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建立起公共財政管理體製
建立公共財政管理體製應樹立一個基本觀念，那就是：政府手中的錢是公共財政資金，政府隻是納稅人的管家，因此，公共財政資金的投人必須考慮納稅人的意願、考慮公眾的意願。建立公共財政管理體製，使公共投資決策民主化、公共投資決策程序公開化，諫納公眾的意見，管好納稅人的錢，用好納稅人的錢，才能體現政府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宗旨。
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下，廣西政府將傾力打造一個中國一東盟交流合作的平台，促進中國與東盟的友好、合作與發展，促進廣西的區域經濟發展。但目前，我區政府在鋪路搭橋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麵的角色缺位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尤其是在信息服務方麵嚴重滯後；在市場管理方麵容易混淆角色而喪失立場，成為競爭者，從而影響市場秩序的公正有序。因此，隻有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才能抓住南博會給廣西帶來的會展經濟發展機遇，抓住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發展給廣西區域經濟帶來的整體發展機遇，使廣西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上一個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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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發表在《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6期
論廣西與東盟諸國合作模式的轉換
陳路芳
2003年10月3日，在第七次東盟與中國“10+1”領導人會議上，中國政府總理溫家寶建議從2004年起每年在廣西南寧舉辦“中國一東盟博覽會”。從此，廣西開始了全力籌建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工作。作為中國進入中南半島的“橋頭堡”的廣西，如何充分利用承辦博覽會的機遇，在推動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構想實現的同時，加強廣西與東盟各國的合作以推動廣西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全麵、和諧、快速發展，這是擺在我區各級黨委政府和全區人民麵前的重大任務。為此，本文擬就近年來，特別是自廣西開始承辦中國一東盟博覽會以來，廣西與東盟合作模式作一理性反思，以期有利於廣西與東盟合作關係的全麵而健康地發展。
一、從梯度差異和互補性合作走向充分性合作
近兩年來，在學術界，學者們在談到廣西與東盟諸國合作時，經常強調廣西與東盟各國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科技水平、人均水平上存在著層級差異，認為從經濟發展程度看，東盟十國可分為三個層次。其中，新加坡和文萊人均收人水平最高，人均GDP都超過了10000美元，2003年新加坡為21939美元，文萊為13433美元，屬東南亞各國中人均收人最高的發達國家，特別是新加坡，已進入信息化和知識經濟後工業化時期，它們在東盟十國中屬第一層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四國，人均GDP在950美元到4300美元之間，2003年馬來西亞為4268美元，泰國為2326美元，菲律賓為992美元，印度尼西亞為985美元，這些國家已經有了比較齊全的產業部門，擁有各自的優勢產業，是正在向新興工業化國家邁進的國度，在東盟諸國中屬經濟發展水平的第二層次；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即所謂新東盟國家，在東盟各國中屬經濟發展程度最低的國家，人均GDP一般在500美元以下(2003年緬甸為1％美元，越南為485美元，柬埔寨為320美元，老撾為369美元）。〔人均GDP數據來源：根據陸建人、王旭輝《東亞經濟合作進展及其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上）》、《當代亞太》20051 (1)一文提供的數據換算而來。］，，新4國主要是農業國家，是東南亞最不發達的國家，它們的基礎設施、工業化建設和農業產業化水平巫待提高，在東盟諸國中屬經濟發展水平的第三層次。廣西與東盟諸國相比，屬第二層次偏低水平，2003年人均GDP為734美元（據新桂網2004年2月4日報道，2003年廣西GDP為273.21億元人民幣，人口按4489萬計算，美元與人民幣的彙率按1比8.27計算）, 2004年為800多美元（新桂網一廣西日報2005年8月14日，政協自治區常委、 自治區發改委經濟所長、民建廣西區委會經濟委員會主任蔣升盞文），從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科技水平、產業結構上看，高於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低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由於廣西與東盟各國在層次結構上存在著差異，為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各國之間的流動提供了動力。東盟第一、第二層次的國家的高科技產品和資本都是廣西所缺少的，具有經濟互補性；而廣西的某些技術和產品又是新東盟四國所需要的，相互之間形成了梯度需要鏈條。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廣西與東盟的不少國家的工業和農業在結構上又非常相似，互補之中又存在著激烈的競爭。
在政界，我們聽到更多的是廣西與東盟各國之間存在著自然資源（如漁業資源、礦產資源、旅遊資源、農業資源等）、商品的互補性，因而存在著廣闊的合作空間。在政界，基本上已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廣西處於連接中國與東盟市場的交會處，是中國商品和東盟商品雙向流通的重要通道；廣西與東盟諸國在資源結構、產業結構、市場結構方麵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加強相互之間的經貿交流與合作前景廣闊。
總之，廣西與東盟之間存在著梯度差異和互補性，已成為廣西社會的主流意識。但是，我們必須對以下幾點有清醒的認識：
第一，廣西與東盟各國之間的梯度差異和互補性僅僅是廣西與東盟各國進行合作的必要條件，還不是充分條件。梯度差異隻是為我們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要使合作由可能性變成現實性，還有許多障礙需要我們去消除。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合作成功需要許多條件，其中隻要一個條件不能滿足，或隻要一個障礙得不到克服，合作就會成為泡影。
第二，梯度差異和互補性不隻是存在於廣西與東盟各國之間，也存在於兄弟省份與東盟各國之間，甚至存在於東盟內部各國之間。相互之間誰與誰合作，存在著較大的可變性與替代性。天時、地利、人和、先機，缺少哪一個條件，合作都不會順利。
第三，某些差異可能成為相互合作的前提，某些差異卻可能成為合作的障礙。比如，社會製度、價值觀、文化傳統上的差異可能成為我們合作的障礙，成為貿易、投資歧視政策的根源，因此，我們要在合作中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聯合宣言》中提倡的合作原則：“尊重亞太地區的多樣性，特別是各國發展道路、安全關切、價值觀和文化傳統的差異，共築包容、開放的地區合作與發展環境。”
第四，三優政策必須與觀念更新同步。在談到廣西與東盟的合作時，媒體經常強調，廣西地處華南、西南以及東盟經濟圈結合部，是連接中國東盟兩大市場的交通樞紐，同時享有著沿海沿邊、西部開發、民族區域自治等多項優惠政策支持。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有利的政策優勢使得選擇在廣西投資具有成本低、收益大的特點。
但是，三優政策（沿海沿邊政策、西部開發政策、民族區域自治政策）隻是廣西與東盟合作的“軟條件”。所謂軟條件，包含兩方麵的含義：一是政策的可變性（執行的可變性），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些政策往往被有選擇地執行或不執行；二是與各國的投資優惠政策相比沒有特別的優勢，如新東盟四國為了吸引外資就製定了許多投資優惠政策，比如柬埔寨政府為了鼓勵外商在高科技產業、農業、電力、加工業、電信、教育、旅遊、基礎設施、環境保護等方麵加大投資，規定對項目給予全部或部分免征關稅的優惠待遇，在投資前11年內免征盈利稅。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後，它們的優勢會更加明顯，我們的優勢會減弱。
不可否認，廣西在利用這三個優惠政策加強邊貿、國貿、投資方麵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我們也應該反思，這些優惠政策在推動經貿合作方麵在過去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對廣西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有多大，很值得我們去研究一番。特別是沿海開放的政策和少數民族自治政策，實施時間不短，但總給人有這樣一個印象，即沒有充分發揮它們的應有的潛力，未能產生人們所期望的結果。
必須承認，我們在政策執行中的靈活性、創新性、預見性、策略性等方麵，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政策是一種工具、一種手段；但同時又是一種潛在的資源，如何利用這種工具使潛在的資源變成我們手中的財富，這就需要真功夫。常言說：“捧著金飯碗討飯”，用此諷刺那些不懂得把金飯碗變成飯的人，結果隻能過苦日子。在這裏應當有個觀念的轉變，在討飯的人看來，金飯碗比飯更重要，但是真正重要的是飯，隻要有飯吃，我可以不要金飯碗，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把金飯碗送人，利他才能利己。中央給了我們金飯碗―三優政策，如何把“我們的政策”變成我們的現實資源，把“死”政策變成“活”政策，把別人的資本和技術變成我們的財富，這就需要在觀念上來一場革命。比如，我們強調實現“合作雙贏”，但這裏有個問題，即先贏後贏或同時贏的問題，從人的普遍心理看，誰都想先贏。但是在投資合作中，讓人先贏是一個重要策略，讓別人看到他先贏他才更願意來投資。我們思考的策略是，別人先贏之後我們自然而然地贏或別人心甘情願地讓我們贏。有個故事傳得很廣，據說鴉片戰爭數十年後，美國的一家煤油公司，看到了當時中國巨大的油燈照明市場，遂拚命向中國市場推銷用之點燈照明的煤油，可是用慣了清油和桐籽油的中國人死活都不接受，盡管美國人為了傾銷占領市場，一開始將煤油的售價壓得比中國百姓常用的桐籽油還要低。於是，這家煤油公司的一位“中國通”，根據中國人“節儉和珍惜東西”的特點，製訂了一套成功的營銷方案，即首先訂製一批製作精美且帶著玻璃罩子的煤油燈，然後給每盞燈都灌滿煤油，在街頭教會人們使用後，便免費送給中國人，因此燈比起中國舊式的桐籽油燈既明亮又幹淨，加之白送的燈體又非常漂亮，人們用完這白送的煤油燈中的油後又不忍棄之，故複再去買煤油用，市場一時洞開，美商獲利甚巨。〔’］這說明，製定什麼樣的政策以及如何執行政策，效果是不一樣的。
印度尼西亞工貿部出口促進局官員哈爾門先生在接受廣西媒體的采訪時曾說，中國在國際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印度尼西亞十分重視與中國的交流與合作，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印度尼西亞的人口排在世界第四，兩國在很多方麵有著巨大的市場合作潛力，但由於種種原因，印度尼西亞和中國在經貿方麵的交流機會並不多，2003年，印中兩國的貿易額隻有10億美元，兩國在經貿合作上還有很大的潛力。哈爾門先生所說的未能很好合作的“種種原因”，就不是一個差異性互補性所能消除的。
二、從單一性經濟合作走向多領域合作
中國與東盟簽署的一個重要文獻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這一協議提出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加強和增進各締約方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投資合作”，並希望通過談判在10年內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縮小各締約方發展水平的差距。也正是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才有了溫家寶總理建議從2004年起每年在廣西南寧舉辦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建議，也才有了廣西與東盟合作的熱潮。所以談到廣西與東盟的合作，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經濟合作。人們常說，“熙熙攘攘，皆為利來，皆為利往”，如果硬要說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合作是為了利，那麼這裏所說的“利”也並非僅指“經濟之利”，還應該包括穩定之利、安全之利、友好之利、互信之利等。
從合作主體看，廣西與東盟的合作隻是中國與東盟合作的一個組成部分，選擇在廣西南寧舉辦博覽會，除了考慮加快落後的廣西的經濟發展外，還考慮到廣西的發展對西南省份的輻射作用和帶動作用，更重要的是考慮到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和平與安全。沒有和平安全的周邊環境中國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地搞建設，要通過經濟合作加強溝通，加強了解，促進互信，促進和平，促進繁榮。合作不是唱高調，脫離“經濟合作”的合作是空心化的合作，這種合作是不能持久的。但是沒有經濟合作之外的“合作”的配合，“經濟合作”就會缺少防護，變成容易受傷的“女孩”。因此中國政府除與東盟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之外，還簽訂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宣言―麵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等條約。
從合作的內容看，經濟合作當然是廣西與東盟合作的重要方麵，甚至是最重要的方麵，但絕不是合作的全部。正如上述《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聯合宣言》中所強調的，除了經濟合作，還應該包括政治合作、社會合作、安全合作、國際和地區事務合作。從合作的主體看，合作是中國政府與東盟各國政府之間的合作，是各國政府之間的事，用不著作為地方政府的廣西操心，但是合作內容的落實，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密切合作才能完成，有時廣西與東盟的合作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和首肯，有時中國與東盟的合作需要作為地方政府的廣西的密切配合。例如，據中新廣西網2004年12月3日電，為了打擊洗錢、網絡犯罪、腐敗犯罪及非法販賣毒品、武器、人口等方麵的跨國犯罪，維護中越邊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11月26日至12月1日，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郭永運，率廣西檢察代表團訪問了越南邊境地區檢察機關，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諒山、高平、廣寧、、安沛省人民檢察院院長會談紀要》。《會談紀要》明確指出，中越雙方在嚴格遵守國際法、尊重國家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上，根據雙方締結的相關條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建立友好檢察院關係，在各自職權範圍內，加強和擴大彼此之間的合作；建立邊境地區檢察機關間的經常性會晤機製；積極開展司法協助，簡化刑事案件司法協助的辦案程序，共同打擊跨國犯罪。我們必須認識到，中越邊境的安寧關係到中國和平崛起的大局。
從東盟各國來看，它們也不僅僅是希望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經濟決定政治，但經濟有時也得服從政治。東盟同意中國政府的建議，在廣西南寧舉辦博覽會，而不是在海南、越南或其他地方舉辦，除了對經濟的考慮外，還有其他方麵考量的。我國與東盟的合作是以加人《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作為起點的。而該條約的宗旨就是“促進締約國間人民的持久和平、永遠友好和合作以為各國力量的增強、團結和關係的進一步密切做出貢獻”（第一條）。並強調“締約國應當努力在最大範圍內開展最緊密的合作，並且應當探討在社會、文化、技術、科學和管理領域提供便利的培訓和研究條件相互提供援助”（第八條），可見，各締約國締約的目的，首要的是持久的和平，其次才是在和平的環境下促進經濟的繁榮。
因此，廣西與東盟的合作不僅僅是全麵經濟合作，也包括安全、體育、衛生、環境、文化、教育、科學等多方麵的合作，博覽會必須配合好國家的戰略構想，樹立大局意識和服務意識，充分有效地發揮廣西與東盟各層次之間的全麵合作，加強互信，經濟合作才會有堅實的基礎和環境。
既然中國和東盟願意選擇在廣西南寧舉辦博覽會，那就意味著它給了廣西一次發展的機遇。如何給廣西與東盟合作定位，定位以後如何做，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重大問題。我們認為，應當把廣西與東盟合作定位為“服務東盟，服務中國，服務廣西”，也就是服務於中國一東盟經濟一體化，服務於中國的現代化，服務於廣西的工業化。我們認為，廣西與兄弟省份最大的差距在於廣西的工業化水平太低，經濟總量小，因此應把發展工業作為廣西的重中之重，物流業隻是推動廣西工業發展的輔助之業。通過提供高質量的物流服務（也包括資金流、信息流、人流等服務），以推動廣西工業的發展，是我們的最佳選擇。
三、從政企合作走向多元性（主體）合作
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各種經濟學派、政治學派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圍繞著兩者的關係百家爭鳴，各抒己見。在理論層麵上，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到布坎南，從古典經濟學派到福利學派到公共選擇理論，從保守主義到新保守主義，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直至社群主義，對於政府應不應該幹預市場、如何幹預市場、哪些該幹預、哪些不該幹預、幹預到什麼程度，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實踐的層麵上，既存在市場失效，又存在著政府失敗，甚至還有第三部門的失敗，情況非常複雜。因此，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企業）之間的關係，以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就特別引人關注。中國是一個正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政府應該幹些什麼？如何分工？如何合作？對這些問題如果處理得好，會加快社會經濟的發展，處理得不好，同樣麵臨著“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的危險。
在廣西與東盟的合作中，我們強調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是主角，所謂“政府搭台，企業唱戲”，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間題是政府要搭建什麼樣的台？如何搭台？讓什麼樣的企業來唱戲？唱什麼樣的戲？這是我們必須認真考慮的。企業與政府的合作，其合作的動機和目標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從政府的角度看，是希望通過合作，推動當地社會經濟的持續而和諧地發展（當然，也有部分政府官員是為了部門利益或小團體利益甚至是個人私利的）；而作為企業，是希望通過與政府的合作，從政府那裏獲得各種優惠政策和良好的合作環境，使企業獲得最大的利潤。
對於一個企業來說，利潤和預期收益是其是否進行投資的重要考量，用公式來表示就是：投資（可能性）＝（投資回報的）價值x（獲此回報的）概率。因此東盟企業是否願意到廣西來投資，除了廣西的優惠政策外（如廣西有沿邊沿海、少數民族自治、西部開發的優惠政策），還要考慮到投資廣西的機會成本的大小。要吸引外資，就要提高企業投資的預期收益。由於廣西南寧將成為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永久舉辦地，提高了東盟企業在廣西投資的期望值和預期收益，因此廣西將會吸引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者。
從目前的情況看， 自東盟博覽會決定在南寧永久落戶之後，我區政府極為重視與東盟諸國企業的合作。現已有馬來西亞百勝集團人駐南寧；新加坡投資的五星級酒店開工；印尼工業園、新加坡工業園人駐中國一東盟經濟園區；馬來西亞東方資本集團（海外）有限公司與廣西農墾集團同建中國東盟風情園；印尼金光集團廣西金桂漿紙業有限公司進駐廣西欽州市欽南區犀牛腳鎮大欖坪；印尼現代集團投資南寧市高新區，等等，這些都與政府的積極支持和運作分不開。 自治區政府主席陸兵2005年4月份還親自帶隊到印尼、新加坡和越南舉辦商品展銷會和項目投資洽談推介會，從所報道的成果看，出訪是相當成功的，帶回了一批合作項目。
值得關注的是，廣西各級政府對招商引資非常重視，在選人用人、政績考核中，招商引資成了考核官員的重要指標，這對於提高政府官員的積極性、創造性和開拓精神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但同時也可能帶來一些負麵影響，如不切實際，盲目上馬，一些重大項目沒有經過可行性論證就倉促拍板，對工程所帶來的可能後果估計不足，甚至虛報數字，創造所謂政績。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發展廣西的經濟，應該合理布局，統籌規劃，選準增長極，避免盲目投資，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廣西與東盟之間的合作，沒有固定的模式，從合作主體的角度看，除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合作外，廣西與東盟之間的合作至少還有以下五種模式：
1．廣西的市場主體與東盟各國市場主體之間的合作
市場主體之間的合作是廣西與東盟之間合作的主導力量，政府隻是承擔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角色。市場主體之間的合作以契約合同為主要的合作方式。比如，廣西國際技術合作公司與越南煤炭總公司簽訂的煤礦建設項目協議；印尼DDIM公司與廣西南丹龍泉礦冶總廠簽訂的有色金屬冶煉及深加工項目；印尼金鋒集團、馬士多溫百萬公司、印度尼西亞口口旺集團、黃日香企業集團、印尼阿泰遨公司分別與廣西企業簽訂的合作協議和意向；桂林市中國旅行社與馬來西亞航空合作開通吉隆坡至南寧旅遊包機等合作意向；桂林冶金機械總廠與新加坡印馬進出口公司、馬來西亞RCI公司、泰國雅致公司等簽訂的設備出口合同；中國機械裝備集團與柬埔寨的發展公司、菲彼克斯公司簽訂的合作勘探當地鐵礦並建立鋼鐵企業的協議，等等。
從2004年的統計來看，廣西與東盟的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與人們的期望仍有差距。這種差距主要表現在： (1)廣西與東盟的貿易增長率落後於全國平均水平。據南博網報道，2004年廣西與東盟的貿易額為10.01億美元，比2003年同期增長21%，而2004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為1054億美元，比2003年同期增長35.5%。廣西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了14個百分點。廣西與東盟的貿易額不到中國與東盟貿易總額的1%。(2）廣西與東盟的貿易額落後於鄰近省份的雲南和廣東。2(X陣年雲南與東盟、廣東與東盟的雙邊貿易額分別為12.8億美元、322.9億美元，分別比2003年同期增長26%, 21.9%，無論從貿易額還是貿易增長率看廣西(21%）都落後於雲南和廣東。 (3)廣西．與越南的貿易增長率也落後於雲南、廣東和全國的平均水平。2004年廣西、雲南、廣東、中國與越南的貿易額分別為7.52億美元、3.4億美元、9.1億美元、67億美元，比2003年同期增長13%, 54.5%, 44.5%,44.6%，從這裏可以看出，廣西與越南的貿易增長率大大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也大大低於與鄰近省份的廣東和雲南，雖然廣西借了2004年南寧博覽會的東風。不過，廣西與越南的貿易額大於雲南，可是如果不努力，雲南會很快趕上來。另外，還應當注意到，廣西與越南以外的其他東盟國家的貿易量太小，隻有2.51億美元，占廣西與東盟各國總貿易額的25.1%，東盟9國不如越南1國(7.52億美元）。（數據來源：新桂網、中新廣西網、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網等提供的數據的綜合）
可賀的是，由於中國一東盟博覽會效應，廣西已成為東盟大企業的投資熱土，許多大企業落戶廣西，如新加坡威爾瑪與美國ADM、中糧集團共同投資在廣西防城港興建了日處理3600噸大豆的大型榨油廠―大海糧油工業公司；印尼著名財團金光集團(APP)在廣西欽州奠基了年產60萬噸林漿紙的一體化項目；泰國正大集團在北海投資建設年產8萬噸的大型水產飼料項目。據新浪新聞中心2005年2月24日報道，2004年廣西進出口貿易創出曆史最高記錄：（標版）全區進出口總額達42. 88億美元，FRI,比增長34.3%；共引進區外資金1100億元，同比增長36%；簽訂直接利用外資11.34億美元，同比增長68.8%。其中與東盟國家進出口總額達10億多美元，同比增長21%，占廣西進出口貿易總額約1 /4，東盟成為廣西最大的貿易夥伴。從這一組數字我們不難看出，廣西作為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橋頭堡作用已經初步顯現。
上述的數據分析表明， 目前廣西與兄弟省份（特別是經濟發達省份）相比，實力還非常有限（特別是廣西的經濟總量太小），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廣西還需多加努力。
2．廣西政府與東盟各國政府之間的合作
就目前而言，廣西區政府與東盟諸國各級政府之間的合作還不廣泛，還處於初步的、象征性的、非正式的、短時性的、意向性的合作。廣西政府與東盟諸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可分為三個層次：
一是廣西政府與東盟各國中央政府的合作。例如，廣西政府、經貿代表團訪問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文萊等得到各國外交部、貿易部、計劃投資部、礦產能源部、工業部、交通部、總理府等中央部門的支持和接見，就廣西與它們之間的合作進行磋商，以推動雙方經濟的發展，即屬這一層次。此外，東盟各國在南寧開設總領事館亦屬此類。
二是廣西政府與東盟各國地方政府的合作。如廣西壯族自治區與泰國素叻他尼府締結友好關係，即屬此類。從目前報道看，合作較具實質性內容的，是廣西區政府與越南的高平省、涼山省、廣寧省的合作：2005年4月14日，陸兵代表自治區政府與越南高平、諒山分別簽署了《關於建立邊境磋商合作機製間題的會談備忘錄》，李金早代表自治區政府與越南廣寧省簽署《關於建立邊境磋商合作機製問題的會談備忘錄》，備忘錄確定了磋商機製的主要內容：一是相互通報各自有關進出口貿易、控資引資等方麵的政策及調整情況，製定雙方今後合作與交流計劃；二是促進邊境貿易及能源、礦產、交通、農業、經濟技術等合作，規範雙方的經濟交往；三是就邊境地區旅遊業合作，共同開發旅遊線路，建設和維護旅遊景點、遊客過境及安全等事項進行磋商；四是共同維護邊境地區治安，相互配合打擊各種跨境犯罪活動和查私禁毒工作；五是就邊境口岸設施建設、開放臨時通道以及增設過境互市點等問題進行磋商等。[2]
三是締結友好城市。廣西的不少城市已與東盟諸國的城市結為友好（姐妹）城市：越南永安市、菲律賓穆汀魯帕市分別與廣西柳州市；泰國莊他武裏府與廣西梧州市；菲律賓聖菲爾南多市與廣西賀州市；廣西南寧市與馬來西亞怡保市建立友好城市，友好城市合作的內容豐富而各異。
政府合作為其他其形式的合作鋪平了道路，為企業與市場競爭提供了公平、公正、公開的政策環境。但從目前來看，廣西政府與東盟各國政府之間的合作還有潛力可挖，如在為各自的企業與對方企業合作提供高效服務上，就有許多上作要做。
3．廣西的非營利組織與東盟各國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合作
非營利組織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並沒有準確的定義，一般指獨立於政府部門和以營利為目的的市場主體之外的服務性組織，一般而言，其與非政府組織、非營利部門、第三部門、誌願部門等概念幾乎可以互換。包括學校、慈善機構、俱樂部、宗教互助團體、行業協會、互助會、基金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事業單位既具有非營利的性質又具有營利的趨向；既具有官方性（公共性），又具有民間性，所以如何歸類比較困難，其合作的性質比較複雜而難於把握。由於我國屬“強政府，弱社會”的社會架構和權力格局，故作為民間機構的非營利組織存在著發展速度慢、獨立性不足、 自治性差等缺陷，即使在我國當地社會也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更不用說在東盟諸國的當地社會了。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廣西非營利組織與東盟諸國的非營利組織的對口合作還相當少，但它們對推動廣西與東盟之間的合作還是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主要通過與本國政府、企業的合作推動與他國的合作）。廣西的非營利組織與東盟諸國的非營利組織在人才培養、技術合作、學術交流等方麵，還是做了大量工作，如廣西桂林市旅遊協會與印尼信息旅遊公司簽訂旅遊合作協議、廣西師大社會文化與旅遊學院和印尼旅遊學院簽訂的二加二項目；越南河內第一農業大學、胡誌明市農業大學等組成的越南農機代表團與廣西農機協會進行的學術交流；廣西農科院與越南河內第一農業大學合作在河內建立的“中越農業綜合技術示範研究推廣基地”；中國廣西國際青年交流學院為來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老撾、緬甸、泰國、越南等東盟國家的青年官員舉辦國際青年幹部高級研修班；廣西壯族自治區僑聯與東盟各國的華裔總會、華人華僑總會、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廣西同鄉聯誼會等組織進行的交流合作；廣西民族大學與東盟各國部分大學交流合作（互派留學人員、2+2培養模式等）；廣西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為中國（廣西）與東盟合作提供的各種谘詢服務，等等。各種非營利組織對推動廣西與東盟的合作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過，就整體而言，各種非營利組織之間特別是各種行業協會之間的合作還相當少，還有許多潛力可以挖。特別是互相為對方會員提供各種真實有效信息方麵大有文章可作。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和東盟工商會在廣西南寧發表《中國一東盟工商會南寧共同宣言》，僅僅說明人們開始意識到了非營利組織之間合作的必要性，各種實質性的合作還需時日。
4．廣西政府與東盟諸國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合作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是當今非營利部門研究的熱點和重點。如何給非營利組織定位，以彌補市場和政府的不足，在市場、政府和非營利部門之間建立起一種相對穩定的合理的關係模式，以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需要深人探討的重大課題。北大博士田凱認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應建立一種信任合作關係，但是“政府對於是否應該對非營利組織給予信任存在著矛盾性：一方麵，它依賴於非營利組織獲取資源，來幫助其解決社會問題，緩解合法性危機；另一方麵，又擔心一種新的體製外力量的出現會不利於社會管理。政府的資源獲得需求與社會控製需求之間存在著持久的衝突”[4]。不過，我們認為，矛盾是有的，合作也是需要的，要合作就需要信任，有了信任，非營利組織才能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承擔起受托人的角色。
學界認為，非營利組織既是一種自我管理、 自我約束的社會自治組織，又是政府與市場之間聯係的社會中介。因此，廣西各級政府應當努力爭取與非營利組織建立一種信任互動關係，充分利用非營利組織各自的優勢，’推動廣西與東盟諸國之間的合作，以提高政府的辦事效率。一般來說，非營利組織對於本地企業本地政府比較了解，特別是各種行業協會（如各種商會、會館），它們與本地的各種企業、公司等市場主體的聯係比較密切甚至相當密切，對於企業的經營範圍、經營狀況、經營規模以及它們的投資取向和要求都比較熟悉和了解，但是對於他國企業，就不一定了解了。因此作為廣西政府，要與東盟諸國的企業進行合作，通過非營利組織這一媒介則是一條比較高效便捷的途徑，這就需要和它們進行溝通與協商，在這方麵，廣東做得比較早也做得比較好，早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廣東就充分利用了非營利組織特別是東南亞華僑商會的優勢，發展廣東與東盟的雙邊貿易和投資，大大地推動了廣東經濟的發展。廣西也開始意識到了這一點，利用華僑在東盟各國建立的同鄉會，推動廣西與東盟的合作，但利用的程度遠不如廣東。可喜的是，我們看到，陸兵主席在出訪東盟三國，舉辦中國一東盟博覽會與投資合作推介會時，與各種非營利組織進行了廣泛的接觸，會見了馬中經貿總商會會長楊天培、馬中友好協會秘書長陳凱希、馬來西亞廣西總會會長孔慶庶，印尼工商會館中國委員會主席紀輝琦、中華總商會總主席陳大江、中華總商會副主席陳勵誌、哥倫比亞集團總裁劉正昌、馬中商業理事會會長李金友，印尼經濟社會與文化合作協會總主席蘇甘達尼，印尼工商會館中國委員會主席紀輝琦、副主席俞雨齡、副主席翁祖奮，胡誌明市部分重要商會代表。此外，我們還高興地看到，中國廣西桂林市人民政府與印度尼西亞中華總商會簽訂了關於經貿、旅遊、教育和文化合作協議，形成了正式的合作關係。
我們真誠地希望，上述政府與東盟國家非營利組織的合作，僅僅是個開端，除了印尼、越南等，還有更多的其他東盟國家的非營利組織能與廣西各級政府密切合作，以共同推動廣西經濟的發展。
5．廣西企業與東盟諸國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合作
一般而言，本地非營利組織特別是行業組織，既是本地政府向企業傳遞信息的中介，又是本地企業的婆家和利益代言人，掌握著比較多的民間資源和民間信息。不過，對廣西企業而言，東盟諸國的非營利組織並不是廣西企業的婆家和利益代言人，相反它們卻是其所在國企業利益的維護者。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相互之間在利益上既有相互對立的競爭關係，又有相互依賴的合作關係。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時代，“優勢互補，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已成為各國企業的共識，因此，在廣西與東盟諸國的合作中，各國的非營利組織都可成為廣西企業可資利用的資源（特別是信息資源）。從目前的現狀看，廣西企業與東盟諸國非營利組織的合作還處於起步階段，隻有個別的零星的合作，大多數廣西企業都是依賴政府的牽頭，才與他國的非營利組織接觸和溝通，如隨政府經貿訪問團到別國參加博覽會、洽談會，或通過中國一東盟博覽會，才有了接觸、溝通和合作。多數企業還沒有與他國非營利組織建立穩定的正式的合作關係，合作的範圍和成果需要擴大和提高。
以上是廣西與東盟合作的五種基本合作模式，這五種合作模式又可歸為兩類：一類是同質性主體之間的合作（對口型合作），包括政府與政府之間、市場主體與市場主體之間、非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合作；一類是異質性主體之間的合作（非對口型合作），包括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市場主體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合作。除此之外，還包括多主體之間的合作（即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市場主體之間），這種合作更加錯綜複雜。合作的主體不同，合作的原則、 目標、內容、機製、方式等也存在著差異。本文對各種合作模式的分析隻是初步的，還有進一步深人研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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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發表在《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1期
中國在建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的利益
〔越南〕泰文龍 著 廖玉鳳 譯 李豈 校
在2002年11月簽訂的《中國與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了在未來十年內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標誌著中國和東盟各國的關係邁出了新的實質性步伐，為各成員國帶來了切實的利益。中國是其中的一個合作夥伴，同時也是本地區乃至世界的一個貿易大國，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為該國帶來的利益主要是：
一、經濟利益
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將為中國帶來許多巨大的利益，其中經濟利益是首要的，具體是：
1．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開拓一個充滿潛力的市場
可以說，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17億人口），經濟總量約為30000億美元，貿易總額約為巧億美元。中國發展經濟對資金、技術和銷售市場方麵的需求，促使該國需要鞏固並拓寬與各國的關係，盡管中國的關係重心始終放在美一日一西歐，但是對於一個具有5億人口、地理位置相近、資源豐富且經濟高速發展的東盟，已逐漸受到中國的關注。東盟是一個充滿潛力的市場，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可起到互補作用。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人均資源相對比較低，尤其是目前中國的經濟正處在高速發展時期（保持8％一10％的增長率），而東盟各國（新加坡除外）的經濟發展主要還是依靠資源及出口初級產品。因此東盟正在並將繼續向中國出口大批的橡膠、蔗糖、木材、棕桐油、大米、原油等，為中國的生產行業提供支持。另一方麵，中國也是一個出口初級產品比重較大的國家，占其出口總額的五分之一，很大一部分產品如豆油、棉花等出口到東盟各國。雖然，東盟各國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比較優勢不至於擔心到中國的初級產品出口對其構成威脅，但卻可以憑借熱帶特產繼續拓寬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因為東盟是中國對外開放、發展互惠互利合作的重要合作夥伴。中國和東盟各國有著相鄰的地理位置，特別是中國的西南各省與越南、老撾、緬甸相互接壤，貿易流通方麵具有獨特的地理優勢。東南亞各國又是華人華僑比較集中的地方，這使得各國之間的交流更加便利。中國與東盟的合作越緊密，中國的產品進人東盟各國越多。最近幾年來中國各地的工業發展不斷加快，東盟各國成為了中國產品巨大的消費市場，中國產品質量較好，成本低廉，符合一些較為貧窮、經濟最欠發達的東盟國家如印支各國、緬甸等的消費水平。
據2001年中國海關統計，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進出口總額達547.7億美元，比2000年增長36.6%，預計到正式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後，中國對東盟出口總額將增至55.1%；東盟各國對中國的總金額將增長48%。川（P69-70)
總的來看， 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與東盟各國的貿易額每年都以20％的速度遞增，東盟連續10年是中國第五大貿易夥伴，同時也是發展中國家當中的最大貿易夥伴。在2003年頭10個月，雙方的經貿繼續保持較快發展勢頭，10個月的貿易總額超過了2002年全年貿易總額，達626億美元，增長44.1%。最近，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預計，到2005年中國與東盟十國每年的貿易總額將超過1000億美元，為兩年前的雙方貿易額的三倍。[2] (P6)
總之，對中國來說，建設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中國參與國際多邊貿易係統中所邁出的重要一步，同時增強與本地區東盟友鄰的經濟合作，促進本地區的共同發展。
2．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開拓為數不多但相當重要的資本和技術市場
與歐美各國相比，東盟各國的投資者盡管其資本總量不大，技術含量不高，但有文化和地理位置等優勢，特別是華人經濟的實力，因此從資本、技術市場來講，這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達8％一9%，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時間裏生產及消費需求不斷加快；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透明，擁有數百萬計易於接受培訓技術的廉價勞動力，因此中國是一個對外國投資者有相當吸引力的市場。僅從薪金方麵講：中國工人的平均工資是56美元／月，具有極高的競爭力，與此相比，泰國工人的平均工資是217美元／月（金融危機前），有投資者表示目前印尼工人的平均工資比中國工人的平均工資低20%，但中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是印尼工人勞動生產率的3倍。[3]雖然中國工人的收人還很低，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改善，消費結構正不斷趨於現代化，中國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巨大市場。一位投資者表示：隻要每個中國人的衣服下擺再加長幾分，您將有很多投資機會。正因為如此，東盟投資者雖沒有較大的資金但也積極地加人中國的投資。截至2001年年底，東盟各國與中國的協議金額為534.68億美元，其中實際投資金額達261.75億美元。中國進人東盟的投資雖有所增加，但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少。截至2001年年底，中國進人東盟的投資項目有740個，協議投資額為10. 91億美元。[4] (P2, 3)
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對中國和東盟各國吸引外資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截至2003年年底，東盟各國中，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有國家級投資到中國，投資總量比較少且主要是集中在中國的沿海開發區。東盟各國大多數的投資者還在審時度勢，一部分投資資金進人中國是通過非正常渠道，或者是通過中介進人，一些公司特別是一些有華裔背景的東盟投資者要通過香港才能進人中國內地。對於東盟的一些大公司和跨國集團，基本上仍然沒有太多的動作，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市場對他們來講是新興的。因此，當《中國與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簽訂後，不同程度上減少了東盟各國投資者的擔心。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也為跨國公司更有效地賺錢創造條件，中國也增強了對東盟各國的投資。中國有名的電子公司―TCL集團，已經開始在東南亞各國建設工廠，以享受自由貿易區所有的關稅優惠政策。東盟各國貿易網絡出現中國的產品，他們的產品也會同時出現在世界各地。以前東盟和中國的投資者經常要麵對各種不穩定因素和市場風險，但當雙邊的市場統一之後，上述情況將會有所減少。這正是中國能夠成為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的國家（位於美國之後）。此外世界各國的投資者也都可以看得到包括整個東南亞地區在內的市場是具有相當吸引力的。正是因為這個理由，相比雙邊市場獨立時， 自由貿易區建立後，中國和東盟各國在不久的未來將共同吸引更多的投資者。隨著經濟的高速穩定發展，中國和東盟經濟、政治合作日益發展，對於中國和東盟未來的發展是一個良好的信號。
3．有助於中國發展西南地區經濟的戰略
中國目前正在實施西部發展戰略，其中也包括中國的大西南地區。[5] (P52)
中國大西南地區包括：廣西、雲南、貴州、四川、西藏，麵積達25.6萬平方公裏，人口達25000萬（1994年的統計數字）。如果把雲南叫做中國南部的開放門戶，我們可以看到雲南與緬甸的共同邊界長達1997公裏，與老撾的共同邊界是710公裏，與越南的共同邊界是1300公裏，雲南與上述各國的共同邊界線總長為4007公裏。
從這一點可見，中國大西南地區改革開放的發展與東盟各國的合作關係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認識到這一點後，中國從1994年起就有計劃地發展與東盟各國交界地區的經濟，如加快合作發展泥公河區域項目，發展新加坡一昆明鐵路等，雖然上述工作隻是為大西南地區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前提條件，但在不遠的將來，當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立，中國和東盟全麵合作的機製得以製定，那麼東盟的北部和東北部及中國大西南地區將會以更快的速度發展，在現有的潛力特別是能源和旅遊方麵，雙邊相互補充，把貧窮落後地區發展成一個經濟熱點。
4．相互約束，增強經濟安全和中國貨物的競爭力
實現中國一東盟全麵經濟合作，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也正是中國實現區域化和加人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在此過程中，中國和東盟各國的經濟將相互促進、補充，共同發展，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顯然，中國和東盟的合作關係將會產生很多理論、實踐方麵的新問題，同時此前產生的一些阻力和猶豫將會逐步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相互競爭，達到共同利益。這一點有助於中國和東盟各國增強經濟安全，避免風險，如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而中國也將可以減少來自能源、原料、糧食等方麵的壓力，特別是中國的大西南地區。
另一方麵，拓寬與東盟各國的經濟關係，中國大西南地區的企業可以從中學習、應用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東盟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的經驗和管理水平，幫助這些企業吸收經驗發展自己，參與國際競爭。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要求該國必須進一步拓寬銷售市場，拓寬原料和燃料市場，從這方麵看，東盟各國是最能夠滿足中國需求的。進一步看，如果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比日本、韓國慢，那麼中國商品的競爭力將會受到影響，也將因此而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發展。
總的來說，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切實的利益。這也為中國大西南地區和南部沿海各省參加區域化和經濟全球化起到推動作用。為中國和東盟各國經濟創造一個相互約束、相互補充、共同發展的合作關係。
二、政治利益
從政治角度上講，經濟關係的密切合作，將有利於增強政治合作關係。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會更加鞏固和發展中國和東盟各國的合作關係，增強雙邊的相互信任，同時有利於亞洲的和平與穩定。由此創造一個健康的區域環境有利於發展各國經濟。良好的區域合作，將會有助於中國和東盟各國更加有效地利用國際有利條件，推進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各國的發展。具體地說，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有如下政治利益：
1．更加有助於中國鞏固國防安全
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並發揮作用，將有助於中國和東盟的關係更加密切。在國防安全方麵，東盟是中國保衛自身主權利益的一個重要依靠部分。東盟是中國的外層保護葉，南方直接保護著中國國家安全。大多數東盟國家是中小國家，不會給中國造成任何國防方麵的威脅。但是，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正在利用與東盟的軍事合作，以監督該地區，同時阻止、包圍和遏製中國。這一點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直接影響到中國的發展戰略，同時給東盟各國帶來壓力，給本地區帶來動蕩和不安。因此，中國需要東盟各國平衡各方力量，避免美國的遏製和威脅。中國認為自己是東南亞各國的“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東盟不是對手而是朋友和戰略夥伴，可以長期合作，同時也是中國國家安全不可缺少的一道屏障。
另一方麵，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於在本地區有著共同利益的各大強國來說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國的利益正逐步浸透人東盟的利益範圍，同樣也包括美國、 日本、歐盟各強國在本地區的利益範圍。因此，解決爭執和衝突隻有通過和平對話，才能解決問題。東南亞的和平、穩定、合作趨勢也是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世界的共同發展趨勢。
2．更加鞏固和發展中國與東盟吝部國的相互信任合作關係
這不僅是中國而且也是東盟各國參加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初衷。如果相互之間缺乏信任就不可能發展經濟、貿易，本地區也不可能有安全和穩定。認識到這個問題，那麼與各鄰國發展睦鄰友好關係就成為中國戰略布局當中一個重要的一環。中國最近的對外政策已明確：必須繼續堅持睦鄰友好，妥善處理好與周邊各國的關係。創造安全新觀念，以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合作為核心，促進本地區的對話和安全合作。從這一角度講，不是要等到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立，而是在最近這幾年來，在中國和東盟的努力下，雙邊關係迅速發展。雙方的政治信任度得到了明顯的提高，經濟方麵的交流更經常性，合作領域不斷擴大，出現了各階層各領域全方位共同發展的局麵。這正是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立並發揮作用的政治意義。
3．有條件照顧和幫助東南亞的華僑同胞
我們都知道，東南亞的華僑占全世界華人華僑的95%,．他們手中擁有20000億美元的流動資金，他們在東南亞各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同樣也在東盟與中國的關係中扮演同樣的角色。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還有助於給中國有條件照顧和幫助東南亞各國華人華僑發展貿易合作。規範各種貿易手續、出人境手續以及中國一東盟關係的正式化已經為東南亞各國的華人華僑創造了有利條件。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人境免簽手續，以及在實現自由貿易規範過程中雙邊減免稅也為華人華僑的企業拓寬賺錢渠道創造了有利條件，對家鄉投資的增加的同時也增強了對家鄉的情感。對於中國發展與東盟及世界的關係，這些都將是有利的因素。
總之，從政治角度上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為本地區創造一個和平、安全的環境，為中國的發展和改革創造更加穩固的條件。同時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有助於中國鞏固與東盟各國的信任關係，幫助本地區的華人華僑，這一點將有助於中國和本地區的穩定和發展。
三、文化和社會利益
中國從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當中所獲得的社會文化方麵的最大利益是：拓寬交流，增加相互理解，逐步消除相互之間的擔憂和疑慮心理，發展中國和東盟各國之間文化、通信交流和旅遊。
中國和東盟各國不僅有相同的文化，而且還有著共同的曆史，即受西方的侵略和殖民統治。雙邊都清楚政治上獨立的價值。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很顯然東南亞各國和中國比任何國家都更加容易相互諒解，更加親密。但實際上並不是那麼簡單，為了使雙方像今天這樣真正相互了解和有良好的對話關係，東盟各國和中國都走過許多的路，持續時間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因此，現階段可以說是中國和東盟的雙邊關係最好的時期。顯而易見， 目前中國和東盟各國都積極主動地改善和發展雙邊關係，而不是暫時適應計策。建立中國一東盟共同市場是目前中國與東盟各國關係的一個發展高潮之一。這是在雙邊關係中含有深刻曆史意義的一個轉折點，符合冷戰後本地區和全世界的發展趨勢。
與東盟各國建設統一自由市場是中國睦鄰友好外交政策的一個結果。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中國繼續鞏固和發展睦鄰友好關係，相互信任和理解，創造安全的氛圍，使雙方的關係日益深厚、良好。在雙方的努力下，“來自中國的威脅’，‘這種感覺在東盟各國當中幾乎不再存在。最近中國和東盟各國的關係更加迅速發展，雙方政治信心得到明顯提高，經濟上的交流日益增加，各領域的合作不斷拓寬並促進中國大西南及東南亞地區的共同發展。
隨著雙邊政治、經濟的發展，中國和東盟各國在文化、通信、旅遊等方麵的交流也快速增加。旅遊方麵，以前主要是東盟各國的遊客到中國旅遊，現在遊客數量成倍增長，而且中國遊客到東盟各國的人數也快速增長。東盟各國都在北京建立旅遊協調中心，以吸引更多的中國遊客。柬埔寨允許中國遊客在吳哥窯旅遊區使用人民幣消費，而泰國正在積極采取一些措施以保護中國遊客的權利。從中國目前經濟發展的形勢來看，東南亞是中國遊客外出旅遊的首選。
正是上述各種交流活動，為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反之，也正是從那時起，在實現該協議的過程中雙方之間所有的分歧都可以在和平、友好、信任的基礎上加以解決。這一點不僅符合中國人民和東盟各國人民的利益，同時也有利於推動東南亞地區及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
總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協議》 (2001年11月）、《中國一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2002年11月）的簽訂以及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從2003年7月1日起在10年內正式實施，是中國一東盟雙邊實現統一市場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裏程碑。這個市場已經並將為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帶來許多利益。區域化和全球化將更加促進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這兩個經濟實體將繼續相互補充、共同發展。中國和東盟的興盛也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共同興盛。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為本地區和世界的共同發展帶來新的動力。〔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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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發表在《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