政策是有條件的，首先，政府建立了一套組織機製，為這些幹預政策製定明確的運行標準並監督其運營。比如指導性信貸雖然是為了扶持特定產業或部門，但它們是“建立在實績標準的基礎上的”。[3] (P13)政府的補貼通過一種競賽機製進行分配，如成功的出口業績是得到出門信貸的標準。由於出口市場是競爭性的，因此，補貼是鼓勵企業增強競爭力，有效率的企業才能得到補貼，從而促進了經濟效率。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是在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框架中進行的，幹預的實施建立在嚴格的程序基礎上，並強調在法律的範圍內進行。其次，政府的幹預政策是靈活務實的，有效的措施被繼續采用，而當幹預威脅到宏觀經濟穩定時，政府便放棄幹預。東盟四國執行這些政策的務實性與靈活性，表現出政府在幹預經濟的過程的同時，尊重市場經濟的規律的特征。
4．政府與企業良性互動關係
在東盟成功的國家中，政策的製定包含於谘詢的過程之中，政府尋求潛在使用者的參與，讓市民社會、工會以及私人企業都有機會提供意見並對之監督，使這些計劃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首先，東盟四國政府致力建立政府、企業家與工人的良好關係，政府采取各種方法緩解勞資雙方的衝突。這不僅對勞資雙方有利，對經濟的平穩發展也有好處。其次，東盟四國政府都設置機構，以加強同私營部門聯係的機構。這些機構提供了反饋、信息共享和協調的機製，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效益。在經濟方麵，磋商機製促進了企業和政府間的信息交流，同時得到企業關於某項政策法規產生影響的反饋，並根據經濟環境的變化及時做出政策調整。這種機製使政府與民間融為一體，同時這種發展機製的效能與市場體製的效率相結合，保持國際競爭力，使經濟增長產生了強勁的勢頭。川(P242）在政治方麵，協商機製為各界的參與提供了直接的渠道，發揮著民主機構的作用。最後，信息溝通使企業更難從政府得到特別照顧，鼓勵了企業正當競爭，政府官員也很難提供特別優惠。磋商協會減少了尋租行為，有助於抑製投機行為。
三、東盟四國政府幹預的方式
1．代替市場資源配置
為改變獨立後畸形的經濟結構，使經濟得到均衡、快速的發展，大多數的東盟國家都通過各種形式的幹預促進經濟的發展，扶持特定產業發展的政策也是普遍的。雖然某些幹預政策“違背了要為私營部門創造平等競爭環境和中性激勵機製的‘正統主張”，但是，有選擇的產業扶持戰略促進了“高額的私人投資、在增長最快的經濟中勞動生產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3] (P4）東盟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幹預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直接參與，即通過建立國有企業和政府財政支出的形式；二是製定幹預性產業或貿易政策，如稅收優惠政策和指導性貸款等。
國有企業和政府財政支出主要是提供經濟發展必需的基礎設施，它們還參與改造國民經濟的部門結構和地區結構。在優先發展的部門或行業進行投資。(P32)政府的財政支出主要偏重於生產性投資。除了直接參與外，各國政府還通過製定幹預性政策的形式影響資源的配置。各國均把產業和貿易政策作為其主要的公共政策之一。如各種稅收優惠政策、金融市場的協調和指導性貸款等，直接或間接向私人企業提供生產和流通的資本。指導性信貸是政府幹預的主要方式之一。[3](P190）政府通過對市場資源配置的幹預有效地將資源分配到高收益投資領域，因此對產出增長起到了促進作用。
2．培育市場
在東盟四國建國後經濟發展初期，消費品市場、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極低，政府在推行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過程中，不斷完善其服務職能和調節職能，政府運用行政幹預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改善市場競爭的環境，培養市場體係。
資本市場方麵，東盟國家普遍選擇了工業化的發展道路。通過工業化促使各類非生產性資本轉為產業資本，另一方麵，以工業化帶動經濟多元化，從而建立國內資本積累的經濟基礎。[8](P32)大多數東盟國家通過稅收和支出政策保持較高的公共儲蓄。此外，東盟國家十分注重引進外國資本，政府製定了一係列鼓勵和引導外國資本投資的政策法規，引導外國資本的投資部門與經營範圍，采取的政策如稅收優惠措施，創造良好基礎設施，允許資本相對自由流動等，使外國資本流人額迅速增加。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和收人政策鼓勵資金的積累，東盟四國在包括國家資本、外國資本、國內私人資本的積累和投資增長發展迅速，健全了資本積累機製，並逐步形成了完善的資本市場。在勞動力市場方麵，東盟四國靈活的勞工政策培育了一個高效、靈活、反應靈敏的勞動力市場。政府對最低工資標準的執行並不是很嚴格，鼓勵工資處在略低的水平。避免過高工資的做法形成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優勢，提高了投資水平，增強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加速了產出增長率的提高，從而對勞動力最終收人的提高有利。在完善商品市場方麵，國家有關度量衡的監督和檢查製度，以及商品的質量標準的法律規定，則對完善商品市場，規範企業經營行為起到重要作用。
在東盟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市場與政府是相輔相成的，國家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中心地位，是作為合作者、促進者和管理者體現出來的。政府參與經濟運行的目的，在為市場建立適宜的機構性基礎。政府的這些幹預的主要目的就在於，為市場的發育提供推動力，“在所有權關係、經濟決策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等方麵，做出最有助於迅速發動經濟增長的製度安排。[9]一旦市場發育成熟，政府的幹預作用便逐漸弱化，轉而讓市場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3．創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環境
建立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環境的一個重要方麵是建立有利於私人投資的法律框架和規章製度。政府通過提供規則和對規則的有效執行來維持穩定的商業環境以增進投資的成功。法規可以幫助保護消費者、勞動者和環境，它能為潛在的投資者提供所需要的製度保證。
穩定的宏觀政策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充分前提，東盟國家基本上遵循平衡財政、緊縮貨幣、保持競爭力的實際彙率和適度舉債的政策，謹慎的財政政策使這些國家能長期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率，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又導致了實際利率的穩定，這有利於長期規劃和私人投資，奠定了使政策在穩定的實際利率和彙率的環境中實施的基礎。東盟四國的財政政策都是為了直接刺激經濟增長，政府財政支出以生產性投資為主，這與其經濟增長的目標是一致的。東盟四國政府支出偏低，但在支出構成中，公共投資比例達30％一40%,主要用於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東盟四國保持低水平的政府支出和高水平的公共投資，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既不會排擠私人積累與投資又可為它們創造良好條件的目的”Q181 (P27)
在開發人力資源方麵，大力發展基礎教育是這些國家的主要政策。東盟四國基礎教育占教育支出的百分比卻高達65％一90% ,遠遠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 (1985年教育支出中基礎教育所占的百分比：印尼為89.0%，馬來西亞為74.9%，新加坡為64.6%，泰國為81.3%）許多積極的外部效應被證明都來自於初級教育。由於普及基礎教育而帶來的人力資源素質的不斷提高，東盟國家的政府在教育方麵的政策被認為是傑出的公共政策之一。
東盟四國政府在其承擔的基本的經濟職能上都做得十分出色：健全的經濟發展政策，宏觀經濟運行穩定，重視基礎教育和人力資本的投資，分享增長的原則，因此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
從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來看，作為後發展的國家，東盟四國走上了一條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道路，由於麵臨著市場發育不完全，它們走的是一條在政府的指導下的市場自覺的發展過程而不是西方發達國家由自發到自覺的市場演進過程。後發展國家在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初期，政府的核心作用不可替代。東盟四國的經濟發展一開始是在政府的指導下的市場自覺的發展過程，但這一過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東盟國家的經驗證明了政府經濟幹預的目的在於為市場機製的形成和正常發揮調節作用創造有利的條件，在於促進民間企業的形成、發展。政府的作用不應長期取代本應由市場機製去完成的合理配置資源的任務，而應在彌補不完備的市場機製的同時，積極創造條件，隨著市場的不斷擴張和發育，政府的替代則應由強化到弱化，逐漸讓市場競爭機製充分發揮作用。
20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引起了東亞國家的經濟大衰退，使得東亞的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頗受非議，外向型的經濟，權威的政治體製，政府對市場有意識的幹預和引導，調節經濟結構的產業政策，這些以往對經濟高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的因素也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從此就應弱化其經濟職能，政府需要重新界定自身的功能和角色，在增強政府機構的能力的基礎上，保持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穩定地發展。
四、結果與討論
東盟四國的經濟發展經驗表明，政府的適當幹預，特別是經濟管製、產業政策、基礎設施的投人及促進資本積累等政府行為，有助於一國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借鑒東盟國家在保持長期高速增長方麵創造出來的理論和實踐經驗，根據中國在經濟和社會轉型時期的具體情況，中國應采取一種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製，在這種經濟體製下，東盟四國對中國的啟示有以下幾點：
1‘充分發揮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在從指令性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期的中國政府，除了承擔所有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承擔的任務外；還承擔了在體製轉軌時期政府承擔的任務和在中國的國情下政府應承擔的任務。
在經濟轉軌時期，有力的政府幹預是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條件之一，政府應該加強對市場轉型的主導作用。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逐步建立市場經濟，改變過去資源配置高度計劃集中的政府壟斷型體製，使市場成為基礎性的資源配置的機製。但並不是說沒有國家幹預的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取消政府的幹預市場機製就可以自動產生。政府和市場並不是此消彼長的相互取代的關係，政府需要幫助和促進市場的形成。轉型時期的中國經濟雖然與東盟四國經濟發展初期的情況有所不同，但它們有著市場經濟建立伊始麵臨的同樣問題：市場體係不健全，產業結構單一，價格信號不準確，缺少推動創辦企業、貿易和信用的機構。此外，它們都不同程度的麵臨著重大的結構調整問題。因此政府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幹預扶助經濟發展，為市場建立適宜的機構性基礎，為市場的發育提供推動力十分必要。東盟國家通過政府力量推動市場體係建立為我們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經驗。
2．政府的經濟職能在經濟體製的轉型時期需要重新界定
從東盟四國的經驗來看，政府的幹預集中於宏觀經濟管理這些基本的經濟職能出色的執行為經濟的高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東盟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是在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框架中進行的，而微觀經濟決策是由經濟因素自主決定的。中國過去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對經濟的幹預範圍過大，政府今後應當集中在宏觀經濟管理上，政府的經濟職能主要是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在微觀經濟運行方麵，則應運用經濟、法律的手段起到指導和調控企業的經營方向和投資方向的作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投資全部靠市場調解和支配，投資者自主決策，銀行自主審貸，投資成為企業和銀行自主的行為。
3．政府幹預的方式應當改變， 由過去的直接控製轉向間接控製，從計劃手段、行政手段向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為主過渡
幹預到運用更多的政策工具。東盟四國強調通過貨幣、利率、彙率、價格等經濟變量對市場進行調控，運用法律手段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如關於產權製度的法律規定，關於商品質量的法律規定等。
中國政府過去的職能方式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體製的色彩，政府采用的是行政的， 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政府政策的工具也應當改變，政府應逐步減少行政指令性計劃，而主要運用財政、貨幣和監管政策來影響經濟活動，努力形成以市場為基礎，指導性計劃為主的管理模式。政府參與經濟運行的目的主要是設立法律框架，培育市場，完善市場競爭和為工商企業創建良好的環境。［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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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發表在《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6期
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運行
鄧路遙
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主題是貿易與投資、交流與合作。打造良好的貿易與投資環境，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無疑是廣西各級人民政府的基本職責，即所謂“政府搭台，經濟唱戲”。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召開，需要政府提供大量的包括交通、商業服務、基礎教育等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需要政府為市場、為企業提供優質的服務，為貿易和投資提供一個良好的法製環境；需要為中外政府與企業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所有這些都是對廣西各級各地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的考驗。如何建立起高效廉潔的公共行政管理體製，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直接關係到廣西在中國一東盟博覽會以及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的經濟發展的大問題。
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召開，最終將促成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發展。由於廣西與東盟國家產業結構方麵有相似之處，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發展將對廣西的經濟帶來巨大的衝擊，將對廣西的農產品市場、邊境貿易以及利用外資等方麵形成巨大的挑戰。東盟國家的農產品與廣西大都是熱帶與亞熱帶產品，經濟結構有類似之處。隨著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發展，東盟一些國家如越南等，低廉的農產品將進人我區，衝擊我區的農產品市場，造成果農損失。根據目前的情況來看，政府在促進我區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經濟的發展方麵起著主導作用。政府對農業進行技術和資金扶持，提供信息服務等方麵有許多工作要做。隨著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發展，中國與東盟國家進出口關稅的下降，有些降為零關稅，廣西邊境貿易的優勢已不存在，而邊境貿易是我區主要的經濟增長點之一，“去年邊境小額貿易出口達3億美元，占全區出口總額的五分之一”川。此外，由於中國與東盟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東盟國家為謀求發展，積極采取各種措施招商引資，在利用外資方麵也是中國的競爭對手，中國與東盟國家利用外資的競爭也日趨激烈。而招商引資的競爭事實上就是投資環境的競爭，投資環境的建設和改善，直接體現的就是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因此，招商引資的競爭事實上就是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的競爭。
應對這一新的形勢，政府改革以便大幅度提升公共服務能力勢在必行。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進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需要政策和政府的引導；對外貿易的發展，涉及國家政策和政府的管理，也不是市場能夠決定的；加強投資環境建設等事項就更是政府的職能了。政府能否做好引導工作，進出口貿易是否暢通無阻，能否吸引外資並能留住外資，取決於政府的執政能力，是對政府執政能力的考驗。
一、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下，廣西政府改革的重點是將政府的職能轉變到公共服務上來，提升公共服務能力
在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大背景下，廣西的政府機構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隨著中國一東盟博覽會永久落戶廣西，政府將麵臨許多新問題。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發展將會使中國經濟發展呈現出進一步市場化、國際化的趨勢，加快了中國經濟市場化的步伐。而經濟市場化的需求，將促進中國政府進一步改革，從計劃體製下的政府轉變為適應市場體製的高效、精簡、統一的公共行政管理機構。在中國，經濟生活的變化從來都是政府體製改革的原動力和壓力。一個高效、精簡、統一的公共管理體製更能滿足經濟市場化的需要。
中國政府職能的轉變，是自1988年以來曆屆政府機構改革的重心，但直到現在，由於種種原因，政府職能仍未真正理清，政府在市場管理方麵的“越位”、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麵的“缺位”的現象同時存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轉變遠未跟上社會的發展變化，尤其是市場經濟的發展，許多地方的政府仍然充當市場競爭主體的角色。中國一東盟博覽會在南寧召開，將極大地帶動會展經濟的發展，而有關方麵確定的“政府主導，各方麵參與和市場運作相結合的辦展模式”，政府在會展經濟中仍然充當市場主體角色，這一定位事實上不利於會展經濟的發展，影響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運作及其成效。政府應當從市場競爭主體退出，轉向改善貿易投資的法製環境、經濟環境，轉向為貿易投資者和社會公眾提供優質服務，職能到位，管理適度，將促進經濟的發展，促進東盟自由貿易的發展。
“加強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秩序和公正，滿足公共需求，提供公眾服務，是現代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責，是衡量政府管理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指標。[2]
從宏觀上來看，政府的職能主要集中在上述四個方麵，但上述四方麵的職能在不同的發展時期不同地方分別有不同的內涵。在政府職能轉變過程中，雖然各地政府的共同目標之一都是服務地方經濟的發展，但不同時期，不同地方，由於傳統管理觀念不同，經濟發展情況不同，政府職能轉變的速度和重點也不一樣。就廣西的政府改革而言， 目前政府職能轉變的重點是提升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能力，因為，對中國一東盟博覽會而言，政府的主要職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務。廣西是一個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地區，市場經濟發展對政府改革沒有形成強有力的衝擊，對政府職能的轉變缺乏強烈的社會需求，因此，政府職能的轉變一直收效甚微，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能力方麵一直存在著明顯的不足。隨著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召開，許多現實的問題浮上水麵：如何提高區內企業的競爭力，使他們能夠走出國門，走向國際市場；如何吸引國內外投資等增強廣西區域經濟競爭力的問題。企業與市場的培育和發展需要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因此，說到底，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以便能夠為企業和市場的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一個好的地方政府，會在當地營造一個好的社會環境，一個好的投資和貿易環境， 自然會吸引大量資金流人。
舉辦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招商引資，要讓外資進得來、留得住，而“資本往哪裏流動，要素往哪裏聚集，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政府直接參與招商引資的力度，而是區域發展環境的優劣與交易成本的高低，也就是地方政府能不能製定和實施積極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高質量、低成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區域之間的競爭，表麵上是獲取經濟資源的競爭，實際上是市場有效性的競爭、公共環境水準的競爭、說到底是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的競爭”。因此，要提高廣西的區域經濟競爭能力，首先得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不僅為區內企業的發展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促進區內企業的發展提高區內企業的競爭力，同時也要努力改善貿易和投資環境，吸引國內外投資，以促進廣西經濟的發展。
讓廣西的企業和產品“走出去”，也是廣西舉辦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目的之一。為此，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拓寬廣西農產品在東盟國家的市場，重視科技進步，培育品牌企業和品牌產品，也將是廣西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責。
適應中國一東盟博覽會會展經濟發展的需要，將政府的職能轉變到提供公共服務上來，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是當前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改革的當務之急。
二、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框架下，廣西政府提升公共服務能力的途徑
在現代社會，在市場經濟體製下，政府的執政能力是有限的，麵對紛繁複雜的社會事務，政府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將有限的政府資源投人到合適的社會公共事務上，也是政府機構改革考慮的重要問題。
（一）政府要退出市場，以便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公共管理和服務領域
在舉辦中國一東盟博覽會方麵，應當改變政府的市場主體地位，改變政府長期以來擔任的經濟建設主體和投資主體角色，明確政府的裁判角色，實現會展經濟的有效運作。
有關方麵確定的“政府主導，各方麵參與和市場運作相結合的辦展模式”，[4］有違市場運作規律。政府應退出市場主體的地位，改變會展模式，切實履行裁判角色，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政府退出市場後，承擔起搭橋鋪路的角色，在交通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等硬環境方麵多一些投人，既服務會展經濟，也方便了廣大市民的日常生活。營造良好的法製環境，既服務外商，服務市場，也為廣大市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
在政府與市場關係問題上，我主張政府退出市場，並不意味著政府對市場管得越少越好。這裏要處理好兩個關係：
一是要處理好政府幹預市場的度。早期資本主義的經濟自由主張“政府靠邊站”，誠然，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政府在稅收、政府調控、創業審批等方麵盡可能放寬，讓權於市場。但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一個有效率、有能力，由大批專業人才組成的廉潔而有限的政府。需要強有力的行政執法機構去保護公民的財產，維護知識產權和技術專利，掃蕩黑市，打擊壟斷，穩定金融與貨幣，保證市場的透明、暢通和誠信。一方麵，權力範圍收縮，放權於市場與企業；另一方麵，政府必須對市場進行必要的管理。但在管理方式上，應該進行改革，從事無巨細的微觀管理轉變到通過製度供給、法治環境的整頓，以及提供權威信息指導、引導經濟發展方向，而不直接參與或幹預市場的運作。
二是政府管理市場的手段、方式的轉變。政府對市場的管理，從微觀的市場參與到宏觀的市場調節、經濟調控，從依賴權力的強製性到依靠行政指導和引導等服務方式，從依靠政策到完善法製。即使是政府對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管理，也可以通過行業管理機構以及社會中介組織來實施，政府的行業管理職能一部分可以讓權於社會中介機構或行業協會，這樣政府可以有更多的財力、精力投人到社會事務的公共管理上。
（二）加強政府的信息服務職能，為市場主體提供權威、可靠的信息服務，為企業提供可靠的決策依據， 引導市場的良性發展
現代政府的職能應包括決策、執行、信息等多項職能， 目前，中國政府的信息功能缺失，信息服務不到位。市場經濟的盲目性使企業無法看到和掌握整個市場的總體情況，尤其是國外市場的總體情況，表現為生產和經營的盲目性、重複性，導致資源浪費。
目前，廣西區政府的信息服務職能很弱，不能滿足社會需求，政府網絡工程流於形式。現代社會是信息社會，信息就是商機，信息就是利潤，信息就是金錢，市場主體知道信息的重要性。但用“信息泛濫成災”來說明現代社會信息之多是一點也不為過的，在眾多的信息傳播渠道和眾多信息麵前，存在著選擇的困難。什麼樣的信息具有權威性，是可信的？強化政府對信息的管理功能，為減少信息屏蔽引起的決策失誤，減少信息不全的現象，政府應“及時地收集、分析、整理、傳遞各種信息，以提高全社會的信息分享程度”，閣（P67）通過政府發布準確、權威的信息，為市場與企業的發展提供可靠的信息，以便指導市場的發展，引導企業正確決策。
信息服務職能還有一麵就是政府自身的各項決策、規範性法律文件必須向全社會公開，在政府網站上公布，便於人們及時查看和掌握。加強政府網絡工程建設，應關注社會熱點、焦點問題，及時刪除過時信息，及時補充最新內容。
（三）政府應加強投資環境建設而不是直接投資或直接參與招商引資
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內，廣西政府目前仍“承擔著投融資主體的職能，花費大量精力爭資金、爭項目”，[6] (P10 )對中國一東盟博覽會也有大量的直接投資，在目前的公共財政管理體製下，政府投資仍是政府自己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投資決策依賴行政機關的層層審批，而忽略公眾的意願，也不能有效地按市場化的投資決策程序辦事。由於過多地承擔上述職能，而造成另一方麵，政府規範、監管市場的力度不夠。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成和發展對於廣西的經濟發展來說是一件大好事，政府應該抓住這一機遇，提升廣西的區域經濟競爭力，但這個區域性國際合作組織的形成、走向等，事實上是國際市場自發演變的結果。“在形成自由貿易區的過程中，民間才是主力，而且民間的需要才是政府努力的方向，政府應該在其中擔任次要角色，而不是相反的過分積極主導性的作用。"[6] (P10)
政府的職能應主要在於加強投資環境建設。投資的目的是利潤，資本理所當然地流向投資成本低廉，利潤豐厚的地區。當前，廣西政府應以《行政許可法》的實施為契機，加快行政審批製度的改革，強調實施行政審批的服務理念，清理和修訂與《行政許可法》的內容和精神不相符的廣西地方性法規與政策，簡化行政審批的程序，使內外資企業進人市場、內外資金的融人方便、快捷，減少環節，降低投資成本，加強投資的軟環境建設。同時加快公共基礎設施如交通、環境保護等公共產品的供給，加強硬環境建設。
（四）政府應強化“警察角色”這一傳統職能，為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發展提供安全保障
警察角色是各國政府的傳統職能，即政府肩負著維護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任。在中國一東盟博覽會期間，公共安全始終是政府的頭等大事。
隨著跨國犯罪活動的增多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的存在，使得政府的這一職能在現代社會中顯得尤為重要，中國政府不僅要維護本國安全，還要承擔“國際經濟安全的保障者”[7]角色。東盟宗旨是促進地區繁榮和穩定、良好的社會治安，打造良好、安全的貿易環境和投資環境。這就需要各國政府：在市場監管方麵，加大打假力度，維護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機製；在社會治安方麵，加強打黑、除惡的力量；在禁毒、反恐等國家和地區安全方麵，與東盟各國加強聯係，共同維護地區安全，為經濟與貿易的發展提供安全保衛。
三、結果與討論
當前，關於加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打造服務型政府的呼聲很高，但在服務型政府建設方麵，存在很多有待解決的間題。筆者在此作一些簡要分析，拋磚引玉，旨在引起有關部門和有關人士對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基本理念和具體製度安排上予以重視。
（一）關於政府應為誰的利益服務
政府基本的行政觀念是：政府為社會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服務，但政府行為的對象往往是具體的行政相對方即“私人”。關於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召開，如何兼顧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為迎接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召開，廣西政府在人力、物力等方麵做了大量的投人，那麼，政府投人的目的是什麼？隻服務市場和參展企業還是服務廣大市民，或二者兼顧？
筆者認為，廣西政府應樹立“雙服務”[8] (P4）觀念，在決策時，應兼顧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政府的投資不能僅考慮招商引資和為市場主體服務，應從更為長遠和更為廣大的市民利益考慮，政府的決策應盡可能使大多數人受益而不是少數人或部分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