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江邊，少華身先士卒衝上了甲板，扛起煤來。這一船煤大約有近千噸，靠我們四個連隊一共四百多人來卸，平均每人要扛掉近三噸的重量。而且還要從跳板上來回走，下了跳板還要上一個陡坡，放到現在誰還會相信這是真事兒!那天我們從煤場、甲板、江岸中來回往返，重複著、小跑著、從清晨到午夜，不知道扛著裝滿煤的麻袋，跑了多少趟。而少華總是扛著麻袋跑在前麵，中間休息時，她領著我們唱起歌來。
趙少華還是我們連文藝宣傳隊的骨幹呢！那時連隊知青裏文藝人才很多，連裏還舉行了選拔賽，趙少華落落大方一曲“紅燈記”選段，使她才華初露。“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沒有大事不登門……”她清脆的嗓音豐富的表情，博得了全場陣陣掌聲，此次比賽共選拔了16名青年男女多半是知青，成立了11連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趙少華是演員，也是導演，還是編劇。她帶領宣傳隊自編自導自演，歌頌連的好人好事，在本連演出大受歡迎，還到各連隊巡回演出，真是譽滿全團。我們連的宣傳隊還代表全團參加二師彙演，得了獎。趙少華的收獲最大，因為在宣傳隊開始了她的初戀。當時宣傳隊條件很差，沒有錢買樂器和道具，天津知青樊振寅當時是連隊木匠，他心靈手巧，利用業餘時間給我們做二胡、月琴、梆子、笛子，還有演出用的道具。可能就從這個時候，趙少華喜歡上了這個多才多藝的小夥子了。當然正式建立愛情關係是他們上大學返城之後。
王誌東不無驕傲地說：“當時咱們兵團連隊文藝宣傳隊數以千計，可就我們這個宣傳隊出了個國務院文化部的副部長！”
老王說，少華是在1973年被我們連的職工投票推薦上大學的。大學畢業後，當過天津團市委書記，後調到國務院新聞辦當秘書長，還當過全國婦聯副主席，又擔任了文化部副部長。她雖然職位越來越高，但和我們江濱的聯係一直沒斷。記得那年春節前，少華打來電話請我們老倆口到北京過年，我一聽，眼淚就忍不住了，一位部長怎麼能想著請北大荒的退休職工到家過年！我感動，但不好意思麻煩人家。她連著來電話，我們隻好去了。火車還晚了點，少華和老樊一直等在火車站。一出站口，就聽有人喊我：“王大哥！”然後少華跑過來，抱住我們老兩口，大家都落淚了。還有一年夏天，少華把當年我們宣傳隊的8男8女都請到北京團聚，一分錢也不讓我們花，我們一起玩了好幾天，逛遍了北京各大名勝。最讓我們感動的是2010年8月2日，少華利用到黑龍江出差的機會，和愛人老樊一起回連隊看望鄉親。到了老連隊，他們一家家地看望老職工，和大家拉著手嘮家常，給當年幫助過自己的師傅送錢送物。看到我老伴已經癱瘓在床，趙少華當時就哭了。她說：“大嫂啊，當年你們家給我溫暖最多！你好好養病，身體好了，再上北京玩！”說著就往她的手裏塞錢……
“前幾天，少華還給我打電話說，我現在到全國人大工作了，不那麼忙了，你領大嫂來吧！我陪著你們再跑幾家醫院看一看！”說到這兒，老王眼睛一熱，說不下去了。
江濱的鄉親們，北大荒的鄉親們時常惦念著曾在這片土地上留在寶貴青春的知青們。我所到之處，見到的所有人都說，沒有當年知青十年的奮鬥，決不會有北大荒的今天。他們的青春活力，讓沉寂的山河土地煥發了新的生命力，他們帶來的先進文化的影響，包括城市先進的生活方式的影響，使北大荒人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想，轉業官兵給北大荒帶來的是戰爭年代的那股革命精神，它點燃了拓荒者無所畏懼無往而不勝的激情，又轉化為巨大的生產力，完成了這片土地的原始積累；而知識青年的到來，如種子一樣灑滿大地，在這裏充足的陽光照耀下，也在風雪嚴寒中的考驗中，它們開出遍地的文明之花。這種潤物細無聲的影響，浸透了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使他們知道了文化和知識的力量，並努力使自己成為有文化有尊嚴的人。知青為北大荒創造和留下的是“軟實力”。這些年，北大荒的現代化的進度如此之快，一個重要原因是整個北大荒墾區的領導者多數是當年知青的學生，在他們世界觀初成階段，他們從城市知青身上接受知識文化和進步思想，他們早就有了追求現代化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準備，時機一到，他們就趁勢而上。這才有了現在的北大荒時代性的大發展、大變化。
當然，知青們也深知，北大荒是他們的社會大課堂，也是人生大“煉獄”。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空裏，他們認知了國情，感受了人民的溫暖，升華了思想，練就了本領。而在中國進入新時代的時候，他們脫穎而出，一部分人成為國家的棟梁，也是曆史的必然。在寶泉嶺管局所屬農場的知青中的省部級幹部，除了文化部副部長趙少華，還有下鄉到寶泉嶺農場的北京知青、現任的福建省省委書記尤權，下鄉到綏濱農場的北京知青、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中國民進副主任委員、原黑龍江省副省長王佐書。他們都經曆過北大荒艱辛勞動，又通過考學離開北大荒，因在工作中的突出成績，而走上領導崗位上的。這些年，他們都回來到當年給自己溫暖的土地上，看望鄉親，並通過各種方式，幫助了北大荒的發展。我這裏隻能寫些他們的名字，而不能寫下他們的貢獻。這是他們的囑托。
令我高興的是，我在江濱看到了新一代知青——他們是應聘走進北大荒的大學生。那個長得白白淨淨，成熟穩重的副場長尹龍，已經在江濱工作8個年頭了。說起這些年，在這片熱土上的火熱生活，他生發很多感想。
尹龍正在北京農學院讀研究生時，被寶泉嶺管理局的人才引進政策所感召。那是2006年12月，他到寶泉嶺管局考察了兩天，雖然那是大雪紛飛的時節，可農場機械化的先進水平讓他驚訝，農場職工現代化的強烈願望讓他感動，北大荒無以倫比的農業現代化前途讓他熱血沸騰。隻看了兩天，他就和局裏簽訂了錄用合同。回北京後他又說服了妻子李玉珠和他一起登上了北去的列車。她是他在河北農大的同學，她已經在山東一家知名的藥業公司工作了，還當上了業務經理。她決定一起和丈夫尹龍到北大荒工作，不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古訓，而是深信北大荒是他們這一代學農的大學生建功立業的最佳之地。
這一代知青比我們老一代知青幸運多了，尹龍因研究生的學曆被安排為場長助理，李玉珠的本科學曆被安排機關科室作業務工作。他們享受了5萬+3萬元的補貼，在場部買了98、44平米的樓房，很快也買了車。如做夢一樣，他們迅速獲得了在大都市要奮鬥一輩子才能達到的生活條件。工作順風順水，尹龍很快當上了副場長，李玉珠也成了場裏的業務骨幹。北大荒天藍地闊，空氣清新，他們生活得格外的幸福，可愛的兒子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降生。甚至雙方的父母也來到了北大荒生活。
2011年，尹龍還被管局派到俄羅斯的遠東公司鍛煉了一年。在那個條件十分艱苦的農場，他當總經理助理，管理農業的標準化生產，同時還兼任車夫、更夫和夥夫。工作十分勞累，但他學到中國農墾走向世界的基本經驗。
尹龍急匆匆地從備耕的一線回來接受我的采訪。我們一起探討了兩代知青的異同，相同的都是滿懷理想走進北大荒的，都充滿創業的激情。不同的是：
一是老知青，許多人是迫於政治壓力來的，因為那是在文革的那個特殊的時期；而新知青是經過人生的選擇，誌願應聘的。
二是老知青來時隻接受了不完整的初高中教育，有的人可能隻有小學文化；而新知青都有大專以上的專業文化學曆，多數人是學的和農業有關的專業。
三是老知青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從事的勞動也是從最普通的農耕勞動開始的；而新知青從事的都是本專業的技術工作，生活和生產條件都比老知青好得多，甚至越過了他們的夢想。
我對尹龍說，我們老知青對你們真是羨慕嫉妒，就是沒有恨，隻有愛！相信你們一定會超過你們的前輩知青，現在你們從基層幹起，若幹年出個管局和總局的局長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出個農業部長也不奇怪。不過，別都想當官，事業發展同樣需要徐一戎這樣的農業專家和鈕煥那樣的畜牧專家，希望你們中專家輩出，能在農業技術等方麵創個世界紀錄才好！
我說，老前輩還要告誡你們，條件好了，別貪圖安逸，老知青的吃苦精神，你們可別丟了！
尹龍笑著說，你們就放心吧！我們也是北大荒人！
新一代知青在北大荒土地上迅速成長，他們無疑是北大荒新生產力的骨幹和現代化的先鋒。寶泉嶺管局人社局局長陳少華告訴我，尹龍那一批共引進51名大學生，現在已經有2名被總局調到外局的農場當場長和書記了，有3名在本局內擔任了副場長，19名被選拔為副場級後備幹部。自2010年以來，管局又引進各種人才1996人，其中研究生71人，本科學曆1143人，專科學曆372人。全局實現了每個農場都有研究生，每個管理區都有本科生。
11——人勤春早年豐
黑龍江的冬季特別漫長，大地封凍，大雪紛飛，萬物休眠。農民也有“貓冬”的習慣，大約在十月未，收完莊稼，賣完糧，就無農事可做。於是，辛苦了一年的農民兄弟，要麼躺在熱炕上睡大覺，要麼湊幾個人打牌，一年掙那點養家錢，可能一夜間輸個精光。
這些年的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黑龍江的農民變得勤快了。當然最勤快的還是農場種地的職工。其實他們一冬天也沒閑著，每個人都參加各種農業技術學習班，聽各大學和研究所專家講座。還有的自費出去學習，走訪兄弟農場拜訪種養植能手，當麵求教；還有的跑種子公司、農資公司，安排明年的采購計劃；還有的坐在家裏的電腦旁上網查看糧食價格行情和新品種介紹，盤算著明年的種植方案。親朋好友的聚會是不會少的，酒桌上議論最多的是誰家去年收入最多，今年又買了什麼好機械，明年種什麼品種。聚眾賭博在農場很少見，因為他們沒這個興趣，也沒那個工夫。
我在寶泉嶺各農場跑的時候，才二月末，遍地是厚雪覆蓋，還見不到一點春綠。可在農場的大片土地邊上有拖拉機在推雪，有人在平整出的長方形的地上立棚架，然後用塑料布蓬起園孤形的大棚。一個大棚占地麵積一二畝地，幾十個大棚整齊有序排列在雪野裏，如一座座水晶宮一樣，在陽光下閃爍著神奇的光彩。這是北大荒早春最引人關注的風景。隨著北大荒水稻種植麵積的增加，這種世界最大規模的水稻育秧大棚在三江平原、在黑龍江廣闊的土地上出現。
當然立起大棚的還有農村的，他們都是和附近農場學的。過去說，村看村戶看戶，農民看幹部。現在黑龍江的農民，都在看農場職工怎麼種、種什麼，照樣學樣，他們也變得勤快和聰明了。借助大農場的影響力，推廣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技術，推進了這個“中國產糧第一大省”目標的實現。
原來以種老三樣“小麥、玉米和大豆”為主的北大荒，產量低，效益差，現在因擴大水稻而進行的種植結構的革命，使北大荒成了名副其實的“中華大糧倉”。對此清華大學的著名教授胡鞍鋼有這樣的評價：
“現在北大荒已經成為全國優質水稻主產區。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北大荒以徐一戎為首的科技團隊引進消化了水稻旱育稀植技術，並集成創新了寒地低溫地區以“葉齡診斷”為核心的水稻“三化”栽培模式，實現了從育秧到收割的全過程機械化操作、工廠化管理、精準化控製，使旱作區成為水稻種植區。1991年墾區水稻播種麵積突破100萬畝，到2009年突破了1600萬畝，墾區水稻單產由每畝535斤上升為每畝1132斤，增長了1倍之多，由低於全國平均數的29%上升為相當於全國平均數的129%，相當於2007年世界平均數（564斤/畝）的兩倍，是世界水稻生產的最高水平；墾區不僅創新了寒地低溫地區種植水稻的科技創新奇跡，而且也是世界上三大黑土帶中唯一的大麵積、高產、穩產的‘水稻奇跡’，成為當今世界糧食綜合產出水平的領先者，也為中國農業特別是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做出了重大貢獻。”
農場的幹部也有切身的體會，江濱農場的農業科科長陳廣的老父親是1956年山東青年墾荒員，他從小在這片土地上長大，中學畢業後考上八一農大，學習的就是水稻專業。他說，我們江濱農場白漿土占耕地的80%。過去種“老三樣”，年年虧損，成了貧困場。從1985年試種水稻沒有成功，1990年再次試種，一直到2008年才大麵積推廣，整個一套作業全按徐一戎老先生的辦法，產量不斷提高，大家嚐到了甜頭，種水稻的積極性更高。現在全場水稻種植27.2萬畝，占全場種植麵積的80%。因水稻增加了收入，農場也脫貧致富了，全場人均年收入也突破了兩萬元。
我說能給我介紹一個種水稻的大戶嗎？他說正好崔同斌來場部辦事，你和他談一談。這位剛從搭育秧大棚現場趕來的中年人，身穿皮夾克，藍毛線衣，翻著白領，真像個企業的“白領”。他聽了我的話，笑著說：“我可是個真正的種地藍領！”
崔同斌1964年就出生在江濱，父親崔夢堂是1956年從山東單縣來墾荒的。他1984年高中畢業在父親工作的生產隊參加了工作，還是當農工，種大田。當時開始實行土地承包，他領著38人包了1500畝地種，大家都挺賣力，可效益不行，每年收入才幾千塊錢。1987年場裏辦果糖廠，他去當了三年化驗員。工廠黃了，他又回到隊裏種地。這時農場體製改革，開始辦家庭農場了，他包了1000多畝地，也成立了自己家的農場。因為還種老三樣，耕作方法也是老一套，成效不大。2000年，場裏推行種水稻，他把170畝小麥改種了水稻，打井引水澆灌，當年純收入二萬元，全家樂得夠嗆！
崔同斌興奮地說，我最幸運的是2001年到別的農場考察時認識了徐一戎先生，我成了他的弟子，他成了我種水稻的場外指導，地裏秧苗有了什麼變化，我立刻給他打電話，我一說話，他就知道是我。“小崔呀，又有什麼問題了？”我也是言聽計從，嚴格按徐老的要求種地，因為長得好，產量高，我家的地成了江濱的“樣板田”。我成了徐老在江濱的“代理人”，手機24小時開機，隨時解答水稻戶的問題，用大家能聽懂的語言講解，今年種什麼品種好了，什麼時候水溫應達到多少，出現什麼問題時采取什麼辦法，我都無保留地告訴大家。
場黨委宣傳部的雷金城部長告訴我，老崔曾先後被總局、管理局評為“勞動模範”、“科技示範戶”、“星級文明戶”， 還多次被農場評為“水稻大王”、“優秀共產黨員”、“先進生產者”等榮譽稱號。他在管理區承包了8.7公頃（每公頃15畝）水田，每年平均單產都達10噸以上。崔同斌的高產高效栽培示範作用，調動了管理區種植戶堅持科學種田的積極性。他還把自己所學的農業科技知識傳授給種植戶，引導種植戶學科技、用科技、依靠科技致富。每到春天開始扣棚育苗季節，崔同斌總是經常走東家去西家，鑽大棚、查苗情、起早貪黑，認真指導和幫助水稻種植戶製定栽培措施，傳授栽培技術。在春播生產過程中，崔同斌主動與困難戶結成幫扶對子。隻要他們在生產、生活中遇到困難，崔同斌都會義不容辭地給予幫扶。2013年，他幫助倪建國墊付資金五萬元，幫助董雲國墊付資金購買生產資料七萬元。還幫助貧困戶賒種子、化肥農藥，秋收期間幫助困難戶接糧食，這樣的好人好事對他來說已無計其數。
我問崔同斌，你總幫助別人，自己家的日子過得怎麼樣呀？他說，沒問題，挺好的。我種的水稻因為品質好，每公頃都有一萬多元的純收入，如果是種子田能收入二萬元。這幾年，為了提高生產效率，他花40多萬買了十多台套大型先進的農業機械。自己家裏也在場部買84平米的樓房。當然讓老崔最自豪地是他和妻子靠自己的力量供養女兒上了大學！她在哈工大研究生畢業了，現在是哈理工大學的講師。
我笑著對這位種糧大戶說，你可不能小富即安，跟著女兒上哈爾濱享福去！
他說，不能。今年我們已經成立了一個種水稻的合作社，60多戶參加，包了1000公頃土地，我們要統一品種、統一采購農資，統一銷售產品。
我說，你這個理事長，要好好為大家理事呀！
崔同斌領著我去參觀他剛立起的育秧大棚，就在離場部三裏地的第二管理區。嗬！他領導的合作社，今年立了200多座棚，遠遠一看，如古戰場的戰篷，頗有氣勢。棚裏的土地已平好，等著場裏的育苗車間的水稻發芽，長出苗來，再移栽到這些大棚裏，等苗長到時候再種到地裏。當然這一切都是機械化作業，插秧機是從外國進口的。今年崔同斌包了14公頃水稻，立了4座大棚。他的妻子，正在棚裏忙著，大棚裏陽光普照，暖意融融，她滿臉的笑意。
告別崔同斌一家，場裏領導陪同我爬上附近的那座青鬆環抱的小山，隻見山間聳立著一座抗日英雄紀念碑。碑下的白雪和樹叢下還立著一位烈士的墓碑，下麵埋著犧牲在這片土地的一位抗日英雄。場領導介紹，他叫馬德山，朝鮮族，1911年生於上海，1927年隨父母遷居到蘿北縣梧桐河的福豐稻田公司，因就讀於共產黨員崔石泉（崔庸健）創辦的鬆東學校接受革命思想。後來加入湯原縣的抗聯隊伍，曾任指導員、團政治部主任和抗聯第六軍第一師長。
據江濱場誌記載，1938年春，馬德山師長率一師北渡鬆花江，轉戰綏濱和蘿北一帶。5月5日，馬師長和六軍五師政治部主任高玉斌率領的100多人，在六軍參謀長馮治綱的統一指揮下，設伏於肇興東南高家窩棚附近，狙擊從雙城經蘿北去綏濱的日偽警察。馮和馬率10多名戰士埋伏在高家窩棚一華裏的小山崗的叢林中，其餘部隊潛伏在西山包西部的一個較長的小崗上。上午9時許，日偽警察及家屬300餘人，數十輛馬車，經過高家窩棚。敵尖兵班帶著的警犬，走到西山包前突然狂叫，偽尖兵上山搜索，馬德山和馮治綱立刻指揮戰士向敵兵開火，將12人全部擊斃。這時大股的敵人聽到槍聲，立即散開，搶占有利地形，負隅頑抗。高玉斌馬上率隊繞到敵後，向其進攻，敵人腹部受敵，傷亡慘重。他們邊跑邊打向肇興逃竄。馬德山帶領戰士衝下山包，猛追逃敵。當追至高家窩棚100米處，一個叫“三間房”的地方，馬德山不幸被流彈穿透胸部，身負重傷，在抬往密營途中犧牲。
老抗聯戰士、原省軍區副司令員王軍在回憶文章中說：“三間房”伏擊戰是勝利了，但不幸是是馬師長犧牲了。馬師長是一位傑出的指揮官，獨立師師長，統領2000多人馬。“三間房”伏擊戰後，軍裏派我來掩埋馬師長屍體，由我和西林子（現江濱一隊）的幾位農民把他和另兩個一起犧牲的戰友埋葬在一個山包上的東南坡上。一起犧牲的有一位秘書，叫丁保善，還有一位警衛員，叫楊坤，他們3人都是在追擊敵人時，被躲在“三間房”的房夼裏的殘敵打冷槍而中彈身亡的。